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蒙古文学研究萌生于蒙元时期(14世纪)，20世纪以后，尤其20世纪后半叶进入了黄金时期。但一直以来，蒙古文学研究学术史仍是蒙古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片冻土。所谓学术史，就是研究的研究，过程的总结，它是蒙古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学术史的蒙古文学研究是不完整的。为此，需要对蒙古文学研究历程进行反思和系统解读。

　　关键词：解读　蒙古文学　学术史

　　一、蒙古文学学术研究概览

　　蒙古文学学术研究随着蒙古文学的发展也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据有关专家的研究，蒙古文学学术研究发端于蒙元时期(13~14世纪)精通蒙、藏、畏兀文的著名诗人、学者搠思吉斡节儿的有关诗歌研究。19世纪以前的蒙古文学学术研究主要以蒙古僧侣藏文学术研究、蒙古族文人汉文学术研究、蒙古族文人母语学术研究为总体特征而发展。到了19世纪，在蒙古文学研究领域不但诞生了哈斯宝、尹湛纳希等著名的文论家，而且，蒙古文学研究进入了在真正学科意义上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俄国学者A·波兹德涅耶夫(1851~1920)的《蒙古文学讲义》(三卷本，1896，1897，1907)、德国学者B·劳斐尔(1874~1934)的《蒙古文学概述》(1907)等先后问世。在20世纪，德国的著名蒙古学家W·海希西的《蒙古文学史》(1972)，蒙古国的学者B·索德纳穆的《蒙古文学史概说》(1946)、策·达木丁苏伦的《蒙古文学史》(三卷本，1957，1977，1968)、D·策仁索德纳穆的《蒙古文学》(1987)及《蒙古佛教文学》(1997)、L·呼日勒巴特尔的《印、藏、蒙古文学的联系》(1987)等重要研究成果也陆续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蒙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蒙古文学学术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这一时期的蒙古文学研究，不光有蒙古族古代文学研究、近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而且有贯穿蒙古族古近代、现当代的文学发展史研究;不光有蒙古族历代书面文学的探索，而且有蒙古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遗产的探究;不光有蒙古族各体裁文学的研究，而且有蒙古族文学理论的研究;不光有蒙古文学的“外部”研究，而且有蒙古文学的“内部”研究;不光有蒙古族本民族文学发展的纵向研究，而且有蒙古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联系的横向研究。先后出版了巴·布林贝赫的《蒙古诗歌美学论纲》、《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巴·格日勒图的《蒙古文论史研究》，仁钦道尔吉的《蒙古英雄史诗源流》，荣苏赫等主编的《蒙古族文学史》，扎拉嘎的《尹湛纳希年谱》、《尹湛纳希评传》，苏尤格的《蒙古诗歌学》、乌·苏古拉的《蒙古族现代文学史》、巴·苏和的《蒙古文学发展史引论》以及《蒙古学百科全书·文学卷》等学术著作几十部，有关对蒙古文学的研究论文也达几千篇。《蒙古学论文资料索引(1910-1984)》(1987)中收录1910-1984年间在蒙古文报刊和论文集上发表的有关蒙古学论文共450多篇;《蒙古学论著索引(1985—1990)》(1992)中收录1985—1990年间有关蒙古学研究的论文、论著等6400多篇部;《蒙古学论著索引(1986—1995)》(汉文版，1997)收录1986-1995年国内汉文报刊、论文集(丛刊)与部分地方资料上发表的蒙古学论文等，其中论文达7288篇，专著304部。此外，蒙古学学术期刊、高等院校学报总目录等也显示着国内蒙古学研究论文公开发表的数量和规模。这些不完全统计的资料索引中所显示的论文、论著数量，指的是整个蒙古学的论文、论著数量。毋庸置疑，蒙古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蒙古文学研究的论文、论著数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另外，部分经典著作的专题研究论文、专著资料索引中统计的数量，也充分显示着蒙古文学研究的发展规模。据有关专家的不完全统计，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发表的国内有关《蒙古秘史》研究的论文、专著近400篇部，国内有关《江格尔》史诗研究的论文、专著达200篇部左右。可见;蒙古文学研究具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源远流长。同时，近百年来得到全面快速地发展，已经形成了规模。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数量中隐藏的“重复”性、“跟踪”性“成果”的现实。有些论文或专著，既无新观点，又无新资料，往往是若干年前旧说的改头换面和重复，缺乏对蒙古文学研究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的开拓。对蒙古文学学术史缺乏了解，在观点的提炼上往往会有较大的局限性，难免出现研究起点可能偏低、研究思路可能偏窄、见解易与他人雷同的现象。

　　因此，新世纪蒙古文学研究要避免出现跟踪“研究”和重复“成果”，能够从全新的视角、全新的观念、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和解读蒙古文学，要把蒙古文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或新的水平线，必须认真地总结百年来蒙古文学研究的得和失，从研究的得失中得到启发和吸取教训，展现中国蒙古文学学术研究的总体风貌以及学术热点和成就。换句话，蒙古文学学术史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或目的是对已有的蒙古文学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或梳理，然后告诉研究工作者哪些问题在蒙古文学研究领域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哪些还没有解决;哪些是蒙古文学研究的新成果，哪些是已经过时的或淘汰的研究成果。使新世纪蒙古文学研究工作者避免重复、无效和低效的研究，从而给蒙古文学研究者提供方便，使蒙古文学研究更加规范而深层次地进行下去。这样，才能客观地展示蒙古文学学术发展的历史，避免新世纪蒙古文学研究走弯路，从而开创蒙古文学学术研究的“学术创新”局面。

　　二、中国蒙古文学学术研究需破思维定势

　　蒙古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蒙古文学史料，随着国内外蒙古文学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蒙古文学史料搜集与整理已逐步发展成为蒙古文学史料学。蒙古文学史料学包括蒙古文学的田野调查、史料整理、考订、选录、笺释、校注、校勘、辑评等诸多研究内涵。蒙古文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得益于蒙古文学史料学的长足发展。

　　中国蒙古文学研究的发展分两个阶段。20世纪以前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漫长发展时期，20世纪以后为蒙古文学研究的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蒙古文学研究全面丰收，学术成果最多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蒙古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观念更新、研究方法多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

　　在21世纪开始之时，如何把握中国蒙古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如何在新的世纪把蒙古文学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是重点思考的问题。一是蒙古文学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须以蒙古文学文献资料的“新”的挖掘和“新”的发现为基础。二是蒙古文学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须积极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突破陈说，提出新见。蒙古文学学术研究的历史证明，蒙古文学研究的每一次历史性进步，都与研究方法的变革、勇于创新的学术精神有关。三是蒙古文学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须重视和加强对蒙古文学研究史的研究。只有充分掌握已有的蒙古文学研究成果，才能谈得上蒙古文学研究的发展和创新，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中国蒙古文学研究的水平。

　　20多年来陆续出版的蒙古文学史著，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无论是采用传统方法还是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无论是蒙古族断代文学史、还是蒙古文学通史，无论是蒙古族分体文学史、还是蒙古族地域文学史，文学史研究工作者都力图标新立异，追求更高的学术水平。蒙古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历史证明，蒙古文学史著作不拘泥于一种模式、一种建构，应该鼓励文学史家采取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进行编撰，这样才能把蒙古文学史研究引向深入。蒙古文学史要创新，必须更新文学史知识或文学史理念。通过论述国外著名文学史家G·朗松、G·勃兰兑斯、R·韦勒克、A·沃伦、R·姚斯、T·托多罗夫、我国著名文学史家胡适、郑振铎、刘大杰等以及蒙古文学史家策·达木丁苏伦、巴·布林贝赫等学者的有关文学史理论和文学史主张，倡导蒙古文学史研究必须要多方位、多角度汲取国内外文学史理论和文学史知识，开阔文学史视野。这样才能摆脱原有蒙古文学史编撰套用模式或研究理念，开启蒙古文学史研究多维发展的新局面。

　　据国内外的蒙古文学研究，在蒙古文学史领域多年来盛行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并形成了一种编纂套用模式，即社会历史背景介绍——作家生平介绍——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现今出版的十几部蒙古文学史书中多部史书为用这种模式编纂的。这样，客观上在蒙古文学史研究领域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定势或研究模式，严重影响了蒙古文学史研究的创新和超越。这就需要改变固定的文学史研究思维定势，打破原有公式化的文学史研究模式。

        三、中国蒙古民间文学研究侧重“活态性”

　　蒙古族民间文学是蒙古书面文学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没有蒙古族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学的宝库，也就不可能存在蒙古族历代书面文学的蓬勃发展。在蒙古文学发展史上蒙古民间文学一直起着双重的作用，既有本身的发展，又有推动蒙古族书面文学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作用。蒙古民间文学是蒙古族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蒙古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文学现象。蒙古民间文学研究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蒙古民间文学资料的大量搜集整理、蒙古民间文学研究的全方位展开、蒙古民间文学学科独立性的确立、蒙古民间文学研究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趋势等方面。

　　在我国蒙古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19t8年，正当作为中国民俗学运动开端的北京大学歌谣征集运动兴起时，蒙古族文人罗布桑却丹(1873-1928)完成了他的蒙古民俗学巨著《蒙古风俗鉴》。《蒙古风俗鉴》标志着学科意义上的蒙古民俗、民间文学研究的正式开始。罗氏此书共10卷58类，全面记述了蒙古民族的来源、地理环境、生活居住、饮食服装、婚丧嫁娶、家规礼仪、宗教信仰、风时节令、口传文学、娱乐游艺等民俗事项。其中第30、33章和第37章专门记述和阐释了蒙古民间文学，内容包括韵文及其韵律、古今之歌谣、口头流传的话语等。罗氏几次东渡日本，受到当时日本民俗学研究的影响，同时又接受了欧美民俗学理论与方法。所以，此部书是完全按现代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写成的。与罗氏生活于同一个时代的白音毕力格图(1853~1921，汉名王国钧)的学术著作《蒙古纪闻》，也是1918~1919年间写成的。该书共11章，其中第4章、第9章、第10章也是专门记述蒙古民间文学，包括蟒古斯记、魔鬼故事、蒙古口碑传说、占卜先兆等。蒙古族知名文化人卜和克什克等人于1926年在北京成立了蒙文学会，并创办《丙寅》杂志。蒙文学会是蒙古族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学术意义上的学术团体。蒙文学会在学会章程的总纲中把搜集整理蒙古民俗、蒙古民间故事、蒙古民间谚语、蒙古民间歌谣等作为该学会学术工作的主要任务来明确规定，同时在学会会刊《丙寅》杂志的征稿启事中再三强调搜集整理民俗、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等事宜，并且在各期上系统而大量地刊发了蒙古民间文学各体裁作品，包括民歌、婚礼祝词赞词、民间笑话、好来宝、民间谚语、谜语等。卜和克什克等人的这种有计划而系统地搜集整理蒙古民间文学作品的学术活动，对20世纪蒙古族民间文学学科的建立具有重要学科意义。

　　蒙古民间文学研究的全方位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时期蒙古民间文学研究工作重新恢复生机，并迅速发展起来，在蒙古民间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一时期蒙古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加深了对民间文学功能和价值的认识，对民间文学的定义、范围以及基本特征作了更充分的探讨，并从民间文学理论层面上探求蒙古民间文学的意蕴、特征和艺术魅力。我国蒙古民间文学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形成了由老中青学者和民间业余爱好者组成的学术队伍。同时，蒙古民间文学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开始建立并逐步得到加强。特别是蒙古民间文学各类体裁的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更加深入和具体，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研究成果趋于系统化、理论化，已基本上建构了蒙古民间文学学科体系。

　　民间文学的基本定位是文学，它与其他文学一样具有审美的本质，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它之所以能够独立存在，还在于有着独具的特殊本质。这种本质是一个多层结构的复杂系统，每一层次都蕴涵着新的理论生机。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的经验和教训昭示，欲将蒙古民间文学研究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向纵深推进，把蒙古民间文学研究关注的目光移向对蒙古民间文学“活态性”的重新认识，是极为重要的。具体则需要从传统的“书面文本”研究转向以口头表演为中心的“活态文本”研究。这是激活蒙古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也是蒙古民间文学研究体系的学术生长点。

　　四、英雄史诗是蒙古族远古文学的经典形式

　　在蒙古语族人民的英雄史诗中，除举世闻名的长篇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外，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及异文有记录的有550部以上。我国学者在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同长篇史诗的研究相比;虽英雄史诗的宏观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一些，但是研究成就比较突出。

　　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宏观研究始于20世纪50至60年代。在这一时期托门、那木吉勒舍旺、梁一儒、阿斯拉图等学者发表过一些评介性和探讨某些问题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开始，蒙古族英雄史诤的宏观研究和中小型史诗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仁钦道尔吉、巴·布林贝赫、齐木道吉、宝音贺什格、陶·巴德玛、贾木查以及中青年学者朝戈金、斯钦孟和、陈岗龙等致力于此项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其中仁钦道尔吉的《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和巴·布林贝赫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等两部学术著作，可谓我国蒙古族英雄史诗宏观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力作。

　　仁钦道尔吉是我国蒙古族英雄史诗理论工作者和研究者。他多年潜心研究蒙古英雄史诗，使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系统化，从史诗理论上阐释了蒙古族英雄史诗的诸多理论问题和蒙古史诗的文本内涵，对我国史诗研究乃至国际史诗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史诗研究力作《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充分证明这一点。《蒙古英雄史诗源流》中仁钦道尔吉从史诗学的角度系统完整地研究了蒙古英雄史诗的起源和形成发展规律，用中国活态史诗的实例充实和发展了国际史诗文库。

　　巴·布林贝赫是蒙古族当代著名诗人、诗学理论家。他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该项研究是从诗学角度对蒙古英雄史诗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学术力作。《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中作者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表演艺术学等多学科角度对蒙古英雄史诗进行了立体的综合的解读，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揭示了蒙古英雄史诗的深刻内涵。巴·布林贝赫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从蒙古英雄史诗自身的特质出发，形成了自己的诗学体系，进而把蒙古史诗研究推向一个新的研究水平。

　　蒙古英雄史诗，既丰富又古老，近200年来引起了各国蒙古学家、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家和史诗学家们的注意和重视，早已形成了国际性的蒙古史诗学。虽然，蒙古英雄史诗研究，包括我国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许多重要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五、蒙古族古代文学“三大经典”

　　蒙古民族的“百科”史诗艺术的“经典”——蒙古族史诗《江格尔》

　　《江格尔》是蒙古族众多英雄史诗中最优秀的一部史诗，也是在整个蒙古族民间诗歌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江格尔》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远古中短篇英雄史诗的艺术传统、人物塑造技法和表现手法，把蒙古族英雄史诗这一远古文学的经典形式推向了巅峰。一个民族的文化及其精神内核与她的文学艺术是息息相通的。从根本上说，一个民族的时代巨著正是由该民族当时的文化心理所熏陶和造就的。《江格尔》作为蒙古族文学的巅峰之作，她蕴含着蒙古族文化的丰富内涵。我国的《江格尔》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快，成绩突出，形成了《江格尔》学。《江格尔》学主要分为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对《江格尔》作初步评介和注释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江格尔》研究进入了恢复发展阶段，对《江格尔》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全面展开。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江格尔》学研究继续得到更广泛深入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江格尔》研究在不同年代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即20世纪60年代侧重于《江格尔》的思想性研究，70年代为《江格尔》的人物形象研究，80年代侧重于《江格尔》的产生、形成及产生地研究，90年代以后主要以文化研究为主的多学科研究占有重要地位，《江格尔》研究日益得到拓展和深入。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提高，如《江格尔》版本研究、比较研究、江格尔奇及演唱研究、情节结构和母题研究都需要我们广大学者深入研究。

　　读不完解不尽的“蒙古秘史”——《蒙古秘史》

　　《蒙古秘史》是一部蒙古族古代文献典籍，在蒙古文学史研究领域里，首先应该阐明其文学性，这样才能清楚地看清和评价《蒙古秘史》在蒙古族文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我国对《蒙古秘史》的文学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全面的总体性的研究成果。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蒙古秘史》文学性的研究、《蒙古秘史》的传说学研究、《蒙古秘史》的诗学研究、《蒙古秘史》的美学研究、《蒙古秘史》的人物形象研究等诸多方面。此外，对《蒙古秘史》的比较研究、文献学、版本学研究，也有新的进展，从而拓宽了研究视野和领域。《蒙古秘史》的文学研究，是《蒙古秘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同《蒙古秘史》的其他学科研究一样。我国的《蒙古秘史》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研究成就，从而对推动国际《蒙古秘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蒙古民族特色的英雄史诗——蒙古《格斯尔》

　　蒙古《格斯尔》在蒙古族人民文化生活和文学发展史上，都占有较重要的位置。蒙古《格斯尔》广泛流传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吉林、黑龙江、青海、甘肃、新疆等省区境内聚居的蒙古族人民中，在国外流传于蒙古国、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以及卡尔梅克人居住的地方。蒙古《格斯尔》包括蒙古文长篇史诗《格斯尔可汗传》和有关格斯尔可汗的各种风物传说。对蒙古《格斯尔》的系统的研究，应该说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格萨(斯)尔》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和蒙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蒙古《格斯尔》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蒙古《格斯尔》产生时代和版本研究、来源研究、变异本研究、民族特色研究、格斯尔风物传说研究、主题和艺术特点研究以及蒙古《格斯尔》在蒙古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研究尤为突出。作为蒙古《格斯尔》的普查抢救工作的第一批成果，已经编辑出版和正在编辑出版的一套预计共25种30本的蒙古《格斯尔》的最完备的一套“丛书”：它将为今后的《格斯尔》的研究，奠定丰富的、翔实的资料基础。随着这套“丛书”的出齐’，可以预言，我国蒙古《格斯尔》的研究工作也必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六、从文化学角度解释蒙古文学现象

　　蒙古文学发展历史长河中，曾出现过各时代的文学主潮或流派，这是蒙古文学发展自律所形成的文学现象。蒙古文学发展研究深入的重要标志是蒙古族文学现象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蒙古文学发展研究逐渐开始，到了80年代末，蒙古文学发展研究由资料整理转向系统研究，由作家作品分析研究转向文学现象研究，由文学文本外部研究转向文学本体内部研究。只有深入探讨蒙古文学各个时代的文学主潮或流派的形成发展以及特点，才能揭示蒙古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所以，蒙古文学史研究工作者，从不同角度对蒙古文学各个时代的文学主潮或流派进行了探讨并揭示其原因和特点。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和揭示蒙古文学诸现象、蒙古文学发展的原因、特点是蒙古文学研究深入的又一特点。蒙古文学传统写作技巧是蒙古文学的宝贵遗产，只有挖掘和探讨蒙古文学传统写作技巧，才能进一步揭示蒙古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特征。若将蒙古文学发展的诸“空间”放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总体背景下进行比较和类型学研究，把新的方法与传统方法相结合来推进蒙古文学发展研究，也许会进一步拓展蒙古文学发展的视野，从而使蒙古文学发展研究在理论层面、研究对象、思维方式等诸方面皆呈现出新的景观。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尹湛纳希这一蒙古文学大师的研究。尹湛纳希(1837—1892)是蒙古族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蒙汉文化交流史上的先驱。尹湛纳希的作品是蒙古族文学史和蒙汉文化交流史上的光辉篇章。他的不朽地位，首先在于他以自己的创作突破了蒙古族古代文学在结构和思想内容方面的传统发展方式，揭开了蒙古族文学发展的一个新时代。19世纪中叶，中国古典小说呈现出衰落或沉寂的状态。这衰落或沉寂的标志，不在于小说创作之数量的多寡，而是真正有思想内容的优秀小说的匮乏。因此，尹湛纳希的文学创作，同样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不朽篇章。④新中国成立后的尹湛纳希研究，呈现出两个发展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初期阶段;七八十年代后进入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学者额尔敦陶克陶、曹都毕力格、那木吉勒舍旺等人做了开创性研究工作，为尹湛纳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尹湛纳希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发表和出版有关尹湛纳希的各类学术论文达300多篇，学术著作20多部。在尹湛纳希家世、生平和文学创作历程研究，尹湛纳希文学创作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研究;尹湛纳希文学创作与蒙古族文学传统研究，尹湛纳希文学作品文本研究，尹湛纳希在蒙古族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扎拉嘎的《(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尹湛纳希年谱》、《尹湛纳希评传》三部系列研究专著，充分反映尹湛纳希研究的领先水平。

　　当代，蒙古文学进入崭新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得到迅速发展，显现出百花盛开、争奇斗艳的崭新局面。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在发展的历程中已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即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解析一切文学现象。像“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极左思想的影响，使得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单一化、教条化。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的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僵化教条的格局被打破，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获得自由的声音和多元的发展。在理论上，由蒙古族当代文学文本阐释到当代文学规律探索，由蒙古族当代文学具体批评到当代文学宏观研究，由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的内层结构到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原型批评、比较研究等诸多学科理论的多元互补，变一维思维为多维思维，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已被推到理论化的层面。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这一时期的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向系统化、学科化转型。即出现既重视系统思维、系统探索、系统阐释，又强调学术视角、学术探究、学术解读的可喜局面。这样，迈向21世纪的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已经显现系统化和学科化的发展趋向。纵观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在文学原理的普及和文学民族性的理论探索、蒙古族当代作家作品批评、蒙古族诗学理论研究、蒙古族当代文学的宏观解读等方面尤为突出。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的方法上，从政治批评、社会批评到历史的美学的批评，再到“新潮批评”和“文化批评”，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的单一化和模式化已经被多元的、艺术的、审美的文学批评替代。要想构建新的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语境，探索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首先，必须强调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的独立地位和健全品格。新的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不应像过去的批评那样追随于作家的创作之后，成为蒙古族当代文学作品的附庸，而应具有超前性和预测性。其次，必须强化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的多元格局。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蒙古文学学术史”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4BZW062。)

　　(本文刊于《民族文学研究》 2008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