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口头诗学”，又称帕里—洛德口头程式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古典学学者帕里及其弟子洛德所开创的一门通过类比验证和比较方法解决口头传承内部运作规律的理论典范。在中国，口头诗学是20世纪90年代才新起的一门学科，它广泛借鉴了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民间口头文学的研究具有新的方法论意义，使中国的口头文学研究发生了从文本走向田野，从集体走向个人，从传统走向传承，从目治之学走向耳治之学的转变。结合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现实，对“口头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基本概念及现实意义进行综合评述，可以使口头诗学本土化的内在路径和外在意义更加清晰，从而具有普泛化的阐释意义。

　　关键词：口头诗学；理论背景；民间故事；基本构成

　　一、中、西口头诗学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

　　在西方，民间文学始于18世纪，被称为“口头传承”，最初隶属于民俗学范畴。长期以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趋向是紧紧抓住研究对象，由外向内，由书面文本到活态过程，不断开拓，步步深入。

　　早在18、19世纪的“大理论”时代，西方学者们便开始关注民俗学的首要问题:“什么是口头传承”及其“起源是什么”。对此主要有三种不同学派:即以赫德尔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学派，认为口头传承是一个民族的“档案馆”，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呈现；以安德鲁·兰和爱德华·B泰勒为代表的文化进化论学派，认为口头传承是原始文化的遗留物，是原始知识的再现；以麦克斯·缪勒为代表的太阳神话学派，认为口头传承是来自原始的回声，但并非是原始状态的遗存。关于口头传承起源的论述研究，还有由特奥多尔·本菲开创的流传学派。这个学派在20世纪初期又分立出“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和“年代—地理假设”学派。他们的形成开启了历史地理比较法，沿着故事的传播地理图谱寻找发源点。这些不同的学派虽然各辟蹊径，方法各异，但都为世界民间文学留下了宝贵的理论方法。对于口头传承来说，这种研究依然属于一种外部的表层研究，还没有进入到研究对象的本身，它还只能说处于研究的初期阶段。

　　此后，西方学者开始将研究方向由外向内，转向研究对象本体，即研究口头传承文本。如果将这种方向转移比做矿物采集的话，那么它已经从对表象的勘测逐渐深入到了对口头传承理论的深入挖掘。在此，研究者们得到了以“口头诗学”为代表的理论的巨大收获。口头诗学理论是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和弟子阿尔伯特·洛德在对前南斯拉夫地区存在的口传史诗的演唱传统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创立的，是旨在研究口头诗歌特别是大型史诗的创编特征和运行规律的理论。它不仅回答了口头传承是什么，它的结构、功能及运作机制等深层理论问题，而且集文本模式研究之大成，全面论证了口头诗歌文本背后的创作传统。其最大价值在于把严格的田野作业作为基本方法引入口头传承的研究之中，通过广泛深入的田野作业，使研究对象从书面文字突进到生动的活态表演，从而把对象本体视为一个生命过程，并向其深处追根溯源，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该理论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启蒙以及20世纪60—80年代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日臻发展与完善，沿着向“口承性”与“书面性”的辩证关系的方向发展，逐渐形成一个上起以阿尔奈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芬兰历史—地理学派”，下开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的先河，对史诗等民间文学样式有较强阐释力的理论。

　　20世纪后期以来，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开拓的领军人物是美国密苏里大学教授约翰·迈尔斯·弗里。其不仅对口头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等方面的研究有着突出贡献，而且采用跨传统的比较和对照研究方法，对口头理论、表演理论和民俗志之间的关联进行深入研究，标志着一个具有较强阐释力且大有发展前景的新的研究方法和人文学术理论的构建。同期，还有结构主义、象征—解释学、精神分析学、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女权主义等等的学术理论与流派，也大都与这一理论有着内在或互补的关联。

　　总之，20世纪的西方民间文学研究，在方法论的变革、研究范式的转换、研究理论的多深层的挖掘与探讨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现和开拓研究。这一历史进程，既是西方民间文学学术演进的某种内在转变的体现，也为我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在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研究视角及思路等方面的提供了有益借鉴。

　　在我国，最早对口头诗歌的记录是在先秦、两汉的史书和杂记中，但真正的学术关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北京大学发起“歌谣运动”，并在北大出版《歌谣选》，征集近世歌谣。他们将目光投向民间文学创作，表现出明显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

　　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朱自清、顾颉刚、钟敬文等一批著名学者开始对口头诗歌，如《诗经》等作品中的即兴创作和文体形式的口头性等问题进行了挖掘和探讨。这类似于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问题的争论。

　　20世纪50年代，钟敬文、刘守华、段宝林、陈建宪、万建中等学者开始对口头文学的基本概念、特征、类型和价值等进行了研究。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吸收了前苏联古典口头文学理论的方法，主要探讨了口头文学与民间生活、人民群众的劳动及其智慧之间的密切联系。民间口头文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如对著名故事表演家秦地女、黑尔甲、王惠等的调查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口头文学的整体研究被中国民族学界纳入到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的建设研究之中。段宝林先生提出“立体描述”的方法、许钰先生的《口承故事论》等体现了把故事讲述作为一个重要概念的民俗学研究思想，但是，“纵观中国民间故事讲述活动研究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与故事文本研究相比，故事讲述活动的研究似乎一直缺乏开阔的思路和多元的视角，而处于狭窄的、分割的状态”，“故事讲述主体和讲述行为的调查和研究则相对缓慢”。当西方的口头文学已进入到了以“表演中的创作”为中心的研究阶段时，我国工作重心还只是集中在搜集、整理、记录和出版等基础环节方面，研究工作更多放在对某个具体口头文学作品的研究层面上，缺少历时、共时的纵横联系与宏观的思考与构建，理论研究视野迟滞。

　　近十年，民间文学研究进入新的转型期，口头文学要向深度挖掘，就要着力于口头诗歌内部发展规律的理论探求。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批史诗学者如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等人，陆续从西方将口头传统研究理论及其方法论成果介绍、转化、应用到了本土，在国内引入了“口头诗学”这一跨学科研究，并在国内成立了“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口头文学研究的理论，形成新的研究范式。这些学者，对帕里、洛德、弗里等具有代表性的口头诗学学者的理论著作进行了翻译、阐释和借鉴，对我国口头诗歌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对这一理论的借鉴运用情况来看，它从民俗学视野出发，将口头诗歌纳入到口头传统的研究范畴来加以重申，改变以往口头文学的研究惯式，从文本分析入手，通过引证大量的实例和精深细微的诗学分析，去探究和梳理文本背后的口头传统，使民间口传文学现象的研究进入更为深入的总结和探讨阶段。

　　二、口头诗学的基本概念

　　口头程式理论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非常重要的民俗学理论之一。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直接动因则是历代学者所激烈论争的“谁是荷马”以及“他是怎样创作荷马史诗的”这两个核心问题。作为一种方法论，它由美国古典学学者米尔曼·帕里和他的学生洛德通过对前南斯拉夫6个地区的口头史诗的演唱传统的参与式调查活动和对活形态的口头传统艺术进行对照和类比研究，而印证总结出的关于口头诗歌创作规律的理论。这一学说既是对长达几个世纪的争论已久的“荷马问题”作出的当代回答，也是通过实证和比较方法解决口头文学现实学术问题的理论典范。

　　帕里和洛德以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转变以往研究的范式，在批判继承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前辈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独辟蹊径，以语文学分析为基础，从荷马史诗中的“特性形容修饰语”入手，通过分析程式，解析程式的频密度、剖析句法结构、主题和典型场景，发现荷马史诗的演唱来自历史悠久的口头传统，而且其演唱规律是高度程式化的，于是他们进行了大胆的学术推想，认为荷马史诗既是程式的又是传统的，而且这种传统的史诗演唱，只能是口头的。如何才能印证它呢?他们通过与前南斯拉夫还存在的活形态的口头传统作对照和类比研究，确证了他们关于荷马史诗源于历史悠久的高度程式化的口头传统的推断，并进而印证了他们关于口头史诗创作规律的总结。

　　口头程式理论包含有3个基本的构成要素:程式、主题及故事类型，它们构成了口头程式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程式，是口头诗学的核心概念，它制约着口头文学从创作、传播到接受的各个环节。1928年，帕里在对荷马史诗本文的语言学解析过程中提出了“程式”这一概念。他认为程式是构成叙事单元的最小公分母。任何一部恢弘的史诗本文都是由程式这一最小细胞培育而出的。它是指“在相同的步格条件下，常常用来表达一个基本观念的词组；它是具有重复性和稳定性的词组，可以使歌手在现场表演的压力下，仍能快速、流利地叙事。”帕里后来又提出了“程式类型”和“程式系统”等概念，通过对这些概念分析，帕里最终提出史诗是一种恪守程式的文体。“在非书面的情况下，诗人只有掌握城市化表达方式，才能创作它的诗，程式化的表达方式可以为之提供现成的诗句。”主题的内涵和功能，则是由洛德从表演这一层面揭示的。他认为主题是构成史诗文本的基本内容。它并非由一些固定的词语所固定下来的，而是由一组意义固定下来的。歌手对主题的积累不是从他开始学歌时便开始了，而是听歌、学歌、表演传播时同步产生。一个歌手，并不刻意记忆诗歌文本，而是用程式和主题进行再创造，在表演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系统的叙事模式，而后根据这一叙事模式消化、加工、润色、创作出他的表演本文，所以主题“是在传统诗歌中，以程式化的形式讲述故事时有规律地使用的一组意义”。因此，可以说，程式之与形式，等同于主题之与内容。程式通过遵循语法上的规则构筑诗行，主题则通过歌手创作性的思考，构筑更大的结构。洛德从“表演中的创作”这一基本事实出发，研究了程式、主题、故事模式等口头传统的叙事单元，这些概念的科学性、普泛性，直接促使其比较方法的全面成熟，使口头诗学的理论和方法迅速扩展到世界很多文学传统的研究当中去，并产生巨大影响。

　　“表演中的创作”这是口头诗学的核心特征，口头诗学理论以程式、主题或典型场景和故事型式来建构，将口头诗歌看成是活态过程，其强调每一首口头诗歌的表演，都是一次表演中的诗歌创作，口头诗人既属于传统，同时又是创造性的艺术家。凭借着这个概念及对相关的文本进行程式分析的模型，帕里和洛德很好地阐释了那些杰出的口头诗人何以能在现场即兴发挥演唱成千上万的诗行。将口头文学文本的特性界定在“表演中的创作”这一命题上，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解析口头文学特别是大型史诗的诗法特征，还对文艺学、美学、民间文学、民俗学、社会学等诸多人文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可以说，口头程式理论研究，主要是阐释了口头诗歌的概念以及用程式、主题进行创作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口头诗歌的一种创作理论。作为口头诗学，它立足于口头诗歌传统本身对西方古典诗学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反驳与颠覆，是对先后纳入口头传统研究视野的文本对象和研究范式的转换，这种转换随着田野观察的发现和理论探究而不断得到的历史性的发展和变化拓展。

　　由于该理论草创时期和后期之间的跨度很大，因此它的普适性较强，理论体系具有相对开放的性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影响了近年势头颇健的“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等学派，对区域文化研究和各个口承文化传统的研究也有较深影响。

　　三、口头诗学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些年，随着西方口头文学研究的各种方法论的引入与借鉴，不仅中国口头文学研究的范式被不断地丰富和扩大，而且，这些新规律新理论的西为中用，也是对原有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其中，口头诗学理论就对我国口头文学研究，特别是史诗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西方口头诗学理论成果的借鉴和引入以及在中国本土化的实践对我国的口头诗学理论建设和学术反思与批评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过去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美学观的规范下，民间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一直处在研究范畴的第一位。口头诗歌和文人作品的差异性往往被忽视，常通过简单套用研究文人书面作品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口头创作、口头传播的作品，忽视了它的特殊性，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牵强附会，隔靴搔痒。在口头诗学理论的影响下，逐渐建立起一种“活形态”的史诗观。学者们以“口头性”和“文本性”的问题意识为导向，突破了以作家文本为参照模式的文学研究框架，学界重新回归人文传统，过去运用文学、历史的方法研究口头文学的局面发生了根本转变，口头传统规律则更多通过人文学术研究方法来揭示，学者开始对以往研究忽视民间文学作品本身特征的一些认识误区进行了反思，并出现了回归传统、回归民间文学本身的学术思考。至此，中国口头文学研究态势产生了“从文本走向田野，从传统走向传承，从集体走向个人才艺，从传承人走向受众，从他观走向自观，从目治之学走向耳治之学”的转变过程。

　　其次，由帕里和洛德建立的口头程式理论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民间口传史诗文学作品，这一理论的建立不仅打开了民间文学宝藏的大门，使我们认识到民间口头文学蕴藏着巨大的艺术魅力，而且对认识民间口头文学的重要性有极大的影响。

　　民间文学从性质上讲，属于劳动人民的精神文化，是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化与广大人民的各种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是民族文化的基础部分。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荟萃起来，就是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的故事、传说在语言、心里、伦理方面都对一个民族有着深刻的影响。民间文学的价值是不应该被忽视的。民间文学可以说是一种宝库，是劳动人民艺术的结晶，是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因此，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民间文学这颗璀璨的明星。对于口传史诗的验证应该采用田野作业的方法，而在口传史诗的研究方法上应采用广泛的比较法。

　　最后，口头诗学理论对中国口头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启示就是用田野作业的方法来研究活形态的口头传统。虽然早在帕里和洛德之前，很多学者就采用田野作业的方法来观察史诗，但帕里和洛德更近一步，他们体现出田野作业反复取证的过程，“这些证据包括研究者在现地、现场记录的、观察和研究的、描述的口头诗歌的现实”。从而从史诗的真实表演中获得对口头诗歌文本的更为科学的认识。田野作业给我们中国探索口头文学提供了一种实践的方法，我们应该从田野调查出发，从口头传统的内部获得活态的第一手资料，坚持口头文学研究的实证主义路线，而且还可以采用广泛的比较法，用语言学、人类学及史诗之间的相似之处进行类比验证，以今证古。

　　总之，在中国，口头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牵涉到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内容。对民间口承文学、民间文化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新的方法论意义。它颠覆了原有民间口头文学的思维模式和研究范式，为中国民间口头文学包括史诗、民谣、民间故事等研究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我国口头诗歌虽然源远流长，蕴含丰富的宝藏，但是口头诗歌的理论研究与体系建构却非常薄弱，对口头传统的诗学的研究层面也不系统。口头诗学理论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口头诗歌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特色的口头诗学，就要以西方口头诗学理论为借鉴和参照，打开我们的视野，拓展我们的研究思路，同时还要以中国丰富厚重、形态鲜活的多民族史诗资源为根基，结合中国各民族的本土文化，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学理论，正如陈寅恪所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中国的口头叙事研究要立足于本民族文学，将口头诗学与本民族口头传统结合起来，重新审视本民族的口头文学研究，对口头诗歌进行精密的句法分析，以此审视长期以来用书面文学理论研究口头叙事带来的诸多局限。

　　（本文刊载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