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口传：书写；传播方式；文化社会

　　译者按：此文是杰克·古迪教授于2003年9月到四川大学参加中国第八届国际饮食文化会议期间，给四川大学研究生所作的演讲，根据古迪教授提供的讲稿和录音整理、翻译。

　　作者：杰克·古迪（Jack Goody，1919-2015），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社会人类学的著名教授，曾被选为英国不列颠学会会员。研究领域包括口承与书写的关系、亲属与家庭关系、比较文化等。有专著《死亡、财产和祖先》（Death,Property and the Ancestors,1962）、《传统社会中的书写》（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1968），《野性心理的驯化》（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1977），《书面与口头的交界》（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Written and the Oral,1987），《书写传统的威力》（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2002）等。译者：梁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文学。

　　长久以来，在对不同社会及其演变的分析中，人们总是习惯于从生产方式看问题。关于“变化”的论述比比皆是：最初是狩猎、采集社会，然后演变到简单的锄耕——此类型我们过去、如今都能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许多地方都能见到；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出现了与所谓城市革命相关联的成熟型农业社会——这时，犁耕和车轮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手工艺门类也发展起来；接着，书写也被发明出来。古代社会之后的变化是封建主义的出现；最后，便是工业化时代的到来。

　　在此，我想请人们重新关注和加倍留心的，是传播的方式和手段。在这里，我指的是人们通过符号（发送）进行相互沟通的各种途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传播同时也是交通的方式和手段。

　　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是紧密联系的，但人们通常分别看待它们。人们特别重视“传播”，因为就该词的第一义而言，它确切定义了我们作为人类的存在，定义了我们人性的主要方面。人类的独特性来自于我们拥有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的能力，或者来自于我们拥有发达的社会能力，但对我而言，这些特性都源于言谈的发明。人类的言谈并不完全区别于动物之间进行交流、传递信息以及发出情感交流信号的方式。动物也使用声带、听觉和大脑。但是人类比动物拥有更复杂的传播方式，能够使用符号来指示物体（名词）、人类、行为（动词）、抽象的本质，等等。通过言谈，我们能够交流关于世界、他人和我们自身的看法，不仅能够谈论此时此地的事物，还能够谈论过去、未来和不在此地的事物。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交谈来处理内在的和永恒的事物，那么我们称之为思想的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当然，我们能够在心里将视觉形象连结在一起，这种储存形象的能力是非常精确的，它使我们隔一长段时间之后，得以认出我们曾经匆匆见过的面容。但是，假如没有沉默的交谈，我们通常称为思想的东西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思想使我们得以计划下一个行动、思考问题，很容易从某种词语幻象的一个主题转移到下一个主题，所有的这些都通过我们对自己的谈话成为可能。人类的交谈是独一无二的，交谈使我们能够运用大脑来处理事情，其他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够这样做。这就是我所称之为智力技术的东西，它使大脑能够以一种很不同的方式工作，实际上，人类大脑的结构明显不同于甚至与其最接近的动物，尤其是左大脑的结构。人类大脑的独特性是随着语言的使用和遗传而发展起来的，语言能力可遗传给后代，使后代得以提高语言技巧。因此，交谈能力代表着一种显著的特性。早期人类，如狩猎者和采集者的生活方式，与类人猿的并非彻底不同，但他们的传播模式完全改变了。

　　近年来关于语言的基因起源有很多讨论。人类能否被认为是进化通过自然选择而特别规划的造物？左半脑是先于还是后于交谈能力的发展？这一直是有趣的话题，美国语言学家Noam Chomsky对语言的普遍特性很感兴趣，一些语言学家也随之展开相应的工作。对于许多从事认知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例如J.Fodor或者人类学家Dan Sperber），语言起源的议题也很重要，他们寻求语言运用中的普遍因素，例如，与那些看起来与我们的生物性和基因遗传有关的生物比起来，我们区别于它们的方面是什么。

　　我不是要排除上述关于语言的基因起源的种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很小心地对待这种特殊的证据和它们普遍的倾向。我们必须记住，关于基因编码的工作显示了人类有96%的基因与大猩猩的相同。然而，大猩猩生活在非洲的树上，人类虽然并不总是生活在拥有公寓、饭店、市场、剧院、图书馆的高级而美丽的城镇（如Verona），但起码也要生活在耕种土地的村庄里。这是不是由于另外4%的不同的基因造成的呢？我很怀疑这一点。我们必须将基因和自然选择下的进化纳入考虑的范围，我们必须了解交谈、语言和社会（或者文化）进化（发展）的重要性。同时，如同一些社会学家最近说的那样，自然选择也是基于优势而发生的。但是，从一代到下一代的信息传递过程不仅仅是根据我们的基因遗传、DNA和身体再生产来实现的。关于制造石头工具或犁地的新方法的信息，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同时也辅助着视觉上的例证（和形象）。

　　语言和交谈造成了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巨大不同。和动物一样，我们现在不仅能够用声音来传播重要的信息，警告他人即将发生的危险，还可以传播复杂得多的关于世界运作的信息，甚至传播关于不在场的人、物体、过去和未来的行动的情况，我们能够像传播在场者的信息一样传播缺席者的信息。我们谈论（一些人会说“创造”）的一些缺席的实体是宗教性的实体和超自然的存在，是我们不能直接感知到的物体（除了我们心中和想象里的“精神性”层面）。换句话说，人类能够发现、也许是创造出宗教，能够创造并不存在于“自然”中的超自然生命——一些不可知论者会说超自然生命也许并不存在。当我说动物没有宗教时，“宗教”我指的是一些特别的事务，——根据19世纪人类学家泰勒的定义，宗教是对超自然存在的信仰。以诸如互惠行为为基础，动物可能具有某种道德。它们当然也拥有母性和父性的情感。但这不是宗教性的情感。宗教诞生的证据也许最早来自于考古记录，根据考古材料，一位尼安得特尔男人开始在葬礼中使用红色的赭石（也许代表鲜血），暗示着人们对于死后生活的信仰，而不是像一些动物在同伴死去时表现出来的那样，仅仅是对缺失、缺席的哀悼。更多关于宗教的明确证据来自旧石器时代早期著名的法国和西班牙岩画，假如这不代表着艺术和宗教的开始，至少也意味着两者的明确出现。

　　人类社会中有一些事物如果缺少语言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文化变更的传播、农业的转变、一些专业活动的发展、亲属和社会关系的扩张、宗教、艺术、更宽泛的社区。但是，言谈是短暂的。虽然言谈依赖于面对面的传播，但面对面的传播并不能保证上述事物的发展。这就是说，口耳相传能够使人类社会取得这些成就，但如果有人死去，就再也不能与他们进行交流了。

　　改变以上状况的是记录言谈的技术，称为书写。言谈是所有人类的特性。书写于公元3000年前左右被发明出来，然后缓慢地传播，只流传于一部分地区。如今，不同的社会不仅仅是通过生产方式来区分，还通过传播的方式——包括学校、书籍、图书馆——来区分。无文字的社会也拥有教育，大部分依赖家庭来进行。家庭教育缺少教授ABC的重要机构，我们把这些。记住这一点很重要。第一，在书写出现的第一个5000年里，实际上没有任何社会拥有普遍的读写能力。无文字的社会也拥有教育，大部分是在家庭内部进行。家庭教育缺少传授ABC的公共机构，即学校。此外，记住下列事情很重要。第一，在书写出现的第一个5000年里，实际上没有任何社会拥有普遍的读写能力。书写的出现不仅仅将社会分成了文字社会和无文字社会，它还在文字社会内部将其成员分成拥有读写能力的人和不拥有读写能力的人。从历史的观点看，仅仅是最近以来，最发达的社会才实施了普及文字教育的政策。

　　第二，请记住，新传播方式的出现与新生产方式的出现不同；新传播方式的出现不会替代、废除原有的传播方式，也不会将原有传播方式边缘化；它是补充而不是取代原传播方式。我有时候问，电子媒介的兴起是否会使书籍被废除。电子媒介当然会改变书籍的性质和地位，如同书写改变言谈的性质和地位一样，但是电子媒介不会废除书籍，书写也不会废除言谈。同样地，书写也不会取代言谈。我们仍然需要与另一个人谈话。在居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之中，我们交谈而不是书写，——仅当我们迁移了、分居了，才会采用书写来交流。如果一个官僚机构办公室的管理者通过书写或者电脑来传达他或她的事务，通常就会被视为“官僚主义的”。即便在致力于传授书写的学校（似乎所有的学校都如此），言谈仍然是教化的一种重要活动；言谈维持着其作为基础性活动的地位，例如，我们在法庭上看到，虽然法官和陪审团的工作围绕着书面语言展开（书面语言通常用于法律上的定义），但他们要求证人提供口头证词，要求被告提供物理证据。多种传播形式和多元媒体的存在，使人们知道何时使用这种方式、何时使用另一种方式变得非常重要。在另一个不同的文化里，交流的困难之一，是你究竟递给别人一个印刷的（或雕刻的）卡片，还是进行口头的自我介绍呢？

　　总之，自从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即所谓的第二次工业以来，书写也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首先，让我说明一下书写能补充言谈不足的地方。书写使我们不仅能面对面地交流，还能超越时空地交流。我说过，在家庭中，我们无需靠书写来正式地交流。然而，一旦有人移居出去，我们就不得不依靠书写。信件，也许是电子邮件，是家人穿越空间保持联系的唯一方式。

　　书写同样可以跨越时间障碍。在Scottish舅舅死后很久，我仍可以阅读他移民到美国时写的信。拉丁文作家离世多时，我还能阅读他们的作品。塞内加尔的作家Ahmadou Amhate Bâ写道，在一个纯粹的、不存在书写的口传文化里，一旦一位老人死掉，一座图书馆也就崩塌了。储存在他记忆里的一切也随他一同消失了，除非他在生前曾经这些记忆面对面地口授给其他人。但是书写成为“可视的语言”；书写语言能够作为外在于个体心灵的物理性客体被储存，而不是存于个人的记忆力。这意味着书写独立于某人的家庭或者某人的老师。你可以在图书馆里将马克思、孟子或穆罕默德的书置之不理，尽管你的老师不赞成这样做。书写极大地扩充了个体的可能性。

　　在另一方面也同样。当然，某种口头文化建立起了某种信息；处理事情的新方式、新的故事和歌曲被传承给下一代。但是随着以书写来储存材料和传播的方式的发展，那些信息就更为准确，并作为一个人发展自身的平台，这样一来，社会变化、社会发展、知识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可行的方式来增进。

　　我们在中国发现了百科全书的发展。在欧洲，百科全书的出现可能稍晚一些，但也非常重要。它使得后代能够校正或改善前一代人使用的信息。在书写文化中，人们通过浏览文字来校正更早的信息，这比纯粹的口头文化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

　　书写如何促使我们思考？这不总是提出该问题的正确方法。口传社会中的人们当然也会思考，我们必须完全拒绝列维－布留尔提出的“原始思维”的概念，这个概念标志着矛盾的缺席。思考的法则对于全体人类社会都适用，但是书写使人在叙述事件时得以陈列不同的说法，以此探索矛盾性。书写使人们更仔细地探索语言的运用，这样就提升了语言的灵活性。很明显，将信息储存于图书馆比仅仅储存于人的记忆中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机会。这些设施并非永远都存在；然而，通过书写而变得精确的概念能被个体内化，就像口算表发挥的作用一样。书写就这样塑造了人的心灵。

　　我曾经提到，在书写产生之后的第一个5000年，只有相对小的比例的人口能够读和写。然而，社会变化得非常迅速：建构起了知识、文学传统，形成了书写的宗教。即便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现代化、工业化最初并没有要求普遍采用文字。只有20％或者更少的人口拥有读写能力，但巨大的发展就奠基于这小部分人口之上。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以普遍的读写能力为目标呢？首先，经济发生了变化。——但不是完全的变化。假如你是一个农场主或者渔民，在今天，你就算不能书写也能完成日常劳作。但是你如果不能阅读报纸，就会失掉其他的机会。在更早的年代，如18世纪，你可以去咖啡馆，听人读报，以此获得新闻。在当代，至少直到广播和其他电子媒介发明之后，你才能充分参与民主政治，虽然作为一名缺乏读写能力的人，你也能分享书写文化的其他好处；你遵循着一种书写的宗教，其经典——书写通过布道和图画影响着你，就像在欧洲，穷人获知圣经那样。但你不能对我称为高级文化的东西做出贡献。当然一种重要的流行文化对高级文化做出了贡献，并在很多方面受到高级文化的影响。但是在流行文化和高级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裂。缺乏文字能力的人总是被剥夺了某些权力，成为二等公民。

　　在关于普及教育的问题上，存在着争论，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欧洲的许多改革者追求普遍教育的目标，这导致更多牧师工作的产生（要求文字能力）。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总是存在这个问题。在欧洲和亚洲，以少数拥有读写能力的人为基础，有文字的社会发展了5000年以上。很多文化的进步都奠基在少数拥有读写能力的人的基础上。那么，非洲的情况怎么样呢？非洲各国在1960年左右独立之后，按照二战以后成立的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以在各地发展普遍的文字能力和学校教育为目标。发展教育的条文在世界上得到宣传，这对于现代化来说很关键，新成立的国家积极采取行动来促进教育，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受到过很好的教育；肯尼亚的第一任总统Kenyatta和加纳第一任总统Nkrunah都出版过专著。教育成为优先发展的第一项内容和预算的主要部分（在一些军事政体中除外）。从许多方面来看，发展普遍教育非常成功。学校遍及了每一个城镇和村庄。那时，在那儿工作的地方政治家和我们许多人，都认为普遍的社会发展会自动展开。毫无疑问这是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在教育的成功发展和经济的缓慢发展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偏差。即没有足够的工作提供给新的知识阶层，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想回到农村去再成为低收入的农民。

　　上述状况造成了政治的不稳定。新的知识阶层会拥护许诺给他们提供工作的政治家，即便这些政治家不那么值得信赖。当这种承诺没有兑现时，压力就迫使人们移民到更富裕一些的国家。这样一来，穷国支付高额费用来教育人们，然后，他们却移民到富裕的国家去，为富国做贡献。因为在那儿，他们通常能以比自身水平稍低一些的程度来获得工作。

　　在另一方面，需要理解关于书写影响我们全体的不同方面。我说过书写是一种“可视的言谈”，但这种描述是错误的。我们说话的时候很少书写。当然，在欧洲，大多数人说着方言，但写着标准英语或者意大利语，而标准英语和意大利语作为一种书写语言没有被采用或发明出来之前并不存在。欧洲标准语言的采用，使其他形式的语言成为了方言。在所有方言中，有一些方言与书写语言的差距很大。例如，我的母亲来自苏格兰北部，我去她的村庄时，只能听懂其中一些词语。同样的现象发生在意大利或法国（例如朗格多克）。一方面，采用标准语言给说方言的人造成了一些困难——他们不得不学习另一种语言。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也使他们的理解力变得敏锐。

　　同类状况在非洲要极端得多。在那儿，口头语言间隔很小的区域都会发生变化。例如，如果你住在Verona，你可能就听不懂住在Padua的人说的话。无论如何，当书写出现时，你不能写下每一种他们在家里说的地方语言（非洲大概有4000种地方语言）。另外，教授阅读能力会使你局限在一个城镇的语言中。你无法给这些小语种都印刷或者翻译教科书。而且，对世界上所有的地区而言，要学习现代知识，人们就必须采用国际语言工作，在非洲，国际语言就是原来的殖民者的语言：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所以，教育、阅读、写作永远不会发生在母语当中，除非是在小学教育里。这样，许多父母和小孩之间的经历就出现巨大的断裂。受过教育的父母可能在家里会使用英语（和地方语言），以此给他们的孩子形成好的影响。学校教育给了孩子和父母同样的影响。对许多人来说，教育成为做一切事情的必经之路，在我的经历中，一些来自非洲的人都倾向于在他们的人生中继续接受教育。但是，至少是在短时间内，在男人与女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我想提出的观点是：在口传文化中，你不需要接受学校教育。你可以向家人和亲戚学习。当你上学以后，开始学习书写——书写是传播方式的重要变化。

　　这个变化造成了转折性的效果。在社会层面上，知识积累得更迅速了。在个人技能和智力层面，书写带来的语言标准化造成了家庭语言和学校语言的分裂，这可能意味着，个人必须学习他们自己的语言和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殖民的”）语言。就这一点而言，人们可能理解了为什么许多人为了更大的成功和更多的选择会选择学习英语。对书写和学校教育的介绍就带来了人们生活的迅速改变。

　　但是，我请你们回想我在早年的博士论文中的观点。对书写（或者其他传播新方式）的引进不是要抛弃旧有的方式。言谈仍然十分重要。电子媒介兴起之后，印刷文字也同样重要。它们的作用有所改变，但仍然是基本的传播方式。

　　（本文发表于《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