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批评作为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反映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人文理想，又在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不断更新观念，拓展理论方法。尤其是改革开放的20年间，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变革，更显现出立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多维视野融合，多种理论批评范式互补、共生的新格局。这个发展趋势，适应了当代文学创作与读者审美期待日趋多样化的要求，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中外文论的撞击与互释中凸现民族特色与理论品格的重要标志。

　　一

　　历史将永远铭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一页。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面临社会主义发展本身对文学提出的挑战。新时期的社会变革，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从经济生活到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从人们的价值观念到审美意识、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本身就是时代生活提出的新课题，是文学及其理论批评面临的挑战。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当然不能割断它和过去发展阶段的联系，即它必然要继承以往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遗产，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变革发展的要求，更新观念，在探索与创新中开拓新的道路。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比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更艰巨复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自身的矛盾、冲突，始终交织着、融会着。所以，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有一个视角，对生活现象仅从外部加以反映描写；只有一种价值尺度，要么歌颂、赞美，要么暴露、批判。尤其要对复杂多维的生活进行全方位和动态的把握，从多种角度观察透视，以系统的价值参照对生活做出审美评价，探寻文学的社会本质与审美本质、文学的外部规律与自身规律的内在统一，这样才符合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要求。

　　其次，我国的文学及其理论批评还受到来自外国文学和文论的挑战。对外开放打开国门之后，我们看到由于西方的现代主义局限于文本（作品）的语言、结构与形式的樊篱之中，从而出现了关注政治、历史、社会与现实的“文化转向”，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及“文化研究”等文论新潮正在改变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方向。这些变化表明，文学的发展是外在因素与文学自身的合乎规律的“合力”的结果，当文学注重社会—政治而忽视文学自身的特质的时候，形式主义、文本主义的文论就会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取而代之；而当文本主义走向自我封闭和自我膨胀的时候，文学的发展又会向着政治、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广阔时空开放，从而要求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达成新的、更高水平的融合。西方文学、文论的发展轨迹，与其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但其中也包含着当代人类文艺和理论思维发展中某些共同的东西，从而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信息，拓展了我们的艺术视野，激发了当代中国文学和理论批评探索、创新的活力。与此同时，我们还从中西文论的对话中认识到，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学思潮是一把“双刃剑”，对后现代语境中的大众文化应采取清醒的批判态度，对其中的金钱拜物教、物质主义、消费至上和文化艺术的复制化、平面化、时尚化进行反思与辨析，以便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悖立中寻找两者的结合点，既认可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多样化现实和理论批评的多维视野，又秉持价值系统中的基本价值取向，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理想。

　　总之，日益活跃、丰富多变的文学创作，多姿多彩的理论争鸣，广泛的方法引进，批评主体个性的张扬，使得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既关注文学审美价值创造中的主体（个体）与客体（社会），又兼顾以审美为中介的多功能系统；既采取人文学科的理论方法，又相应地吸纳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的多种理论方法，从而拓宽了批评的对象和范围，初步构建成一个多层次互补、共生的系统结构。

　　在这个开放的批评世界中，文学作品是这个系统结构的基础层面，也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对象。文学作品是作家创造的产物，是引发批评家产生批评欲望的诱因。批评家无论关涉到其他什么对象的范围，都不能不同作品发生联系。比如，以作品为对象，专注于作品自身而不涉及或仅仅稍带、涉及其外部因素（世界、作家、读者）的批评，可视为“狭义”的批评。又比如，把作品当做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整体进行批评，也不必过于拘泥于社会学的视角，还可采取适合于解释具体作品的其他视角，如心理学、语言学的视角等。再如形式主义批评，以作品的语言、技巧、结构为对象，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其批评观过于偏狭，尤其是对文学作品实际上说的是什么，表达了什么内容，采取漠视的态度，势必走向自我封闭，即不承认在形式之外还有其他的批评对象。至于所谓“批评是双向建构”的观点，却把批评的对象和批评的发生混为一谈。从发生认识论的观点看，批评确是主客体双向建构的产物，它既非单纯起因于客体——作品，由作品预先决定，也不是先验地存在于主体——批评家内部，与作品不相关涉，而是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如同一切活动都必须有对象一样，批评这种包含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活动，也应有属于自己的对象，即独立存在于主体之外、能够被主体感知并对之做出积极回应的东西，这就是以作品为中介的文学存在，批评（见解）则是在作品与批评家双向互动下发生的。

　　第二个层次是环绕作品、探究与作品发生着相互关系的“世界”（现实、历史背景与文化背景）、“作家”（作品的生产者）、“读者”（作品的接受者）。显然，世界、作家、读者并非同作品分离开来，孤立地成为批评对象，而是分别与作品结成某种关系成为批评对象。以作品与世界关系为对象的批评，着重于探讨作品是怎样描绘世界的，描绘的可信性与深度如何，也就是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真实和思想深度如何，其要旨在于透过作品去观察、认识世界。以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为对象的批评，着重考察作家的经历、个性、气质、思想、情感、潜意识等如何制约着作品，或在作品中得到什么样的反映和表现，其要旨在于从作品探寻作家的印记，力求准确、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作家。以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为对象的批评，着重阐述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和可能产生怎样的效应，满足读者需求的程度如何；或着重于研究读者是如何接受作品的，读者怎样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去参与作品的价值创造，其要旨在于张扬读者在文学接受乃至文学创作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个层次是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文学史交互作用所形成的批评对象，因而往往涉及其他批评圈子。比如，批评瞄准了文学理论，必然要涉及文学理论根植于文学作品，并进而延伸到作家和读者。这样，针对特定文学理论所展开的批评，实际上也是针对文学理论与作家、作品、读者结成的关系。这个层次的批评，既可以是历时的，即纵向地考察、阐释对象，又可以是共时的，即横向地考察、阐释对象；既可以是宏观的，从较开阔的视野和范围探究对象，又可以是微观的，从个别、具体问题入手探究对象。正是在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的互动关系中，文学批评或侧重于评判相关的文学原理、范畴、思潮等等，或侧重于探析创作过程、创作思维与心理、创作个性与风格诸问题，或侧重于阐述文学发展的动因、过程、规律，以及文学类型、文学流派与文学传统。

　　第四个层次是由于人文科学新知识介入而形成的独特的研究视角与批评个性，显现出现代批评不同于传统的阐释范式。20世纪西方出现的现代批评流派，如心理分析批评、读者反应批评、文体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均吸收了各种新学科的知识，借用新学科的理论原则与研究方法，去建构自己独具个性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据此对作品、作家、读者进行理论演绎，把以往重审美体验和审美分析的传统批评转变为印证其理论原则与方法的现代批评。现代批评改变了以往批评与对象的关系，摆脱了对作家、作品的依赖，以独立的姿态运用自己构建的理论方法，去阐释与之对应的批评对象。现代批评在我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系统结构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它们往往只适用于特定的批评范围，但却以独特的视角与阐释范式拓宽了批评的路径和方式。

　　可见，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无论是广度或深度，都是以往所无法比拟的，虽然也有泡沫或杂音，但这几个层次的各自内涵是富于当代意识的，而且结成了经纬交错的网络：文学作品处于中心地位，纵横地向四周辐射。在具体批评实践中，有的层次可能单独成为批评对象，但在多数情况下，批评的对象或范围并不单纯，往往是混合型的，并从各自方面体现了文学批评的系统结构。

　　二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变革发展，不但构建了多维视野中的多层次的批评对象和范围，而且形成了多重价值选择的运作机制，从而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实践反复证明，无论是文学自身还是社会对文学的期待，都显示出价值功能的多重性，即文学既含有诸多非审美的价值内涵——政治的、道德的、教育的、交际的、哲理的、宗教的等等，又始终以审美价值内涵为中介和基石。这样，审美价值与非审美价值共存于文学的创造（生产）与接受（消费）之中，它们既是统一的，又是辩证对立的。由于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审美价值创造自然是文学的特性和旨归。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把政治思想、道德观点、自然与社会知识、宗教思想等包容在自己的内容中，使它成为确证各种非审美价值的载体与手段，就因为审美价值是形成各种非审美价值的基础。然而，文学为了维护和固守其审美特性，必然从审美观点去看待和处理非审美因素，把非审美因素改铸成审美因素。所以，在文学作品多重价值的有机统一体中，审美价值处于中心的地位，以它为内核而形成审美—政治价值、审美—道德价值、审美—认识价值、审美—娱乐价值，等等。既然文学是多重价值对立统一的有机体，那么，文学批评在面临多重价值的选择中，应采取怎样的基本态度呢？

　　首先，文学的多重价值互补共存是一个客观存在，社会也总是期待文学发挥其多维的价值功能，文学批评也总是根据具体作品的实际与读者阅读的状况，自由地选择任何一个维度的价值进行评价。在这方面，曾存在着一种片面性，即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而拒斥其他价值，把审美价值看做是闭锁于自身的完全自治的概念，试图取消一切非审美的价值。从前的唯美主义是这样，后来的形式主义也是如此，它们把文学的本质归结为纯“文学性”，主张文学与政治、道德、社会、人生无关，视艺术本身为惟一目的，将艺术美等同于形式。在它们那里，一切非审美价值均被剔除，审美价值也只剩下孤零零的形式价值。这种片面性，在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克服了以往的泛政治化错误后，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那时掀起了“文本主义”热，文学被理解为语言问题，一些作家热衷于叙述方式、文体样式的试验，漠视文学的现实感、历史感，文学的形式操作被凸现出来，导致了“价值虚无主义”。经过一阵喧嚣，批评界开始冷静沉思“价值虚无主义”给文学带来的消极后果，呼吁文学不要失去“依托”。

　　因为文学的审美价值创造包含着两个密切相关的层面：其一是感性现实的层面。对文学作品而言，就是那些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和想像的因素——形象、意象、情节、词语、音韵，即形成作品的感性外观的种种成分。这些具体可感的因素，无疑能够引起人的美感享受而激发精神性的愉悦。因此，文学作品有着与语言艺术的性质相吻合的感性价值。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它可描绘形象，叙述事件，传达感情。从文学运用语言媒介来建构作品，赋予作品以感性生命的角度讲，作品的感性价值是依靠形式来实现的。所以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感性现实的层面，也可称之为形式价值或符号价值。其二是“内涵的价值”或“内容的价值”。语言是由词、句子组成的，词与句子都含有意义。文学作品正是由这些携带意义的词与句子的组织、结构，建造了它要表现的事物。词与句子经过作家审美整合，不仅保留了它们的意义，而且按照“整体大于部分”的观点来看，它们在建造了作家的艺术世界（被表现的事物）之后，就极大地丰富、扩展了原来的意义，还会产生新的意义。比如，人们所熟知的“午夜江声推月上”这句诗中的每个字、词都有它们的本义，但是，当诗人凝聚成一个完整的诗句后，却产生了全新的意义，传达了诗人对于对象的特殊感受：月亮贴着水面升起，仿佛是江水的波涛声把它推上中天。一句诗是如此，一部作品就更是如此了，并且要复杂得多。这说明，在形式—符号的背后，还潜藏着意义。作品的内涵价值就在意义之中。美学家杜夫海纳曾说：价值“存在于对象的存在之中，特别是存在于赋予它以形式与风格的东西之中，也就是存在于给它以活力的意义之中”。[1]列·斯托洛维奇也指出：“所有研究价值问题的哲学家，不管怎样都通过‘意义’的概念来确定价值范畴。”[2]文学作品具有形式—符号价值，更具有内涵价值，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但是，真正决定一部作品价值的大小、高低与优劣的主要因素，是其“内涵价值”，尤其是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是杰作就更是如此。杜夫海纳如下的话，表明了美学家、批评家对“内涵价值”的重视：“要区分各种审美价值，即使使它们无限地分离，也要从形式走向内容，要仔细地考虑每个特殊本质，也就是回到每个审美对象所提出的意义上来。”[3] 

　　可见，文学批评对多维价值的任何一种选择，都应把阐释与评价指向意义，即指向文学所探寻和表现的人生价值与意义，引导读者积极向上，不断提升人生境界，发挥文学批评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其次，当代文学批评在形成多重价值选择的运作机制中，越来越显现出一个共同的基本价值取向，即从多种形态的艺术美中突出崇高美的意义，从多种审美价值的认同与评价中突出具有崇高品位的审美价值，以此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导向。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明了文学是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方式，从而也就昭示了文学的价值是一种关乎人的生命、意义的价值。文学的价值首先是主体精神需要的价值，然而，人的精神活动又是同其现实生存的实践活动密切联系，双向互动的。这样，对于文学活动的价值，也许就不能仅仅从精神需要方面，还应当从人的现实存在及其发展方面来理解。根据现实人生的多方面发展需求，文学也许可以说有两重主要的价值取向或价值功能。

　　其一是补偿、调适的价值取向与功能。所谓“补偿”是指对人生缺憾（缺乏或失落了某些东西）的某种弥补和偿还。从人的生存发展愿望来说，没有谁不追求人生的充实和生活的圆满，然而现实人生本身却往往难以尽如人意，构成了这样或那样的缺憾。这些人生缺憾在现实活动中得不到补偿，那么，就往往导向在精神上，并在文学中以审美超越的方式实现补偿。所谓“调适”，是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遭遇到某些打击、挫折和压迫，心理失去平衡，这样就需要精神上的自我调节，使之适应于现实的生存发展。这时，文学活动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调节方式，发挥其调适功能。总的来说，补偿调适主要在于寻求心理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审美世界是人的不安灵魂的栖息之所。

　　其二是建构、激发的价值取向与功能。“建构”与“补偿”相适应，是对更高尚完美人格、更健康完美心理、更富有意义的人生的一种自觉追求和塑造；而“激发”与“调适”相对应，则是对人的主体意识、积极的人生进取精神、变革现实的意志和情感力量的主动呼唤与激励。正常的人都有向美向善的天性，有美化生活、丰富人生、完善自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愿望，虽然这种愿望要求在现实中的实现有种种局限，却可以转化为文学审美活动中的积极追求。它一方面表现为主体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出发，对健全、高尚、理想的人格及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合理的人生生活肯定性的塑造描写，从普罗米修斯式的崇高人格到浮士德式的进取精神，从简·爱的生命意志到安娜的人性追求，从高尔基的雨中海燕到郭沫若的火中凤凰，直至当代文学中的乔光朴、陆文婷等人格类型，都具有强烈的激发人、提升人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则是表现对异化心态、扭曲了的灵魂及一切违反人性的事物、不合理的人生生活的否定性描写和批判，从鲁迅笔下阿Q式的病态人格到现代主义中写到的种种人性异化现象，都是在否定性的描写中唤起、激发人们对自身和社会的反思，让人警惕自身的异化，超越自身的局限，去建构健全的心理、人格，去追求合理的人生生活。

　　文学的这两重价值取向或价值功能，在层次、品位上显然有比较消极和比较积极的区分，但应该说都与人的生存发展需求相联系。众所周知，人生有两个基本向度：生存指向现在，发展指向未来。立足于现实生存，人们面对的现实和自我也许将永远是不完善的，生活往往有波折，人生难免会有缺憾，心灵也时常可能发生倾斜，因而精神上以文学审美方式实现的补偿调适也许是永远不可或缺的；而着眼于未来发展，自我有无限的超越性，精神人格也有无限的可塑性，人生更有无限的发展前景，具有生命活力和自强意识的主体永远不会放弃对健全人格和完美人生的追求，这种自觉追求在精神方面就往往转化为文学审美活动的建构与激发，并最终影响人的现实生存与发展，因此，文学的这两种取向和功能，都各有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从中外文学理论批评史看，有不同理论倾向的美学家、文论家的价值选择是各有偏重的。比如，那些把文学活动和个体的生存意义相联系的人们，往往比较偏重于文学的补偿调适功能，如康德、席勒、尼采、叔本华和王国维等；而那些把文学活动和社会变革、人的解放与发展相联系的人们，则往往比较重视文学的建构激发功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到鲁迅，都把这种取向视为文论家、批评家的主导取向。

　　针对当今一些人把文学的审美世界看做一个与现实世界隔绝的封闭的精神避难所，从而把文学审美活动当做逃离现实、退回内心的方式，而陶醉于自娱自恋的狭小空间的现象，我们的文学批评在认同这两重基本价值取向时，尤其要区分补偿、调适价值中的不同层次和品位，使那些健康、向上的精神价值在人们的补偿调适中得以升华；同时，还要从建构、激发的价值中，区分不同形态和层级的崇高美，展示其丰富多样而统一的价值内涵，为丰富和满足大众的精神需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个性，塑造崇高的国人灵魂，发挥其积极引导作用。

　　三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在构建多维的价值功能系统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有机统一的最高标准与方法，因此，就能避免那种把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的理论偏颇。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西方文论新潮的影响，有的人视历史观点的批评为“外部研究”、美学观点的批评为“内部研究”，以致在割裂两者的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提出所谓“回到文学自身”、“回到审美自身”而排除“历史观点”的主张，并在批评实践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当代文学批评正是在克服种种片面性的观点中，进一步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运用于文学批评，所倡导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的最高标准与方法是作为深入解释文学现象的指导线索，而不是可以到处乱贴的标签。那种不对具体文学现象进行具体分析，将文学事实宰割得适合“标签”的做法以及机械地硬性从文学作品中去寻找经济的决定因素的做法，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在晚年看到了这种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的倾向，并在《致康·施米特》中严正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4]唯物史观作为文学批评的指南，就是为批评家的批评运作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发点：解释文学这种精神生产，不应停留于寻找和说明其精神方面的动机，必须进一步追溯隐藏在这些动机后面的历史动因。同时，对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解释、评价，也不可能直接从物质经济基础推论，而必须深入到历史过程、生活过程中去，从而发现物质存在条件是如何经过政治、哲学、宗教、心理等等中间环节的折射，反映到作家头脑和文学中去的。可见，唯物史观指导下所进行的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是最能科学地阐释文学的本质规律、体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的批评，决非教条主义或形而上学的批评。

　　正因为“美学的历史的”批评观点能充分涵容和阐释人类复杂多态的文学现象，因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实践必然要赋予这个最高标准与方法以新的内涵，从而要求当代批评家以更自觉的美学意识和深广的历史意识的融合，去梳理、辨析多维度的批评模式，形成综合、互补的批评体系，展现“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的开放性与整合力。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各种“内在”批评的模式冲击、质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时，由于不少文论家、批评家自觉地把多维的批评世界纳入“美学的历史的”总体批评标准与方法中评析，因而既看到“内在”批评视角与方法同“社会—历史批评”视角与方法的悖立，更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包容和互补、共存的可能性。这样，就把两者之间的特点与局限置于文学批评系统中加以定位和确证，从而避免了非此即彼的理论偏颇，并使人们在多维批评模式的对话中更准确地认识到，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虽不能穷尽文学的全部奥秘，不能代替其他观察、评价文学的角度，但它毕竟是一个恰当地透视文学活动的窗口。如果否定了这种批评模式，就必然割裂文学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内在统一，导致文学的审美本质与社会本质的分离。但如果夸大这种批评模式的适应对象与范围，就会拒斥其他批评视角与方法，架空了自身的阐释和评价功能。各种“内在批评”模式的出现，虽然凸现了“美学的观点”，强化了对文学的个体性、独创性、艺术性，即文学的审美本质的阐释，但由于切断了文学作品与作家、读者、世界的联系，“内在”批评模式就会走向纯审美、纯形式的歧途。实践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的有机统一的科学性，就在于文学批评尽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但归根到底是社会的历史的考察与审美的考察这两个最基本、最主要的侧面。

　　文学是写人的，又是作家审美创造的产物，它不仅再现了人类社会生活，表现了人类丰富微妙的感情，而且还体现了作家的艺术才能和思想个性。面对这样的批评对象，批评家不仅应该用审美的态度对待它，下力气进行艺术分析，而且还要透过艺术性揭示文学蕴涵的社会人生意义，展示批评家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及其价值理想。因此，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这个最高的标准与方法，还对批评家的思想、艺术素养乃至真诚、高尚的人格寄托了期望。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学批评是整个崇高的文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当文学与大众（读者）的中介，向公众说话，理应崇尚真、善、美，与虚假、投机与媚俗绝缘，所以要有真诚、高尚的人格境界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如果批评家由于理论修养不足、鉴赏能力欠缺而导致批评失误的话，读者和作者是可以谅解的。若是因其人格的卑下而扭曲批评，把批评当做牟取私利、投机取巧、党同伐异的手段，那是人们不会原谅的。由此想起了歌德关于人格问题的谈话。他在斥责当时批评界的种种卑下行径之后，着重地说：“莱辛之所以伟大，全凭他的人格和坚定性！那样聪明博学的人到处都是，但是哪里找得出那样的人格呢！”[5]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变革发展，正在呼唤一批富有思想艺术洞察力和真诚、高尚的人格魅力的杰出批评家的出现！这是时代的召唤，也是广大读者的热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