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时代的中国多民族文学是一个多声部的审美话语世界，虽然具备独特多元的文化资源和美学传统，但一直以来存在批评话语零散化、表面化和单一化现象，理论人才短缺，力量薄弱。同时，多民族文学因其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遮蔽了源于本土的理论自觉。从作品出发，“回到文学本体”，深入文本进行分析阐释，解读多民族文学“边缘的活力”的现实境地及其审美意蕴，需要我们提升批评的反思性，形成文艺评论与作家创作的审美共识。我们倡导多民族文学的“批评精神”，继承创新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促进多民族文化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客观评价多民族文学实践及其审美意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民族文学批评话语体系。

　　关键词：多民族文学；文学批评；话语实践；边缘活力

　　新时代的中国多民族文学是一个多声部的审美话语世界。植根于各民族文化土壤、文学资源的多民族文学别样叙事，演绎出许多新鲜的中国故事，“众声喧哗”，各异其趣，且融入了作家对本土文化和人民生活的独特感受和体验，文本创作自带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彰显出别具一格的生命意识，呈现出多民族文学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深层美学意蕴。我们从中捕捉到的不仅仅是题材资源和文化养分，更有新的文学样式的不断创新，包括充满现代意识和多样化特质的“全媒体”“后人类”“元宇宙”“数智文明”等全新的话语实践。但认真思考关于多民族文学批评话语的理论探索，不能否认多民族文学创作实践与文学理论的错位，即文学批评滞后于文学创作，整体性、系统性研究薄弱，批判性和反思性理论思维欠缺。缺乏对文本内质价值、语言表达、文化意蕴的审美解读，以及对文本所蕴含的文化传统和审美价值的探求。批评话语呈零散化、表面化、单一化，理论人才短缺，情感隔膜。多民族文学批评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文艺评论未能深入文本语境和适应时代变革。文学理论的命题或概念多为外来资源，源于本土的理论自觉匮乏。《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都强调“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认为文脉是人民文学和人民历史的重要线索，为新时代文学确立了新的定位。在当代多民族文学实践中，需要文学批评既植根于传统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实现新的诗学建构，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和审美启迪作用。

　　一 多民族文学批评的困境与理论探索

　　新时代多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正处在不断探索、努力发展的阶段。置身多民族文学实践的当代场域，不难发现，作为文学双翼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存在诸多问题，虽然每年有关多民族文学的社科基金项目、学科建设成果、各类研究论文大量涌现，但研究论题和学术视野似乎越来越窄，打破学科壁垒、跨越知识界限的视域宽广的比较研究、多学科交叉研究、前沿探索、创新研究较少，对具体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评述较多，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观照不足。现象性批评占比多，孤立的单向度的研究多，多面向的综合研究少。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有待提升，母语文学的研究者和翻译者不足。对关涉多民族文学实践的普遍性概念或命题的理论发现和阐释不够深入。各民族本土文学批评话语的贫乏，催生了理论话语的焦虑，迫使研究者不得不（或主动地）借用他者话语言说自我现象，借用西方的理论资源、套用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于中国多民族文学批评之中。机械的理论阐述和浮华的过度解读，都不能让文学回到本真状态。如何激活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内在传统，如何在与主流话语、西方话语的对话中把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世界文学的互动关系，如何尊重审美差异，建设性地开展文艺评论，如何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角度，从文化传承创新与文明互鉴的角度，从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发展的角度，探索和发掘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意义和价值，进而探求多民族文学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主观因素，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民族文学批评话语体系，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的话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到少数民族文学现场，“从作品出发”，“回到文学本体”，解读少数民族文学“边缘的活力”的现实境地及其审美意蕴，重构多民族文学批评话语体系。

　　实际上，伴随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已产生了很多的批评文章和不少的理论著作，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学科优势，但相关思考与讨论却从未停止，研究主题和批评话语的拓展空间依然宽广。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在系统分析考察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实践和总体态势的基础上，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资料，提出的七个理论问题（少数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学的审美意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双语问题；各民族文学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文化批判意识等），对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诸多共性问题做出了宏观的、具有概括力和理论说服力的理性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特别是该书将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本源派生——文化自律型”“借腹怀胎——认祖归宗型”“游离本源——文化他附型”，在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引起了很大反响，“三种类型”的划分和阐释至今被沿用。著者在该书的后记中说：“这部书应该是一部理论色彩稍重的著作，应有别于既往的就一位作家、一部作品、一个民族的文学总和或者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概况所展开的具体的描述和评论；换句话说，希望能够始终站在理论的基点上环顾四周，而不要使自己有意无意地到诸多作家作品组成的迷宫中去做微观而繁复的踏勘。”在讨论各民族文学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时，著者强调指出，少数民族文学“并存共荣”不只是一种现实要求，更是一种发展趋势和必然路径，要避免和警惕陷进“文学上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潭”而“抱残守缺、顾盼自雄”，“无论在什么时候，世界也不会主动拥抱那些没有任何交流功能的民族作品”。这部“拓荒之作”的开拓性、前瞻性，对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引导依然产生着积极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多位学者主编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及《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文学的大背景，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进行关系性研究，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学遗产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文学之间早已形成多元一体、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共生关系。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众多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为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杨义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一书中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宏大命题，是立足于“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发生发展有着深刻联系的大文学观”，以及“对文学、文化的广阔幅员和复杂过程的综合考察”的结果。在“自序”中著者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这个文化地图是在对汉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的基础上精心绘制的。这样的地图可以相当直观地、赏心悦目地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博大精深的形态，展示中华民族文学的性格、要素、源流和它的生命过程。”该书从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民族学与地理学问题、文化学与图志学问题、中国文学的文化地图及其动力原理，以及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理念的形成及其内涵、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等几个层面阐释了中华民族文学多元一体格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历史脉络和现实情景，提出了诸多具有原创性和创见性的命题和概念，如在方法论上，著者提出了与“大文学观”紧密相联的“三目”：一是“时空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二是“发展动力体系”——在“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基于此，著者提出了“中心的凝聚力”与“边缘的活力”等论断；三是“精神文化深度”—“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这些论断，高视阔步，高屋建瓴，在方法论和理论形态上对当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理论研究和创作评论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随着“大文学观”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被学界逐渐认知或认可，相关的研究随之深入，研究视域也不断拓宽，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讨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李长中《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一书，针对学界提出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认为需要观察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复杂形态和多维文学价值。尽管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建构过程，但在中国文学史的话语表述中，少数民族文学依然被看作“沉默的大多数”，是缺席的他者，并未真正进入公共话语空间，而当代民族文学批评的“空泛化”也直接影响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践行。

　　基于对多民族地域文化的田野实践与理论思考，刘大先《文学的共和》一书从“史、论、文本、影像、田野”五个方面呈现了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的学术脉络。著者尝试通过“文学共和”这个具有很大包容性与实践召唤力的概念，阐释本土批评丰富中国文学话语的多样性存在，希冀提出的理念可以扩展推衍为其他学科参考的精神资源。2021年，李晓峰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结项成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13卷本）出版。该书通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共同创造，共同发展”的核心话语，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这种核心话语和共同体意识辐射到少数民族文学各个领域的学术史考察中。将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看成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思想史的表达，揭示各民族文学互鉴共进的发展脉络。基于此，著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古代作家（书面）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史编撰等学术史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提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未来发展的构想。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在艺术的体验中存在着一种意义丰满，这种意义丰满不只是属于这个特殊的内容或对象，而是更多地代表了生命的意义整体。一种审美体验总是包含着对无限整体的经验。正是因为审美体验并没有与其他体验一起组成某个公开的经验过程的统一体，而是直接地表现了整体，这种体验的意义才成了一种无限的意义。”

　　《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曾连续举办12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2004-2015），有学者称之为“一个划时代的论坛”。论坛涉及多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诸多议题，如当代多民族作家文学的发展现状、处境、趋势及其理论批评态势，跨学科学术视野中的西部民间文学生态，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构与思考，多民族文学史观维系下的少数民族母语写作，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思考延伸与理论拓展，传统与现代接轨下的多民族文艺理论，边地与中原的文学互动，21世纪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发展走向，等等。论坛就相关议题的对话、讨论、商榷丰富多元，异彩纷呈。论坛不仅有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古代文学、比较文学等领域研究者的积极参与，还吸引了来自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关注。原本“偏僻”“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学引起了主流文学研究界的关注，推进了我国多民族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建构。

　　近年来，多民族文学批评的著述或文艺评论成果颇丰，对许多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有所延展，但研究一直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中与西之间，在观念生产的深层机制踯躅徘徊，缺乏文史哲或多学科相融合的突破性的深入研究。一些研究者、评论家囿于民族文学“圈内”，研究视野受到局限，格局不大，对话不足，交流不畅，理论功力欠佳，缺乏某种既在“局内”又在“局外”的冷静与深刻，批评也只是“蜻蜓点水”。高屋建瓴的理论关照不足，从作品出发的文本细读欠缺，具有深刻思考与反思自省精神的创新之作少见。对于“多媒体”时代、大数据时代文学创作与批评话语中已经出现的“多语言杂粹”“多文体混杂跨界”“过渡性文本”“新民间文学”“网络女性主义”“生态文学”“新女性写作”“非虚构写作”等需要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或多重知识结构支撑的文学现象的探讨，民族文学批评似乎还没有做好深入思考的准备，学术反馈并不敏感及时。对涉及国家与民族、边疆与边界、现代与传统、主流与边缘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反馈、呼应是迟疑的、犹疑的。“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化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我们还缺乏从较长远的宏观视角来把握、思索和争辩，但“断裂正是一种深刻的联系，类似脐带的一种联系，而没有断裂，也就不成其为背景”。

　　科学技术在迭代，思想观念在更新，我们如何提高观念认知，改变思考问题的方式、适应新时代文学的发展？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多民族作家作品中大量爬梳而发现作品背后新的诗学气象和精神流变，以及隐藏的失落缺憾或哲性之思，于具体作品之中探寻更深远的多维意义？要梳理出脉络，总结出普遍性，厘清一些基本问题和总体性趋向，提炼出精品。多民族文学的融合发展，其实也意味着多种文化区域与多种民族生活方式之间、农耕文学和边地文学之间、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发展与和平相处，最终实现多元一体。多民族文学批评话语与中国文学的内在精神互相契合、相互依存，不仅需要纵观文坛全貌、关注批评焦点、观察文艺风格，更应回归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追本溯源，同时关注本土文学遗产的继承与创新，重视本土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从而拓宽多民族文学批评的路径。

　　二、多民族文学遗产的继承与创新

　　各民族文学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独特的本土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传基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复倡导文化多样性，强调不同文化各自所具有的对于人类文明整体的独特价值。《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尊重审美差异，建设性地开展文艺评论……鼓励通过学术争鸣推动形成创作共识、评价共识、审美共识。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改进评论文风，多出文质兼美的文艺评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给全国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提出“心系民族复兴伟业”“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讲好中国故事”“坚持弘扬正道”等五点希望。多民族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面对多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新问题，只有深入各族人民生活实践，深入民间，了解多民族文化传统，才能夯实多民族文学批评的基础，拓展多民族文学批评的路径。

　　新时代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呈现出多重语境叠合杂糅的状况，但口头性与民间性一直是少数民族文学叙事的普遍性特征，这种特征也契合中国文学的“人民性”要求，同时说明“传统文化”“民间文学”对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基因”是以口头传统、民间思维以及民间口头文本作为“深度模式”，即便是书面文学相对发达的民族地区，口头传统仍作为一种深层结构影响到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主题、题材、结构、意象。新时代是建立在历史的沃土之上，再伟大的人也无法脱离土地的羁绊。对于多民族作家文本而言，口头传统和民间文学一直是不可或缺的隐形文本。在多民族文学批评话语中，口头传统、民间文学与作家文本的互补性关系，其实是长期被遮蔽的，只有将二者作为整体性、互补性的存在予以关照，才有可能建立起适应中国多民族文学实践的理论框架和阐释机制。

　　“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胡适语）。中国多民族文学拥有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作为中国口头文学经典的英雄史诗，蕴含着珍贵的文化基因。史诗艺人以他们惊人的记忆力、超常的演唱技艺，成为史诗的说唱者、传承者和见证者。目前仍有三百多位不同类型的民间说唱艺人依然活跃在不同民族地区的草原牧场、传习基地，在说唱、书写、创作，他们是本土知识、民间文化、集体记忆、诗性智慧和母语表达的重要文化载体。在口语的世界中，在早期的口头诗歌传统中，史诗集民间文化之大成，是完整体现一个民族价值观、信仰、伦理、审美艺术的百科全书。史诗的“诗性思维”“诗性智慧”是在长期的流传中由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又在史诗的不断演进中反哺人民群众的创造。史诗以诗传情、以歌抒怀、以歌叙事的现实功用，以及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关系，是史诗得以不断流传演进的土壤。而当今时代，网络和多媒体强大的网状传播力和影响力，不但打通了文化传播的各种壁垒，也使得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日益呈现出共时性、共情性、互动性特点。于是，“构筑‘中国史诗学’体系”，“创立口头传统研究的‘中国学派’”，运用“口头诗学”理论方法研究多民族活形态“中国史诗”，解决“中国问题”，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界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与研究范式变革。《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主张将口头史诗的文本与语境相关联，并在创编、演述和流布过程中对口头史诗展开文本阐释，分析口头史诗文本的诗学特质，强调“以传统为本”，强调重视民间文化传承人，将口头传统史诗学理论与传承千年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贯通，形成与传统文学理论不同的研究方式，使“口头诗学”理论一步步发展演变成为中国本土化史诗学理论学派与方法论。

　　在多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民间文化资源往往成为源头活水，滋养了多民族作家多样化文学书写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对群体或个人而言，口头传统、民间文学是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体在长期适应周围环境的过程中，在长期与自然以及历史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地创造和再创造的结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观念表述、社会实践、知识技能、表达形式、文化场所等多个层面为群体提供持续感和文化认同感，并不断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群体的精神世界。从史诗中，在民间话语里，我们往往能感知到群体的心灵世界，而潜藏在作家文本语言和符号之后的，往往是独特的心灵和精神。文学的价值就在于我们能够于群体的文化场域中不断感知源自个体心灵的独特的精神世界。

　　在新时代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的传承与发展日益走向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以格萨尔史诗为例，就传承方式来说，格萨尔史诗已经覆盖了多种艺术门类，诸如格萨尔音乐、格萨尔藏戏、格萨尔唐卡、格萨尔石刻、格萨尔史诗作家文本、格萨尔“朵日玛”、格萨尔漫画、格萨尔影视、格萨尔音乐剧，等等。从口头传说到书面文本再到传承形式的多样化，“三大史诗”的当代传承是对民族民间文化资源选择、判断和再创造的结果，是对史诗所蕴含的民间文化精神的绵延传续，也是对口头文学的当代重构和再创作实践，其传承与创新效应已呈现出开放的姿态和丰富的内涵。在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民间社区，史诗不仅传承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参与民俗生活事象，并成为社会教化、艺术创新和民族文化心理的表征，而且通过对多样化传承实践的文化表征意义的探究，可以挖掘多民族文化系统和史诗文化系统建构中所浸润的民族文化元叙事和元语言思维。“三大史诗”的多样化传承，虽然依托于各种不同的载体和媒介，却不仅仅停留在对某个人物形象的造型以及符号、色彩的展示和说明上，而是呈现出鲜明的民间性、宗教性、世俗性和神圣性相互交织的特征，并且蕴涵了史诗艺人说唱、文本等传统形式所无法承载的民族文化心理信息，实现了现代与传统的熔铸，满足了民众信仰者、审美接受者对古老史诗和民族文化的崇敬与期待，折射出史诗文化的民间影响力。

　　史诗不仅仅是文学遗产，还是生活传统、文化传统。对于喜爱、传唱史诗的民众来讲，史诗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终点往往就是起点，史诗总是在不断地重返人间。“新文学的人民性内涵，理应包含民间，亦即劳动人民最朴素的口耳相传的文学，应该是以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文学，这才是新文学的价值观的充分体现，也必然更大可能地丰富了新的中国文化。”文学与人民性、民族性之间，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张力，对于民众而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史诗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史诗存在的意义，在这里就不仅是艺术地讲述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而是通过宏大的叙事，全面承载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情感立场，它不仅教化民众，而且强化他们内部的联系——共同的先祖意识、归属感和历史连续感。史诗的操演实践，就是将千百年间传承下来的叙事，与特定时空中的当下日常生活实践联系起来。生活在当下的民众，在反复与被神圣化和艺术化的历史建立对接和对话过程中，获得自我认同。”史诗并非仅仅是博物馆文化、教科书读物，而是与口头传统、民间文化和本土文化一道，向着“人民性”的生活实践敞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敞开，展现中华多民族历史之美、文化之美、传统之美。史诗展现的特有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揭示了一个理念：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和普通人民同心协力，紧密团结，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就能克敌制胜，保卫家乡，创建人们所向往的和平、幸福、美好的生活。新时代多民族文学的文化功能、美学特质，无疑为中国多民族文学批评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三、多民族文学批评的边缘活力

　　中国多民族文学因广阔的地理与多样的民族文化背景，呈现出民族众多、语言丰富、文化多样、共存杂糅的特征。国家话语体系与少数民族文学话语体系彼此依赖，首先表现为多民族文学创作与评论在中国文学“大传统”浸染中彼此丰富、相互依存、多元共生。其次，无论是母语文学评论，还是汉语文学批评，都是基于各民族自身丰富的文化传统以及不同民族区域的“地方性知识”，同时向着更加广阔的“全观”的文学空间开拓。再次，中国多民族文学批评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论的影响，研究者试图以世界文学的多样性理论考察、解读纷繁复杂的多民族文学生态、文学境遇，从而激活民族文化传统的边缘活力，回应新时代大文学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明确指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增强朝气锐气，发挥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新时代的中国多民族文学逐渐走向丰满壮阔，多民族文学批评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在全球文化多样性背景之下，各民族作家从各自的文学乡土出发，不断探求“民族经验”“乡土经验”“中国经验”，加入中国文学的大合唱，最终形成好听的“中国故事”。他们或使用民族语创作，或使用汉语创作，或使用双语甚至多语写作，展现出多元化、多面向的创作风格和题材、体裁的多样性，彰显出丰富而多色调的审美意蕴。多民族文学批评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整体上看，为中国文学发展起到了补苴罅漏的作用。中国当代文坛的多民族作家跨越老中青三代，“江山代有才人出”，新时代已经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多民族青年作家群体，彰显出中国多民族文学未来发展的活力。中国作协主办的《民族文学》杂志曾以专号专辑的方式，分别推出过“80后作品专辑”“90后作品专辑”以及蒙古族青年作家专号、藏族青年作家专号、朝鲜族青年作家专辑、哈萨克族青年作家专辑等。多民族青年作家队伍人才济济，如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贺西格图，藏族作家次仁罗布、云才让、尼玛潘多，朝鲜族作家金仁顺、朴玉男、金书延，哈萨克族作家吐尔逊别克、古莱夏、热斯拜，等等，他们立足新时代变幻不定的生活，创作日益走向多元文化交错与多民族文学融合的文明多样性。多民族文学独特的想象性语言与浪漫情怀在风格多样的作品中得到彰显，形成独特的诗学形态，并以其民族性与人类性、地方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现代性交融的创作态势，步入新时代新的文化建设中。

　　基于此，中国多民族文学批评因而具有了多元阐释、不断延展或拓宽的空间。例如置身于新时代的多民族作家，除了要面对各种新的知识、新的困境并作出判断和取舍，也会面临一些无可逃避、常说常新的话题，诸如“数字化”“融媒时代文学”“现代性话语建构”可能出现的内在变异，网络文学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主流文学？如何建构其“网络性”美学规则与方法？又比如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使“新乡村书写”“民族志诗学写作”以文字对接行动与实践，将民情、人情与国情相融合，做民众生活的在场者和介入者，用文学记录脱贫攻坚的历史进程，表达一个写作者、研究者的情怀、境界和思考力，描绘独属于当代中国的生活画卷。对“人民性”的讨论和“新乡村书写”的阐释分析，引出边疆地区脱贫攻坚中极富文化底蕴的深刻变革。有学者认为，“农民即将步入中等收入群体，这是未来乡村的一个重要变化。农民作为新中产阶级的心路历程，至今还没有浮现在文学的空间里。在中国纯文学里面，如何书写未来的乡村前景，有巨大的可能性，也有很大的空间。”

　　多种文本形态的“交混性”以及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杂糅性，迫切需要多民族文学寻找新的打开方式，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胸怀容纳、敞开、建构，进而探求多民族文学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审美价值和文化功能。多民族文学应该如何直面现实，记录阐释当下？而多民族文学批评又要如何介入丰富多元的多民族文学世界，思考并推进多民族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建构？如何“按照美的规律”认知或解读多民族文学的地方性表述形式、语言特色和审美风格？

　　面对急剧变革的时代生活，多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与时俱进，成绩斐然。譬如近年来藏族文学的本土化叙事突破了“他者”眼中的“西藏想象”“圣地失落”或“内部东方主义”，力图还原现实镜像，展现新时代西藏真实的生活变迁，叙事视角转向底层民间大众，西藏故事由此有了新的内涵。在《云中记》《放生羊》《嘛呢石，静静地敲》《塔洛》《三只虫草》《西藏的女儿》《紫青稞》《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等作品中，人们依然关注自然、灵魂、信仰，依然虔诚、敬畏、约己，在神性与人性、自然与人文的多重体验中表达了源于现实生存境遇的苦乐与悲欢，又于这苦乐与悲欢中透出源于藏文化精神气质的从容与淡然。又如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小说《驱熊犬》，通过描写驱熊犬的勇猛忠诚无畏，传达出可贵的原生态体验。次仁罗布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废墟上的涅槃》聚焦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的脱贫攻坚工作，注重时代性、现实性和人民性，突破了以往固化的乡村书写模式，用非虚构文体、民族志诗学方法，纪实书写了脱贫攻坚中的乡村振兴，驻村生活中农民的困厄危机以及喜怒哀乐、命运变迁，奏响了个人命运、乡土新变与时代大潮相遇时或悲或喜的生命乐章，是时代精神与作家情怀的共鸣。回族作家马金莲的《长河》《赛麦的院子》、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哈尼族作家艾吉的《亲人》，维吾尔族作家阿舍的《白蝴蝶，黑蝴蝶》等，对人与自然的描写纯净质朴，体现了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对动物与人的关系的描写充满隐喻、象征和悲悯情怀，传达了关注生态、向往自然的价值旨归，显示出高贵、独特的审美追求。更年轻的优秀作家不断涌现，崭露头角，如蒙古族作家鲍尔金娜、苏笑嫣，满族作家张牧笛，哈萨克族作家艾多斯·阿曼泰，彝族作家阿索拉毅、鲁娟，土家族作家米米七月，朝鲜族作家龙小语等。白族作家冯娜诗集《无数灯火选中的夜》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诗歌奖，《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获“2021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奖。现代性的经验总是复杂的，但文学不是同质化世界，而是呈现语言多样、文化多元、审美差异的精神层面的世界，如赵园所言：“在我看来，文学研究不止于阐释作品或文本，其价值更在于发现：借助于被分析的文本，打开更广阔深邃的世界。”

　　据统计，目前全国公开发行的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约80种，其中民族语刊物占50%。蒙古族作家阿尔泰、希儒嘉措、格日勒图、满都麦，藏族作家拉加才让、德本加、云才让，彝族作家阿库乌雾，柯尔克孜族作家加安巴依·阿萨那勒，朝鲜族作家李惠善、许莲顺等的母语文学作品在本民族读者中影响甚大，很多作品已翻译成汉文、外文广为传播。阿库乌雾在美国出版了彝族文学史上首部彝英对照版诗集《虎迹》（Tiger Traces）。端智嘉、万玛才旦、德本加、拉先加的母语文学作品陆续被翻译成英语、日语、法语，在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出版发行。这些多民族作家，无论是用民族语创作，还是用汉语（或其他语言）创作，他们的话语实践在深层结构上依然无法（也不可能）疏离本土文化场域和本土话语实践，他们的创作丰富了本土文学的审美性和现代性，其审美话语和内涵也丰富了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审美意蕴。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批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多民族网络文学平台也十分活跃，如蒙古青年论坛、藏人文化网、彝族人网、中国苗族网、三苗网、壮族在线、锡伯人论坛、布依族网、延边朝鲜族网、草原雄鹰网、文山苗族网、琼迈藏族文学网，等等。以草原雄鹰网、花的原野、琼迈藏族文学网为代表的多民族母语文学网站发展朝气蓬勃，多民族网络作家双语创作现象也较为普遍。一批“90后”“零零后”的多民族作家通过网络活跃于文坛，作品影响深远。苗族作家刘炜（血红），著有《神魔》《巫颂》《升龙道》《巫神纪》等多部热门网络仙侠、玄幻小说，曾获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网络文学新人奖；四川凉山的瓦扎伟洛，擅长彝、汉双语写作，诗歌作品见于各大网站；白族作家宋炳龙，侗族作家潘年英，回族作家石彦伟、马永欢，彝族作家曲木伍合、蒋志聪，藏族作家刚杰·索木东、扎西才让，壮族作家忽然之间、施定柔等纷纷投身于网络文学的热潮，进行文学创作与传播，创作尤以诗歌、散文较为突出，令人欣喜的是多民族传统文学在网络语境下凸显出传播的全民化、民间化特点，放大了传统文学的深度和广度，证明了民众的创造力与传统自身的生命力。网络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少数民族传统作家和文学新秀的加入提供了共通的渠道。

　　同时多民族作家更加重视多元化地吸收本土文化资源以及中西方文学创作成果，试图超越传统文学意义上单一的民族性书写，更重视文学样式的多样化创新。如哈萨克族作家巴哈提江、回族作家安然、藏族作家嘎代才让、满族作家赵天白等的创作，他们的文本叙事方式和结构铺排，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线性叙事模式，驰骋想象，充满玄幻性和现代意识，表现出类似于后现代文本的空间化结构特点。在意象营造上，试图超越传统的象征和隐喻，蕴含着隐而不明的多重阐释空间。他们一方面继承多民族民间神话传说、口头文学遗产，一方面借鉴吸收现代高科技成果以及各种现当代文艺思潮、叙述技巧，并加以创造性转换，拓宽了多民族文学多维性、现代性的发展空间。

　　多民族文学“和而不同”的共存价值，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人性生态及其审美体验中潜在地积淀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历史意识与精神意蕴。少数民族作家尤其善于从本土文化资源和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从本民族神话传说和史诗故事中选取题材“重述神话”。回族作家石舒清获“鲁迅文学奖”的小说《清水里的刀子》源自回族的一个民间传说；朝鲜族作家金仁顺获“骏马奖”的长篇小说《春香》源自对民间艺人说唱本和民间文人整理本《春香传》的改写与重述。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本巴》，直接改写重构于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作者虽然并非少数民族，但他长期生活在新疆，非常熟悉史诗《江格尔》，跑遍了江格尔的故乡，小说《本巴》被称作是“在史诗的尽头重启时间”。小说题记：“江格尔的本巴地方，是幸福的人间天堂。那里人都二十五岁，没有衰老没有死亡——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在茫茫大草原上，一群人围坐，听着说唱江格尔，一直听到月落星稀，东方发白，都毫无倦意。史诗是一个部族的希望和力量。他们创造英雄，又被史诗中的英雄所塑造。”小说另辟蹊径，以民间艺人式的奇特想象追溯逝去的人类童年，探寻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诗性智慧，意象丰富，寓意深远。新疆文化出版社推出散文集《玛纳斯记忆》、诗歌集《情韵玛纳斯》、故事集《圆梦玛纳斯》、民歌集《花儿玛纳斯》、楹联集《墨香玛纳斯》五本系列丛书，蕴含了集体记忆、民族审美和文化心理的多重体验。藏族作家梅卓于2020年获“骏马奖”的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阿来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格萨尔艺人丹增扎巴、格日尖参创编的三十多部格萨尔史诗新文本，都是对格萨尔史诗的重构和再创作。这些作品在古代神话、民间传说里注入了所处时代的精神意象，注入个体生命体验，隐秘的结构里有一种内在的壮阔的联系，至大至远。关于少数民族诗歌创作，评论家也认为“无论现代诗的体式、技艺和表现方式如何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诗人总是抹不去‘民歌’的源头和言说基调，那实际上是他们天生的嗓音和特有的发声方式。确确实实，在一部分少数民族诗人的文本中我总是能听到一副副歌唱的喉咙，‘诗’和‘歌’在他们这里往往是合二为一、融为一体的”。

　　从口头传统到作家文本，虽然在叙事方式、情节框架、古今语汇、叙述技巧、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时空交错的运思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口头说唱、神话叙事、诗性思维在现当代作家的创作中已然形成了一种交互混杂的审美意象。

　　结语

　　新时代多民族文学批评如何重塑指向？面对当下的新媒介、新科技与新写作，多民族文学研究学术生产的意义何在？多民族文学的融合发展是否意味着多种文化区域与多元民族生活方式之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与和平相处？如何最终实现多元一体模式的共同体诗学？任何文学理论都需要在文本实践基础上建构一系列概念、术语、命题，尽管各民族语言和文字有所不同，文化也有所差异，但文学本质相通。《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尊重审美差异，建设性地开展文艺评论”，文学理论只有在具体的文本批评中、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产生，才能得到检验，面对具体的新文学现象与新经验，具备深度意象的精神牵引，才能发挥积极的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和审美启迪作用。我们始终认为文学理论思考一旦离开文本生成的语境、作家个体的生命体验，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流入“空泛化批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论断如果单纯强调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民族性、地域性特色，在今天已经显得可疑或稍嫌狭隘。全球化网络融媒体时代，诸如“后人类”“元宇宙”“数智文明”等新的话语，对固有文学观念的冲击已毋庸置疑。我们的生活方式已发生了重大改变，社会形态不再是超稳定结构，当代世界如同齐格蒙特·鲍曼所说，是网络化的、流动性的。随着技术、信息、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也“从固体变成了液体”，即便不是瞬息万变，也充满一触即发的多种可能性，人们的经验不断遭遇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

　　社会生活虽然变动不居，但作为文学表现主体内容的人、人性、文化的变化却要缓慢得多。新时代建构多民族文学批评的本土话语和言说方式，仍需要挖掘来自民族文学的丰富的民间叙事这股源头活水，探究审美主体创作的文学密码，追寻文本内在的主体建构与文本之外的历史源流和文化传统的深层关联，以及多民族文学话语体系中丰富的精神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诗意关系，还有与古代文论、西方文艺理论的现代性话语等的互动，分析、比较、继承、借鉴各民族文学中的文艺评论传统，如《文心雕龙》《诗学》《诗镜》《蒙古秘史》《福乐智慧》等传统经典文论的批评话语及其审美意义。尽管目前多民族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建构与批评范式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崭新经验的淬炼并不一定可靠，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学科空间依然有广阔的扩展度，除非我们研究者自己画地为牢。多民族文学批评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创作技巧、语言使用、文化诗学内涵等“活形态基因”无疑是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突破边界，相对客观理性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从而更清晰地认知包容多元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叙事。

　　作者简介

　　丹珍草（杨霞），女，藏族，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作家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藏族文学理论、格萨尔史诗。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