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谢伏瞻院长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篇文章中回顾了党中央一向以来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关心和指导：

　　“新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创建、发展和繁荣起来的。1949年9月，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为发展科学文化，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应当高度重视理论建设，保障学术自由，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研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2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必须始终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发展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党的十七大报告也使用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表述。”

　　为了探究院史所史，我查考了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的一些材料，得知1949年拟议中的科学院名字本是“人民科学院”，“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赫然在目：

　　“科学院将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过去中央研究院的重点是偏重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新的科学院既就中央研究院改组，社会科学的一翼暂时可能很贫弱，但为了纠正过去‘社会科学不算科学’的错误观念，科学院必得保留一部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等将来客观主观的条件成熟而我们有把握采取主动时，不妨再把马列学院中一部分社会科学研究移植于科学院中。为了纠正‘为科学而科学’的不正确的概念，同时强调‘科学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称为人民科学院，在现阶段中更较为适宜。”（《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1949）》）

　　为什么要强调“纠正‘为科学而科学’的不正确的概念”呢？我们可以看看民国时期中研院的负责人之一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里的说法：

　　“（一）我们反对‘国故’一个概念。世界中无论那一种历史学或那一种语言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二）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三）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近百年中，拉丁文和希腊文在欧洲一般教育中之退步，和他们在学问上之进步，恰恰成正比例，我们希望在中国也是如此。现在中国希望制造一个新将来，取用材料自然最重要的是欧美的物质文明，即物质以外的东西也应该取精神未衰败的外国。历史学和语言学之发达，自然于教育上也有相当的关系，但这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这一行的学术。这个反正没有一般的用处，自然也用不着去引诱别人也好这个。”

　　对我们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如果按照他这几条，就没法做研究了。他反对具有国别特色的学术研究，对一些自然现象那样也许是对的，但中国文学历史如此悠久，特色如此鲜明，如果用西方文学的统一研究方法来做，不知会做成什么样子；他反对疏通，跟胡适主张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一样的主张，但文学研究很重要的就是“阐释”，阐释就是一种疏通；他反对普及，这是我们更难接受的，历来文学的经典化就是通过普及实现的，前辈学术大师也是在不懈的普及工作中深化了文学研究的。从这种理念上的对比清楚看出，傅斯年他们就是代表了“为科学而科学”的概念，如果按照这种原则去做，就无法做到“为人民做学问”、“科学为人民服务”了。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科学院领导人，其中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占了多一半：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副院长：陈伯达（社会科学工作者，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克思列宁学院副院长）；李四光（自然科学工作者，教授）；陶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教授）；竺可桢（自然科学工作者，前浙江大学校长）。

　　1949年11月14日，郭沫若院长在中国科学院干部会上发表讲话，报告科学院成立经过及今后工作方向。在谈到科学院的任务时说：要执行共同纲领，发扬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与大众的方向，反对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化，用科学的历史观点来发展社会科学；在谈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时强调：“我们的国家现在必须要尽速恢复战争疮痍，因此现在的政治重点应该放在经济建设方面”，“所以今后科学院的重点无疑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至于社会科学，并不是抛弃不管，而是要把它慢慢发展，将来在适当时机，使二者取得平衡。”

　　建院初期，中国科学院在建制上首先是接收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现成的机构。1952年筹建文学研究所、1954年筹建哲学研究所等，才真正体现了我党的发展社会科学理念。文学所王平凡先生在回忆老所长何其芳的文章中介绍了那一段历史：

　　“文学研究所1952年2月开始筹备之前，何其芳同志担任中央马列学院语文教研室主任。有一天，其芳同志对我说，乔木、周扬同志向他传达了周总理指示：要成立中国文学研究所，要他和郑振铎先生做筹备工作，并要马列学院大力支持。他提出要语文教研室教员杨思仲（陈涌）、力扬调文学所，已得到院领导同意，并经中组部批准。其芳同志根据乔木、周扬同志指示，以全部精力进行筹备工作，亲自拟订方针任务、研究机构、人员调配、研究计划等。文学所于1953年2月2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国家的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 （王平凡《深切怀念老所长郑振铎、何其芳同志》）

　　“文学研究所成立时确定的总的方针任务是：按照国家的需要和本所的具体条件，有步骤、有重点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研究我国和外国的文学与文学理论，以及整理文学遗产，促进我国文艺科学水平的提高和文学创作的繁荣，其芳同志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把科研业务列为首要任务来抓。从所成立到1958年期间，人员发展到125人，其中研究人员68人，编辑人员18人，助理业务人员23人，行政人员16人。虽然机构小，人员少，但工作效率高。”（王平凡《何其芳同志如何领导科研工作》）

　　仔细阅读文学所的所史和老先生们的回忆，得到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始终让学术研究取向于党和国家的需要，取向于服务大众、服务社会，始终让政治任务纳入学术讨论范围内。用政治思想指导学术，用学术研究体现政治。

　　早在建所之初，何其芳先生就提出“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这个作风绵延不息一个甲子。建所六十年时候，刘跃进所长这样总结文学所的传统：

　　一，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发挥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引领示范作用，这是文学所成立六十年最基本的经验，也是最重要的特色。

　　二，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团队力量，夯实学科基础，这是文学研究所在学术界保持较高学术声誉的根本保障。

　　三，尊重学术个性，鼓励广大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撰写传世之作。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四，贯彻“双百”方针，坚持“二为”方向，始终把编选优秀的古今文学读本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刘跃进《追寻文学所精神》）

　　这几条，是今后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

　　在保持这样的优良传统的前提下，在中国文学研究发展的新时代，我们当前迫切的任务是什么呢？应该说，文学所六十六年的历史，学术方向始终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初心，我们始终没有忘掉。新时代有新时代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项原则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

　　我们的中国文学研究，学科体系十分成熟，也日趋合理。我们的学术体系相对来说还有漫长的路需要走。什么是学术体系？谢伏瞻院长有明确的论述：“学术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理念、原理、观点，理论、学说、知识、学术等；二是研究方法、材料和工具等。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内核和支撑，学术体系的水平和属性，决定着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水平和属性。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史表明，一种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确立，往往就是一门新学科的诞生。成熟、独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通常是区分学科最重要的标志。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这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全国社科界、全院同志共同努力。”

　　文学研究所建所初期，重点在于古典文学的研究，现代文学和文艺理论还刚刚起步。1961年1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对五十年代学部各学科的总结是：“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调查、民族调查、语言调查、考古发掘工作，以及资料的系统积累和学术遗产的批判整理工作。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开展了各种学术批评和讨论。”其中经济学、民族学、语言学和考古学四个学科体系比较成熟的学科首先受到肯定，文学所的工作应该归在了学术遗产批判整理工作和开展的学术批评中；谈及当时的热点，报告说“在经济、哲学、历史、文学、语言、民族等学科中都有许多学术问题，例如：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矛盾的斗争性和统一性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形式逻辑问题，美学问题，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等等”，提及文学研究和美学问题。六十年代，文学所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文学概论都有了系统性的成果，标志着学术体系初具规模。

　　文学研究侧重于古典的时候，方法比较简单；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发展起来以后，方法的探索逐渐丰富多样起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新理论新方法都在文学研究上有所投射，但真正融通各种理论资源的立足于中国的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尚未成形。我从去年年初到现在为《文学评论》写的编后记，多次都是以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为主题，我想，中国文学研究发展到今天，不论是从党中央给我们的要求讲，还是从学术自身的逻辑发展讲，都是学术体系呼之欲出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满足于针对个别作家作品的孤立研究了，或者说，在个案研究的同时，要建立起全局的思考，系统性的思考。这需要我们共同为之奋斗。

　　谢伏瞻院长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的党课中嘱咐青年同志：“当前，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推进改革开放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四十年前。那些容易的、皆大欢喜的、带来普遍利益的改革基本完成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正如历史所昭示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项伟业从一开始就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今天，无论改革开放的领域拓展到哪里，无论外部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只要始终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继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具体落实到行动上，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

　　这一番话分量很重。“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四十年前”我们已经深有感触。四十年前推动中美建交固然是极大的魄力，但今天处理中美贸易战的难度丝毫不小于当初的破冰之举；三十多年前提出一国两制处理香港问题是个伟大的创举，但处理今天香港社会复杂局面的空前难度也不弱于当年；同样，学术研究四十年前解放思想迎来了空前的大发展，今天我们打造三大体系的重任可以说其高度和难度也是前所未有。我想，谢院长的嘱咐不仅是针对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种期待和指导，也是一份沉重的托付。我们所青年人占了大半，文学所的未来靠的是你们，“三大体系”建设的任务更多落在你们身上。

　　（节选自2019年7月27日在文学研究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培训班”以“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初心和使命”为题主讲的党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