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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俐俐]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及其文学批评意义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22-09-13  作者:刘俐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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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区别于“民族的民族文学”。作为应然价值观念,它的基本涵义为:“中国民族文学”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并得到规定,是56个民族文学组成的整体性概念,中国民族文学是多民族一体的文学。本研究从历史与现实的合理依据、审美情感与艺术选择的合理性与可能性、“中国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合理性与可能性等三方面论证了该价值观念之成立,尤其提出和论证了“微”“独”“同”互相制约综合的思维方式怎样实在地落到批评的操作层面:通过“微”对象所获“独”的批评结果,由“独”所属的“同”一点点潜移默化地铸牢使命,依赖“同”的理念又落实到“微”的客观准确选择,以“同”体现其“整体性”,以“微”所获之“独”体现其“差异性”,明确与清晰了向世界展示整体性与差异性兼容的中国民族文学的批评任务。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

  

  

  

  考察、梳理和总结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实践及其理论实然性状况可以概括如下规律和特质:其一,国家层面始终以“使命”规范和要求少数民族文学功能。不同时期的“使命”与中华民族基于最高利益的具体目标相吻合。由此,少数民族文学“使命”分别为:1949年至1970年代末的第一时期:促进民族团结,宣传民族政策;1980—1990年代的第二时期:共同繁荣发展、建立新型民族关系;1990年代至今的第三时期:办好民族文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概括地说,“使命”属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即“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学”,与之对应的是“民族的少数民族文学”。后者属于客观发现和理解的功能。“民族的少数民族文学”均受当时语境、文化、文学思潮影响,也受立场角度的制约,所以,发现和概括的“功能”必定复杂纷繁。[1]“使命”与一般功能的区分及其规律,启示我们“基点”定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应然性价值观念的关键。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基本涵义为:“中国民族文学”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并得到规定,是56个民族文学组成的整体性概念,中国民族文学是多民族一体的文学。“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思维和体认方式,是从中国到世界,显然区别于从“中华民族”之外的诸如东北亚、南亚或者西亚等视角看中国,也区别于从华夏边缘的方法看中国。① 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民族文学概念,依据历史与现实,符合价值体系之内外特质和要求。对内坚守文学作为情感活动的审美属性,尊重文学艺术发生和发展规律;对外符合社会发展现状和前途,吻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学理。概言之,价值体系内外均具有合理性与可能性。这种价值观念,具有多方面文学批评意义。

 

  一、历史与现实的合理依据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两千多年历史实体和现实的准确表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不纯粹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依托历史、现实与话语的多重的实在性存在。[2]“中华民族”作为概念和称谓出现于20世纪初,最初由梁启超提出。他在1905年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和1922年《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两篇文章中,从“中国民族”“大民族”和“中华”等思考一步步演进,最终比较完整和系统地提出和阐释了“中华民族”概念。虽说概念和称谓提出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却久远厚重。至少在两千多年前秦统一后,随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出现,中华民族的基本构架就已初步形成,并在中国数千年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起来。概括地说,“先有中华民族这个实体的出现,之后才出现了称谓与概念。” “中华民族”称谓与概念一经提出,即“被中国社会所接纳,得到迅速传播并成为广泛共识。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华民族这个实体早就存在。”[3]“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强化性理解的结果。“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语词,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学者研究中华民族形成时即有所涉及。2014 年 9 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层面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使各民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源。”[4]从“中华民族”到十八大之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依据在于,当前我国国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实现中国梦,我们确定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5](P.8)概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而提出,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自然延展。

  (二)“中国民族文学”的历史与现实的依据“中华民族”的各民族文学,有着共同心理基础和互相影响渗透的历史经验和特性。从心相通角度说,各民族都以善良为本并体现在文学中。我国古代哲学无论从性本善出发还是从性本恶出发,都不离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最本真原初的人性中的善良。恻隐之心凭借人性之基础与善良相通。孟子提出“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6](P.44-45)善良深潜于汉族和其他各民族文学中。关心民生疾苦、悲天悯人的同情心是其中重要蕴涵。如古代少数民族诗人萨都剌的《鬻女谣》《过居庸关》《征妇怨》《过淮阴》,元好问的《南阳县令题名记》《宛丘叹》等。《鬻女谣》写道:“道逢鬻女弃如土,惨淡悲风起天宇”[7](P.63),表现了生逢乱世,老百姓卖儿鬻女的悲惨境地。元好问的《宛丘叹》更是痛彻发问:“君不见刘君宰叶海内称,饥摩寒拊哀孤惸。碑前千人万人泣,父老梦见如平生。”[8](P.81)善良还体现在劝善黜恶。这类善良经常是古代少数民族诗歌、格言中直接的主题。大约创作于北宋时期的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赞颂道:“生者终会死去,以黄土为被褥,如果行善而死,将会流芳千古。”[9](P.35)对于坏行恶行,诗歌中讲,“坏事好比烈火,会将人焚烧,烈火蔓延的路上,难寻渡口。”[9](P.36) 另外,古代藏族的哲理格言诗《萨迦格言》也有类似说法:“施舍是最大的财宝,善心是最大的幸福,博学是最好的装饰,信用是最好的朋友。”[10](P.54)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人性的善良和光辉更是不胜枚举。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散文作品《永生羊》描写了这样一种场景,每当宰杀一只羊时,哈萨克人都会讲:“你生不为罪过,我生不为挨饿,原谅我们!”乌热尔图的森林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郭雪波的大漠小说《大漠狼孩》《沙狼》《银狐》等,还经常将人性置于动物世界和整个大自然的环境中进行思考,凸显博大的善良和生命力。此外,敬畏生命的善良更是激发各民族作家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如藏族作家阿来2019年推出的长篇小说《云中记》等。心相通另一个方面是对世界感受的相通。《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11](P.424)“中华民族”的各民族文学艺术的兴起和思维方式都遵循这个规律,比兴和隐喻等修辞方式在所有民族文学被普遍运用。杜甫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12](P.42)彝族当代作家阿库乌雾的人类学散文集《神巫的祝咒》中的异想天开随处可见。他在其中的《世袭之痛》篇中写道:“我们的生命发源于雪山,雪与灵掌在我们的典籍中混用;我们的身体成长于杉林,杉与记忆在我们的母语中同音;我们的爱情萌芽于森林,我们把山谷中一种古老的树木叫做‘情树’……。”[13](P.42)再从情通角度说,审美情感蕴含思想,或者反而言之,任何思想都可以在审美情感依存的文学中寻觅到踪迹。《周易·乾卦·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4](P.23)《周易》要人们效法天体运行,努力向上,不断进取。这种自强不息的思想和情感在各民族文学都有体现。《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中可见到“乐生”现象在很多少数民族文学中非常明显,何以“乐生”,生存之艰辛,乐生才能恢复和养足力气再次投入生产和生活中。毛南族说:“心中烦闷爱唱歌”;阿昌族说:“不哭就要唱”;侗族说:“不唱山歌日子怎么过?饭养身子歌养心吆!”[15](P.696)汉族则有孔子的“诗可以怨”,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以及韩愈的“不平则鸣”等文艺思想。让我们以一组同一题材文学创作为例: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生活与情感的小说世界中文化身份认同,具有国家认同和鄂温克族认同的双重性,更具有经历情感和思想历程的动态性,显然来自真善美的凝聚;汉族作家迟子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也以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人生活、人生态度与历史变迁为题材,其中流动的情感和对于土地、家园、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追求与理解,与乌热尔图没有什么差异。他们作品的情感和思想,乃至其中蕴含的道理如此相似,最有力地印证了“中国民族文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必定产物。

 

  二、审美情感与艺术规律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具有审美情感与艺术规律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给予“为我们意识”以最大外延的可能“为我们意识”的概念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布达佩斯学派的阿格尼丝·赫勒(Agnes Heller)的《日常生活》。在她看来,人天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天然具有排他“特性”,但人也有能力和机制从“特性”跳出来形成“个性”。“个性”是人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向类本质努力的结果。由于人总是出生于特定环境和家庭,所以在自我为中心的“特性”阶段就开始逐步具有将自我与一个共同体联系而产生“为我们意识”(we-consciousness),即“个人的‘为我们意识’是同自我意识同步发展的”。“为我们意识”既可分属为家庭的“我们”、为民族的“我们”以及为国家的“我们”等各种层次和阶段的区分,同时又具有文化教化和环境氛围影响不断递升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固然,“为我们意识”并不表明自动地摆脱了自利的自我中心的“特性”,完全可能挟持着“为我们意识”,或者将自己的失误和错误推诿于团体的“我们”;或者借为我们而行个人私利。赫勒看到了“为我们意识”的双面效应。[16](P.8-48)“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给予“为我们意识”以最大外延的可能。中国任何民族的任何个人,在多重认同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国家和民族的双重认同,基本条件就是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和现实依据。少数民族文学功能考察显示:新中国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始终保持国家和民族的双重认同。例如文学描述蒙古族或者白族等任何民族生活变迁,都以新中国历史变迁为大背景,热爱和珍视自己民族悠久独特文化的情感,都以认同是中国人为基本前提,文学事实证明了少数民族文学具有最大外延“为我们意识”的可能性。国家奋斗目标和社会文化环境也是“为我们意识”实现最大外延的可能条件。我国各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近年来,国家确立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些作为最重要的条件,必定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愿意继续共同生活。”②这就造就了后天教化,后天教化是个体摆脱自我中心的“特性”的条件,从而顺着家国一体的逻辑,向上提升“为我们意识”。或者表述为国家核心价值观营造的外在价值氛围成了提升“为我们意识”的客观条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我们”内涵,给出了多民族文学资源共同享有,发展中国民族文学的空间与可能,也为审美情感与艺术规律放下了一块基石。

  (二)“我们”文学传统与资源的共享当资源远离人类活动,它仅仅是自在之物而并非资源。只有当资源同一定社会活动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被称为资源。人类学家费孝通说:“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17](P.1)最大外延的“为我们意识”,有可能有条件整体地看待和开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学传统和资源。文学传统和资源共享,表现在很多方面: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共享和交织互渗,文学文体的借鉴互渗与发展,审美风格和审美情趣的影响和借鉴等。首先,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资源共享。我国各民族均有口头诗歌、谚语、故事、传说及神话等,原初产生来自生存繁衍及发展的需要,是不自觉的文化现象,并无自觉的文化目的,只是后来有文人搜集和记录才得以存留。中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组织编辑了囊括并覆盖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等“三套民间文学集成”。此外,还有本世纪初编辑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以及现在正在编撰中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等。作家借助这些资源的改写以及再创作的现象很多。比如万玛才旦基于藏族民间故事《尸语故事》创作的短篇小说《尸说新语·枪》,阿来基于藏族史诗《格萨尔》故事底本改写的现代小说《格萨尔王》,蒙古族英雄史诗《嘎达梅林》滋养了后世同名的民歌和电影,等等。再如乌热尔图小说中借助鹿和熊的传说以小说再创造。其次,文体的资源共享。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体形态,在现代世界各国都已臻于成熟,而且文体理论研究较为充分。少数民族作家汲取现代文体形式而成功的作家很多。依然以彝族作家阿库乌雾的人类学散文集《神巫的祝咒》为例。该作的人类学散文集的名称是他自己确定的,是人类学与文学交叉性文体,落脚为“散文”文体。我国的《尚书》《孟子》《庄子》《国语》以及唐宋散文等,均以汉语为依托。汉语散文是在中华文化的河床上诞生且历史悠久的文体。散文的作用和风格如韩愈所说,鸣不平之事,借题发感慨议论,或庄或谐,随事而发,讲究气势,追求“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18](P.207)客观地说,彝族自来并无散文文体,彝族经籍文学包括经籍化的民间文学和民间化的经籍作品,即因毕摩记录、加工、改造或再创作而经籍化的彝族民间文学作品。经籍文学的主体层面是毕摩文学作品。彝文经籍文学全部为诗体,所以不存在以骈体/散体的分类原则,只能以内容/功能为分类原则。根据彝族文学研究专家巴莫曲布嫫的研究得知,彝族经籍文化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文体有:祝咒诗、祀神诗、祭祖诗、送灵诗、招魂诗、哲理诗、训喻诗、咏史诗、述源诗、叙谱诗等。[19](P.36)诗体的彝族文学自然没有散文。阿库乌雾将自己的书写名之为散文,显然借鉴了现代意义的狭义散文概念:即一种题材广泛、结构灵活,注重抒写真实感受、境遇的文学体裁。从非韵文的角度看,阿库的散文不同于彝族经籍文学,它继承了彝族经籍文学的诸多因素,又是对彝族经籍诗体文学的超越,更是借鉴了汉语散文传统,并与人类学结合的文体。如是现象恰如刘大先所说:“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实践中……一方面各个不同民族有其自身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承,从而形成了风姿各异的文类、体裁、题材、审美心理和美学风格;另一方面,经过文学的现代性变革,各民族在文体上逐渐有着向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体裁规范化方向转变。”[2]再次,各民族交织互渗的审美情感共享。“为我们意识”自身含有不同层次逐步提升的过程性机制。“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规范的“为我们意识”,有理由形成“为我们”的“我们”认同和理解的变化,而且有它的变化过程,变化过程酝酿丰富复杂的人文情感,沉淀为共同审美情感。此效应是多民族一体的国家独特现象,极为珍贵。仅就“民族的民族文学”,从“文化身份”的历史阶段梳理和反思的第二阶段来看,我们曾以如下关键词连缀做过表述:“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觉醒与凸显,促使民族作家回到自己民族的历史纵深,寻找文化之根,重新认识本民族原有的包括民间口头文学在内的文学形态,创造性拓展文类及其文体,自觉地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描绘本民族历史文化及其延伸,呈现不为外人知晓的文化景观。本民族文化确认前提下,追求传播到广大范围和族群。曾经的文学现象,诸如魔幻现实主义、人口极少民族的文学写作、双语写作、人类学散文等。可大致概括为‘多元’为基调的文化确认与传播功能。”③如今反思这个过程,必定伴随珍视和保护自己民族文化,或者担心自己民族在国家认同中丧失,与其他民族文化比较以及本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一体的文学语境得到扶植、认可和发展传播的切身体悟和复杂微妙的情感。经历了这个阶段,经过国家文学制度层面的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多年来的支持和扶植,使得少数民族文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艺术水平。[20]进入新时代之后,少数民族作家眼界更开阔,立足点更高。从情感到理念已经移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意识,乃至逐步体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审美价值。如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就是“生命共同体”思考的叙事。“5·12”汶川大地震当年的呼天抢地的悲痛已慢慢被抚平,村镇家园迁建,但有多少亡魂埋葬在废墟里需要安抚啊。小说中“云中村”就是个被遗弃的埋葬无数魂灵且即将沉入江中的荒村,祭师阿巴怀着使命、信仰和乡情独自回到云中村,为死去的亡魂作法招魂,同荒村一起沉入江中。这种生命共同体离不开情感的连带,这种情感与汉族情感既相通又交叉融合。概言之,各民族“相互关系深得很,分都分不开。”[21]中华民族一体审美情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互相渗透是最大的文学资源。

 

  三、“中国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理念的合理性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人类命运共同体(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22]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相互依存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基础。”“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观与全球价值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和谐世界观包括五个维度,即政治多极、经济均衡、文化多样、安全互信、环境可续。”[2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提出的,体现了中国人的善良:尊重世界上每个人,人类命运相互关联中共同发展,是关于人类命运不可分割的理念,与全球价值观有异曲同工之妙,是认可文化多样性的和谐世界观。此理念构成开阔包容大视野,最大限度和空间地容纳各种文学。所以,从全人类文化建设和发展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客观地鼓励“中国民族文学”走向世界,与世界其他文学互为关联,共为人类精神财富。总书记朴素形象的说法就是依托这个理念:“有的同志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向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说的是有道理的。”[24]再者,“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的创造也汇入人类文明。总书记说:“从我国的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24]以上可看作是国家层面对中国民族文学业已走向世界的历史事实概括,更是指出了继续走向世界的应然和必然。

  (二)中华民族凝聚他民族文化的传统基因是“中国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最可靠根据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向纵深看去,中华民族历史上曾有蒙古族、满族等非汉族执政朝代。仅以清代看,认可接受包括汉族在内的他民族文化文学资源整理和发展的史实比比皆是。总结归纳这方面历史经验可以概括表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单个民族认可并发展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是各民族普遍性遗传基因。就此我们放弃理论线索,转而从史实出发来证明。以中国封建社会最后朝代清朝康熙皇帝决定刊刻《全唐诗》这则史料来看。“1705年4月12日,曹寅奉旨刊刻《全唐诗》,时值康熙第五次南巡。于是,康熙开启了清代编纂大型文集的先河,清代以此闻名。”[25](P.153)此举有诸多理解维度:显然此时康熙具有自信心和稳定感,在已有“武”之威名基础上,他想证明自己同时也是“文帝”,有能力鉴赏汉人的诗作传统;从担当此任的曹寅来看,亦证明了汉人与汉族文化地位确立和得到重视;从文化建设纵向看,此举乃康熙帝适时地将此前非满族文学成就纳入了中华民族和大清帝国的视野;聚集文化宿将以见出此事的国家行为特质。据史景迁说,“在曹寅奉旨督导刊印的同时,还有九位翰林院学士承命校对诗作。九位翰林院学士以侍讲彭定求为首……其余八人是翰林院的编修。”[25](P.154) 最终,“在曹寅的主持之下,总计九百卷,包括四万八千九百首诗作,逾两千两百位作者的《全唐诗》善本,以将近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全套校勘、刻板的工作。”[25](P.157)如果从刊刻《全唐诗》继续向康熙内心世界看,他是如何看得当时的各族人民的呢?有个康熙帝时的《策问(殿试)》的材料很有趣:“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壬辰。策试天下贡士汪士鈜等于太和殿前。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期柔远能迩,察吏安民,俾世臻清晏之休,人享……。朕中外一视,念其人皆吾赤子,覆育生成,原无区别……。”[26](P.454) 这个“念其人皆吾赤子,覆育生成,原无区别”可看作是康熙的人种学或人类学思想。自然各民族也绝无本质差别。在笔者看来,康熙此思想是他决定刊刻《全唐诗》的人学基础。如今我们的文学史已经容纳了各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统一编辑在《中国文学史》中,学界对于汉族文学史概念的反思和纠正,从侧面证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凝聚认同各民族文化共有的心理基础。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民族文学”走向世界具有最广博的民族心理基因。

 

  四、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具有多方面的文学批评意义

  (一)对内“铸牢中华民族同体意识”的使命价值2014年9 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的讲话中,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7]文学批评是“铸牢中华民族同体意识”多重力量之一。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是学者的志业。学者为国家大政方针、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提供重要的知识支撑和咨政参考,学术话语可以转化成为官方话语和民众话语,学术关键词会变成政府和百姓的关键词,学术资源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也可以智库和智囊的形式转化为政府资源。学界关于民族事务的理论观点、对策建议至关重要,这也决定了学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从少数民族文学实然性考察,已然得知学界在功能、标准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缘于学科背景、知识积累和学术立场的差距,思想观点可能有所差异,当遇到难以求同存异而达成“重叠共识”时,则应服从和牢固树立“铸牢中华民族同体意识”的使命。这个表述与总书记关于文艺评论的要求相吻合:“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24]

  (二)提供了更客观准确的批评眼光和角度中国民族文学概念不同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此观念可以提供纵向历史和横向互相关联的辩证眼光,使得一体性和多元性、同一性和差异性等批评需求得到实现。李长中的《表述的边界:以多民族文学评论价值迁移为中心》提出了“多民族”研究范式与批评价值体系的对接:“少数民族文学与主体民族互生共融表述着典型的‘中国经验’,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却在‘表述中国’与‘表述民族’间发生价值迁移:前者以‘同’化‘异’的方式抑制了少数民族主体性生产,后者以‘异’代‘同’的方式驱逐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多民族国家属性,引入‘多民族’ 研究范式,在民族性、中华性与世界性构拟的边界内共享价值体系,表述全球化进程中的完整中国,是多民族文学评论价值建设的规约性框架。”④我认为,所谓引入的“多民族”研究范式的内涵,早已内置于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民族文学”概念。而且,如果将论文描述的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中的“价值迁移”的“迁移”作“游移”理解,则应该看作从片面走向全面的过程。本文提出的价值观念,则直接从观念本体到批评眼光和方法等均避免了游移。这进一步证实了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的合理性。

  (三)明确与清晰了向世界展示整体性与差异性兼容的中国民族文学的批评任务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倡导整体性民族文学研究和评论,以整体性的中华民族文学特点面向世界,而绝非藏族、彝族或者蒙古族等任何哪个具体民族的民族文学特点。中国民族文学不仅是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产品,更是全人类的财富。阿来曾说:“我并不认为我写的《尘埃落定》只体现了我们藏民族的爱与恨、生与死的观念,爱与恨、生与死的观念,是全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28]中国民族文学走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不仅是民族作家拓展精神世界提升人生格局的需要,也是中国树立大国形象的一部分。近十年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作协陆续开展了“少数民族作家海外推广计划”“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翻译工程”等大的译介工程,阿来、叶梅、马金莲、叶尔克西、金仁顺等大批作家的作品在国外的大型书展、读书节等场合亮相。《人民文学》的英文版对外期刊《路灯》自2011年起也选译了数十位作家近千篇作品,使其走向世界。此外,民族作家通过各种渠道“走出去”,例如阿库乌雾的母语诗歌在北美学界和学生中颇受欢迎,吉狄马加的作品更是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近30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在2011年“全球视野下的诗人吉狄马加学术研讨会”上,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温茨洛瓦评价吉狄马加“既是民族之子,又是世界公民”。[29]总之,文学批评向世界展示整体性与差异性兼容的中国民族文学,使之逐步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组成部分的任务更加明确,这得益于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界定中国民族文学。

  (四)给予“微、独、同相互制约”的文学批评思维方式以自由施展的空间“微、独、同相互制约”是笔者的独特提炼与概括。清代晚期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翁同龢在晚年“庐墓虞山”的日子里,回顾并凝练了朝廷政治漩涡几十年的人生体悟,题撰了一副对联:“守独悟同别微见显,辞高居下置易就难”。[30](P.137)其中上联的八字极为独特,富有启示价值,在我看来,“守独悟”同为价值论的,力倡守住自己独特、独创的见解思想,又体悟到此“独”可属于怎样的“同”。“同”可以看作包括人生目标在内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价值体系等。“守”和“悟”的动词属性也印证了其价值论属性。其实,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价值哲学属性的思想早已深入中华民族血液。笔者看重此对联的是,它将价值论与认识论对举。“守独悟同”是通过认识论属性的“别微见显”得以实现的。别微是将大于此的“这一个”“微”划分到某类中,知道并让其特异之处得以显示,此为求真求实的认识工作,目标则是获得并守住“独”。认识论与价值论并举,难得一见。其中的“微”“独”“同”三者具有互相制约综合的关系,“微”作为对象,绝非纯粹客观,它是选取之结果,凭借怎样眼光去选,背后是某种价值观,价值观必定是处于某“同”。别此“微”所获之“独”,只有在某“同”的价值坐标得到确认,才成为其“独”。可见“微”“独”都依托“同”。“独”,是期冀获得的结果,“微”和“同”处于它的两端并成为两端之合力的结果。反之,“微”成就的“独”,既归属于“同”也汇入“同”,并为“同”增加分量与光彩。需要说的是,根据概念之外延和内涵关系的逻辑学原理,“同”与“微”有多维度关联,或者说,“微”具有与“同”多维度联系。“微”“独”“同”三者都是相对性的抽象概念,只有置于语境并以具体问题提出时,它们三者互相制约综合的辩证关系才能得到生动展示,其适用性才能得到体现。因此,“微”“独”“同”互相制约综合为普适性思维方式。“微、独、同相互制约”的文学批评思维方式,特别适宜于“中国民族文学”批评。最根本原因在于它和基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两者互相吻合。中国民族文学批评对象生动具体,既可以是某民族作家以及该作家的所有作品或一篇作品,也可以是某历史时段某文学流派,某民族某文体等。所以,“微”之选取空间广阔鲜活,“中国民族文学”及其依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可以成为微之选取的最大“同”,“微”有多个维度与这个“同”联系,诸如审美理想之“同”、文体之“同”、身份认同之“同”、核心价值观之“同”、民族传统之“同”……。于是,给予了多种批评话语方式、批评角度的开阔施展空间,“独”的发现、见识和思想等于此中诞生。总之,此思维方法兼具认识论的分析和价值论的确认与判断。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在“微、独、同相互制约”的文学批评思维方式中实在地落到操作层面:通过“微”对象所获“独”的批评结果,有趣准确地向读者介绍作品,由“独”所属的“同”一点点潜移默化地铸牢使命;依赖“同”的理念又落实到“微”的客观准确选择,“提供了更客观准确的批评眼光和角度”;以“同”体现其“整体性”,以“微”所获之“独”体现其“差异性”,“明确与清晰了向世界展示整体性与差异性兼容的中国民族文学的批评任务”。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15JZD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俐俐,三峡大学特聘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

  

  

  本文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9期,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刊。

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微信公众号 2022-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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