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体制化建设，始于1950年代早期。这个体制不可或缺的内容，就是借助于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初步形成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这个理论从1960年代初期发端，到1980年代初期大致定型，其核心内容是从西方直接移植的民族文学独特性和差异性理论。1990年代以来，同样是西方移植而来的文化身份等理论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个理论范式，一方面冲击了汉族中心主义文学史观，有助于改变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地位：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把西方国家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简单类比或直接等同于我国族群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否认我国各民族文学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忽视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而产生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共同性，造成了理论阐释的错位。我们需要结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改变外来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本土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缺乏内在必然联系的情况，建构能够有效阐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理论话语体系。

　　关键词：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中国本土少数民族文学；错位

　　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特点是建立了现代学术体制。在这种现代学术体制中，文学理论作为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构成了文学研究的先在前提，制约着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文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学示范的结果，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制的建立，离不开西方文学研究体制的直接影响，西方文学理论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体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体制中较为晚近的组成部分，借助西方文学理论资源，我们建构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

　　近些年来对于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研究关系的反思成为国内学术热点。由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国内学界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这种反思主要聚焦于国内主流的汉族文学研究领域。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本身而言，主要集中于文学创作领域，而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国内学界研究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两者关系的论著尚不多见。总体来看，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对西方文学理论作为学术范式的普遍性意义较为推重，而对于把西方文学理论运用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某些偏差，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把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研究关系的反思，推进至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对于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深化对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研究关系的理解，提升我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理论自主性，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内容的复杂课题，本文拟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发生的视角加以讨论。

　　一、以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为基石

　　英国学者翟理士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于1901年出版，该著曾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毋庸置疑的是，正是在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的示范下，中国学者才于20世纪前半叶开启了中国人自己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学术进程，进而在中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体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体制中出现是较为晚近的事情。有学者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追溯到元好问的《论诗绝句30首》和李贽《童心说》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此说虽然不无道理，但是中国古代即使是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在讨论诗文的时候将少数民族文学设定为论述对象的也不多见。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体制中，已经沦为“秦砖汉瓦”式的博物馆存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没有参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也没有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产生实质性影响。真正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1950年代以来建立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体制。在这个体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直接影响下建立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

　　在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和华夷之辨中，并没有关于“民族”“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范畴。“少数民族”概念最早出现于1924年孙中山主持制定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少数民族”“弱小民族”与“落后民族”等词汇交替使用，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在《共同纲领》中使用了 “各少数民族”一词，至此“少数民族”作为一个中国特有的概念才被正式确定下来。就文学研究领域来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已出版400多部中国文学史，但是其中难觅各少数民族文学痕迹，实为汉族文学史。藏族《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玛纳斯》、蒙古族《江格尔》三大史诗在各种中国文学史中也几无踪迹。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体制化建设，始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以中央民族学院的成立为起点的一系列少数民族院校的建立，经过“文革”中的停滞，到197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的相继诞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体制逐渐形成。1980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硕士博士培养体系的建立，标志着这个研究体制渐臻完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体制，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这个体制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就是借助于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推动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初步形成，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赖以展开工作的学术范式。这个学术范式的理论基点，是从西方直接移植的民族文学独特性和差异性理论。这个理论从1960年代初期发端，到1980年代初期这种学术范式已经大致定型，以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在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科书中，经过高校文学理论讲台的反复讲授，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立之初引入的文学民族性理论，再到今天风行的文化身份理论，基本逻辑思路一脉相承。它们不见诸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但却支配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这个理论形态的产生和形成，是由于新中国建设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政治需要和建立服务于新意识形态的文学理论需求。1960年代初期，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亲自抓了高校两种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即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作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奠基之作，尽管这两本书带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但是在国内学者编著的多种文学理论教科书中，这两本教材出版较早而且影响广泛，至今仍被认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和我国的文学实践，总结、发展了以前的文学理论研究成果，建立起自己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为我国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文艺理论奠定了基石”。这两本教材中没有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专题，但是作为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这两本教材都有关于文学民族性方面的论述，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还在一些地方直接论述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这两本著作并非专论但又涉及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为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勾勒了最初的学术蓝图；另一方面，某些理论上的不确定和含混之处，也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得到延续和某种程度上的发展。

　　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是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确定编写的高校文科教材之一，最初于1963年和1964年分为上下册出版，1980年出修订版。该著编写者汇集了叶子铭、王永生、刘叔成、徐缉熙等著名学者，1980年代前期为国内各高校广泛使用。该著分别在第三章“文学的继承、革新与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和第九章“文学的风格、流派和民族特点”中，论述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1960年代初期国内“左”的意识形态愈演愈烈，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被判定为“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国内对其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中心主义”以及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不够发达，使我们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很难找到直接论述少数民族文学的思想资源。尽管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痕，但是按照当时国内学术界的看法，俄国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文学思想，其正确性依然是无可置疑的。这些文学思想中关于民族文学的直接论述成为我们的主要理论资源。在这些理论资源的基础上进行阐述并确定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主要框架，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无可替代的现实选择。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涉及民族问题，政治正确成为先在的基本要求。这种政治正确的具体含义，就是强调中国各民族文学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但是文学毕竟不是政治，所以还需要结合文学自身特点，寻求理论依据。这个理论依据可以简单地表述为: 各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形成了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理论依据的权威性需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来证明。由于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巨大影响，长期担任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被认为具有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发生之初，斯大林的相关论述成为民族文学独特性与差异性的奠基石。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主要不是实证的，而是思辨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国本土文学实际经验的归纳和提升，而是外来理论的横向移植，是理论先行。这种理论先行表现为外来文学理论的演绎和中国本土文学经验的就范。抽象的思辨当然也会有璀璨的思维花朵和理论上的真知灼见，否则很难解释这种理论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产生的重大影响。但是与此同时，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从我们眼前轻轻滑过，并在很长时期内未能引起我们的相应重视，这就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发生之初，已经包含了外来文学理论和本土文学实践之间的某种矛盾与偏差。

　　二、文学民族性的理论内涵及其中国语境

　　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引述了斯大林《在招待芬兰政府代表团席上的演说》中的观点。斯大林指出，文学的民族特点是 “每一个民族对于世界文化宝库的一种贡献，它们使它更充实，更丰富”。斯大林这个观点成为 《文学的基本原理》关于文学民族性的基本理论前提，也构成了我国当代各少数民族文学价值论的前理解。该著由此断言：“每一个民族的文学，同其他民族的文学比较起来，都具有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仅属于本民族的而为别的民族所没有的，它使这个民族的文学同别的民族的文学鲜明地区别开来。”但是这种“仅属于本民族而为别的民族所没有的”文学的鲜明特点是什么呢？《文学的基本原理》引述了别林斯基的观点，以便从文学理论自身展开论述。别林斯基写道：

　　我不知道谁能比果戈里在如下的寥寥数语中把诗底民族性特点规定得更好、更明确的了，这些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的精神。诗人甚至在描写异邦的世界时，也可能具有民族性，只要他是以自己具有民族气质的眼睛，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观察它，只要他的感觉和他所说的话使他的同胞们觉得，仿佛他们自己正是这么感觉和这么说似的。”

　　这段颇具文学性的形象化描述，在《文学的基本原理》中得到逻辑上的具体展开，转换为一系列理论规定，其要点包括：第一，文学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带有民族色彩，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人物性格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的民族性其实也包括了俄罗斯农妇的无袖长衣，但是这不是主要的，因为作家也可描绘其他民族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第二，更重要的是，作者对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观察和评价，即 “民族的精神”；第三，由于艺术的形式外观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因此民族性还表现为文学的民族形式，这些形式要素中首先是语言，然后是结构、体裁和表现手法等。

　　这些观点简要地勾勒了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大致版图，并在后来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简史》出版于1980年代前期，“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教学的第一本教材和著作，它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开创性价值”。如果说，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文学概论》仅仅是在论述文学基本理论问题时涉及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那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简史》则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著，并在“绪论”中沿着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文学概论》的基本思路，在俄苏文学理论基础上，比较系统和全面地论述了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论做了进一步拓展，并建构了比较完整和系统化的理论体系。

　　该著批评了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痼疾：“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恰恰忽视了我国文学的多民族性的特点，而将一部《中国文学史》变为汉民族文学史。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变。”

　　该著指出，多民族性是我国文学的特点，我国文学研究理应反映这个特点，并把高尔基论苏联文学多民族性观点作为立论的前提。高尔基认为：

　　苏维埃的文学不仅是俄罗斯语言的文学，它乃是全苏联的文学……所以很明显，我们没有漠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权力，虽然我们比他们的人多。艺术的价值不是用量而是用质来测度的。

　　不能漠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质不能简同于量，这是正确的。但是把质和量割裂开来，就值得讨论了。就一般规律而言，质和量之间，还是存在内在关联的，没有量的积累，很难达到质的提高。没有量的积累直接达到质的提升的情况也存在，但那是小概率事件。质和量之间通常呈现为一种正比例关系是没有疑问的。真理是具体的。当我们把高尔基的这个观点具体落实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还有一些理论环节需要进一步探究。从理论上讲，中国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处于同一水准。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就是文学的民族个性与艺术水准可比性。如果以民族个性来否认艺术水准可比性，就好比以作家的创作个性来否认不同作家之间艺术水准有高下之分，结论必然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名家和默默无闻的作家之间毫无区别，这是经不起推敲的。

　　有学者认为，“由于受汉民族文学和文化的主体性地位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内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都有模仿汉族作家的痕迹，再加上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地位，让文学界普遍对少数民族文学评价不高”。这种解释把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即使是少数民族作家也有不同意见。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指出：

　　解放前，少数民族人民备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歧视，他们的聪明才智受到压抑和摧残。各民族虽然都有自己丰富的口头文学，有些民族也有作家的创作活动，乃至出现过杰出的作家；但就全国而言，过去从未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少数民族作家的阵容和少数民族文学运动。在文学史上，几乎完全忽视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地位。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使我国少数民族人民不但在政治上得到解放，而且在文化上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旧社会受到反动统治阶级欺侮、压榨而长期处于愚昧落后状态的少数民族人民，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之内，就已形成一支作家队伍……

　　玛拉沁夫进一步指出，“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汉民族，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最大，而且对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学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汲取、融汇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营养”。玛拉沁夫的这个观点是比较全面和客观的。历史上由于中国境内各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教育水平有差别、人口数量相差悬殊等因素，文学的发展程度和艺术水准整齐划一是不可能的。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也是不对等的。在各民族之间文学融合的过程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汉族文学流入少数民族文学的是滔滔洪流，而少数民族文学流入汉族的则是涓涓细流。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也是不对等的。

　　实践先于并优于理论，在文学领域也是如此，这是历史的选择。少数民族作家对汉族作家的模仿，这是少数民族作家主动和积极的艺术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汉族文学对于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的艺术水准产生了正面和积极的作用。这本质上是文化相对发达的汉族文学对于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文学起着某种引领和示范作用，汉族文学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这种影响力，和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吸收和融汇一起，形成了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学之间的趋同性，也成为我国多民族文学共同性的前提和基础，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990年代以来，福柯、萨义德等人的后殖民主义、话语权力、文化霸权理论在国内学界逐渐风行，近年来国内学界抨击汉族文学以话语霸权地位压制少数民族文学的言论广为传播。这种把西方文学理论直接运用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确实揭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的一个方面，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个方面的消极和负面意义被夸大了。而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引领和提高，以及我国多民族文学共同性的客观存在及其积极意义，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甚至否定了。

　　三、别林斯基文论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偏差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简史》的理论资源主要是俄苏文学思想，其中别林斯基是最重要的理论权威。该著主要通过对别林斯基关于文学民族性思想的细致解读，填补了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文学概论》勾勒的简略框架的空白点，丰富了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并使之基本定型。别林斯基指出，“文学都是民族的自觉，它的精神的花朵和果实”，这就是说，文学是民族性的载体，那么打开民族性的钥匙在哪里呢? 别林斯基认为，“每个民族之民族性的秘密不在于那个民族的服装和烹调，而在于它理解事物的方式”，这种理解事物的方式是什么呢? 别林斯基用比喻的方式来加以阐释，“一个民族的宇宙观就是那种带有一种或者几种最基本的光谱的灵智三棱镜，这个民族通过这种三棱镜来观察万物存在的秘密”。为了便于理解，别林斯基又打了一个比方，“不管诗人从什么世界为自己的作品汲取内容，不管他笔下的主人公隶属于什么民族，可是他本人却永远始终是民族精神的代表人物，用自己民族的眼睛去看事物，把自己民族的烙印镌刻在这些事物上面”。

　　在别林斯基看来，文学民族性的核心在于思维的独特性，这种思维的独特性体现为每个民族具有理解事物的独特方式，而作家是民族精神的代表，因此这种方式通过该民族作家作品得到具体呈现，作家以民族的眼睛去观看世界并在作品中留下了民族烙印，这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简史》主要引证并推崇的别林斯基的观点。其中所包含的理论逻辑是，因为各民族文学之间是那样的独特而不可替代，所以必须扭转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汉族文学中心主义，改变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地位，争取使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具有同等地位。

　　别林斯基的这些观点作为文学现象的一种经验性描述，为提升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格局中的地位，确有其重要现实意义。但是作为一种理论范式而言，其中有多处尚需推敲。世界各民族是否存在着思维的独特性，这是一个涉及多学科领域的复杂问题，关于人类起源于非洲说和人类文明同源说的相关争论，都表明这个问题迄今尚无定论。别林斯基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家，当然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性。即使世界各民族都存在异于他民族的思维独特性，其理论规定性是什么，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思维领域有何异同，至今仍缺乏有说服力的阐述。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意义上的民族，和别林斯基所说的国家意义上的民族，不能直接等同。别林斯基的这些观点，文学形象性冲淡了理论清晰性，在文学理论的逻辑展开和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难以操作。

　　活生生的文学实践比抽象的理论演绎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当研究者进入具体的文学研究领域时，真实的研究材料往往会使他们对理论范式加以调整，尽可能得出符合研究对象实际的结论。如果说，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文学概论》作为抽象的理论思辨，较少或者说可以不去接触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那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简史》就大不相同了，该著直接面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实践。因此当其作者进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实践之后，看到的是和别林斯基文学民族性理论不一样的图景，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方枘圆凿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通过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该著作者从作品的客观内容和作者的思想感情等方面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从文学作品反映的客观内容来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简史》认为中国当代各少数民族文学，“丰富了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题材内容。它们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斗争，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地区奇伟壮丽的自然风光。它们从民族地区的现实生活出发，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顽强的斗争，民族地区翻天覆地的巨大历史变革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壮丽图景，塑造了少数民族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英雄形象。这就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闪耀着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生活的光辉”。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所表达的主观情感来看，该著主要论述了两个方面，“这些作品，以独特的民族形式和表达方式，真实地表达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理想和希求。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赞颂，对各民族大团结的无比珍惜，三者紧密结合，构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心思想和普遍主题”。该著还写道，“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充分表达了各族人民走上新生活的幸福感和欢乐感”。

　　与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相联系，《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简史》得出的结论，与其说是别林斯基所论述的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独特性与差异性，毋宁说，更多的是研究者自己所观察到的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趋同性与共通性。在这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范式之间出现了明显偏差。该著倚重别林斯基文学思想建立的学术范式，是凸显中国当代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独特性与差异性，即文学的民族性，这是论证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学具有同等艺术价值的理论支点所在；但是，当对中国当代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行评论的时候，真实的文学现象校正了最初的理论设定，各民族文学在反映的客观内容和表达的思想感情之间，包括“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赞颂”“走上新生活的幸福感和欢乐感”等，都呈现出较多的相通与趋同之处，理论上的差异性被现实中的共同性所取代。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简史》得出的这个结论，是否符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呢？蒙古族诗人巴·布林贝赫在《心与乳》中写道，“这一天是个什么日子？/为什么蒙古人这般重视？/这一天就是十月一日啊！/是新中国诞生的节日”。回族诗人马瑞麟在《迎接一九五〇年》中吟道，“你看看/我们的五星红旗/飞舞得这样美/你看看/我们的兄弟/在五星红旗下/玩得这样快乐/在过去那些黑暗的日子里 /我们从来也没有这样兴奋过 /在过去那些黑暗的日子里 /我们从来也没有/这样快乐地唱过一支歌”。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在《祖国，我生命的土壤》中唱道，“祖国的每一粒砂土，对我都贵若明珠，珍如拱璧/跋涉在她的戈壁上，我也感到环绕我的有花丛绿荫 /祖国的每一滴河水都犹如甘露醍醐能使我沉醉”。白族诗人晓雪在为《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少数民族文学集）撰写的“导言”中，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这样一个评价：“这明朗的感情、欢快的情绪和开阔的胸襟，不仅是建国初期许多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共同的心境和情致，而且也是那些年代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风貌的写照……这是社会主义诞生时代新的文学，春的喜歌。”晓雪通过具体的文学作品所看到的，不是遥远的俄国理论演绎的独特 “民族的眼睛”，而是中国当代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共通的感受和相似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