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理论”与文化研究的相继兴盛，使得20世纪上半叶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确立起来的纯粹文学理论的知识幻象破灭。文学知识界已经普遍接纳“理论”与文化研究为文学理论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两次重大转型变迁。这就意味着文学理论必须放弃其原来的边界甚至学科自足性，成为一种新的跨界知识形态。文学理论的未来图景，或者将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称其为“话语理论”。

　　【关 键 词】理论/文化研究/文学理论/范式变迁

　　【作者简介】张俊，男，四川仁寿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20世纪文学理论的空前繁荣，表现为层出不穷的批评方法及理论创新构建。这种知识学状况与其学院化、专业化、职业化密切相关。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以民族文学或现代文学为主要对象的“文学研究”(Literaturwissenshaft，literary scholarship)进入大学现代学科体系，文学研究逐渐专业化、职业化，到20世纪早期即已定型为一种现代学院学术。在文学研究学院化的学术转型过程中，文学批评理论逐步形成自身晦涩的话语体系，成为一种高度专业化、规范化、系统化、技术化的知识门类。对于这种以理论自居，从而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话语轩轾判然的知识系统，普通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若不经过专业训练已经很难掌握，于是它成为大学体制内部分精英的话语特权。所以，对比19世纪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多为作家，20世纪的理论家(批评家)则基本以学院学者为主体。文学理论的专业化、学院化的必然结果就是职业化。依托大学系科体制，学院派的专家学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创造了20世纪文学理论的繁荣局面，各种批评方法或理论标新立异，不断涌现。

　　大体上，20世纪文学理论以60年代、80年代为分界线，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60年代以前，主要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为代表，形成了所谓“内部研究”为主流的各种形式主义理论学说;六七十年代，伴随“理论”的兴起，文学理论主流逐渐转向所谓“外部研究”，形成了名目繁多的理论学说;80年代往后，“理论”衰微，文学理论进入“后理论时代”，文化研究崛起。

　　在启蒙之前，人类知识尚未出现大规模的专业分化，文学理论常常需要依托修辞学、雄辩术、语文学、释经学等，并与文学、历史、哲学、神学、艺术学、美学诸学科杂糅在一起。18世纪末以来，文学知识界经过一百多年的苦心经营，总算在形式主义理论思潮中成功确立起文学理论的知识学边界，使其能够在文学研究中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并列成为三足鼎立的专业学科之一。但这种学科自足性的知识学幻象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20世纪下半叶“理论”与文化研究的相继兴盛，文学理论的学科面目又变得模糊起来。无论是“理论”还是文化研究，都已越出传统意义的文学理论边界。所以，当代文学知识界要坚守纯粹文学理论的边界，就必须排斥“理论”与文化研究的绝大部分内容。但是，文学知识界已普遍接纳“理论”与文化研究，这意味着文学理论必须要放弃其原来的边界甚至学科自足性，承认“理论”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的改造，而转型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

　　一、“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

　　20世纪中期以后，在诠释学直接影响下，接受理论(Rezeptionstheorie)兴起，替代日渐衰落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在七八十年代形成巨大理论效应，标志着20世纪文学理论范式的重大跃迁，即从文本中心论转向读者中心论。尽管读者中心论范式影响深广，七八十年代兴起的许多文学理论学说皆受其影响，但它毕竟只是20世纪下半叶理论家族中的一员。在当代，文学理论的多元化取缔了形式主义的独尊地位，从此文学理论进入众声喧哗的时代，再也没有哪种理论学说或学派可以在理论的神坛上独享尊荣。由之，形式主义式微之后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就不再具有普遍性意义。文学理论的多元化状态本身因此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理论发展趋势的最显著特征之一。

　　20世纪下半叶文学理论领域最明显的变化是“理论”的兴起。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符号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殖民主义等各种名目繁多的文化理论(也包括部分社会理论)，全面挺进文学理论的领域，使其研究界域无限放大，在六七十年代形成“理论”的热潮，从而将文学理论推向历史巅峰。伊瑟尔讲，“理论的兴起标志着批评历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重要性足可与19世纪伊始亚里士多德诗学为哲学美学所取代相提并论。”①这些“理论”由于不再局限于文学本质的解释，或者文学研究方法的探讨，所以它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理论。正如卡勒所言，“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很难界定他的范围。”②实际上，“理论”是一种跨学科知识形态，这不仅指它具有跨学科的知识对象，同时也意指其思想影响的跨学科性。这种知识形态对专业化的现代学科界限的突破，虽然体现了某种对于学科知识话语霸权的藐视、挑战甚至颠覆的后现代意义，如伊格尔顿所说，“‘理论’表示着我们那些为知识分门别类的经典方式现在已经由于种种实实在在的历史原因而陷入麻烦”③，但它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理论”的渊源可以远溯到古希腊，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它才被视为一种时髦的学术研究范式得到广泛推崇与实践。

　　对于文学理论而言，其实与其说是“理论”挺进文学理论的领域，毋宁说是文学理论家跨界闯入了“理论”的场域。正如卡勒所观察到的60年代以后文学理论界所发生的事情：

　　“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已经开始研究文学研究领域之外的著作，因为那些著作在语言、思想、历史或文化各方面所做的分析都为文本和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这种意义上的理论已经不是一套为文学研究而设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没有界限、评说天下万物的著作，从哲学殿堂里学术性最强的问题到人们以不断变化的方法评说和思考的身体问题，无所不容。‘理论’的种类包括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别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社会和思想史，以及社会学等各方面的著作。”④

　　通过向文化理论与社会理论领域的渗透、扩张，文学理论在七八十年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也完成了从“内部研究”向“外部研究”、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范式转换。从事“理论”创作的批评家或者“理论家”，将“理论”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中剥离出来，从而把自己的使命升级到“分析传统人文学科的公认智慧”⑤的位置。在此，“理论”的抱负显然超出了文学的疆域，它要尝试回答人类生存与文化系统中某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使它看起来有几分像哲学或哲学的副产品。但毕竟它不同于哲学，严格讲也不是什么哲学的副产品。按照保罗·德曼的理解，“更经常的却是，当代文学理论是对哲学中在不同语境下也有所表露的问题，所做的一种相对自主的描述，虽然并不一定是以一种更为清晰、更为严谨的形式来描述。”⑥而伊格尔顿则认为，“文化理论已经成了某种堆放场，以为那些被狭隘的分析哲学、经验主义的社会学和实证主义的政治学神经紧张地卸掉了的大题目，一些大得令人困窘的题目，提供一个场地。”⑦“理论”的这种宏大叙事风格，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自我神化的色彩。尽管如此，由于“理论”热衷对现代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与文化中所谓普遍“常识”的反省、批判，这种紧贴生活、文化与政治的学术形态也博得了知识界和大众的广泛认可。

　　不容置疑，“理论”的繁荣是文学理论黄金时代来临的标志。其鼎盛时期(1965-1980)⑧，得到西方一流思想家的钟爱，风头甚至盖过哲学。大多数“理论”实际上都继承了传统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崇尚理性批判，具有精英主义色彩;但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大多数“理论”又都摆出反逻各斯中心主义、非理性主义、反精英主义的姿态，从而获得大众知识分子的拥趸。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悖论的思想现象呢?这是因为“理论”异军突起的时代，正是西方大众文化蓬勃兴起的时期。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推崇的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已经无法抵御时尚、广告、促销、电影、电视传媒、流行音乐、明星娱乐这些大众文化的强烈冲击。这些新兴文化被资本包装成商品成功推销给社会大众，由此受资本操控的大众文化符号和景观开始充斥整个西方社会生活，甚至作为精英文化最后堡垒的大学也不能幸免。大众文化的兴起，促使知识分子调整自己的文化态度。他们一方面担忧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正视业已进入人类生存环境的现代文化要素。精英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视，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商业资本意识形态操控与异化的揭露、批判，还是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作为人民自主表达的社会积极意义的肯定与分析，其实都是文化精英对大众文化的重构，借此大众文化也得以进入了通常所谓高雅文化的庙堂(经典化)。所以，大众文化的兴起最终导致了知识精英主义假设的坍塌，“理论”由此深深烙上这种历史印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理论”使文学理论放弃了其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精英主义立场，将其知识场域和解释权开放给了大众知识分子。但“理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反精英主义”倾向，大多时候都是可疑的。实际上，放弃对大众的敌视与排斥态度，放弃对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立场，并非是“理论”本身已经非精英化或者平民化了，这只是“理论”的妥协而已。

　　这里对“理论”的总体评论，使得“理论”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整体。其实不然，正如前面所讲，“理论”是复数的、多元化的，它有多幅面孔，且内容千差万别。所以，“现代理论不再奢望其基本原则具有普适性”。⑨在后现代多元文化的语境中，任何宣称普世性、唯一性真理的理论都将会招致怀疑与批判。所以，在60年代以后的理论运动中，“单数的、大写的‘理论’(Theory)迅速发展为经常重叠、交互生成并处于良性竞争中的复数的‘理论’(theories)”。⑩“理论”的多声部现象，是“理论”繁荣的前提，同时，它的众声喧哗也为“理论”在盛宴狂欢之后的落寞埋下伏笔。“理论”的热潮只昙花一现地持续了一二十年，随后即迎来一个宣称“理论终结”的后理论时代。的确，“理论”的兴盛是文学理论最后的盛宴狂欢。不仅如此，今天的理论家甚至也有将“理论”的兴盛视为是“文学终结”的征兆的。希利斯·米勒就认为文学理论出现于文学衰落的时代，理论的兴盛记录并进一步促成了文学的死亡(尽管他认为“文学性”是普遍而永恒的)。他说，“文学行将消亡的最显著征兆之一，就是全世界的文学系的年轻教员，都在大批离开文学研究，转向理论、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媒体研究(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研究、女性研究、黑人研究等。”(11)所以他提出这样耸动的命题：“文学理论的繁荣标志着文学的死亡。”(12)

　　对文学理论而言，在20世纪下半叶从形式主义的语言本体论走向包纳万象的“理论”，这一转向所导致的最严重危机乃是文学理论作为独立学科的知识幻象的破灭。这不仅仅是“理论”的跨学科性(本质是学科的不确定性)瓦解了文学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才确立起来的基于现代学术专业分工的学科自足性，更严峻的是，“理论”使文学理论丧失了文学研究这个根本立足点。正如伊格尔顿和伊瑟尔这些或学理论家所见，这些理论“大都萌芽于一些与文学相距甚远的领域”(13)，其思想框架主要“源自于各种哲学，或是各门学科、意识形态、批评实践，甚至来自于政治立场”(14)，“而且被集合在文学理论名下的种种方法也没有一个是专用于文学研究的”(15)，它们所关注的是远超出文学研究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政治领域的议题，如“艺术、愉悦、性别、权力、性欲、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16)等。这种情况下，“理论”必然使得文学理论越来越脱离文学的具体实践，成为越来越独立于文学研究本身的知识形态。这其实也是文学理论必然的历史宿命。20世纪人类思想进入所谓“第二轴心时期”，各种哲学、社会理论、文化理论日新月异，文学批评界本身没有原创性的思想来源，但为了获取新的理论话语权力，巩固本来卑微的理论学科地位，只有向哲学、社会理论、文化理论借用各种思想原则与方法论，来促进自身的理论繁荣。通过这种移花接木式的思想嫁接工作，文学理论在20世纪的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果。但由于几乎所有的主要思想原则或方法都是借自其他理论或者说学科，必然导致文学理论过度依附于这些理论或学科，造成其独立性或者说学科自足性的逐渐丧失。“理论”时代来临之后，引发的所谓文学理论的“内爆”，就是这种负面效果的突出表现。此后，文学理论也成为越来越受制于哲学、社会理论、文化理论或其他学科的一种跨界知识类型。20世纪上半叶建立起来的纯粹文学理论的知识幻象，由此最终破灭。所以，“理论”的繁荣也是纯粹文学理论衰亡的重要表征。

　　二、“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

　　“理论时代”最终是被“理论”自身所解构的。“理论”的多元化竞争，虽短期内积聚了众多学说，但也加速了“理论”衰落的过程。如伊格尔顿所讲，“如果所有的理论，就像有些人所怀疑的，天生就都是总体化的，那种种新型的理论就得是一些反理论(anti-theory)：局域性的、部门性的(sectoral)、从主体出发的(subjective)、依赖个人经验的(anecdotal)、审美化的(aestheticised)、自传性的，而非客观主义的和全知性的。理论，在已经解构了几乎其他一切之后，似乎现在终于也做到了把自己也给解构了。”(17)“理论”的这种解构特征，固然来自理论的反思与批判性，但发生在七八十年代的“理论”的自我解构，显然也受到整个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尤其是解构主义的深刻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昔日的理论家站出来公开批判或反对“理论”，为“理论”敲响丧钟——随着米切尔的《反抗理论》、保罗·德曼的《对理论的抵制》、麦奎伦的《后理论：批评新方向》、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著作陆续闻世，即已宣告“理论”为明日黄花。其实在这一系列批判出现之前，“理论”已经是日薄西山。文学理论从80年代伊始就已经进入所谓“后理论时代”，并且至今仍未走出这个时代的阴影。

　　“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主张从“理论”回归文学的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一种是主张从“理论”走向理论的批评实践，即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20世纪下半叶“理论”的扩张已经将文学理论变得面目全非，所以当“理论”的狂欢接近尾声时，一些年轻的学者便开始站在文学中心主义的立场向主导文学研究的理论话语发起挑战，反思文学理论的这种非文学性倾向，主张去寻求探讨文学文本、阅读与鉴赏经验的新方式，从而使之回归文学的理论。(18)这种坚持文学本位的文学理论主张，形成了“理论终结”后一股强劲的思潮。但这种想要回归纯粹文学理论的思潮，明显带着20世纪上半叶那种对于文学理论学科自足性的天真幻想。经过“理论”批判的时代，知识界已经普遍意识到，“‘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19)所以，在“理论”去神秘化之后，再重塑一个神话或理论幻象，坦白讲，我们看不到前景在哪里。退一步讲，即便承认这种纯粹学科诉求的正当性，在文学(尤其是纯文学)边缘化如此严重的今天，纯粹文学理论的社会文化地位又在哪里?事实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已经无可换回地衰落了。尽管今天宣告文学理论的终结似乎仍然显得为时过早，但要恢复纯粹文学理论在20世纪中期的文化地位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个“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要想维持昔日的繁荣，继续像“理论时代”一样参与文化、政治与社会生活，仅仅依靠重建纯粹文学理论这样一种学科神话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它将不得不面临深刻转型。

　　最近二三十年文学理论面对的深刻转型就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兴盛在文学理论发展历程中是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虽然文化研究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兴盛起来的，不过它在西方并不是当时才产生的新鲜事物，实际上在20世纪中期便已经兴起。这种学术思潮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中大众文化的崛起，导致当代文化图景的急剧变迁。以消费为主题都市文化借助现代媒介与商业资本，将时尚、娱乐、休闲、广告、新闻、选秀、明星崇拜、体育竞赛诸大众文化形式铺天盖地撒向整个世界，严重束缚、挤压了精英文化(包括精英文学)的生存空间，致其走向边缘化。当代文化图景的变迁，向知识分子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即对于当代文化应如何诠释。

　　西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较早地对当代大众文化进行了理论反思。20世纪中期出现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大体上讲，皆是属于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左派”知识分子团体，不过他们却代表了精英知识分子对待大众文化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和传统。以霍克海默、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多诺、阿尔都塞等理论家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站在一种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坚持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的二元对立视野，将大众视为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客体)，所谓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很大程度上只是自上而下被强加给大众的肤浅文化，它受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操控与意识形态强制，充斥着商品拜物教与各种麻痹大众的虚假幻象，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以及受它支配的大众文化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以霍尔、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理论家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则更多地站在平民主义的立场上，否定了那种区分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的歧视性的虚假二元论，将大众视为能动的文化参与者(主体)，他们能够积极地以自己的方式对强加于他们的统治话语进行解码，从而反抗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创造属于自己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表述自己长期被边缘化或沉默化的价值观与文化立场，因此在伯明翰学派这里，大众文化不再被简单定性为某种被放逐在所谓“高雅文化”之外的大杂烩，而是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平民文化，是需要知识界予与正视、理解而不是一味否定性批评的当代文化形式。由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奠定的大众文化批判传统，构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两极立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主要就是在这两大传统之间摇摆或折中。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理论终结”与文学的衰微，文化研究蓬勃崛起，蔚然而成一种全球性的学术思潮。如果说早期文化研究重点关注的是文化工业、工人阶级的文化趣味和生活方式、媒体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等领域的问题，那么到了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则更多地侧重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性别(女性主义、同性恋、酷儿理论)、全球化、都市文化与生态主义等领域的研究，其涉及的社会文化内容更加宽泛。如卡勒所讲，“从最广泛的概念上说，文化研究的课题就是搞清楚文化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在这样一个对于个人与群体来说充满形形色色的，又相互结合的社团、国家权力、传播行业和跨国公司的时代里，文化生产如何进行，文化身份又是如何构建、如何组织的。”(20)当然，文化研究与文化学不同，它关注更多的并不是经典化的文化传统，而是当代那些“大量的没有被经典化的文化产品”。(21)分析那些尚未被经典化的文化，甚至直接为那些被压抑的、沉默的边缘群体的文化辩护，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鲜明特征。这一特征，使得文化研究先天地具有了某种批判性与政治话语权力角逐的冲动和野心，尤其是通过对文化与权力或意识形态霸权的批评分析，揭露出文化对社会权力分配与等级秩序合理性的粉饰，将文化研究推向针对社会权力与等级秩序正当性话语的挑战立场，而赋予其尖锐的批判性与政治性，从而从事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也获得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身份感与价值认同。某种程度上讲，这正是文化研究对“理论”的社会担当与政治使命感的继承。不过，当最近一些年文化研究越来越变成学院派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建构、学术话语游戏与谋生手段的时候，这种社会担当与政治使命感正在消亡。

　　文化研究从来就对理论的构建鲜有兴趣，受解构主义与“理论终结论”的影响，80年代以后的文化研究更加排斥宏大理论叙事。但文化研究又离不开理论，正如卡勒所讲，文化研究与“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是理论，而文化研究是实践。文化研究就是以我们简称为‘理论’的范式作为理论指导所进行的实践活动。”(22)所以，文化研究实际上是以理论为思想支撑基础形成的一种学术分析与批评话语建构(discursive formation)。由于文化研究并不追求理论的体系建构，所以它不具有通常理论话语系统的排他性，而能够保持对理论的多元主义与开放性视野，即使它以一种理论为其基本立足点，一般也不排斥其他理论话语或学科。在这种多元主义与开放性的理论视野下，文化研究既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学派，也不可能形成任何一种独立的学院式的学科。詹姆逊曾讲，“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将它看做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23)詹姆逊所谓“历史大联合”，其实就是各学科知识与方法论的大联合，在过去半个世纪，文化研究几乎已不带任何限制地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传播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及诸种文化理论的内容。目前，它的边界仍旧没有停止移动的迹象。而只要它的边界仍在不断变化或扩大，就不能给它一个真正的定义，更不用说为它划定学科边界和奠立方法论典范了。严格来说，文化研究已经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了，它故意模糊学科界限，打破学院式的学术专业分工，明显带有拒绝学科规训的“反学科”或“后学科”性质。而无论是对学科化知识规训的超越，还是对理论的体系化建构的排斥，其体现的都是在多元化文化处境中，文化研究对普遍主义、本质主义的拒绝。

　　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纳入文学理论的知识学版图，主要是因为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深厚渊源及现实关联。首先，当代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脱胎于文学批评，如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1964)成立的初衷，霍加特就认为是利用文学批评的方法去评判、解释大众文化现象。因而最初文化研究的健将大多是文学批评家或文学理论家出身。这时候文化研究只是被当做文学研究的某种叛逆形式，在研究方法上也主要是借鉴文学分析的技巧，即把文化材料当作“文本”来解读。这种文本细读方法，迄今为止仍然在文化研究中保留着相当重要的方法论地位。但是，当文化研究逐渐兴盛之后，由于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哲学与社会理论，加之研究人员的学术训练背景也不再局限于文学学科，这种文学分析的方法论地位下降，而文化研究这些年也越来越倾向于某种“非量化的社会学”。(24)文化研究脱离文学研究是必然的，这从文化研究兴起之时便已注定。文化研究早已超出传统文学研究的学科范围。因此卡勒认为，“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25)这其实是一个不太精确的关系概括。实际上，当代文化研究并不能涵括全部文学研究，它只是与文学研究共同拥有一部分交集的对象和内容而已;严格讲文化研究只是涵括了部分文学批评，即相对于内部审美研究的狭义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所以，文化研究的强势崛起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文学批评或者文学理论，更不用说全部文学研究了。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在近三十年来文学与理论急遽衰落的背景下，文化研究的兴盛已经极大地扩展了文学理论研究的版图。这不仅为日益没落的狭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为文学知识分子走出边缘化的困境，重新进入社会公共空间参与文化政治场域的话语权力角逐开辟了通道。目前，文化研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仍方兴未艾，吸引着文学领域众多年轻理论工作者的热情投入。作为一种非学派、非学科、非理论的学术话语形态，文化研究已经改写文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并将继续深刻影响文学理论的未来命运。所以，虽然文化研究并非理论体系话语，它对文学理论依然具有范式转换的里程碑意义。

　　三、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反思与展望

　　1.文学理论的边界与学科自足性

　　通过对近半个世纪文学理论两次重大变迁的梳理与反省，我们最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让人困惑的结论：“文学理论”，这个通常意义上被知识界以为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话语”的自明概念，其实在绝大多数时候指称的都是一种面目模糊的知识形态;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文学理论现在的专业身份愈来愈可疑。

　　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精英主义文学观念的隆盛，正是纯文学衰落的标志。如果纯文学的衰落已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大趋势，那么纯粹文学理论必然会走向边缘化——这其实早已经是文学理论在20世纪下半叶的真实历史。文学知识界固然仍有不少人坚持纯粹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抵制理论和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话语支配。我们并不否认这种关于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诉求的正当性。但是，绝大多数的文学知识分子都已经意识到，纯粹文学理论已经演变为一种精英主义的学院学术，这种学究式的专家学术远离文化政治，成为无兴趣参与、也无能力参与社会公共空间话语权力角逐的“多余的知识”，于是不可避免地被抛甩到文化谱系的边缘位置。显然，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在这种边缘化的处境中静静地等待文学理论的消亡。最终，大多数文学知识分子不得不选择打开文学理论的大门，投入到各种“理论”或文化研究的怀抱中。于是几乎所有当代文学理论家都认同这样的立场：“今日文学理论应当成为最大限度开放的，‘敞开胸怀’去迎纳那些最为不同的学说，而在这种接纳中对任何一种流派性教条主义又要保持批评性的理论。”(26)——这也是文学理论在20世纪下半叶的真实历史。

　　当文学理论从内向外主动打破纯粹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实际上它也就放弃了从浪漫主义到形式主义文论苦心经营的学科自足性。文学理论一旦向“理论”或文化研究敞开大门，它将不再只是某种“关于文学的理论话语”，而是变成一种没有明确学科边界和学术方向的知识形态，这种知识形态在多元主义的游牧状态中也将完全失去任何统一标准的学科方法论的约束。最终，从乐观主义的角度来看，文学理论很可能会成功脱离现代学科建制，进入“理论”与文化研究相继营造的“后学科”状态。在这种知识状态中，学科自足性将变得微不足道，甚至是多余之物，只要能够为解决问题提供有效的解释路径，文学理论将对任何学科的理论或方法保持高度的开放性。

　　2.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学科制度

　　文学理论学科身份的建构，并不仅是一个关于专业分工的知识学问题，它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实践，实际也关涉文学场中的理论话语权力操作与支配及其学术共同体的现实利益。米歇尔·福柯早就指出，知识是可以转化成话语权力的。理论，作为一种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在一个可以有效保障理论交流的文化系统中，实际上很容易就能化身为某种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所以，当文学在20世纪遭遇大众文化围困而逐渐衰微时，文学知识分子抓住了理论这件法宝用以自卫，对文学特殊文化身份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与辩护，从而促成了文学理论的繁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理论的繁荣才标志着文学的衰落。

　　随着现代大学的兴起，大学的学科建制逐渐完善，于是在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的支持下，成为现代知识生产的主要场所。由于从19世纪中期以来文学已经在大学的学科建制中分得自己的领地，因此20世纪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主要便是依托大学的文学专业建制来进行的。正因为如此，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浓郁的学院派精英主义与职业化作风。大学中的文学知识分子，通过依托大学的文学专业，进一步构建出更加专业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文学理论知识，并利用大学的教育(课堂、讲座、教科书)与学术体制(学术团体、学术会议、期刊与出版机构)进行传播，最终成功地将他们所掌握的理论符号转化为理论话语权力。这种话语权力在大学中形成的主要表征，就是文学理论的学科化与体制化——通过学科化与体制化，相关学术共同体即可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与利益。所以，文学理论在大学体制中的学科地位的形成，是其在文学场中获得理论话语操控权力的体现。这种话语权力的获得，固然是值得整个学术共同体弹冠相庆的，但是，文学理论一旦学科化、体制化，这种学科体制马上就显露出一般学科规训的特性。

　　学科规训制度是大学知识生产与话语权力控制的高级约束机制。任何学科形成之后，必然划定各种排他性的学科界限，巩固学科自身的专业地位，以便该学科的学术共同体能够掌控学科话语权力与相关社会资源。作为一直谋求现代学科地位，并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梦想成真的文学理论，自然也不能例外。当然，依靠大学的学科建制，文学理论也得以向更加专业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建立了“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严格的方法学训练”。(27)但是，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毕竟是一种社会实践，它必然关涉相关学术共同体的利益。所以，为了维护文学理论学术共同体的既得利益，它必然树立一些界限(如考核、学位、职称、会籍等)，一方面阻碍“圈外人”对专业学术资源以及其他既得利益的分享;另一方面也对学术共同体成员进行规训，使其能够为维护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而服务，否则将被无情地排斥到边缘甚至共同体之外。所以，文学理论的学科身份越清晰，这个学科的各种人为界限也就越琐碎、严苛，同时也就越封闭;而学科越封闭，则表明学术话语权力垄断的程度越高，既得利益的学术共同体规模越小。

　　20世纪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借助大学严谨的学科制度，通过高度专业化的学术语言，将文学理论的专业学科身份特征标识出来，从而获得了文学理论学术共同体前所未有的强烈身份认同。但是，随着20世纪下半叶“理论”与文化研究的相继兴盛，形式主义所标示出的纯粹文学理论的学科边界被摧毁，各种标新立异的思想学说与批评方法汹涌而入，文学理论的学科规训制度也似乎失去了其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与此相应的是，当代文学理论的学科身份认同感已大幅下降，文学理论学术共同体也变得越来越松散。但文学理论的学科规训制度是否将永远失去其学科约束力，还是一个未解的问题。乐观主义者可能会认为，文学理论对“理论”与文化研究开放边界，最终会导致其脱离现代学科建制，进入所谓的“后学科”状态，届时文学理论的学科规训制度自然消亡。而从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尽管目前文学理论因为大面积吸纳“理论”与文化研究，造成其学科身份模糊，纯粹文学理论的学科规训制度暂时失效。但是长远一点看，当代文学理论无论如何转变，主要依托的毕竟还是大学的学科体制，其最终还是要被纳入到职业化的专家学术框架内，成为大学学科建制的一部分，从而必然形成新的学科规训制度。而且新的学科规训制度一旦形成，必定会排挤或者改写当代文学理论在学科规训衰驰之时所产生的那些激进的变革因素。

　　3.作为话语实践批判性反思的文学理论

　　文学知识界原先以为是自明的“文学理论”概念，当其学科边界被“理论”与文化研究摧垮之后，它变成了一个难以界定的新概念或者过时的概念。人们原先理所当然地认为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反思或理论话语体系，它既应当是以文学活动或文学性为研究对象的，又应该具有理论的普遍性特征，现在却发现它探讨的话题很多时候都不相关文学活动或者那种追求普遍性的理论，甚至有时它既不相关文学也不是理论。今天所谓文学理论的学科领地内，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理论学说和批评话语，没有统一的对象和方法，以致文学理论家根本无法从其驳杂的理论与批评现象中抽绎出具有普遍规律意义的“总体化”(totalizing)特征，从而满足普通读者(甚至包括文学理论工作者)对于文学理论本质定义的幻想。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文学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学科幻觉，“说文学理论是幻觉首先意味着……文学理论实在不过是种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支，根本就没有任何统一性或同一性而使它可以充分地区别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或者文化和社会思想;其次，这种说法也意味着，它那个想要与众不同的希望——想要缠住一个名为文学的对象的希望——是被放错了地方的。”(28)实质上，文学理论的学科幻觉，不仅来自其知识独立性和对象的统一性幻想，也来自其建基于二者之上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理论诉求。

　　但是，文学理论这种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宏大叙事话语，将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理论解释或假设，虚构或放大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真理或永恒本质，必然导致独断、僵化的教条主义及排他性的话语霸权，故在“理论”时代便已经遭到解构，文化研究崛起更进一步将其抛到了理论话语的边缘。如今，在一个推崇多元主义或宽容的普世主义的时代，文学理论已然不可能再生存在某种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学科幻觉之中。正因为如此，文学理论变得难以界定。

　　当代的文学理论，不仅超越了学科范畴，超越了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它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与文化，超越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野，而且总有一天它会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话语模式。文学理论的未来图景，或者将是一种被伊格尔顿称为“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的批判性反思，我们可以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称其为“话语理论”。

　　注释：

　　①⑨(14)沃夫尔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朱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0、10页。

　　②④(20)22)(24)(25)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4、46、45、53、46页。

　　③⑤⑦⑧(13)(15)(17)(19)(28)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3、243、242、24、243、243、227、197、206页。

　　⑥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99页。

　　⑩(18)(21)Roman Selden, Peter Widdowson, Peter Brooker,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p. 7, 8, 8.

　　(11)(12)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54页。

　　(16)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0页。

　　(2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99页。

　　(26)瓦·叶·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周启超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27)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等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