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频繁活动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东北的蒙古族主要聚居在辽宁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吉林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和黑龙江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东北的蒙古族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

　　多元文化影响东北蒙古族文学发展
　　
　　东北蒙古族民间文学样式包括神话、传说、史诗、故事、民歌、叙事诗、祝赞词、谚语、谜语等，数量多、内容丰富、地域色彩鲜明，表现出多元文化共同影响的特点。
已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可以说是东北蒙古族民间故事的一个代表。目前所采录到的东蒙民间故事，几乎包括了中国故事的各种类型：天神传说、自然神话、创世传说、人物传说、风物传说、神奇故事、宗教故事、幽默故事、动物故事、风俗传说、智者故事、植物故事和生活故事等等。
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内容丰富，“既有蒙古族远祖时期的人生观念，如对日月星辰、天体万物的崇拜，也有追述森林狩猎、畜牧业生活的内容，如射箭、骑马、挤奶、住毡房等，同时又有农耕生活的内容，如种庄稼、砍柴、养鸡鸭等；既有描述东蒙三百年来蒙满通婚往来的历史，也有蒙汉协力农垦的反映”。

　　共同主题：战胜邪恶、传诵美德、传诵智慧
　　
　　东北蒙古族生活的地区自然条件的恶劣、生态环境的相对脆弱等地理环境特点，对蒙古族的性格、心态等产生了重要影响。蒙古族人民“为了生存，逐渐培养起不向任何困难低头的顽强精神，不论处于何种险恶的环境都能设法调整部族的生存空间，从而也磨砺了生存意志”。蒙古族崇拜英雄，他们的英雄敢与变幻莫测的大自然抗争，也敢与贪得无厌的封建统治者抗争。因此，征服自然的故事如《征服蟒古斯》、《猎人与公主》等和与封建统治者斗争的故事如《黄骠马的故事》、《查干花的传说》、《龙泉》等大量存在。

　　蒙古族善恶分明，注重品德修养，所以把自己的爱憎、善恶、美丑的观念融于很多人物故事、动物故事中。正如其他很多民族的动物故事一样，东蒙民间动物故事中的狐狸、狼、老虎都是作为假恶丑的典型形象，而羊和兔子之类的弱小动物，总是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战胜残暴的狼和老虎保全自己。还有在郭尔罗斯流传的《牧童与金丝鸟》、《两只小鹿》中金丝鸟和小鹿都是善和美的化身。

　　《巴拉根仓的故事》是东蒙地区民间讽刺文学的突出代表。巴拉根仓并非确有其人，而是蒙古族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虚构出来的人物。他总是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和巴彦、王爷、财主、喇嘛等展开斗争。如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流传的《王子争亲》和《回生杖》，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流传的《拉枣泥的小狗》、“智斗阎王”系列故事。
　　
　　三省蒙古族民间故事各具地域特色
　　
　　纵观东北三省的蒙古族民间故事，我们会发现三省的民间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这和当地的地理环境、文化积淀是分不开的。辽宁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离首都更近一些，蒙古族定居较早，文化比较发达。在清代，特别是在乾隆统治时期，由于直隶（今河北）、山东等省人口较多，土地兼并严重，人民生活困苦，如果再遇上水、旱灾，流民遍地。在统治者默许的情况下，大量汉民纷纷流亡塞外，迁往蒙古人居住区（今辽西及内蒙古东部），这就逐渐形成东北许多地区特别是辽宁地区蒙汉两族杂居的状况。一部分汉人接受蒙古族文化的影响，逐渐蒙化。民俗学家乌丙安曾经概括过阜新民间故事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个是比较充分地表现了农业经济生活背景的蒙古族特点；另一个是比较充分地表现了蒙汉文化交流的特点。”所以辽宁的蒙古族文化特点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交融。

　　郭尔罗斯部落沿着嫩江流域不断迁徙，最后定居在郭尔罗斯草原。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蒙古族多不吃鱼。但是郭尔罗斯的蒙古族不仅吃鱼而且捕鱼。因为这里地处松花江、嫩江交汇处，江河湖泊众多，渔业较农业和牧业更发达。所以郭尔罗斯文化表现出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渔猎文化相交融的特点。在郭尔罗斯流传的《老北海的传说》，讲述了松花江的来历。《十三泡的传说》、《查干湖的传说》、《八宝湖的传说》等都鲜明地反映出了当地河流众多的特点。

　　黑龙江杜尔伯特的土著民族就是蒙古族，自清朝以来，汉民大量涌入，带来了农耕文化，所以黑龙江的蒙古族文化也体现出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交融的特点。《猎人与山鹰》、《神泉》反映了12世纪初叶杜尔伯特人的游猎生活；《哈森高娃与楚伦巴特尔》、《聪明的乌云珊丹》等反映的是纯粹的游牧生活；《诺恩吉娅》、《神山》等反映了农耕生活的特点。

　　东北三省的蒙古族民间故事中有很多和汉族故事在情节、内容等方面很相似，这也充分说明了东北地区蒙古族和汉族交往密切，在文化方面互相影响。而且蒙古族自古以来在文化上就是个不保守的民族，善于接受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并将其融合到本民族的文化中去。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