藏族、蒙古族的《格萨（斯）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蒙古族的《江格尔》是驰名中外的中国“三大史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提到并高度评价“三大史诗”，极大地鼓舞了各民族传承者和研究者，为“三大史诗”传承、保护和研究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中国史诗学是民族文学研究所优势学科。在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做好“三大史诗”工作，就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其跨国界传播，跨族际共享的实际，充分认识、深入挖掘和深刻阐释其传承、保护和研究工作所具有的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文化和政治的双重意义和价值，把它同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相结合，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三大史诗”的系列重要论述。

　　一、传承、保护和研究“三大史诗”，培育、传承和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中，“三大史诗”既是培育、传承和展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又是提高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世界各民族都以其伟大的民族史诗而自豪。经过世世代代民间艺术家的千锤百炼，“三大史诗”把相关民族世代相传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口头文类与生产生活、人生仪礼、宗教仪式及节庆活动的生动描写融为一体，配以琴声、旋律、诗行、节奏以及夸张的身体表达，将史诗的口头艺术和感染力发挥到极致，从而形成难以企及的古代艺术高峰。同时，她们还包含着各民族宇宙观、世界观、传统知识、民间智慧、口头艺术的巨量信息，全面反映了各民族与自然环境和历史的互动，传递着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创造力。“三大史诗”叙述着各民族在极端险峻的外部环境中通过顽强而智慧的斗争取得胜利，保家卫国，建设家乡的故事，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争取胜利的民族精神，成为民族自豪感、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研究和宣传“三大史诗”艺术成就和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对提高中华民族之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大史诗”跨欧亚、跨国际、跨族际传播、接受和发展过程，凸显中华文化的国际吸引力和文化影响力。研究和宣传这一点，对于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也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藏族蒙古族的《格萨（斯）尔》不仅广泛流传于中国七省区多个民族民间，同时还传播到了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国以及俄罗斯联邦的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和图瓦等地区。蒙古族的《江格尔》则最初产生和流传于中国新疆卫拉特蒙古民间，后来传播到俄罗斯联邦的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人、图瓦人和阿尔泰人，蒙古国的喀尔喀人和卫拉特人，吉尔吉斯斯坦的萨尔特卡尔梅克人中。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除了在我国柯尔克孜族民间，还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的众多民族民间均有流传。于是，中国“三大史诗”便成为跨欧亚大陆并为多民族共享的史诗传统。除此之外，她们还被翻译成世界众多语言出版发行，为世界各民族所欣赏和接受，极大地拓展了传播时空，扩大了世界影响。传播范围之广，说明“三大史诗”具有伟大的艺术魅力、极强的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

　　深入研究和宣传我国在“三大史诗”的抢救保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彰显我国制度优势，对于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我国“三大史诗”均跨境、跨族群传播。其现代意义上的搜集、出版、保护和研究工作均始于国外，迄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我国搜集、出版和研究工作基本上始于20世纪，起步上落后10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开展大规模有力度的抢救、保护工作，短短几十年时间搜集整理出版的“三大史诗”文本达到了国外200多年成果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拿《江格尔》来说，国外200多年记录出版了30多个诗章，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短短十多年时间里就记录出版了100多部独立诗章的200多部异文，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我们要继续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持续不断地取得抢救保护新胜利，通过网络信息等各种途径，在国际国内大力宣传我国民族文化政策的辉煌成就。

　　二、深入研究和挖掘“三大史诗”思想内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大史诗”看似叙述着战争故事，但最终表达的是人民渴望国家太平安宁，各民族和谐相处，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江格尔》描绘了使用70种语言的族群，在人间天堂宝木巴国共享太平生活的美好景象，表达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好愿望。而在藏族和蒙古族民间，从清朝开始就有了格斯尔和关羽是同一个人，《格萨（斯）尔》就是蒙古族、藏族的《三国志》的说法。在早期蒙古文《格斯尔》手抄本上用汉文明确注明“三国誌”字样，1716年在北京出版的蒙古文《格斯尔》的版名也是汉文书写的“三国誌”。17世纪成书的蒙古文佛教文献《红史》中说，为了降服祸害人间的恶魔，佛的化身分别变成三个格斯尔下凡人间，汉族、蒙古族、藏族分别向格斯尔献祭的传说。而这一传说的叙述模式可追溯到叙述汉族、蒙古族、藏族等各民族同出一源的祖先起源神话，说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于各民族最深沉、最古老的文化传统中。蒙古族《格斯尔》一个篇章巧妙利用了宋代《板桥三娘子故事》，而蒙藏《格萨（斯）尔》开头部分均利用了汉族后稷传说，说明了中华文化是在彼此交往交流交融中用各民族文化元素创造的，“三大史诗”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遗产。

　　三、把“三大史诗”活态传承优势转化成理论优势，在国际上提高中国学术话语权

　　与早已失去活态语境，仅保留文学文本的西方国家史诗传统相比，我国“三大史诗”仍保持着活态传承，较完整地保留着史诗传统古老的形态。即使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网络信息传播技术的高度发展，史诗的演述、传承、传播环境都发生了巨大改变，依然保持着活态传承方式，并不断催生出适应时代的传播新方式与新途径。这就提供了在过去、现状和未来趋势的综合性、全观性语境中把握史诗形成、发展、演变和转化规律，提出原创性、创新性理论观点的可能和条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精神为指导，充分利用活态史诗资源优势，把资源优势转化成为理论优势，提炼和打造易于为国际学术界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引领国际上关于中国“三大史诗”的研究和讨论，占据国际学术话语权，为提高中国学术的国际地位，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

　　四、深入研究“三大史诗”同欧亚各国各民族文化的深层联系，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如前所述，中国“三大史诗”早已超出民族范围，打破国家界限，在欧亚大陆沿丝绸之路各国各民族中广泛传播，成为欧亚很多民族和族群共享的文化创造。在此过程中，各国各民族人民基于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丰富和发展“三大史诗”的情节内容、文化内涵，把“三大史诗”融入各自史诗和文化传统的同时，欣赏和接受其中反映人类共同理想的思想观念，并以各自特有的方式继承和发扬光大。于是，形成了五彩斑斓、独具特色的各国《格萨（斯）尔》《玛纳斯》和《江格尔》传统。在这些国家兴起了相关研究，探讨与中国各民族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渊源、继承与发展问题。这样，与我国“三大史诗”研究共同构成了热度持久、话题广泛、联系紧密、多学科交叉并不断深入的国际性专门学问。中国“三大史诗”便成为欧亚各国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中最深沉、最牢固的精神纽带。而这，正是我们用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宝贵资源。

　　总之，在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谋划“三大史诗”传承、保护和研究工作，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为提高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