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多民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是交融共生、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民族之间在文体、题材、语言、思想价值观方面存在着交融共生的关系。我国各民族人民通过文学架设起了民族团结的友谊桥梁，沟通了不同民族间的心灵，促进了边疆民族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与发展是同步同构的，随着各民族文化间的学习互鉴得以不断丰富、发展、创新。牢固树立中国多民族文学观，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关系重大，对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深远。

　　关键词：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文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学是富有人文内涵和生命活力的一种文化表现，它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涵化作用。我国各民族人民通过文学架设起了民族团结的友谊桥梁，沟通了不同民族间的心灵，促进了边疆民族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与发展是同步同构的，随着各民族文化间的交融互鉴得以不断丰富、发展、创新。如果能将中华民族历史上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纳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范畴中，深入挖掘出其在中华民族文学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这对推动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深层研究，以及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中国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的表现形式及内容

　　从多民族文学的视角来看中华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可以看到我国不同民族之间在文体、题材、语言、思想价值观方面都存在相互交融、欣赏、借鉴、促进的关系。

　　其一，从文体上看， 离骚、词、边塞诗、变文、志怪小说等文体的形成与发展就得益于民族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屈原长期生活的楚地处于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融合的阶段，其代表作《离骚》就明显带有楚地“ 巫风”，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篇目就来自当地不同民族的民谣曲目，而由“ 卜名” “ 陈辞” “ 先戒” “ 神游” 到“ 问卜” “ 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词始于南梁，形成于唐代，五代十国后开始兴盛， 至宋代达到顶峰。词在形式上的特点是“ 调有定格，句有阕”。据《旧唐书》上记载：“ 自开元（ 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 词起源于燕乐，而燕乐则主要来自于北乐系统的西凉乐和龟兹乐，尤其是“ 胡部新声” 对词的产生、发展影响深远。边塞诗的产生、发展、内容与民族边疆地区间的戍边、战争密切相关，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宗教、精神气质对其都有着深层的影响。佛教在通过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地区传入中原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诗歌、传奇、变文、戏曲、绘画、音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几次大规模的民族文化大融合中，北方游牧民族的剽悍、雄浑、刚健之风气也深刻影响了中原传统文风，一扫以往颓废、靡丽、纤弱之文风，极大地提振了积极开朗、刚健有为的中国文学风气。

　　其二，中国多民族文学间题材方面的交融互鉴也是很突出的。历史上汉族的许多文学作品传播到各民族地区，被各民族人民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生活特点改编成叙事歌、唱词或戏剧，形成了同一题材不同语言表达的异文本。代表性的作品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鲁班》等民间传说，《刘文龙菱花镜》《金云翘传》等戏曲小说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包公》里的一些故事在我国各民族间广为流传。汉族的《梁祝》传说传到壮族地区后，壮族人民将其改编成叙事长诗《唱英台》，并对原传说的主题和人物形象进行了一番新的改造：梁山伯和祝英台成了壮家人，英台已不是汉族梁祝传说中的富家小姐，而是一个在封建土司制度下敢作敢为的壮族姑娘。汉族地区的牛郎织女流传到清水江流域一带的苗族地区后，其风格也与汉族传说大异其趣，破坏牛郎织女幸福生活的并不是玉皇大帝，而是织女的父亲——天公。斯钦巴图认为，《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 三大史诗”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遗产。如蒙古族《格斯尔》的一个篇章巧妙利用了宋代《板桥三娘子故事》，而蒙藏《格萨（斯）尔》开头部分均利用了汉族后稷传说，说明了中华文化是在彼此交往交流交融中用各民族文化元素创造的。

　　其三，不同语言间的互通共用现象是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的另一表现形式及内容。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深化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既有本民族的传统文学，又有互用一种语言或民歌形式创作和传唱的民间文学，这是长期以来各民族间频繁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 花儿”，是当地回族、汉族、藏族、撒拉族、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等民族的共同财富，各民族的 “ 花儿” 都共同使用汉语创作和演唱，既便于相互交流，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广西的歌圩则是广西境内壮族、汉族、瑶族、毛南族、仫佬族、苗族、侗族、京族、水、仡佬族等民族共同拥有的民歌传统。歌圩上各民族除了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演唱外，也在广泛使用壮语、汉语演唱民歌，客观上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语言上的交融共生在各民族的戏曲中也很突出，如锡伯族的《小曲子》受到汉族秧歌戏的影响；白族的吹吹腔则受到滇戏影响；布依族的地戏受到明代军屯移民文化影响而形成；壮族歌剧《刘三姐》中双方对唱的民歌， 就直接借鉴了汉语唱的七言四句形式。

　　自秦始皇统一文字以来，汉语言文字的使用、书写成为加强民族交流、交融的重要文化纽带。在中国历史上，诸多少数民族文学家用汉字写下了许多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为创造璀璨的中华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元好问、贯云石、萨都剌、丁鹤年、老舍、沈从文等民族作家的作品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光辉篇章，他们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是举世公认的。蒙古族、满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白族、纳西族、彝族、羌族、土家族、布依族、苗族、侗族等多个民族中出现了作家群，这些作家群创作了大量爱乡爱国的诗文作品集。满族文学家族多达八十家，曹雪芹的《红楼梦》、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纳兰性德的《纳兰词》成为文学名著。

　　其四，我国多民族之间的文学作品翻译也架起了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桥梁。从早期的《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类型丰富的民间故事、传说在民族地区有不同程度的翻译文本的流传。到近现代以来，《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名著、话本通过书面或口头文本的翻译而在民族地区广泛传播。蒙古族文学家尹湛纳希把《资治通鉴纲目》《中庸》《红楼梦》等汉文经典作品翻译成蒙文，并参考《红楼梦》，创作了长篇小说《一层楼》《泣红亭》。至于原来在中原地区流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等传说在南方民族地区也广有流传，这些源自中原的民间文学作品经过翻译进入民族地区时，根据当地的人文自然环境进行了相应的改编与创作，由此逐渐生成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理白族民间的说唱艺术“ 大本曲”，其曲目内容绝大部分是由流传于中原内地的传统话本故事、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代表性曲目有“三国”“水浒”“梁祝”“包公”“陈世美”“ 赵五娘寻夫”等。

　　其五，中国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也体现在思想价值观念方面的深层次交流与认同。求同存异中的“ 同” 主要指思想价值观念方面的认同，如果没有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存异与兼收并蓄成了无效的交流，甚至会引发冲突与战争。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从未停止过， 由此沉淀生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中共同的思想价值观的认同起了关键的凝聚与深化作用。这种不同民族间的思想价值观的相互影响在文学层面也有广泛体现。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经典及其思想在我国少数民族精英阶层中多有传播，而《三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孟姜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小说、传说、话本在民族地区的民众间广泛流传，这些文学作品所包含的仁义礼信、忠贞爱国、天人合一、自强不息等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随之传播到不同民族中，融入到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中，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发展起到了内化作用。

　　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进步为内涵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国多民族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一共同的思想价值观念在各民族共同保疆卫国、抵御外敌的斗争中得到了强化，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与发展。维吾尔族诗人翟黎里（1674～1759）在《格则勒》中表达了其爱国之情：“ 离开你秀美的青丝，我心中格外难过，但是，若离开了祖国， 我会更为心痛。” 维吾尔族诗人阿布都热衣木·纳扎尔（1770~1840）的爱国主义激情始终洋溢在他的诗歌中，他在《热碧亚与赛丁》中写道：“ 地球上，数祖国最宝贵。” 木氏土司作家群是纳西族第一个作家群，《明史· 土司传》 中称：“ 云南诸土司，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 木氏土司作家群中，以木公开风气之先，明末木增为集大成者，二人各有六部诗文集，上千首诗作。他们的诗文中，爱国主义一直是激昂奔腾的主旋律。木公在《述怀》中“ 忧国不忘驽马志，赤心千古壮山河”的诗句，表达了为保家卫国，愿效驽马之志的决心。木增的诗句“ 一片葵心常拱向，多时曝背愿输忠” “不辞百折终朝海，泛斗乘槎我欲从”，都表达了维护国家统一，诚心报国之强烈心愿。

　　从中可见，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原文学的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它通过文学架设起了民族交流交融的文化桥梁， 沟通了不同民族间的心灵，深化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加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与发展。

　　二、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作用

　　中国多民族文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从结构而言，二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从发展观点来看，二者是相互推动，渐进生成的；从逻辑关系而言，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交融共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同源互构的，二者都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国多民族文学交融性特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创造性特征在文学层面的反映，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得到丰富、深化。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交融共生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 深化、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交融互鉴特征。具体而言，中国多民族文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多民族文学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中国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关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是同步的。

　　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汉族文学以卷帙浩繁的经典作品而著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以史诗、神话为代表的口头文学而闻名， 二者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另外，在中国文学史上涌现出大批以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华文学宝库。如果中国文学史少了三大史诗及众多少数民族史诗、神话等口头文学作品， 缺少了元好问、萨都剌、蒲松龄、曹雪芹、纳兰性德、老舍、沈从文等民族作家的作品，整个文学史将是残缺不齐的。历史上中国任何时期文学文类、风格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不同民族文学间的交融互鉴，从中国传统文学的两大源头——《诗经》《楚辞》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发展脉络。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诗经》融合了黄河流域及周边不同民族的文学传统，尤其是来自十五个不同地方的民歌集《风》更为典型。《风》总共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 风” 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楚辞》是公认的与《诗经》并峙的另一座诗歌丰碑，它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重章叠韵的体式，创造了新的诗体，开创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对诗歌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楚辞》运用楚地不同民族的民歌传统、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至今在南方民族——土家族、侗族、瑶族、苗族等民族的民歌中仍可探寻到楚辞的遗风。如果说《诗经》《楚辞》两部诗歌传统局限于中国南北地域，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国家疆域的扩大，中原文化所接触的不同民族文化也随之增多，其文学样式、内容、题材、风格、修辞也逐渐多样化，呈现出不同民族文学间的交融共生特征。如汉赋在继承楚辞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开拓了新的文学类别，其内容规模巨大，结构恢宏，风格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典雅，这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密切相关，同时与西汉时期不断拓展国土，疆域广大，融合了不同民族文化有内在关系。汉武帝派遣张骞凿通西域，通过丝绸之路加强了与西域文化、经济的交流，这些客观因素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政治保障与物质基础，使汉赋成为汉代400余年间的主要文学样式。唐朝初期开明的政治风气、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 广纳博取不同民族、域外的多元文化， 极大促进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了综合国家实力，提升了民族文化自信与自豪感，推动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形成了唐诗意境雄阔、风格刚健的风格。反过来，唐朝国家综合实力的空前提升，文化的高度繁荣发达， 相应地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提升了各族人民对国家及中华文化的向心力，促进了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思想、宗教、经济的深度交流交融。

　　二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交融共生关系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了中国多民族文学深度交融与繁荣发展。

　　孔子阐述文学的社会功能时提出了“ 兴观群怨” 的观点，其中的“ 群” 指的是通过文学作品的传播、交流，从而起到团结人民、凝聚人心的社会作用。 可以说不管是中原传统文学，还是少数民族文学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合共生，交融互鉴。《山海经》《史记》《国语》 等汉文献记载了炎黄二帝乃至大禹的世系与古羌有着渊源关系，而四周的少数民族祖先皆与华夏族源有着血源关系；无独有偶，少数民族史诗、神话中关于不同民族同为一个祖先的母题比比皆是。王宪昭认为：“ 许多民族神话都将中华民族同根同源、共同拥有一个文化祖先的精神理念恰如其分地融入丰富多彩的神话叙事中，诸如众所周知的盘古、伏羲、女娲、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不仅在各地汉族神话中非常多见，在许多少数民族神话中同样妇孺皆知。不同民族对共同始祖的认同与信仰，使各民族之间产生了一种基于共同血缘关系的亲和力，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和家国情怀的有机统一。”这种不同民族文学中的祖先同源叙事无疑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另外，创世神话、洪水神话、射日神话、盘瓠神话等同一神话母题在我国不同民族中广为流传，“ 盘瓠神话流传的民族不仅有苗瑶语族，还有壮侗语族、南岛语族，甚至汉语族，比如海南岛的黎族属于壮侗语族，也同样流传有盘瓠神话， 属于南岛语族的台湾布农人也发现有盘瓠神话的存在”。这种不同民族间的文学交融共生实际上同中国疆域的不断扩大、民族融合的文化事实密切相关。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发展又促进了中国多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交融，互鉴共生。政治上的大一统格局为包括文学在内的多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经济上的交流为多民族间的文学交流提供了物质基础，以儒学为本兼融释道的意识形态为多民族文学交流提供了思想文化土壤。明代时期，军屯制、科举制的实行，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融，少数民族文人主动学习中原文化、参加科举考试，用汉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佳作。“ 官至兵部尚书的蒙古族文学家苏祐用汉文创作的律诗为人称道，云南浪穹何氏、剑川赵氏这两个白族文学家族对唐诗的研究入木三分，其诗文创作呈现出浓厚的宗唐倾向。”清代著名蒙古族文学家、思想家尹湛纳希不仅熟谙蒙古族传统文化，而且系统深入学习儒家思想价值观念，深刻影响了其创作，其文学作品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与民本思想。他认为“ 理” 在自然界表现为“ 四时交替，循序不紊”，在社会表现为“ 以诚配天” “ 承天启运”，如果统治者骄奢淫逸，即使是堂皇正统，也难免覆灭。

　　三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交融共生关系源于厚德载物、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并反映了这一文化精神与思想价值观念。

　　文学作品是意识形态与思想观念的产物。中国多民族文学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其交融共生的互鉴关系既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观照下生成发展的，同时也集中体现、反映了这一文化精神。具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主要包含了以和为贵、兼收并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等思想理念。

　　据《后汉书》载，东汉永平年间，西南夷的白狼王唐菆等作诗三章——《远夷乐德歌诗》《远夷慕德歌诗》《远夷怀德歌诗》献给朝廷，把东汉王朝比喻为慈母，表达了“ 心归慈母、慕化归义” 的拥护国家统一的决心。至今屹立于云南大理的

　　《南诏德化碑》详述了南诏王表达了希望与唐王朝重结和好、永世友好往来的和平愿望。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如是说：“ 藏汉如同日和月，彼此之间离不开，因缘相连成一家。”史诗形象反映了藏族与内地汉族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藏族人民形象地喻之为一座民族友谊的“黄金桥”。

　　关于少数民族文人作家作品中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范例数不胜数，从宋元时期的元好问、萨都剌到晚近的曹雪芹、老舍等诸多作家作品中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反映，在此不再赘述。毕竟作为接受了汉文化正统思想教育的文化精英，他们主动接受主流文化的思想意识是最正常不过的。但要看一种主流思想意识对一个民族的影响，关键是要看广大民众，而不只是少数精英阶层，所以通过民间文学来检测其思想意识形态是有效的。

　　相形于中原汉文化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我国各少数民族以世代口耳相传的神话、史诗、故事而著称。在这些少数民族广泛传播的口头传统中，既有盘古、炎黄、大禹、玉帝、王母、太上老君、天后、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传说，神话中的主人公，也不乏孔子、老子、屈原、关羽、诸葛亮、岳飞等历史人物，通过神话历史化、历史神话化的不断发展演变， 仁义礼信、和而不同、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天人合一、忠贞爱国、兼收并蓄等传统思想也传播、渗透到民族地区，融入到各民族的文化体系及思想观念中。“ 正是中华民族这块丰厚的文化土壤中，包括神话在内的多民族文化跨时空多维度共生、共享与共同发展，才培育出中华民族同心同德、同呼吸共命运的民族精神”。斯钦巴图认为，“ 三大史诗” 看似叙述着战争故事，但最终表达的是人民渴望国家太平安宁、各民族和谐相处、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

　　三、影响中国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关系的因素分析

　　整体而言，影响中国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关系的因素存在着有利与不利的两个方面。在二者关系中，有利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历史发展因素。我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历史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 多元一体” 的中华民族格局，汇聚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历史的主动选择，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结果，更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用心血筑成的文化长城。

　　其次是政治制度因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极大促进了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推动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交融共生与发展进步，中华民族一家亲观念深入人心，热爱中华民族、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成为各族人民的坚定信念，这些因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与制度保障。

　　最后是文学自身的发展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全国各条战线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样，我国民族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绩，我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高度，民族文学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国多民族文学不断蓬勃发展，各民族作家茁壮成长，文学佳作精彩纷呈，民族民间文学得到了有效保护传承，多民族文学搜集整理研究成果丰硕，多民族文学理论体系建设成效突出；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为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多民族文学获得长足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交融共生关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这是推进我国多民族文学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利因素。李晓峰认为，中国多民族文学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辉煌成就，“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视，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少数民族作家对共和国70年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历史巨变的真实记录，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

　　任何历史伟业都不是在一帆风顺中完成的，我国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同样如此，在前行道路上隐伏着诸多挑战与不利因素，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与把握。

　　第一， 我国少数民族多处于边疆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加上地理位置、文化传统、语言交流和生活习惯等原因，多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与外界联系渠道不畅，交往交流深度与广度不够充分，这些客观因素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交融共生关系的发展，以及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会产生相应的制约作用。

　　第二，以交融共生为特征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观在学术界、文学界亟待深化。长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文学界，尤其是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忽视了多民族文学交融共生的历史属性。多民族文学观的缺失，使各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学样式和文学传统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各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学的历史贡献因此被忽视，各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主体性地位被削弱。多民族文学史观在我国文学界、学术界亟待取得广泛共识。李晓峰认为：“ 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国文学一样，具有鲜明的民族国家属性。但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缺席影响了史家的视野，也模糊了中国文学史的本来面貌。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传统‘ 中国’ 观念影响，二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缺失以及文学史研究中整体文学史观的残缺。”牢固树立中国多民族文学观，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关系重大，对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深远。

　　第三，长期以来，文学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中华文学的主干与枝叶关系以及对“ 中国各民族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平等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的重要论述认识不深、不透的情况，这也是制约通过文学领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27日至28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指出：“ 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按照习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中国多民族文学关系也是如此，中华文学是主干，包括汉族在内全国56个民族的文学是其枝叶，56个民族的文学汇成中华文学主干。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认识，如何以切实的文学创作及研究来践行习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确立中国多民族文学观， 深化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交融共生关系，把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地结合起来，还需要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原文载于《学术探索》，2023年第8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作者简介:杨杰宏，男，纳西族，云南丽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