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是蒙古诗学研究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蒙古诗学研究在开放性、对话性和兼容性的平台上进行的。诗学研究者们继承发扬民族诗学传统的同时借鉴吸收了世界各民族诗学传统，并逐步构建了民族诗学体系。

　　一、基本概念

　　蒙古语中的“silug”(诗)这一词来源于古梵语“sloka”(输洛迦)。其意义为悲伤或悲悯。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中记载了蚁垤仙人创造输洛迦诗体的传说【1】。蒙古语的“silug”(诗)一词最早出现于《入菩萨行径释》，该书于1321年，元代著名经师学者搠思吉斡节儿奉皇帝圣旨，在大都大白塔寺撰写完成。最初仅指四行韵文。

　　(一)诗学

　　诗学(Poetics)这一概念起源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后来成了西方学术史上文学理论的通称。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理念中就包含把戏剧(诗歌)知识从人类其它知识中分离开来的企图。换言之，在亚里斯多德著作中，诗学被视为与伦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学、修辞学、动物学学科迥然有别的科目。这意味着文学科学化研究，或学科化研究的开始。

　　目前，在蒙古族文学研究中诗学有三种概念。诗学即诗歌理论，关于诗歌概念、本质、原理或系统进行探讨的学科。如苏尤格撰写的《蒙古诗歌学》中诗学等同于诗歌理论，其研究范畴为诗体、诗歌创作和鉴赏问题【2】。诗学即文学理论，关于文学概念、本质特点、原理、功能、要素，或系统进行探讨的学科。如巴•布林贝赫在其《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前言中写道：诗学就文学理论的总称。其内涵包括文学本质、内容形式、目的功能、种类和创作原理等【3】。当下诗学概念的外延还有扩大的趋势。在某些学者的论文和著作中，诗学变成了理论的同义词，出现了文化诗学概念。所谓文化诗学就对各种文化现象、事件、行为、方式进行理论阐释的学科。

　　(二)诗学种类

　　近三十年，在蒙古诗学(诗歌理论)研究领域出现了诸多经典著作。可以说，硕果累累。根据诗学研究对象的不同，便分为四种。

　　理论诗学：所谓理论诗学就把关于诗歌本质、特征、结构、程式、韵律及创作等一般原理作为研究对象的诗学。如《心声寻觅者的札记》(巴•布林贝赫，1984)、《蒙古诗歌学》(苏尤格，2000)、《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约翰•迈尔斯•弗里著，朝戈金译，2000)均属于理论诗学著作。

　　文本诗学：文本诗学就是把关于诗人和诗歌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诗学。如《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巴•布林贝赫，1997)、《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朝戈金，2000)、《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斯钦巴图，2006)均属于文本诗学著作。

　　历史诗学：历史诗学内涵有两种。其一，诗史研究，即关于诗歌的发展、流变、历史规律的研究。其二，诗论史研究，即关于历代诗论、诗歌批评的发展、演变的研究。如《蒙古诗歌美学论钢》(巴•布林贝赫，1991)、《蒙古文论史研究》(巴•格日勒图，1998)、《蒙古诗学体系论》(舍•乌日斯嘎拉，2000)、《批评的功能》(满全，2002)均属于理论诗学著作。

　　比较诗学：关于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诗论、诗史、诗论史的比较研究。其中包括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如《松巴堪布诗学研究》(额尔敦白音，2002年)、《法式善〈梧门诗话〉研究》(宏伟，2006)均属于比较诗学著作。

　　(三)蒙古诗学

　　德国文物考古队于1902从吐鲁番发现的蒙古文文献表明蒙古诗歌研究始于14世纪。与搠思吉斡节儿著作有关。搠思吉斡节儿，元代著名经师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和诗人，精通蒙、藏、畏兀文，著述颇丰，大部散佚。流传至今的有《佛祖释迦牟尼十二行》、《入菩萨行径》(蒙译)、《入菩萨行径释》、《圣五主尊大乘经》(蒙译，其译者有异议)、《〈圣五主尊大乘经〉拔诗》、《摩诃噶剌神颂》等。其文学创作与研究影响深远。如《佛祖释迦牟尼十二行》给蒙古族活佛高僧传记文学提供书写样板，《摩诃噶剌神颂》被称为蒙古族14世纪颂赞诗歌的经典之作，《入菩萨行径释》被誉为蒙古族高僧喇嘛撰写释文、以诗评诗的源头，等等。【4】在漫长历史发展中蒙古诗学曾经受到印藏诗学、汉族诗学和西方诗学影响，逐渐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诗学体系。

　　蒙古诗学内涵：所谓蒙古诗学，即蒙古族文人对民族诗歌(或文学，或文化)相关的研究活动。诗歌相关的研究，就包括诗人、诗作、诗论、诗史研究。这就是蒙古诗学概念的内涵。其中研究主体为蒙古族文人，研究客体为蒙古族诗歌(包括母语与非母语诗歌)实践。如《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巴•布林贝赫，1997)、《蒙古文论史研究》(巴•格日勒图，1998)、《蒙古诗歌学》(苏尤格，2000)等等。其研究主体为均属蒙古族文人，研究对象为均属蒙古族诗歌实践。

　　蒙古诗学外延：外延之一，蒙古族文人对其它民族诗歌(或文学，或文化)相关的研究活动。其中研究主体为蒙古族文人，研究客体为非蒙古族诗歌实践。如苏尤格编辑整理的《诗镜》(1986年)、王•满特嘎编注的《蒙汉两文合璧檀丁<诗镜论>》等等。其研究主体为蒙古族文人，研究对象为非蒙古族诗歌理论，即印度古典诗歌理论。外延之二，非蒙古族文人对蒙古族诗歌(或文学，或文化)相关的研究活动。其中研究主体为非蒙古族文人，研究客体为蒙古族诗歌(包括母语与非母语)实践。如俄罗斯学者谢•尤•涅克留多夫的《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1991年)、日本学者莲见治雄的《<英雄希林嘎拉珠>词语注释》(2001年)、日本学者藤井麻湖的《蒙古英雄叙事诗结构研究》(2003年)等等。其研究主体为非蒙古族文人，研究客体为蒙古族诗歌实践。

　　二、蒙古诗学知识资源

　　诗学知识谱系应包括诗学基本范畴、理论体系、方法论和逻辑法则等内容。纵看近三十年蒙古诗学知识资源，有两种资源值得关注。即本土(或本土化)资源和外来资源。

　　(一)本土或本土化资源(知识传统或传统知识)

　　近三十年蒙古诗学知识资源库中传统诗学知识占很大比重。其中包括蒙古族古近代诗学知识和现当代诗学知识。这就是传统的继承。

　　蒙古族古近代诗学知识资源库由三方面内容构成。蒙古本土诗学知识,如文(vdha vyangga)、故事(uiger)、品味(amtalahv)、神奇(vran)、豪放(vran)等诸多基本概念和范畴;文以载史、文以抒发情性等文学理念;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以及伦理哲学为基础的圆满说(hotala tegulder)，等等。印藏诗学知识，如诗(silug)、传记(qadig)、滋味(rasa)、庄严(qimeg)、空灵(hvgvsvn)等诸多基本概念和范畴;文以愉悦诸神、文为词的连缀等文学理念;阐释学批评方法;以佛教哲学为基础的愉悦说(bayashan uiledhu)，等等。这些诗学知识随着佛教的传入，逐渐渗透到蒙古族诗学体系，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民族诗学知识宝库。汉族诗学知识，如词(dagvlal)、变文(yeru-yin uliger)、韵味(amta)、飘逸(eqine)、骨气(jibhvga)等诸多基本范畴和概念;文以载道、诗言志等文学理念;评点批评方法;以儒家道家哲学为基础的性情说(Jang sedhilge)等等。这些诗学知识随着蒙汉民族文化的交流，逐渐进入到蒙古族诗学体系，进而丰富和发展了民族诗学知识宝库。

　　蒙古族现当代诗学知识资源主要来自于西方古典诗学知识和马克思主义诗学知识。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型人物、人民性、阶级性、悲剧、喜剧、抒情文学、叙事文学、社会学批评，等等。西方诗学知识由两个渠道传入内蒙古文坛。一是通过蒙古国文学及理论批评作品的转写(从基里尔蒙古文转写回纥蒙古文)传入内蒙古文学领域。二是通过汉族文学作品及理论批评作品的翻译传入内蒙古文学领域【5】。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蒙古国地区已经出现了具有真正人民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从三十年代开始，苏联和欧洲作家经典作品陆续翻译成蒙古文，广泛流传于蒙古国地区。如普希金、高尔基、果戈理、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契科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富尔曼诺夫及其欧洲先进作家的作品被译成蒙古文，从而“翻译文学学科”【6】得到迅速发展。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内蒙古文坛大量地转写、介绍蒙古国及蒙古国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和理论评论作品，丰富了蒙古族诗学宝库。据记载，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汉族现代文学作品及理论批评作品翻译成蒙古文，流入内蒙古文坛，传播了西方诗学知识，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诗学知识。

　　这些印藏诗学、汉族古典诗学和西方诗学知识，通过不同途径传入蒙古文学领域，与本土诗学体系相互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诗学知识谱系。这就是外来知识的本土化过程。

　　(二)外来知识

　　对于近三十年蒙古族诗歌及诗歌理论研究来说，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和后现代主义诗学提供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和研究视角，值得关注和肯定。如诗歌理念、批评方法、批评术语居多来自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学知识谱系。

　　三、逻辑法则

　　蒙古诗学知识体系背后有遵循的逻辑法则。有什么样的逻辑法则，就有什么样的诗学体系。逻辑法则为诗学知识体系的基石和思想发源地。宇人合一、文人合一、二元对立、否定之否定为蒙古诗学知识体系逻辑法则。

　　(一)宇人合一

　　对于蒙古人来说，宇宙是万物的家园，元存在。宇宙与万物合一。生命来自宇宙，也回归宇宙，宇宙之起源即万物之起源、知识之起源。宇宙之变化影响于万物之变化，万物之变化影响于宇宙之变化。因此，宇宙之道即天之道，天之道即人之道，人之道即诗之道。这种思维方式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在蒙古族诗歌研究中以宇宙之体系、知识来阐释诗歌写作和诗歌文本的现象常常出现。诗论家们认为，诗学体系就来自宇宙体系，宇宙体系为诗学的元体系。诗歌在内的诸多文学体裁以感性的方式书写宇宙万物和生命的存在，因此，文学批评即人的批评、生命的批评和宇宙的批评。批评的目的就是对宇宙、万物和生命的存在加以规范和阐释。

　　诗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自然)——天道即宇宙之道。

　　(二)文人合一

　　在汉族的诗言志学说、古印度的诗为词的连缀思想的影响之下，蒙古族古近代文坛上逐步形成了诗歌风格学说的两种潮流，即作者气度、风骨为主的风格学说和作品修辞、语言为主的风格学说。其烙印也残留于当代蒙古族诗歌风格研究的有关著作中。在诸多诗歌风格研究论著中始终贯穿着诗风即人风，人风即天地之风之思想。对蒙古族文人来说，诗风来自人风，人风来自天地之风。因此，以人论诗，以人比拟诗歌的现象，常见于蒙古族诗歌研究作品中。如豁达、明朗、朴素、豪放、刚劲等与诗人精神气度相关的批评话语，还有诗眼、诗体、诗魂、诗情、诗象等以人体来比拟诗体的批评话语，等等。

　　诗风即人风——人风即天地之风。

　　(三)二元对立

　　在蒙古族民间文学、民俗中经常出现二元对立描述。如天与地、父与母、黑与白、东与西、阳与阴、刚与柔、高贵与卑鄙、正与邪，等等。其实二元对立是蒙古人的一种原始思维方式，散见于蒙古民族日常生活习俗及文学艺术的各各角落。

　　在蒙古族诗歌研究及诗论著作中，很容易发现二元对立思维的痕迹及相关话语。如英雄与敌人(蟒古斯)、男巫与女巫、太阳出来的方向与太阳落山的方向、豪性与柔性、叙述与抒情、格律体与自由体，等等。

　　四、研究模块

　　自改革开放以来，蒙古族诗歌及诗论研究主要关注的领域或模块是创作论、本体论、文本论、思潮论、批评论、发生发展论。在这些研究领域中，已相继出版许多富有特色的研究专著。

　　(一)创作论

　　诗人的诗歌创作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回顾、总结创作经验是理所当然之事。近三十年谈论探索创作技巧、总结归纳创作经验的文章及著作不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心声寻觅者的札记》(巴•布林贝赫,1984)、《直觉的诗学》(巴•布林贝赫,2001)、《诗话集》(阿尔泰,2004)、《诗苑春潮》(特•思沁,2003)，等等。这些作品，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话语系统以及丰富的中外诗歌创作案例，对诗歌创作、诗人修养、文化环境和生活积累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和评述。如模仿、意境、深思、拟人化、暗示与象征、抒情、叙事、诗歌语言、好来宝与诗歌、政治激情、积累、灵感、独特感悟、联想、第二自然、虚构、风格、民族特征、文化传统、外来影响，等等。

　　(二)本体论

　　诗歌本体研究属于诗学研究核心内容之一。早在18世纪蒙古喇嘛们编写的《智慧之鉴》中就有蒙古诗歌本体的相关论述【7】。纳•赛希亚拉图教授撰写的《论蒙文诗的形式》(1981)及相关论文就涉及到蒙古语诗歌韵律和形式问题，特别是《论蒙文诗的形式》专著，以格律体与自由体之间、内容与形式的互动之间探讨了蒙古语诗歌韵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蒙古语诗歌韵律研究的代表之作。苏尤格教授撰写出版的两部专著《蒙古诗歌学》(2000)和《蒙古诗歌理论研究》(2005)均属诗歌本体论研究著作。《蒙古诗歌学》，以广阔的文化视野，丰富的案例和精准的论述，构建了蒙古语诗学体系。其内容包括诗歌内容、情感、形式、语言、灵感、虚构、象征、联想、通感、意象、变形、赏析，等等。

　　(三)文本论

　　文本研究为改革开放三十年蒙古诗歌研究的重要领域，出现诸多论文和论著。这些作品，以文艺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不同视角，对不同时期的文本进行概括和阐释，进而构建了蒙古诗歌思想体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巴•布林贝赫,1997)、《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朝戈金,2000)、《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对话——文化变迁中的诗歌象征》(满全,2002)等。

　　巴•布林贝赫教授撰写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以宏大的文化视角，对蒙古英雄史诗文本进行概括和阐释，进而试图构建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体系。其内容涵盖了蒙古英雄史诗特征、蒙古英雄史诗中的宇宙结构、蒙古英雄史诗英雄形象体系、蒙古英雄史诗中的骏马形象、蒙古英雄史诗中的人与自然的神秘关系、文化变迁中的史诗发展以及蒙古英雄史诗的意象、韵律、风格等问题。该专著代表着蒙古英雄史诗研究的最高水准，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朝戈金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参照、吸收国际史诗研究领域广泛流行的程式理论，对蒙古英雄史诗的语音、韵式、句法进行梳理和概括，进而提出了程式是蒙古口传史诗的核心要素，它制约着史诗从创作、传播到接受的各个环节，而程式化的根源是它的口头性。这是蒙古英雄史诗程式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其影响深远。满全教授撰写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对话——文化变迁中的诗歌象征》，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话、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话、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对话立场，对二十世纪蒙古诗歌中独具特色的原始意象(原型或母题)——石头、剑、鹰、水、马、四季等六种原型进行文化阐释，进而探究了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象征意蕴。该专著首次把文化学视角引入现代诗歌研究领域，考察、梳理和描述了现代文化意境中的原型意蕴的变化。

　　(四)思潮论

　　蒙古诗歌思潮研究近几年得到学术界的关注。陆续出现相关论文和论著。其中《蒙古诗歌美学论钢》(巴•布林贝赫,1991)和《蒙古诗歌中的现代流派》(海日瀚,2003)值得关注。巴•布林贝赫教授的《蒙古诗歌美学论钢》，以美学视角，对蒙古诗歌审美取向和思潮进行概括和描述，认为，英雄主义诗歌、厌世主义诗歌、民主主义诗歌和社会主义诗歌是蒙古诗歌的四大潮流。海日瀚博士的《蒙古诗歌中的现代流派》，从蒙古诗歌中现代派的发生发展、思维形式和艺术形式等方面，对蒙古语新时期现代派诗歌进行了研究。

　　(五)批评论

　　蒙古诗歌发展历程中出现过独具特色的现象，即非母语诗歌创作及研究。据记载，蒙古族文人从元朝开始用汉语和藏语创作，并研究诗歌，丰富了民族诗学体系。近年来内蒙古学者开始关注非母语诗歌创作及诗歌研究著作，拓宽了民族诗学领域。比如，额尔敦白音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松巴堪布诗学研究》(2002年)和宏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法式善〈梧门诗话〉研究》(2006)具有代表性。

　　《松巴堪布诗学研究》是对18世纪蒙古族高僧松巴堪布及其诗学巨著《诗镜所讲修饰法之比喻论星宿妙和异名简要如意宝坠》和《修辞法简要诗镜入门》的专题研究。众所周知，古印度诗论家檀丁的《诗镜论》是蒙古诗歌理论的来源之一，也是历代蒙古族文论研究者的重要研究课题。蒙古族高僧松巴堪布的上述两部著作均属运用藏文撰写的《诗镜论》研究论著。《松巴堪布诗学研究》由导论、松巴堪布诗论著作二种藏文原文的蒙古文译文和注释三部分组成。作者对原文涉及的佛教、古印藏文化、历史和诗学术语、概念、范畴及所涉及到的经文、典故、神佛、人物、事件甚至成语辞藻，逐一予以释解和评述。该专著成为蒙古族古代诗论研究史上的第一部对蒙古族藏文诗论的专题研究著作。

　　《法式善〈梧门诗话〉研究》，以注释形式，对《梧门诗话》所涉及的诗学概念、命题、观点及历史实践和人物予以阐释和评述。《梧门诗话》是蒙古族古代汉文诗学专著。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著名的蒙古族汉文诗人、诗歌理论家法式善在其晚年撰写完成了这部诗话体专著。

　　(六)发生发展论

　　蒙古诗歌及诗学发生发展研究为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方面近几年发表、出版了不少论文和论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蒙古文论史研究》(巴•格日勒图,1998)、《蒙古诗学体系论》(舍•乌日斯嘎拉,2000)和《古代蒙古族诗歌发展概述》(哈斯高娃,1998)等。

　　巴•格日勒图撰写的《蒙古文论史研究》，以宏大的文化视野，对蒙古文论，其中包括诗论发生、发展、演变过程进行描述和概括，从而勾勒出蒙古文论发生发展史概貌。《蒙古文论史研究》是巴•格日勒图教授在蒙古族文艺理论研究领域中的标志性成果，是作者四十余年来积累的学术精华所在。此书集中体现了巴•格日勒图的学术研究方法，即融会古今，贯通内外，立足于本土文化而构建本土文化【8】。舍•乌日斯嘎拉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蒙古诗学体系论》，以文本叙述与主观评述相结合、复原与现代阐释相结合、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视角和方法，对蒙古诗学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进行描述和清理，从而试图构建蒙古诗学体系。哈斯高娃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古代蒙古族诗歌发展概述》，从发生学视角，对蒙古诗歌发生、发展过程进行了细致地论述和描述。

　　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蒙古诗学研究,很显然,焦点问题有几种。即对诗歌形式、韵律的关注,是属于本体论研究范畴，其代表成果为以蒙古诗歌本体研究为主的系列成果;对诗歌结构、程式的关注，是属于语言论研究范畴，其代表性成果为以英雄史诗、叙事民歌研究为主的系列成果;对诗歌、诗论历史概貌、理论体系的关注，是属于认识论研究范畴，其代表性成果为以诗人、诗作、诗评、诗史、诗论研究为主的系列成果;对诗歌思潮、审美取向、文化寓意的关注，是属于认识论研究范畴，其代表性成果为以诗歌文本研究为主的系列成果。

　　这些诗学成果的主要研究范式为描述、分类、归纳和阐释。

　　五、主要成就

　　回顾、总结蒙古诗学研究三十年历程，我们不难看出，成绩喜人，很多问题得到答案，民族诗学体系逐步形成。其主要成就体现于蒙古诗歌美学体系、结构体系的勾勒和描述以及蒙古诗歌本质特点的概括、史诗程式体系的发现等。

　　蒙古诗歌美学体系的描述，其代表性成果为《蒙古诗歌美学论钢》(巴•布林贝赫,1991)。该专著把蒙古诗歌美学体系描述为英雄主义诗歌，以英雄史诗为代表;厌世主义诗歌，以说教诗歌为代表;民主主义诗歌，以现代叙事民歌和文人诗作为代表;社会主义诗歌，以当代抒情诗为代表。这些观点学界普遍认可，并广为引用。

　　蒙古诗学结构体系的描述，其代表性成果为《蒙古文论史研究》(巴•格日勒图：1998)和《蒙古诗学体系论》(舍•乌日斯嘎拉：2000)。巴•格日勒图教授在其《蒙古文论史研究》中提出了蒙古族文艺理论的三元结构论及三大学说。三元结构论是对于蒙古族文艺理论历史渊源和结构形态的准确把握和概括。以他之见，汉族文化艺术、印度文化艺术、藏族文化艺术是蒙古族文艺理论的起源、生成、发展及壮大的外部文化因素，这三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撞击、交流、对话、渗透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蒙古族文艺理论的概貌。这种描述的合理性来自于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蒙古族文艺理论三元结构的主要内容为：一、使用的语言文字方面，历代蒙古族文论家们应用了蒙古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藏语言文字;二、思想资源方面，历代蒙古族文论家们采取了儒、道、释三家学说;三、代表作家方面，有以藏文写作的元、明、清代的蒙古喇嘛僧侣——搠思吉斡节儿、洛桑普日赖、松巴堪布•耶喜班觉、察哈儿格西•洛桑楚臣、阿王丹达、阿王吐丹等，有以汉文写作的古代蒙古族文人——萨都拉、蒲松龄、法式善、那逊兰保、锡镇等，有以蒙古文写作的清代蒙古族文人——哈斯宝、尹湛纳希、贡纳楚克、阿日纳、洛桑楚丹等。三大学说，即愉悦说、性情说、圆满说，这是巴•格日勒图在《蒙古文论史研究》中用重笔概括出的独特见解。在他的学术视野中，愉悦说、性情说、圆满说是蒙古族文艺理论的独特形态。巴•格日勒图教授所提出的三元结构论及三大学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舍•乌日斯嘎拉教授在其《蒙古诗学体系论》中提出了蒙古诗学发展四阶段论，即第一阶段为14世纪至18世纪，以诗境论研究为代表;第二阶段为19世纪，以文章论研究为代表;第三阶段为19世纪至20世纪，以韵律论研究为代表;第四阶段为20世纪，以整合论研究为代表，等等。

　　蒙古诗歌本体研究，其代表性成果为《蒙古诗歌学》(苏尤格,2000)。该专著由本体论、创作论和鉴赏论构成，首次系统地讨论了蒙古诗歌本体问题，得到学界的好评。

　　蒙古史诗程式研究，其代表性成果为《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朝戈金,2000)。该专著对蒙古英雄史诗语词程式、传统句法、程式的类型、系统及功能进行研究，发现千古流传的奥秘。

　　总之，近三十年蒙古诗学研究得到迅速发展，硕果累累，成绩喜人。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比如：转向问题，即从文学诗学转向文化诗学;从经典诗学转向非经典诗学等。还有边缘化问题，即从中心转移边缘;从边缘转移无边缘等。其原因诸多，比如市民阶层与诗歌消费越来越脱节，个人写作与公共领域越来越分裂，科学化研究和学科化建设愈演愈烈，等等。

　　【1】季羡林译《罗摩衍那》(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7-26页。

　　【2】苏尤格著《蒙古诗歌学》，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5页。

　　【3】巴•布林贝赫著《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页。

　　【4】满全著《蒙古族书面文学的基本体系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54页。

　　【5】满全著《批评的功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2-406页。

　　【6】【蒙古国】浩日老、劳布桑旺丹、孟和、呈都著《蒙古近代文学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7页。

　　【7】仁钦嘎瓦、斯琴朝格图摘录整理《智慧之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页。

　　【8】满全著《蒙古族文艺理论学科的奠基人——巴•格日勒图教授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创作评谭》，2005年8期。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是蒙古诗学研究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蒙古诗学研究在开放性、对话性和兼容性的平台上进行的。本文对蒙古诗学研究三十年历程予以研究和描述。从基本概念的清理着手，对蒙古诗学知识资源、逻辑法则、研究模块、主要成就进行了考察、描述和阐释。

载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汉文版)200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