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文学，在一般意义上讲，是指民族文学，即蒙古民族的文学。蒙古文学在中国，它是中国国内56个兄弟民族文学的一种。但自近几百年来，随着政治、经济、地理和世界历史的演变，蒙古文学的内涵，因国家和地区不同而不同。譬如，在蒙古国，它既是民族文学，又是国家的文学，即蒙古国文学。而在俄罗斯，情况更为特殊。俄联邦境内的布里亚特人和卡儿梅克人，原先是蒙古民族的两个分支，属同一血缘，语言、文化、历史是统一的。由于长期的独立发展和俄罗斯国家的具体条件，使之日趋独具特点，作为单独文学而存在、而发展。

　　蒙古，原是一草原游牧部落。公元1206年，蒙古部落首领铁木真率领新兴的封建势力结束了内部征战，统一了蒙古诸部落，建立帝国。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蒙古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

　　蒙古文学是草原文明的产物。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13世纪是一个分水岭。13世纪以前为上古时期，13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为中古时期，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为近代，20世纪20年代以后就算现当代了。

　　古时期的蒙古文学主要是民间口头文学。虽然有些历史记载说，蒙古民族中的客列部在8世纪就有了文字，但《蒙古秘史》以前的书面文学未能流传下来。而原始先民们的神话传说、祭词神歌、祝词赞词、史诗和民歌犹如大海，源远流长。蒙古神话有图腾神话、部落祖先神话、畜牧保护神话等多种。祭词神歌有萨满祭祀礼仪祷告词等多样。祝词赞词就更多了，畜牧业祝赞词、狩猎祝祷词、生活器具赞誉词，比比皆是。民间故事蕴藏量极大，有动物的、生活的、自然现象的和人与人关系的，都涉及到古代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及文化习俗。先民们的生活追求、思想意识借用民歌形式流传下来的特别丰富。在古代，蒙古民歌与匈奴、鲜卑、突厥等北方各游牧民族民歌都有相互渗透的特点。像《摇篮曲》、《招魂歌》这些古老民歌保留着浓郁的原始色彩。嗣后的劳动歌、征战歌、婚宴歌、思乡思母歌和男女恋情歌，都打上历代庶民百姓的思想烙印和生活足迹。《金帐桦皮书》和《阿莱钦柏之歌》，属于一类古代抒情歌，是13至14世纪那场东战西征、连绵不断的战争的反映。蒙古民歌的这种贴近生活、干预社会重大问题的传统，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婚姻制度为题材的民间叙事歌，如《诺丽格尔玛》、《达那巴拉》、《韩秀英》广为流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勾结蒙古王公对牧民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之《陶克套之歌》、《嘎达梅林之歌》、《席尼喇嘛之歌》，唱出了广大人民反抗之声。这些民间叙事长歌，不但拓宽了蒙古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在人物塑造、结构安排、情节矛盾、唱腔设计的成熟方面也为以后的蒙古歌剧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然而，最能体现蒙古民间口头创作成绩的要算民间叙事长诗，即史诗了。它产生于人类英雄时代，故也叫英雄史诗。在中国蒙古族聚居的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等省区，以及在蒙古国，在俄联邦之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英雄史诗特别丰富，其分布地区之广，产生年代之早，艺术成就之辉煌，在蒙古文学史上独占鳌头。有学者称其是蒙古族群古老语言艺术之典范。近百年来，经过搜集、抢救史诗作品，现已记录出版了300余篇(部)。从篇幅上看，有中短篇和长篇之分;从类型上看，有单篇、串联复合和并列复合三种史诗。抢婚、征战、保卫故土等英雄时代人们的英雄壮举为其基本情节，突出善恶之争，提倡尚武精神。《江格尔》是蒙古族英雄史诗中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它是蒙古文学综合、演化、发展的杰作，是劳动人民长期锤炼完善的集体智慧成果。《江格尔》在产生和流传过程中，经过氏族、奴隶、封建各个历史阶段，到19世纪末才被外界所发现。但她依然保留着原始部落固有的抢婚、灭敌、誓死捍卫领土完整的英雄时代的文学特点。不但如此，《江格尔》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蒙古族古老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以及风俗习惯之可靠资料。

　　1240年，堪称蒙古民族历史、语言、文学巨著的《蒙古秘史》诞生了，它是蒙古书面文学的开山之作。“蒙古秘史”原以畏吾体蒙古文撰写，是按“祖传家训”原则编写的，被元朝统治者定为“‘脱卜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之书。目前我们能见到的《蒙古秘史》是1368—1398年间根据当时保存在宫廷中的原蒙文本，以汉字音写蒙古语，逐词旁注汉译，并分段节译，题名《元朝秘史》的版本。此书正文10卷，续集2卷，共282节，以编年史的形式撰写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的历史。它以成吉思汗这个人物为中心，主要采用文学描写的手法交代事件、塑造人物、修饰语言，所记载的大小100余个战争场面结构紧凑、情节生动，各登场的历史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尤以生动、形象的笔触描写了铁木真统一蒙古民族的丰功伟绩。从这部宏伟的历史画卷中，人们能了解到12—13世纪的蒙古社会状态和生产方式以及在蒙古高原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突出了团结统一的主题。其中插入的大量神话、传说、祝赞词、民歌等口传文学，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文学价值。《蒙古秘史》所开创的文史混合、韵散并举的编年史写作方式，延续到嗣后的几百年。像《黄金史》、《蒙古源流》、《黄金史纲》、《黄史》、《宝贝念珠》、《水日鉴》，均属这一范畴，而罗桑丹津《黄金史》、彻囊撤辰《蒙古源流》最为典型。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蒙古文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其书面文学有了质的飞跃。漠南东部蒙古诞生了尹湛纳希这一划时代的文豪;与此前后，在漠南西部出现了俗称“莫日根格根”的罗桑丹毕坚赞;漠北则有号称“五世诺颜尊者”的丹津热杰。他们三人，可称得上蒙古文学史上的三颗耀眼的明星。尹湛纳希(1837—1892)创作甚丰，是一代文学大师。他的《一层楼》、《泣红厅》、《红云泪》、《青史演义》等长篇巨著，开创了蒙古文学世俗生活小说、历史小说之长河。他又尝试创造了蒙古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之诗歌形式。罗桑丹毕坚赞(1717—1766)，大量创作蒙文仪轨诗文，撰写了《道德箴言》、《游戏箴言》等训谕诗，享有喇嘛僧侣蒙文诗作“一代宗师”之美称。丹津热杰(1803—1856)创作诗歌数百首，用蒙、藏两种文字撰写，以抒情诗、训喻诗擅长。他的训喻诗虽有“宗教世俗”仪轨成分，但鞭挞谴责世俗不良倾向较多。其诗文审美情趣之别致，作品内涵之深邃，都达到了喇嘛诗作的顶峰。以他们为核心，在蒙古文坛上出现了几股创作力量，对推动和加快蒙古族书面文学队伍的成长起了历史性的作用。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在蒙古书面文学中出现的两股新气象。那就是，蒙古族汉语文学和藏语文学之兴旺昌盛。它们对蒙古民族母语文学的健康壮大赋予了资料的积累和实践的经验。同时，在题材的扩展、文体的繁荣、风格的多样、语言的华丽，以及在创新和审美追求的活跃方面，对整个蒙古文学给予了深远的影响。历史上操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蒙古族文人多达数百个，而清代最多。从纵向发展看，蒙古族的汉语文学创作应从元代算起。萨都剌、泰不华、月鲁不花、聂镛、阿鲁威，甚至元世祖忽必烈，元顺帝妥欢帖睦尔，都有一定数量的诗、词、曲作品。当时还有蒙古族剧作家杨纳及其多种杂剧创作。而清代，蒙古族汉语文学又形成了一个新高潮，其繁荣程度，元代无法与之相比。各民族人民生活在统一的国家里，塞外蒙古人或随军入关，或驻守内地，或在京城营生，或请汉族先生到塞外教书，不少蒙古族有识之士学习掌握了汉文汉语，进而深造中国古典文化，随之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文化人和著作家。蒲松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伟人，对他的族籍人们持有不同的看法，但证明他是蒙古族人的意见居多。继元代女诗人阿盖公主之后，清代又出现了那逊兰保这样的文坛女性。像梦麟(1728—1757)、法式善(1753—1813)、博明(1718—1788)、松筠(1754—1835)、和英(1741—1821)、花沙纳(1806—1859)、倭仁(1804—1871)、三多(1868—?)等，都是清初至清末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他们的韵文之作和散文创作，几乎囊括了文学创作的全部文体。元代和清代，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有过两次传入和兴起。随之，印藏文化即绘画、建筑、表演艺术配合宗教思想、佛教哲学的传播极大地影响了蒙古传统文化。蒙古喇嘛学习掌握藏文藏语，成为蒙古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素质很高。嗍思吉斡节儿对蒙古古代文化包括文字的改革、梵藏经文的蒙译，做过大量的工作。贡噶坚赞、八思巴，以及嗣后的席勒图固什(1550?—1620?)、释迦端如布(?—?)、贡噶斡节儿(?—?)、扎那巴扎(1635—1723)、卫拉特扎雅班智达(1599—1622)、喀尔喀扎雅班智达(1642—1716?)，都对佛教文化在蒙古的繁荣起过关键性的作用。而耶喜班觉(1704—1788)、阿旺丹达(1759—1841)、罗桑泽培(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阿旺吐丹(19世纪)、罗桑楚臣(1740—1810)均为影响较大的文学家。据目前的资料统计，蒙古族藏文著作家在清代就有200余人，其中大部分人有个人文集。自古以来，蒙古民族同国内汉民族、藏民族友好相处，又同印度等东方国家相互来往。这种文化交流，滋补和充实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强化了自己的理论思维力度。蒙古民族在书面文学发展成熟过程中，大概从17世纪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工作，而以哈斯宝(?—?)、法式善(1753—1813)、扎扬噶坡(1816—1918)及其著作为成果标志。

　　综观蒙古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内在规律，可以从以下几点探究其基本特征。

　　其一，文化上的兼容性和自立性，导致了蒙古文学的繁荣发展和稳定生存。亚洲北部各民族古老的游牧文化，自古就互相兼容。作为其成员之一，蒙古文化早在民族形成以前就同突厥文化相互融合，并吸纳匈奴、鲜卑、柔然等游牧文化的长处。蒙古民族的文化蕴涵着这些游牧民族的多元文化影响，使之具有兼容并蓄之特点。这对蒙古民族文学的形成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神话传说、萨满祭词神歌中尤为突出。蒙元以后，蒙古民族以强大的群体势力出现在欧亚大陆，所接触的文化范围更大，除游牧以外，狩猎、农业、商业，乃至手工业文化都有学习和借鉴的过程。蒙古民族文学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以及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形式体裁的多样化，与汉民族古代文化，甚至与印度和中亚各民族文化的影响直接有关。应该说，蒙古民族以游牧文化为根基的传统文学是在同周围兄弟民族文化交流乃至道、儒、佛、基督教文明的相互撞击中繁荣壮大起来的。蒙古民族地处蒙古高原，人稀地广，各种外界影响均不平衡。原始宗教萨满影响社会各种意识形态，再加上经济、历史、语言、心理素质之特殊，使其文化有着长期的稳定性。蒙古文学的独立发展，取决于这种内在原因。拿史诗而言，同样是远古先民的艺术丰碑，蒙古民族的史诗不同于印欧民族的史诗。它不反映本民族形成的历史事件及其具有影响的人物，而且着重再现自己所处的生活艰难和时代愿望，具有更多的艺术创造性质。同样处在游牧环境，而且各种接触频繁的两个民族的英雄史诗，如蒙古民族的《江格尔》同柯尔克孜民族的《玛纳斯》就不同。号称“同源异流”之蒙古族《格斯尔》与藏族《格萨尔传》就有别。前者虽源于后者，但异于后者，有不少新的改变和创造。甚至到布里亚特蒙古人手中，简直成了另一部英雄史诗，《阿拜格斯尔》便是。蒙古地区流传着很多汉族、印度、波斯及藏满民族的民间故事，但经过蒙古族人民的长期文学民族化，已成为其文学的一部分，几乎看不出原貌。兼容才有开放，自立才有生存，二者的统一构成了蒙古文学的总体格局。

　　其二，蒙古民族形成的艰难道路和经济发展的淤滞延缓，决定了文学反映内容的相对集中和文体表述趋于定型。据史书记载，现今的蒙古高原，古时是群雄争霸之地。从公元前几百年到公元12世纪，匈奴、鲜卑、柔然、突厥、薛延陀、回纥、黠戛斯、契丹、蒙古等部族先后游牧和统治过这里。蒙古建立统一国家前，这里的乃蛮、克烈、汪古、塔塔儿、蔑儿乞等很多游牧部落犬牙交错，征战不休。饱经战乱之苦的人们渴望和平安宁，呼唤团结统一。早在13世纪诞生的《蒙古秘史》，客观上就反映国家民族渴望团结统一的思想。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的旋律，在嗣后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从现有资料看，叙事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传说》、《孤儿传》、《箭筒士阿尔嘎聪的传说》，均以阵营内部和民族内部团结统一为主体思想，有损于国家凝聚力的行为都要受到谴责。在文学的各类体裁方面，蒙古文学走过了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17世纪的一部典籍中说，蒙古文学自有“韵文散文之别”。可见，那时蒙古文体大概就这么两种。这与那句“有言则云，有音则吟”的名言有关。古人所云之言，逐步形成了诸如神话、传说、故事之类散文作品;所吟之音，逐步产生了犹如诗歌、史诗、祝词赞词之类的韵文创作。况且既是一篇(部)叙述文，在表述上也多散韵结合、抒情叙事并行。

　　从13世纪的《蒙古秘史》到19世纪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无不例外，只是后者比前者细致周到罢了。至于种类体裁，有个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19世纪中叶开始，蒙古文学除诗歌继续发展以外，小说、散文、戏剧都有所进展。到20世纪初，各种文学体裁齐备，表现手法也丰富多彩了。

　　其三，语言的诗性和思维的直观模糊，决定了韵文作品的霸主地位和创作模式的固定倾向。古代蒙古人信天信地，主张万物有灵，其原始宗教萨满认为右方55天、左方44天，右为善天，左为恶天，其共有的99天主宰这个世界。而它们怎么称呼，各自主管什么，无人知晓。这就是古代蒙古人的宇宙观，是典型的模糊思维产物。自然的严酷，文化的原始，经济的单一，决定了人们思维的直观性和模糊性。这对韵文作品之产生可能赋予了较大的思维创造空间。思维的模糊，导致了语言的朦胧和无确定性。诗歌创作的包容、含蓄、意境，并非逻辑、分析、理论思维之产物。因此，蒙古文学历史上的韵文之多，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可能由原始先民们的思维方式所致。蒙古语属于粘着语类型的语言，其艺术工作的语言原料和艺术手法的贮藏方式，富有极大的诗性交流性质。蒙古语言的诗性特质促使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巧妙地运用押韵的隐语方式口头传述各自之见乃至部落首领的命令，已具备了诗的形式。蒙古那句古老的谚语，提倡人们“有言则云，有音则吟”。言者，是人们春接羔、夏放牧、秋抓膘、冬储草，逐草而生的单一游牧生活。吟者，是由此而形成的习惯方式即经验思维之内心世界。人们常说的萨满祭词神歌、祝词赞词、民歌、史诗等古老文学以韵文形式很早产生并长久地流传下来，恐怕与此原因有关。其四，由于经济文化之特殊，蒙古民族民间文学历史悠久，书面文学后来居上，二者互为渗透，转化衍生乃成为其另一大特征。有人说，蒙古族古代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民间文学。这话有道理。就是在书面文学产生以后，蒙古族的史诗、民歌、故事等口头创作，依然繁衍丛生、日趋普及。书面文学作家不断从民间文学补充滋养，很多古近代文学体编年史收入大量历史人物活动的口头传说。与此同时，某些优秀创作，也不断转化成民歌和民间故事。如莫日根活佛罗桑丹毕坚赞不少诗歌已成民歌，流传在民间。

　　20世纪初，更确切地说“十月革命”以后，统一的蒙古文学不复存在，代之以族群文学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布里亚特、卡尔梅克、蒙古国，以及中国的蒙古族虽然都曾取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文学创作原则、方法，在文学的服务方向、所达目标上，走过一段相同的路子，但它们各自按着自己国家的道路，建设它们的独立文学。布里亚特早在300年前加入俄罗斯，“十月革命”前只有发达的民间文学，尤以神话传说为最，1917年以后才有了自己的作家队伍，长篇小说和戏剧文学获得了长足发展。像H.N.那木萨来耶夫、B.巴拉丁、J.T.图门诺夫，在苏联文坛上享有盛誉。卡尔梅克系明末清初从中国新疆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后裔，其口头作品丰富，特别以长篇英雄史诗著名。那里出现了埃莲·欧布拉这样的优秀史诗演唱家，“十月革命”后，书面文学繁荣昌盛，有了诗人和小说家。H.B.赛音毕力干、M.B.纳尔玛耶夫、D.N.库果利悌诺夫为卡尔梅克新文学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蒙古国(即原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其新文学奠基人D.那楚格道尔吉、Ch.达木丁苏荣、B.仁钦、S.宝彦诺木合等人的带领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自40年代起，又有新的力量登场，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嗣后的数十年内，造就了D.僧格、Ch.络代丹巴、B.雅布胡兰、D.普日布道尔吉、S.额尔德尼、R.确纳木等诸多文学名家。蒙古国作家队伍强大，在小说、诗歌、戏剧、电影创作中卓有成就，其《曙光》、《清澈的塔米尔河》等长篇小说，在世界上都曾有过强烈反响。

　　中国的蒙古文学，真正腾飞要从20世纪后50年算起，其地理范围东起黑龙江、吉林、辽宁，西至甘肃、青海、新疆，北有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很广。在此前50年，蒙古文学走过一段艰难探索之路，内容体裁有所扩展，但规模有限。靠近解放区的地方出现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活动和少量抗日创作。在日伪统治和伪蒙疆时期，即1931—1945年间也有过一定数量的健康文学，但作家少，影响小，多为启蒙普及之作。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这对蒙古族新文学的产生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实行区域自治政策，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国家安定团结，人民经济文化水平日益提高，因此50年代初，在内蒙古自治区有一群蒙古族作家崛起，为蒙古族文学的新生锦上添花。像《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这样的优秀作品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N.赛音朝克图、玛拉沁夫、A.敖德斯尔、B.布林贝赫、超克图那仁、扎拉嘎胡、云照光等艺术造诣较深的作家活跃于内蒙古文坛。除了N.赛音朝克图、额尔敦陶克套等少数人外，其余大多数作家是全国解放后才培养出来的。葛日乐朝克图、杜格尔苏荣、H.丹毕扎拉森、N.赛西亚拉图、B.熬斯尔、M.阿斯尔等内蒙古诗人和小说家，还有新疆的Ch.乌力吉巴图、H.巴岱为母语创作辛勤笔耕，几十年如一日，屡建丰碑。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种种非人待遇，但从不气馁，经过平反昭雪，重新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并且带出一大批新生力量加入文学队伍。L.敖德斯尔、Q.莫日根、敖利玛苏容、利格登、阿尔岱、阿云嘎，以及吉林的苏赫巴鲁、黑龙江的巴音布、新疆的S.巴斯尔，都是富有实力的后起之秀。蒙古文学界，作家之众，阵容之大，实属空前。而在创作实践中，他们得益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文艺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艺术创作原则和艺术指导思想。

　　《N.赛音朝克图全集》(8卷)、《A.敖德斯尔文集》(10卷)在内蒙古出版。还有为数众多的文学创作，诸如《茫茫的草原》、《骑兵之歌》、《草原烽火》、《嘎达梅林传奇》、《青青的山恋》、《扎萨克盆地》、《广阔的杭盖》等长篇巨著，引起文学界广泛注目。《狂欢之歌》、《生命的礼花》、《献给绿叶的歌》有口皆碑，家喻户晓。大型歌剧《满都海》、话剧《金鹰》，电影《鄂尔多斯风暴》、《成吉思汗》、《东归英雄传》享有蒙古族综合语言艺术精品之美誉。文学研究、文学史撰写、文学理论(含蒙古文论挖掘与研究)，有了可喜成绩。最近出版的内蒙古自治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四卷本《蒙古族文学史》，是一部文学通史，在资料的占有、体例的构架、内容的包含和规律的探讨方面，都有所突破。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受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和艺术原则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蒙古族文学中出现了不少新变化和新内容。但从整体发展上看，严肃文学继续占主导地位。扎根于现实生活，反映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以母语创作和研究为主线，多层次、多方位、多方面学习吸收以汉民族文学为核心的国内外先进文学创作经验和研究成果，沿着文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正确方向，发展繁荣蒙古族文学已成为定局，前程似锦。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