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的形成，实质上是指世界各民族文学建构了一种普遍联系的关系。世界文学存在于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关系中，没有民族文学也就没有世界文学，一百多年来的文学历史就是各民族文学走向世界化的历史。每个民族的文学都不可能不同其他民族的文学相互交往，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大家所希望的相互依赖、平等共存的文学共同体的出现。大家看到的各民族文学的交流本质上是一种非对等的交流，民族的经济强势必然赋予该民族的文化与文学以交流与对话的强势和优越感。如果在交流与对话之中出现了一方强势话语，交流与对话就极有可能异化为一种不平等的赋予和倾听。民族文学的个体性与世界文学的普遍性在相互关系上的实际状况依然无法抹去文化上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己民族的文化个性，这是第三世界各民族共同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以胸怀宽广的对外交流才能给民族的文学注入永远创新的强劲活力。

　　一、“世界文学”的提出

　　文学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世界文学作为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现代现象， 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的形成是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学或文化形成的前提与条件。当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器轰鸣引发了工业革命、建立了世界市场的时候，各国文化之间先前的联系和交流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说的各国文学或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化的时代。

　　“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是由德国著名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提出来的，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是歌德留给我们的文学名著，而《论德国建筑艺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评述温克尔曼》、《与爱克曼的谈话录》等著述则体现了歌德的文艺和美学思想。而要理解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必须首先了解歌德对建设德意志民族文学的不懈努力和深入思考。

　　歌德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欧洲各民族纷纷统一，而德意志民族却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时期。在德国内部，从启蒙主义者（如莱辛、高特雪特等）开始，有识之士都在追求德意志民族在近代意义（语言、地域、政体、宗教、民族性格等方面的统一）上的真正形成，力求实现17 世纪以后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主要民族那样的统一和强盛。但实际上，受经济落后、连年战争、宗教对立、市民阶级庸俗软弱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德意志在经济、政治、宗教上的统一是困难重重。而新古典主义在17 世纪的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国的近代民族的形成和统一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就成为德意志启蒙主义运动者关注和仿效的一个中心，因而从文化上尤其是文学艺术上为形成和统一近代民族的努力就成为德意志启蒙主义运动的最主要内容。在这场运动中，歌德深受莱辛的思想影响，他在回忆录《诗与真》中曾经把莱辛的《拉奥孔》等著作中的启蒙主义思想比喻为“像电光一样照亮了我们”。也正是这种时代任务和启蒙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使得歌德始终将建设德意志民族文学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在他担任魏玛公国的宫廷大臣以后，他将这一使命感付诸于实践。而到了1786—1788 年和1790 年两度游历意大利之后，歌德回到魏玛后辞去了一些宫廷要职，仅仅担任艺术科学事务总监，并于1791 年任魏玛宫廷剧院的领导。从1794—1805 年歌德与另一位德国美学家席勒的合作历程来看，建设一座民族的剧院，继承莱辛在汉堡民族剧院未竟的统一民族的事业，成为这两位伟大美学家共同的理想。在将这一理想付诸现实的历程之中，文学与民族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为歌德关注并深入思考的主要美学问题。

　　歌德在刊于1795 年5 月号《时代女神》上的《文学上的暴力主义》（又译为《文学上的无短裤主义》）一文中，针对当时一位名叫耶尼斯的人所写的《德国人的散文和辩才》中所鼓吹的“德国人缺乏卓越的古典散文作品”的论调进行了驳斥，集中论述了民族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歌德这样写道：

　　何时何地才能产生民族古典作家呢？他需要具备下列条件：他能在自己民族的历史中看到伟大事业及其结果形成幸运而有意义的统一体；他并不感到自己同胞们的思想缺乏伟大性，情感缺乏深度，行动缺乏坚强性与一贯性；他为民族精神所渗透，通过内蕴的才赋，感到自己能够同过去和现在的事物发生共鸣；他的民族处在高度的文化水平，以致他自己的培养变得容易；他能收集到许多材料，能得到前人已完成的或未完成的试验，能看到许许多多外界的和内在的情况汇合在一起，使他不必付出昂贵的学费就能在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预见到一项伟大的工作，加以安排，并在某种意义上予以实行。……每一个人，包括最伟大的天才在内，都在某些方面受到时代的束缚，正如在另一些方面得到时代的优惠一样。一个杰出的民族作家，只能求之于民族。[1]91-92

　　歌德以一个文学家、美学家对养育自己土地的挚爱之情，全面分析了民族作家产生的必备条件：第一，民族在历史上有伟大的、有影响的事件。此为历史条件；第二，民族成员思想具有伟大性，情感具有深度，行动坚强一贯。此为人员条件；第三，作家为民族精神所渗透，并融贯古今。此为精神条件；第四，民族的文化水平高。此为文化条件；第五，丰厚的民族生活经验积累。此为传承条件。这些条件概括起来就是歌德的一句话——“一个杰出的民族作家，只能求之于民族”。任何文学都是一定时代、一定民族的文学，离开了民族的滋养就没有民族作家和民族文学。

　　而最值得重视的是，歌德并不是一个视野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视野宽广、具有世界胸怀的文学家、美学家。歌德曾经指出：“并不存在爱国主义艺术和爱国主义科学这种东西。艺术和科学，跟一切伟大而美好的事物一样，都属于整个世界。只有在跟同时代人自由地和全面地交流思想时，在经常向我们所继承的遗产说教的情况下，它们才能得到不断的发展。”[2]84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世界胸怀，使得歌德很早就敏锐地预言到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降临。1825 年1 月18 日，歌德的一段论述，可以视为他的世界文学观念产生的内在依据——“世界总是永远一样的，一些情境经常重现，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一样过生活，讲恋爱，动情感，那末，某个诗人做诗为什么不能和另一个诗人一样呢？生活的情境可以相同，为什么诗的情境就不可以相同呢？”[3]55在歌德看来，世界文学的产生来源于世界的共通性、民族生活的相通性、人类情感的共同性、生活情境的共通性，这些现实的共通性使得不同民族的诗人有可能创作出情境相同的诗作。19 世纪前期，歌德热衷于研究东方文学，陆续出版了《东西方合集》（1819 年）、《中德四季晨昏杂咏》（1830 年），他强调东西方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歌德是第一位正式以德文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学者， 1827 年1 月31 日，歌德在与其秘书艾克曼的谈话中，首先称赞中国传奇小说《风月好逑传》， 然后首次使用了“ 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一词，写下了这样一段文论史上的著名文字：

　　我愈来愈相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诗随时随地由成百上千的诗人创作出来。这个诗人比那个诗人写得好一点，在水面上浮游得久一点，不过如此罢了。……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诗的才能并不那样稀罕，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该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3]113-114

　　这是一段天才的、具有相当说服力的、蕴涵了丰富美学思想的文字！歌德认为，第一，每个人都有诗歌创作的才能（可能），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一观念为世界文学的产生奠定了共同人性的基础。第二，民族文学的发展在当时已较为成熟，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是文学发展的趋势和必然。第三，世界文学的发展得益于各民族文学的交融贯通，兼收并蓄，而不是仅仅以某一个民族的文学作为范本。此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基础。第四，如果要为世界文学寻找一个典范，那就是古希腊文学。这是欧洲文化和文学的根源所在。

　　歌德是在正确理解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的前提下来阐发自己的世界文学的观念的。在歌德看来，越是民族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并为世界各地人民所欢迎。各民族的作家应该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借鉴，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贡献。歌德一方面强调各民族文学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同时又提倡各民族文学之间应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他指出：“我们重复一句：问题并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于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要学会互相宽容。”[4]178每个作家都应该重视外国的文学资源，而不只是拘泥固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歌德说：“我们的发展要归功于广大世界千丝万缕的影响。从这些影响中，我们吸收我们能够吸收的和对我们有用的那一部分。我有许多东西要归功于古希腊人和法国人。莎士比亚、斯泰恩和哥尔斯密给我的好处更是说不尽的。但是这番话并没有说完我的教养来源，这是说不完的，也没有必要。关键在于要有一个爱真理的心灵，随时随地碰见真理，就把它吸收进来。”[3]178这是多么博大的胸襟！歌德预见了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趋势，这就是在融合民族文学的基础上发展世界文学。

　　对歌德的“世界文学”这一提法，19 世纪俄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诗歌的分类和分科》一文中作了回应，并在1834 年的一篇文章中进行了发挥，他指出：“每一个民族都表现了人类生活的某一方面。”[5]17此后，别林斯基多次论及民族文学和人类文学的相互关系。他写道：“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一个没有了另外一个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6]187这是十分精辟辩证的观点。

　　二、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世界文学

　　与歌德对世界文学的一种天才的、敏感的、空泛而又充满文学家色彩的诗意描绘相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二十一年之后所提出的“世界的文学”的论断，则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具体而言，马克思是从世界的社会经济的矛盾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所形成的世界市场的这一最为基础的层面来思考“世界的文学”这一意识形态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最为大家熟悉的是他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的那段著名的文字：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对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7]35

　　马克思的这段文字体现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1847 年至1848 年，这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位革命导师战斗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思想发展的极为重要关键的时期。马克思在1847 年上半年即6 月15 日以前完成了《哲学的贫困》，恩格斯在1-4 月完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阐发了他们在1845 年确立的科学世界观的基本原理。而这一思想原理发展的巅峰标志，就是《共产党宣言》。而《共产党宣言》在1848 年2 月最初在伦敦出版之时，几乎没有受到人们注意，但很快就成为全世界无产者的必读“圣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思想，明确地确立了无产阶级的核心观念，即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作为基本线索并以反对私有制为纲领，字里行间闪耀着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思想光辉。

　　《共产党宣言》中的上述著名的关于“世界的文学”的论述，始终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与方法，对包括“世界的文学”在内的社会意识的分析建立在生产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分析之上。两位革命导师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7]37这里说的“魔鬼”，就是耸立在整个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体系。这个体系一旦成立，它就有自己的运转规则与变化秩序，有自己的独立性。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了18 世纪的德国作家脱离实际生活地介绍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品的做法——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辩。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 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的“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的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7]57-58

　　马克思、恩格斯此处所说的“纯粹文献的形式”，是指那些与社会现实脱离的词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具体分析之后指出，这种效果犹如“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7]60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深入思考始终贯穿的思想核心就是——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7]50-51

　　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的文学”的产生所做分析的理论基础即为上述思想核心的一个具体运用。革命导师异常敏锐地看到，19 世纪中期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使市场成为世界性的共同体，地域、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被资本和自由贸易打破了。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也已不可能是完全独立、自我封闭的一个世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也是成为世界历史。”[8]540-541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文学的论述可以视为对这段文字的进一步的具体阐发，他们的这一思想，对理解现代文学艺术和美学思潮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启示：要在世界范围内来看文学艺术和审美思潮的相互影响与渗透。世界市场的形成与文化视野的拓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积极影响及其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全球范围的一种开放和进步。

　　三、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

　　随着人类生活的发展变化，各国家、民族的文学艺术的相互影响和交流融合日益增强。如果说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艺术交流是局部的、偶然的和自发的话，那么，近代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与交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综合歌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文学的理解阐释，观照具体的文学艺术发展实际，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的理解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第一， 民族文学是各个民族生活与情感的表现，不同的民族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生活内容、风土人情和情感体验，这就决定着不同民族的文学必看，民族文学相较于世界文学，是更为基础的、本源的。不同的民族文学，共同构成了世界艺术画廊的美妙天地，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丧失了民族个性的作品，特别是不优先关怀民族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作品，不可能形成对人类的真切关怀。缺少民族个性，便丧失了文学的本质特征。文学的民族特性的发展越鲜明丰富，就越具有世界性。优秀的民族文学常常能突破时代、民族、阶级的界限，表现世界范围内的人们的某种普遍的思想感情，表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共同美”。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的人们都可产生共鸣，都能受到某种启示和教育，都能获得审美愉悦。

　　第二， 由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是人类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民族文学唯有置于世界性的文学交流之中，才可能得以发展与繁荣，民族文学的特性才可能得以保存与发扬，才可能以自身的不断发展、丰富，不断成熟而赢得世界意义和世界地位。这种趋势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活动日益频繁，各民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逐渐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例如，以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开始在欧洲产生影响，以后逐渐成为世界共享的文学财富。18、19 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也从欧洲走向世界。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学作品，长期因为农耕经济的自给自足和闭关锁国的状态，其影响一般局限在亚洲地区，直到18、19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才慢慢影响到全世界。歌德就是看到了中国传奇小说《风月好逑传》之后，对中国文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劝告德国作家要重视对外国文学的学习和研究，要跳出自己周围环境的小圈子，吸收外国文学的好的东西，积极与其他民族文学进行交流，共同促成世界文学的新时代早日到来。其次，各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民族文学艺术的影响。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文学艺术创作中，要善于吸取其他民族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的有益成分。例如，印度的佛教文化、欧洲的启蒙主义文学、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任何一个民族在进行民族文学建设的过程中，都不应拒绝吸取外来民族的优秀文学传统，但吸取外来民族的东西，又必须始终与本民族的文学发展实际相结合，与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审美习惯相结合，并转化成本民族的东西。我们正处在多元文化冲撞、沟通、对话的历史时期，现代通讯传媒的发达便捷，使我们时时都能感受到世界的瞬息万变，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问题。这是发展民族文学的机遇，当然也隐含着被西方强势文化同化的危险，抑或是对强势文化的盲从。辩证的看，对“文化全球化”作文化上互补互促的解读理解，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的大前景还是值得展望憧憬的。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国际世贸组织、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更多、更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文化格局这一最为基础的大背景下，在正视文明冲突、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因素、始终紧紧把握住对主流文化的控制权的前提下，必须以海纳百川的胸襟迎接世界文明的洗礼，以扎实的工作、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形式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事业。

作者简介：莫其逊（1964-），男，广西桂林人，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导，研究方向：文艺理论、美学。

　　参考文献请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