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格尔》是一部气势恢弘的蒙古族史诗，是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江格尔》由广大蒙古族群众创作而成，是蒙古族英雄史诗中最优秀的一部，它集中体现了蒙古民族特有的审美意识。在《江格尔》史诗中有两个基本母题系列即：婚姻型母题系列、征战型母题系列。透过这两个系列可以看到蒙古族原始思维审美意识，及审美意识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形成的关系。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地理环境及种种社会因素，蒙古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风格独特的文化，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审美意识。这种具有民族性格的审美意识，在蒙古族文学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得以表达和体现。
    《江格尔》是数百部蒙古族英雄史诗中最优秀的一部，也是整个蒙古族民间诗歌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由广大蒙古族群众创作而成，是集体审美意识的体现。世世代代居住在大草原和山林中的蒙古族牧民和狩猎人按照自己的审美方式不断创造和加工着《江格尔》，使其吸收着代代相传的蒙古族古代诗歌的艺术精华，从而达到了蒙古族民间诗歌艺术的最高峰。由于蒙古族英雄史诗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野蛮高级阶段，因此《江格尔》所折射出的民族审美意识与审美倾向，是与原始思维联系在一起的。
    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的主人公江格尔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从3 岁起便策马降魔，少年时便将42个可汗的领土攻占。他一生中率领英勇的部下，同异族侵略者进行顽强奋战，保卫阿日蚌巴国，使人民幸福安康。他是典型的骑马民族的英雄。
    《江格尔》是反映以江格尔为首的阿日蚌巴国先后同周围大大小小的可汗国之间的许多次战争为主的英雄史诗故事。每一次战争的对象都不同，因此它没有统一的故事情节，而是由许许多多相对独立的小故事所组成。每个小故事都像一部单独叙事长诗，长诗与长诗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因此，《江格尔》属于“并列复合型”的英雄史诗。而其基本情节都由独立的两种基本母题系列构成：一是婚姻型母题系列，另一个是征战型母题系列。蒙古民族原始思维的审美意识在这两种基本母题系列中都有所体现。
    一、婚姻型母题系列中所折射出的原始思维审美意识
    婚姻型母题系列由下列基本母题组成：小勇士的成长，听到未婚妻的消息，提出去娶妻，遭到劝告，准备坐骑和武器、出征，途中之遇，见到未婚妻的父亲，父亲拒绝女儿或者拒绝对方提出嫁女的条件，通过英勇斗争及说服对方，举行婚礼以及携带美丽的妻子返回故乡。
    运用这些基本母题，根据《江格尔》所述基本情节可列出下图：　娶妻人　　　听到未婚妻消息的方式　　途中之遇　　拒绝者　　　娶妻的条件
赛力罕塔卜　　　　途遇选婿　　　　　　　　　　　　　　　　　 骑马摔跤射箭
　洪古尔　　　　　　梦境　　　　　　　 相面者　 未婚妻父亲　 骑马摔跤射箭
 赛日宝通　　　　　自幼定亲　　　　　　 勇士
浩顺·乌兰　　　　　找寻　　　　　　　　　　　　未婚妻父亲　 骑马摔跤射箭
 

    从上表中不难看出，该公式五个变量中不变的是勇士娶妻的条件，他们必须通过证明自己英勇无比及当之无愧的方式：骑马、摔跤、射箭才能取回漂亮的妻子。这也是史诗中英雄较量高低时不断出现的程式。这一程式说明蒙古民族自古便有崇尚勇猛、强悍、进取、奋发精神的民族审美意识。
    一种审美观念的产生、审美情趣的形成绝非偶然。一个民族独特的心理素质或民族性格对一个民族特别倾心于某种审美意识是紧密相连的。《江格尔》及其一系列蒙古族诗史中所反映出的蒙古族自古就是一个“四季出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长期过着游牧生活。这种长期迁移、游牧和战争的特点，决定了马、弓箭及过人的体力在其生活、战争中重要的地位和功能。善骑、射箭，摔跤是蒙古民族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在此基础上蒙古族人民形成了对马、弓箭、摔跤特别突出的审美意识。在游牧民族的英雄史诗中，勇士的英勇是在马背、射箭、摔跤上体现的。而以战争为主线的《江格尔》中，不断突显的战争使勇士更是离不开战马、弓箭、力量，勇士若没有了战马、弓箭、力量，便无法完成艰难的任务，也就成不了英雄。骏马、弓箭、力量是勇士在成就英雄的过程中必备的条件。在《江格尔》中，勇士娶妻也是和战争同样重要的母题。因为勇士的无畏精神不仅由战争所体现，娶妻所经历的阻挠与斗争也是勇士自我表现的最好方式之一。勇士们的娶妻经历、途中所遇、被阻挠的情况虽然不尽相同，但证明拥有娶妻资格的方式皆相同：骑马、射箭、摔跤。《江格尔》中的骏马形象塑造的神勇高大、矫健、丰满、神勇，具有理想化的特征。勇士们的骏马亦身躯高大、外形漂亮、动作敏捷、无所畏惧，而且同勇士一样有胆识、力量和勇气。它们身上集中体现了蒙古族人对于马的理想。洪古尔娶妻途中唯一的伙伴菊花青宝驹，有着这样的外形：“骏马的四蹄钢铁般坚硬；骏马的鬃毛翅膀般扇动。闪闪发光的长鬃，带起铮铮的琴声；又粗又长的尾巴，甩出动人的笛音。”骏马不但发挥了坐骑的一切功能，还是一匹人格化的骏马，和人一样有意识、语言。例如，在洪古尔娶妻途中，吃饱喝足，酣睡了过去。他的坐骑宝驹菊花青提醒洪古尔说道：“像在父亲的家里一样，你竟能这般坦然的睡觉！不要说你万能的人，就是我这个草包，也想念北方的故土，已到了难以克制的地步，岂能在这里久留！”于是，洪古尔苏醒过来，振奋精神，一口作气，驰尽草原、跨过雪山，飞向他的目的地。对于单枪匹马娶妻路上的勇士而言，骏马此时是他唯一的助手与伙伴。骏马可以给勇士勇气与智慧。可见骏马对于勇士而言，可以增添勇气和激发斗志。
    除善骑外，娶妻的勇士们不论有没有遇到阻挠或拒绝，还必须通过摔跤和射箭来证明自己的英勇与胆识，并以此来赢得服众的娶妻资格。如洪古尔之子浩顺·乌兰在娶妻时与其他勇士较量的第一项便是赛马，浩顺远远的甩开了对方。第二项射箭，其比赛要求非常之高：射出的箭，须射中芦苇的节子，穿过狐狸胯骨的窟窿，射裂白皑皑的雪峰，射到7条河的源头，燃起7堆野火的地方，还要不等飞箭落地抢先赶到，将箭头刁在口中，这项比赛才能算得取胜。比赛标准如此之高，这说明当时蒙古族勇士的射箭是必备的技能，也是手到擒来的技能。史诗中对于弓箭的描写也非常细致、具体。弓箭是勇士们必不可少的实用武器，而且也是装饰品，正如身佩腰刀一样。这种审美形态能使人产生一种雄伟、刚健的壮美感。浩顺与对手第三项是摔跤的角逐，这不仅仅是力量的对抗，更是智慧与技巧的较量。浩顺“使用妈妈交给的计谋，使用爸爸传给的掼术，使用各种脚绊”才将对手制服。可见，蒙古民族崇尚的不单单是勇猛和剽悍，更欣赏的是勇与谋，智慧与力量的结合。勇士们只有具备了这些特点，他的子民心中才把他们和勇猛、矫健、昂扬、奋发、潇洒、灵秀、忠义、赤诚等赋予英雄的审美价值相联系，才认为漂亮的女人非他们莫属。赛马、骑射、摔跤可以说是民族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民族美学的物化形态。
    史诗中以重要的骑马、射箭、摔跤为结尾程式的审美物化形态至今流传并延续下来。成为了以后蒙古族传统节日盛会“那达慕”主要的三项内容。由此看出在生活中对审美形式和审美对象的追求，促成了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特点的形成。
    二、征战型母题系列所折射出的原始思维审美意识
    （一）英雄酣睡母题的审美观
    勇士来到——　　　　　　　　皮条似的舒展身躯，
    茫茫的荒原，　　　　　　　　——躺倒酣睡。
    搭起炉灶，　　　　　　　　　熟睡了——
    把枯木点燃，　　　　　　　　七七四十九天，
    紫色的铜锅里，　　　　　　　那洁白的骏马，
    将红茶熬煎。　　　　　　　　咴咴嘶鸣，
    他胡乱地把茶扬了一气，　　　口吐人言：
    把一大块酥油放进茶里，　　　赛力罕塔卜克将军呀！
    然后他喝起浓酽的茶水，　　　难道咱们是为了睡觉，
    三川柳似的周身红遍，　　　　才来到这旷无人烟的荒郊？
    赛力罕塔卜克是江格尔手下的一名勇士，这是对他在去请洪古尔途中酣睡的一段描写，而唤醒他的便是他的坐骑——白龙驹。《江格尔》中对于英雄出征前酣睡的描写并不少见，只是英雄酣睡的地点不同，有的在山中，有的在山林中，有的在荒野上，而无一例外的大都在战争的前夕。唤醒英雄的一般都是他们的坐骑。醒来之后的英雄精力充沛、体力过人，在战争中表现的更加勇猛，从而取得胜利。洪古尔在活捉魔鬼端殊日格尔勒前夕，在清凉的泉边，茂盛的草滩上四肢伸展像皮条，全身红得像三川柳，直睡了七七四十九个黑夜和白昼。他的阿冉扎赤驹，“吃饱了草滩草，喝足清泉水，脖颈已胖的齐耳，身上已膘满肉肥。”洪古尔在睡醒之后更是精力过人，“公驼般的吼叫了一声，牦牛般的伸了一个懒腰。”他先是砍掉了魔鬼的使臣，又骑马飞驰3个月，直奔魔鬼的宫殿，10 万个黑魔也未能抵挡住力大无穷的洪古尔，最终将魔鬼端殊日格尔勒活捉。
    对英雄酣睡的描写恰好反映了蒙古族初民原始思维逻辑的审美意识。初民们发现如果困顿体乏，只要踏踏实实地睡一觉，体力、精神自然就会恢复，从而精力旺盛。因此他们认为，英雄同样需要通过酣睡补充体力和精力。英雄们酣睡起来非常人能比，一睡就是几十天，甚至几个月。初民们相信睡的时间和体力的充沛成正比。而给予英雄们睡觉的时间越长越表达了蒙古族人民对于力量的推崇。力量、精力、强健是英雄的标志也是这种原始逻辑审美意识的又一具体化形态。
    （二）英雄的死而复生母题审美观
    英雄的死而复生在《江格尔》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一母题的叙事模式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英雄壮年被杀害——出现搭救者——通过搭救者的努力——英雄死而复生。运用这一公式，根据《江格尔》可列出下表：　英雄　　被害　　谋害者　　　　搭救者　　　　搭救手段及物品
江格尔　　毒箭　　老英雄　　　洪古尔母亲　　　施神术、神药
洪古尔　　毒箭　　　敌人　　　 死者之妻　　　　　神丹
洪古尔　　血　　　　魔王　　　 死者之子　　　 灵药、天水
洪古尔　　箭　　　另一可汗　　贞洁的女人　　　迈过尸体
赛日宝通　肢解　　　勇士　　　　洪古尔　　　　灵药、天水
     从上面的表格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搭救者往往为女性。在初民的原始思维中，女性是生命的缔造者，她们既能孕育生命也有起死回生之术。因此在《江格尔》中，妇女形象有着神奇的一面。她们个个都有着非凡的本领。如江格尔的妻子阿白·葛日洛能辨别真伪且能牢记住99年前往事，预知未来99年的事情。洪古尔的妻子卓莉赞丹是个神仙般的女人，她不但预知世事，还能变出铁马、铁兵阻挡敌人。洪古尔的母亲希莉苔·赞丹·葛日洛夫人有着萨满般神奇的法术。这些具有超凡本领勇士的妻子们，还个个美貌如花，多才多艺。如卓莉赞丹（洪古尔之妻），她像永不调零的花朵，她有着白皙的前额，肌肤好似白绸般，身段长的丰满而秀美，两颊红得活像草莓，10个指头细而又长，全身闪射着朝阳般的金辉，还有一副善良心肠。满腹的学问，含而不露；满脑的智慧，使用不完。蒙古人民的审美观中最美的是阳光和月光，女人脸上光彩的描述足以淋漓尽致的表达出牧民们心中理想的美女形象。由此可见，《江格尔》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源自于远古蒙古族牧民们的自然审美观。二是，搭救手段往往为天赐甘露（天水）或神丹妙药。在初民的原始思维中，对于大自然更多的是畏惧与臣服。当看到日月星辰的交替、四季周而复始的运转、动植物的生与灭，他们自然联想到人的生老病死及不可抗拒的生命消失。因而，远古先民将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英雄身上。英雄不仅仅是一个具有超越人的非凡之人，更是蒙古族人民审美意识的具体载体。凡人的生死或许无关紧要，但英雄是永远不会逝去的。英雄是智慧、勇敢、正义、剽悍、力量、机敏等诸多审美价值的综合象征体。因此，初民们力求借助巫术形式——借助于天意、天赐之露、灵药等神力，使英雄得以复生，永葆生命力。初民们认为，只有英雄的永生，由他们审美意识而想象出的理想人性及生活才能得以实现和延续。洪古尔是《江格尔》中最引人注目、最出众的英雄。因此死而复生的次数也最多，并且每次死而复生之后会立刻投入战斗中。同时，人们又把这种理想化寄予现实中，即所有将领都像史诗中的英雄那样无限忠于民族、忠于人民，在战斗中发挥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过人的智慧与无人能比的高强武艺。
    三、结束语
    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产生于15世纪或更具体地说是在1440年以后。虽然有学者指出《江格尔》具有多层次的结构，既有古代文化，也有近代文化。但《江格尔》中的婚姻母题系列、英雄征战母题系列都是古老的神话母题。这些母题存在地域非常广泛，并不仅仅限于某个地区或某个民族，在西亚、中亚以及北欧、西欧的神话与史诗中都有体现。而且在这些母题中大多都体现出巫术或交感巫术的原始思维方式与思维逻辑。因此，笔者以为，本文所论述的两个母题系列则更多的反映出了古代蒙古族文化中的原始思维方式的审美意识，或者说不加修饰的来源于蒙古族人民的内心向往与赞美之情。因此，蒙古族人民在口耳相传的创作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加入其审美倾向，所以，一个个英雄的人物，理想的领袖，勇猛智慧的将领，贤惠、善良、智慧、勇敢的女性，神奇的骏马便跃然于眼前。
    蒙古民族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并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识又影响着其文化的倾向，从而上升到影响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的形成。而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又决定了他们在文化生活中对审美对象和审美形式的追求。勇猛、顽强、进取是蒙古民族的民族精神，也是蒙古民族的审美意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历史的长河中慢慢积淀，而后成为被后人们广为传唱的英雄赞歌。

【参考文献】
    [1] 仁钦道尔吉．江格尔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2] 霍尔查．江格尔[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3] 苑利．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李倩/贺卫光，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