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蒙古秘史》和拉施特《史集》记载，蒙古古代社会的基本因素是氏族，即父系家长氏族，每一个氏族成员是一个共同祖先的子孙。这些氏族成员间不许通婚，保持着一种“特殊的血亲联盟”关系。蒙古人自古便有祭天、祭祖的传统，参加祭祀的人必须是本氏族成员。在祭祀中如发现血缘关系非本氏族成员，便被氏族除名，不准进入庄重神圣的祭祀行列。这就等于从氏族、氏族社会中被驱逐出去，从而面临孤立无助，处境尴尬的地步。如孛端察儿原有一子，叫把林·失亦刺秃·合必赤，为正妻所生，后来他又将随正妻从嫁来的妇人纳为妾，生子名沼兀列歹。孛端察儿在世时，沼兀列歹参加了氏族以竿悬肉祭天的仪礼。孛端察儿死后，合必赤怀疑从嫁来的妇人曾与阿当合·兀良哈歹人来往甚密，沼兀列歹可能是兀良哈歹氏人之子，便将他从以竿悬肉祭天的仪礼中赶出去了。以竿悬肉祭天(原文为“主格黎”)为萨满教仪式之一。在十二世纪前，“主格黎”乃全氏族的主要大典，是全氏族成员对氏族神或祖先的祭祀，凡由“主格黎”中除名者，等于逐出族外。可见这种以原始宗教形式举行的祭祀活动，在氏族社会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因为该举关系到每个氏族成员有无资格分胙肉和供酒、即分份子的切身利益和名声问题，故全体氏族成员特别关注。这种做法，无非是通过宗教仪式在氏族社会内部达到纯洁组织、增强战斗力的功能目的。据史乘记载，祭天祭祖的风俗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前的历代王朝均曾奉行。所有信奉萨满教的民族都有春、夏、秋三个祭日祭祀天地山川，膜拜祖先亡灵的习俗。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的各个蒙古君主亦严格奉行着这一北方民族共有的风俗。不过此时的祭祀活动，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了，那种由单一氏族举行祭祀的情景，只能在史前方可见到。既然如此，那么为蒙古族开创基业的大汗成吉思汗故后，后继者及蒙古族人民自然要在传统习俗的基础上以更隆重的仪礼对之奉祀。
    一、关于成言思汗陵墓及八白室
    据拉施特《史集》载，成吉思汗身亡，遵照遗言，秘不发丧，直到平定唐兀惕方将灵柩运回去，葬在不儿罕·合勒敦大山之中。这块伟大的禁地，由兀良合惕部的异密们担任守护。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的每个斡耳朵均为死者举哀一天，后妃、诸王从四面八方前来奔丧哀悼，由于远近不一，三个月过后，还有人陆续前来哀悼死者。窝阔台即位后第一道令便是按习俗为成吉思汗的英灵散发食物三天，并从异密们的氏族和家族中挑选四十名美女，穿着用黄金和宝石装饰起来的贵重衣服，连同一些骏马作为牺牲以祭他的灵魂。《史集》所叙述的灵柩埋葬的大致位置与《黑挞事略》、《马可波罗行纪》、《蒙古黄金史纲》、《蒙古源流》等书中的记载基本吻合。《蒙古源流》言：“遂至所卜久安之地，自哈屯福晋、台吉属众均哭泣极哀。因不能请出金身，遂造长陵共仰庇护，于彼处自立白屋八间。任阿勒台山阴，哈岱山阳之大鄂托克地方建立陵寝，号为索多博克达大明青吉思汗，其名遂传至今云。”文中之“于彼处自立白屋八间”和下接之文字“建立陵寝”，完全是说的两件事，两个地方。所谓白屋，实际是仿成吉思汗的生前所居宫帐建立起来的名曰“八白室”的八座白色毡帐。初建的“八白室”完全是为了祭祀方便而设置在四大斡耳朵附近地区的灵堂，所以“八白室”称作陵殿、陵官、陵帐、八白宫均可，它与成吉思汗的实际葬地陵寝、陵园、陵墓是不可混淆的两个概念。总之，无论是漠北高原的八白室还是鄂尔多斯的八白室，都不是成吉思汗的真正陵地，而只不过是一个祭祀场所，区别在于漠北八白室是初建而又邻近成吉思汗的陵墓。鄂尔多斯八白室是十五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兴建而成。当时漠北八白室的祭祀情况，史料阙如，无法描述。但根据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出使蒙古的报告看，当时对成吉思汗英灵的敬奉仪礼，已贯彻到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及军务外交等事项中去了，可见八白室每年的正式大典必不可少，而且是相当隆重无疑。
    二、元代成吉思汗的祭祀
    忽必烈建立元王朝，定都大都后，虽远离草原，亦未敢稍忘先祖隆恩。据《元史·祭祀志》载：“至元元年冬十月，奉安神主于太庙，初定太庙七室之制……三年秋九月，始作八室神主，设祏室。冬十月，太庙成。亟相安童、伯颜言：祖宗世数，尊谥庙号、配享功臣，增把四世、各庙神主、法服祭器等事，皆宜定议。乃命平章政事赵壁等集议定八室。”元初八室神主议定排列为也速该、成吉思汗、窝阔台、术赤、察合歹、拖雷、贵由、蒙哥八位及他们的皇后，因是四辈，故谓“增祀四世”。并将他们的神像(神主)安置在祏室内。可见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在祭祀上也开始接受汉法，其八室再也不是过去的八白宫帐，而是设太庙以祭先祖。并在至元六年(1269年)冬祀刚过，又命国师僧荐佛事于太庙七昼夜。然而在四时大祭上，仍基本袭用蒙古族传统仪礼祭把祀。马重(马奶)仍是必备的贵重祭品，祭祀时，剌太仆寺桐马官(掌管马奶酒制作的官员)以革囊盛送。并将马和猪、午、羊三牲祭肉盛在盘内，还有谷豆等物的饭食作为祭品。在祭奠时，蒙古太祝(即萨满)先从第一室先祖开始致祷词，其内容是：首呼帝后的神讳名号，请他们光临享祭，然后将何年何月何日祭祀，准备的牺牲祭品等等一一数说明白，并向神主献牲肉饭食，酹洒马奶。照此依序轮流，直至八室神主祭毕，将剩余牺牲祭品向南窗外抛撒，名之曰抛撒茶饭。仅此简单记载，明显看出是以蒙古族传统的“撒曲里”形式进行祭奠。除此，还配以礼乐，据《元史，礼乐志》载：世祖至元间，已制宗庙舞乐为“八白室享”，每室制有专门的舞乐，至泰定帝改为十室舞乐。可见按蒙古风俗祭祀的同时，也吸收了汉族古代天子把太庙举行“八佾舞乐”的惯制。
    忽必烈之后，太庙八室神主亦常有变动，至泰定帝(也孙铁木几)时，则定为十室神主。但无论怎么变动，甚至太庙被毁、重建、以及有的神主被盗，成吉思汗、拖雷、忽必烈一系神主一直作为先祖祭祀，从未更易。元王朝初创时，忽必烈十分重视祭祀先祖，他除了参加大庙的祭祀外，每年六、七、八月到上都避暑离开时，又完全按本民族习惯向祖先神灵祭奠，尽取白牝马之乳酹洒大地。元代还保留了成吉思汗时代之四斡耳朵制度，至元二十九年，忽必烈封甘麻刺为晋王，出镇大斡耳朵，专管漠北原斡耳朵所在地之祭祀和有关事宜。以后诸帝虽对四斡耳朵制之实施有所变化，但封晋王事所在多有，说明元朝廷对漠北八白室的祭祀，仍作为一桩大事过问。至于忽必烈是否去过漠北高原的八白室以及其他帝王在外祭祀情况，史无记载，不甚了了。
    三、八白室的衰败及其重建
    1368年，元亡，保有相当实力的蒙古贵族败退朔漠，为恢复对中原的统治，与明廷展开斗争。结果遭明军追击，占土都、逼和林。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殁于应昌，爱猷识里答腊卒于和林。继位者脱古斯帖木儿不但未挽回败局，其部众与明军在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遭遇决战，反被击溃。他与子在逃亡中又被别部袭杀。从此漠南无王庭，漠北也陷入危机之中。而趁机崛起的蒙古封建领主，却长期左右蒙古政权的更迭。特别是出自强大的四卫拉特(瓦刺)的丞相马哈木、脱欢、也先揽权之后，蒙古汗权的废黜册立完全处于他们支配掌握之中，故元头目苗裔一个个朝不保夕，无不被杀。也先死，东部蒙古复起，但大权仍在强大的领主手中，成吉思汗的子孙依然是在位免不了被杀，逃亡也无容身之地。黄金家族的贵裔们既然一个个死于非命，那么漠北之四斡耳朵及八白室被荒废亵渎，自不待言。《蒙古源流》卷五记载：瓦刺首领肆意横行，对成吉思汗英灵极不尊重，脱欢骑上马绕宫帐冲撞砍劈，并以恶言诋毁成吉思汗，可见八白室之处境发发可危。
    原有八白室既已荒废，随着黄金家族贵裔力量之复兴和蒙古本部政治中心的转移，建立新的八白室，实乃大势所趋。当时蒙古地区的瓦刺，郭尔罗斯、翁牛特等东部蒙古部落，兀良哈三卫都各据一方，只有宣府边外至甘肃东部是蒙古大汗及一些权臣迭相雄长的舞台，这一方面力量的互相较量，对揭开历史新篇章有特殊作用，其特点是河套地区进入蒙古本部以及达延汗的即位。成化以后(1465年以后)，毛里孩、孛罗忽(即巴颜孟克，为哈尔固楚克遗腹子，成吉思汗嫡裔)、满都鲁(为脱脱不花、阿葛巴尔济之弟，成吉思汗嫡裔)、阿罗出等相继进入河套。经过较量，东部领主毛里孩兵败“困渴而死”。永谢部领主扎加思兰(伯格逊)入河套与孛罗忽联合，赶走阿罗出。1475年，扎加思兰立满都鲁为可汗，孛罗忽为济农，扎加思兰为太师，从此漠南蒙古又有了本部的正统大汗。满邢鲁、孛罗忽的登上政治舞台，预示着全面恢复汗权的时刻即将到来。然而心胸狭窄的满都鲁，受挑拨而猜忌孛罗忽，与之势不两立、卒致孛罗忽出走被杀，他自己也于1479年一命呜乎。满都鲁无子嗣，在这汗位中绝，众庶无主的严峻关头，满都鲁之妃满都海彻辰夫人以其远见卓识扶助年方七岁的孛罗忽之子巴图孟克为汗(即达延汗)，并拉着巴图孟克之手到也失哈屯灵前立誓，祈求保佑自己孕育七子一女，并与达延汗婚配，后来果然灵验，实现了祝愿所求。“也失哈屯”乃忽必烈生母唆鲁和帖尼，反映出在明代，蒙古皇族一直将她作为崇拜和祭祀的女祖先之史实。据《蒙古源流》记载：右翼三万户曾派大臣前来呈说，请求达延汗派一子为永世之济农，前往八白室主持祭祀仪礼，答谢先祖赐满都海彻辰夫人七子一女的恩典。这段话与前述之满都海在也失哈屯灵前立誓相对应，互为因果，足证在满都鲁卒前已有陵帐的设置。八白室既然在达延汗即位之前已经存在，那么在他登基为汗之后，定然加强八白室的兴建。而后世所云为鄂尔多斯八白室守陵祭祀之五百达尔哈特部众，其开山鼻祖成员从各部调集组建的肇始期，自然应在公元1480年。
    四、重建八白空的作用和意义
    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后，重建封建秩序，结束了百年来封建内讧的局面，保障了一度和平生活和经济的发展。鉴于异宗权臣的专权，以及元室正统后裔一代代沦落丧命的惨景，确立黄金家族的正统地位，重现成吉思汗时代的声威，便成为政治生活中一项重要措施。这一措施符合广大蒙古人民的愿望，百年来，蒙古地区枭雄迭起，战乱不息，使广大人民疲于奔命，不堪其苦，渴望和平。有些贵族也希望平息内讧、恢复汗权，痛定思痛，历史的回光必然提到现实中来。马克思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尊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十五世纪八十年代后在草原重新掀起的成吉思汗热，有其深刻的历史因素。从当时政情民心来看，恢复失落的汗权，统一各部，使社会安定下来，实乃时代之大潮。于是重新肯定由成吉思汗开创的基业，确立黄金家族至高无上的地位，便成为这一时期的舆论中心，达延汗登基需要这种舆论准备，实现统一大业更需要这种舆论的支持。因而成吉思汗的地位重新得到升华，对其祭奠更以隆重的礼遇展开。它不只是一种谢祖隆恩的例行典礼，而是通过对英灵的供奉以及一整套祭奠仪式的进行，重振雄风，再显成吉思汗时代的神威，以此激励维系黄金家族正统地位的热情，唤起失落的民族精神，这便是当时突出成吉思汗，祭祀成吉思汗以及洋洋大观的各种黄金史、黄册陆续问世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达延汗故去，蒙古共主名存实亡，随之又展开了宗藩领主之间的明争暗斗。但他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都以此为资本相号召，进行着争夺汗权的角逐，然而在敬奉成吉思汗祖灵上却是共同的。为了得到英灵的保佑，有的继位者还要到八白帐参拜，不得稍肆疏忽，唯恐亵渎神灵，遭到惩罚。《蒙古源流》载有脱欢由于不尊成吉思汗，毁坏八白宫帐，结果被圣主金箭射杀，口鼻流血而亡的故事。脱欢被惩，可能是民间传说，不过被成吉思汗的后裔萨囊彻辰记载下来纳入自撰的支书之中而已。类似神化成吉思汗的故事传说被载入史册者，除《蒙古源流》外，其他还有《蒙古黄金史纲》、《罗·黄金史》等，其主旨全在维系黄金家族的正统地位，即蒙古大汗只能由成吉思汗父系氏族出身的人为汗，其他皇亲国戚休想染指。鞑靼部贵族与瓦刺领主之间虽为仇敌，但世为婚姻。虽然瓦刺部出身的重臣是皇亲国戚，权势煊赫，但他们是后党而非宗亲，其图谋不轨，篡权横行，实是大逆不道，该受天谴。为了树立黄金家族的权威，谴责异宗权臣的可耻行径，史家们便将成吉思汗种种传说以及黄金家族的历史谱系广采博收，披阅筛选，纳入自己的著作中。在这方面，鄂尔多斯的史家们贡献突出，为人称道。由于史家的舆论集中，关于成吉思汗的民间传说又蔚然成风，成古思汗祭奠便在鄂尔多斯生根开花，成为数百年来不可变易的传统，从而年年香烟缭绕，祭祀不断。随着时间的推移，祭祀仪礼愈益严格详尽，规模日益隆重热烈。这从清代以后一些典籍记载成吉思汗祭祀愈益清晰可以断定，如《水晶鉴》、《珍珠念珠》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便可看出祭祀的规格程度在明末清初已逐步规范化、条理化。清廷统治者由于在入关之前已与蒙古贵族结成政治联盟关系，祭奠的风俗又用法律保持下来，所以成吉思汗祭奠一直延续不断，虽中经兵燹离乱之灾，蒙古族人民对陵帐之文物古迹，仍奋力抢救，千方百计予以保护，从而较好地保留了这份珍贵的、蒙古族固有的民族文化遗产。
    五、《金书》抄本情况
    成吉思汗成为萨满教的神灵后，历代流传下来许多祭祀他的祭词、祷词、迎福、祝贺、歌词以及有关祭仪的抄本经卷不断汇集，一直在成陵保存，以磁青纸金字写成，一般通称为《金书》。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代根据成陵收藏的《金书》及民间流传保存的有关成吉思汗祭奠的书面和口头资料综合整理而成《金宫祭奠》，由民族出版社，1983年出版。郭永明将该书译成汉文《成吉思汗祭奠》，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金宫祭奠》的搜集整理者对书中所引录的祭词、祈祷词，几乎都作了详略不一的说明，综合起来，鄂尔多斯保存的抄本情况如下：第一，标明编撰年代及具体人的有：妥欢帖木耳时代在大都所撰；伊克宝音图阿拉坦汗宫中所撰；康熙三年撰；康熙六十一年秋月重新编撰；准格尔大那颜再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丙戊)台吉梅林笔帖式恩和森布尔抄献给金殿的大祭词。第二，民间保存的本子，如《伊金仓》是抄自·伊金霍洛公社，希布尔台大队吉劳庆贺希格牧民阿由里特迪所存《金书》；《马头板十二支歌》是转抄于查尔和其古日扎布保存的本子。第三，从参与过祭祀并专事吟诵祈祷词的格赫庆牙门图那里口述记录的，后者占有一定分量，也有少数是从当过笔帖式或老牧民那里记录的。其中有个别篇章，不仅记录者不解其意，口述者也不甚了了。看来，这些从口头搜集得来的祈祷词，并非本人创造，或者有抄本来源，或历经多人口诵创造，最后大致定形。所以要探明这些祷词的具体源流变异，十分棘手，难以办到。从书面作品来看，几乎都是抄本，而且残缺不全者较多。其中提得最多的是康照六十一年本子及恩和森布尔抄献的本子。搜集者在引录的祷词说明中，虽多和提到引自《金书》，但大多数未说明什么抄本的《金书》，看来这些抄本从未分类编号，故无法梳理其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