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由口头与书面、汉语与民语构成。起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书面文论，历经唐宋元明清至当代，异彩纷呈，独具风貌。它与汉族文论一道构成中国文论的整体，共同谋求与促进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新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文学理论批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民族文学理论体系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是一个结构复杂的集合体。有汉语与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字载体，有口头与书面的流通方式。口头文论难以穷尽，在南北朝，与刘勰、钟嵘同时代，就出现了自成体系的叙述诗诗学理论。这一情形历经唐、宋、元、明、清至当代，多元发展，异彩纷呈，独具风貌，成为中国文论整体的组成部分，与汉族文论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一道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批评新体系。

　　一

　　别林斯基说: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学术性的，书本上的，庄严而堂皇的；另一种是日常的、家常的，平常的。这两种哲学，往往或多或少地相互关联着。谁要描绘社会，那就得熟悉这两种哲学；而研究后者尤为必要。”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亦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书面的，可称为高级形态；另一种是口头的，可称为初级形态。前者是后者的发展，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促生，共同构成民族文论的整体。

　　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学理论批评”在许多人的脑子里是一个被人为地缩小了外延的概念，认为它仅仅是历代文人形诸文字的文学见解。其实，文学理论批评并不是文人贤哲的独有领地，它也是普通百姓的思想田野；换言之，广大人民群众也参与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创造工程，所不同的是，他们使用的工具不是文字，而是口头语言。应当说，历代文人的理论著述只是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的一部分，对于一些比较发达的民族来讲，它是重要的、占据主体地位的部分；而对于一些历史发展比较缓慢的民族来说，它却只是比重极少的部分。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自然就不存在或者极少有书面文论（用其他民族文字记录本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在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中毕竟是少数情况）。不存在书面文论的民族，并不等于没有文论遗产。因为语言、文学和人类社会几乎是同时形成的，没有语言和文学，任何一个人类群体都不可能维持下去。没有文字有语言；没有书面文学有口头文学，这在人类文化史上并不是罕见的现象。而自从出现文学即使是单一的口头文学的实践活动以来，就开始有了说明文学现象的言论、观点出现。我国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诗歌中，有对文艺和审美起源的美丽想象，可以启发我们的灵智与思考，进一步去探索艺术起源的奥秘”。少数民族不仅“只有被誉为‘天籁’的真挚感人、色彩缤纷的诗歌杰作，也有它自己的诗学。这种诗学，是以口耳传授而存在”。难以穷尽的少数民族各种口头文学样式中都有关于文论的见解，广泛涉及文学本源、功用、创作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具有形象性、原生性、派生性、零散性和流动性特点，它既是有关口头文学实践的认识结晶，也是书面文论兴起的重要基础。

　　二

　　魏晋六朝三四百年间，国家长期分裂，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然而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的衰退丝毫未能影响文学前进的脚步，相反，给它的多元发展、空前繁荣提供了巨大空间。照宗白华先生的说法，这 “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极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以五言诗为标志的文学创作走进 “自觉时代”，其理论批评亦步入成熟期，一批专文、专著、专门理论批评家，摆脱经学影响，运用一系列术语、概念、范畴从美学角度审视文学，《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开启多项理论探求的先河。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文论分体发展奠定了基础。大唐一统天下，多民族的融合替代了多民族的冲突，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辉煌时代，《诗式》《二十四诗品》等理论批评专著相继问世，引领了中国文论的分体发展。萌芽于魏晋南北朝的少数族群汉语文论，到了唐代，元结、元稹、刘禹锡等鲜卑、匈奴后裔对汉语诗学做出了贡献。突厥法拉比演绎亚里士多德理论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说，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抬头而唱起歌来。在中国，“《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抒情诗，始终是我们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惟一的类型，赋、词、曲，是诗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赠序、碑志等，是诗的副产品，而小说和戏剧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夹杂些诗。诗，不但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它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 ( 如楹联、春帖等) 和许多工艺美术品”。在这种创作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文学理论批评，自然属于抒情诗学，以 “诗言志” 开其端，以 “诗缘情” 而展开。言志抒情成为中华各民族汉语诗歌及其理论批评的共同准则与追求。

　　但闻一多因时空局限而在此文中也留下缺憾。他说，印度和希腊是在歌中讲故事，近乎小说戏剧，篇幅很长; 而中国和希伯来 “则都唱着以人生为宗教为主题的较短的抒情诗”，歌的性质并非一致。其实，中国 “讲故事”的长诗并不逊色于印度与希腊，只是它们千百年来停留在少数族群口头之上，或以自己的文字手抄流传于民间，直到20世纪50年代伊始，才得以被陆续发现、搜集与整理。它们的赫然问世，一鸣惊人：世界最长篇幅的诗歌也不得不让位于 《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中国不少少数民族群体拥有的长篇诗歌数以百计，南方与北方布满史诗诗群。在如此肥沃的诗歌土壤中，自然生成别具一格的诗学。其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彝族诗学。贾芝先生在《序彝族诗文论》中说，许多民族 “有专门演唱史诗、叙事诗的民间艺人，彝族的 ‘摩师’ 就是这种业余诗歌演唱家。他们中间不乏荷马式的人物。他们是民族史诗的传播者和创作者。他们也该是最懂诗学的”。大约在一千多年前，与刘勰、钟嵘同时，彝族就有了举奢哲和阿买妮的诗文理论，并且构成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彝族诗学所代表的便是我国叙事诗诗学，它弥补了汉族或曰汉语诗学之所缺，与汉语抒情诗学共同构成中国古代诗学之整体。

　　三

　　我国少数民族书面文学萌芽于魏晋南北朝，唐代即有了作家文学，至宋辽金元时期成长发展。

　　北宋立国先后，契丹、党项羌、女真相继建立政权，形成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的格局。13世纪初叶，一统天下的元帝国在成吉思汗手中诞生，这是继南北朝之后，历时400余年，西北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又一次的巨大冲突与融汇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创造了文人士大夫阶层与民间文学结合的环境，它的成果就是反映生活、内容丰满的著名的元代杂剧”。诗文创作及其理论批评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增添了特殊的因素。

　　清人顾嗣立《元诗选》说：“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一书中列举其人：“元文臣名士如移剌楚才，东丹王突欲孙也；廉希宪、贯云石，畏吾儿人也；赵世延、马祖常，雍古部人也；孛鲁术羽中，女真人也；迺贤，葛逻禄人也；萨都剌，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鲁别族人也；余阙，唐兀氏人也；颜宗道，哈剌鲁氏人也；瞻思，大食国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节义、文章，彬彬极盛，虽齐、鲁、吴、越衣冠士胄，何以过之。”王氏所举，并未将其佼佼者囊括以尽。其他如耶律铸、丁鹤年、薛昂夫、高克恭诸人，各逞才华，标奇竞秀，亦皆独立成家而名于世。若统其全部作家人数，那就数以百计了，真可谓“彬彬极盛”，前所未有，后亦罕见。

　　对于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马祖常曾解释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偏气之语，不相通晓。惟中原汉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于习说。盖中原天地之中，得气之正，声音散布，各能相入。是以诗中宜用中原之韵，则便官样不凡。”马祖常认为，汉语具有“四方可以通行”的优越性，为东西南北少数民族文人所乐于接受乐于学习，“虽西域不乏才人，莫不对此而俯首者”。入居中原的西北少数民族及其后裔认同 “中原汉音” 的国家性地位而加盟汉诗写作，创造了一种民、汉因素兼有的特殊的诗歌文化。金元时期，在理论批评上出现了堪称少数民族后裔汉语诗学双子星座的元好问和辛文房，受到文学史家的崇高评价: “无论是在文学创作上，还是在文学思想、文学批评上；无论是在金元文献方面，还是在文学史方面，元好问都当之无愧地可称为金代第一巨擘……元好问的意义决非止于金代，而是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是 “在以诗论诗这种批评形式的发展序列里……在杜甫 《戏为六绝句》 之后所达到的最高峰。它既有系统的诗学观念和批评标准，又有对汉魏以来诗歌的中肯评判。元好问对中国诗史的批评，是非常具有历史深度和辩证精神的，称为诗学的典范。”至于元好问诗文论中所透露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相融合的思想更是有待我们深入探讨的。辛文房 “《唐才子传》是元代诗学的一个特殊存在，是中国诗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他于正史之外，为诗人立传，与钟嗣成《录鬼簿》一道“开创了以作家批评为中心的纪传体文学批评样式”。《唐才子传》中存有精心收集、评价的少数民族诗人，表明中国汉语古典诗歌的高峰——唐诗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建造的。

　　在汉语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同时，生长于民间的彝族诗学以顽强的生命力扩大与丰富自身的内涵。大约生活在两宋之间的布麦阿钮、布阿洪写出了《论彝诗体例》和《彝诗例话》两部著作，论述了彝族诗歌的源流、形态、技法、音韵等诸多文学内部规律问题，探讨了彝族诗学中一系列范畴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具有鲜明的民间叙事诗学的理论特色。正如刘锡诚先生所言：“彝族诗歌是在民间诗歌的基础上发展的，从取材，到章法，从格调，到韵味，都洋溢着独到的、浓郁的民族特点。这两部诗论正是从这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诗歌的丰富材料中，梳缕、分析、提炼、概括诗歌的规律的。

　　四

　　明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衰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一方面复古思潮束缚着正统诗文创作，一方面个性解放的极大欲求强烈刺激了市民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涌现了一批小说戏曲作品、理论批评著作。清代（包括近代）进入中国古代社会末期和现代社会前夜，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最复杂的时代，包括文学理论批评在内的传统文化学术在此时期形成大成与总结，同时清代文学总体上处于变异之中，虽然创造力较为缺乏，但却内容丰富而复杂。

　　明清时期的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边疆稳定、民族间互为宽容与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走向繁荣，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璀璨，语言多样，体式齐备，成就空前。随之相伴的理论批评在蒙古、回、藏、维 吾 尔、壮、布 依、满、白、土家、傣、纳西等民族中广泛兴盛，其可圈可点之大家名著为数不少。

　　回族李贽，是明代中叶以来影响百年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中心人物，“他自觉地、创造性地发展”王阳明哲学，“他不服孔孟，宣讲童心，大唱异端揭发道学”，并“以此为准则，撇开当时盛行的伪古典摹习之风，评点、赞扬了流传在市井之间的各种小说、戏曲”。他是中国古典小说评点这一样式的实际开创者之一。其《忠义水浒传序》为我国长篇小说的较早专论。“他重视民间文艺，重视这种有真实性的人情世俗的现实文学，并把这种文学提到理论的高度予以肯定。这个高度也就是‘童心’”。他所提出的创作要表现“童心”，“童心”存在于“犁田者与做生意者”之中的光辉论点，不仅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体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

　　有着“双语诗人”和“大师”之美称，把维吾尔察合台文学推向顶峰的艾利希尔·纳瓦依，不仅在源于中世纪西亚、中亚诸民族的“海米塞”即“五卷诗”的创作上树立了叙事文学新的里程碑，而且“第一次全面而深入地总结了‘海米塞’的创作规则、理论原则和艺术方法……在其《五卷诗》各部长诗的序诗部分对前辈诗人的 《五卷诗》 进行了详细的评述，对他们诗作的优点和缺点进行了大胆的评论，从而阐释了‘海米塞现象’特有的创作特征和理论基础。”纳瓦依写出了影响深远的捍卫突厥语言及文学的《两种语言的论辩》、分析诗歌音韵的《韵律的标准》以及介绍当代诗人的《艺坛荟萃》等专著。维吾尔文学史上“很多重要作品，如《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真理的礼品》等得以留存，在一定程度上，得归功于纳瓦依的奖励，人们才缮写和传抄”。老舍高度评价说：“纳瓦依构成祖国的文化历史的宝贵财富。”

　　印度宫廷诗人檀丁的名著《诗镜》传入西藏，在13世纪末时由藏、印学者首次共同译为藏文。此后，不仅译文日趋精确，而且注疏之作蜂起，或举新例，或作补充，进行改造和创新，结合藏族诗歌创作实践，融藏族传统美学、文学观与《诗镜》理论主张于一体，从而形成藏族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即《诗镜》诗学而影响至今。

　　成书于17世纪的《论傣族诗歌》，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 “民语型” 文论专著的第一部汉译本。它从人类和语言的产生谈起，进而探讨了傣族诗歌的起源、发展过程、体裁类别、民族特点，以及社会生活对诗歌的制约、诗歌对现实的作用、佛教与傣族的关系等等。其论述之系统、全面与深刻，在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实属罕见。

　　我国北方的蒙、满两族先后入主中原，君临天下，统一中国，为多民族文化的兼容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既强健了本民族文化，也丰富了中华文化。他们创立了自己的文字，而又用汉语写作。满族书面文学几乎全用汉语写成，蒙、汉、藏等多种文字载体构成蒙古族书面文学之全部。他们的诗文创作及其理论批评取得非凡成就。清代满族有诗词作家近千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他留有理论文字《原诗》《赋论》《填词》等；远在元代，即有蒙古文人创作传统诗文，至清代更是人才辈出，影响最大者当推法式善，他是清代中叶著名诗人兼诗学家，“坛坫之盛，几与随园（即袁枚一引者注）埒”。他有数十篇关于诗歌理论批评的序文，并有专著 《梧门诗话》16卷，《八旗诗话》1卷。清代著名汉族诗学家翁方纲在《<陶庐杂录>序》中说，法式善“在诸时人中，论诗最多”。

　　满、蒙两族在小说领域铸造了辉煌。

　　公元13至14世纪之交，我国就有了用回鹘语和阿拉伯语创作的长篇小说《先知传》。时至清代，少数民族小说创作正式兴起。藏族有《勋努达美》《郑宛达瓦》《猴鸟故事》；维吾尔族有《集翠园》等。而因满族和蒙古族深受汉文小说影响，“是国内少数民族中翻译汉文小说最多的两个民族”，故小说创作尤丰。满族有《红楼梦》《萤窗异草》《夜谭随录》《儿女英雄传》；蒙古族有《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红楼梦》则登上了中国文学史的顶峰。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写到：“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李泽厚更是评价，在文艺领域，真正为18世纪这个封建末世作总结的，“要算中国文学的无上珍宝 《红楼梦》了”。又说：“关于《红楼梦》，人们已经说过了千言万语，大概也还有万语千言要说。”须知，说这第一句话的则是满族脂砚斋，他以中国传统的评点方式，首次对《红楼楼》这部伟大作品进行了广泛的评论，从理论上概括其艺术成就和艺术经验。脂评同曹雪芹在自己作品中所表达的“对典型创造的理解等，不仅超越前贤，亦胜过同期西方大家”。《红楼梦》的出现，还带来满族也是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论中第一部小说理论批评专著，即裕瑞的《枣窗闲笔》，它主要是记叙曹雪芹生活细节及评续 《红楼梦》。蒙、汉语文精通的哈斯宝则是第一位将《红楼梦》译为少数民族文字并对之进行研究的红学家。其《新译红楼梦回批》的思想高度为同代王希廉、张新之等人所不及。中国 “红学” 的形成与兴盛，满、蒙文论家们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奠基作用。

　　五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的100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翻开现代史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推倒 “三座大山”，书写当代新页。孙中山倡汉、满、蒙、回、藏“五族”之说，唤醒国人心中的多民族意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在汉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影响下取得突出的新文学的成就。沈从文、老舍是其创作与理论批评的杰出代表。新中国诞生，“少数民族”概念正式确立，“少数民族文学”堂堂正正地独立发展，作家创作活动蓬勃兴盛。“在中国文学的辉煌大殿里，少数民族文学开始有了自己的地位”。但它真正为世人所瞩目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我国55个少数民族较短时间内有了自己的诗人作家，他们中有人甚至成为中国文学潮流发展的弄潮儿。与此同时，包括汉族学人在内的一支新型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队伍逐渐形成和壮大。理论批评展翅翱翔，呈现出前所未有、多元相生的壮丽景观。冯牧、马学良等开路引领。冯牧 “是接替茅盾和老舍，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全面规划，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少数民族作家进行指导的文学前辈”。“马学良先生的重大贡献”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奠基”。少数民族中出现了一批在国内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人物，不过，其中大多数人的主要精力或创作，或做文学史，或致力于单一民族、单一文体的批评与研究，专事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整体文学理论批评的学者乏众，在这方面，起步较早、成绩较丰的当推白崇人。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呼吁 “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研究”，并连发10余篇专文进行多维探索；紧随其后的是关纪新（满族）、朝戈金（蒙古族）等在80年代后期开始的宏观理论思考，并最终形成的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整体理论研究的首部专著 《多重世界的选择——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于1995年问世。继之出版的著作，有“民族文学开拓性尝试”之誉的龙长吟所著的《民族文学论纲》，“迄今唯一一部从理论上论述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著作”、梁庭望（壮族）和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前者是第一部“从宏观的视角研究文学与民族之关系的理论著作”，后者如书名所示，乃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概论”，不为专论一代之作也。此前，李鸿然（回）和吴重阳在20世纪80年代分别编著和主编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概观》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亦为断代史著。虽然它们均非严格意义上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著作，但其为促进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发展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在打造自我中多元发展。

　　原文刊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