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普遍认为，引起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一是社会内部的变化，即内部原因；二是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引起，如迁徙、与其他民族接触、政治制度的改变等。笔者曾借用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区位空间”，从卫拉特蒙古人的“地域区位”（即由于迁徙和牧地扩展而形成的历史上卫拉特蒙古人的地理分布活动区域和位置）、“人文区位”（即历史•上伴随卫拉特自身群体发展而形成的文化认同过程）两个方面，试图将卫拉特蒙古文化放置在其发生发展的整个环境中，观察它的产生、发展、变异的过程。我们看到，卫拉特蒙古“地域区位”与“人文区位”的变迁，导致了卫拉特蒙古社会文化变迁，卫拉特蒙古文化的时代性演进和地域性展开，均与历史上卫拉特蒙古人口迁移行为具有紧密的联系。卫拉特蒙古人在其迁徙过程中，受到了自然条件与其自身社会过程的影响，造就了其文化特征和社会属性。不言而喻，卫拉特蒙古的人口迁移是与卫拉特蒙古人的历史同时开始的。卫拉特蒙古历史上的人口迁移规模庞大、分布广泛。就其大规模、长距离并居留在异国他乡的历史性的人口移动事实来看，我们可以说，卫拉特蒙古人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同时也可以说具有国际移民的性质。

　　以下，对此予以进一步阐释。

　　一、卫拉特先民斡亦刺惕的迁徙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1207年成吉思汗收服“森林部落”之时，卫拉特先祖斡亦刺惕人居住在失黑失惕地方。斡亦刺惕部在归附成吉思汗大致十年之后，就开始了其迁徙的历程。由于忽都合别乞的功绩，斡亦刺惕部众随从忽都合别乞向西北迁徙，进人了秃马惕故地，活动于八河流域。成吉思汗对居住在八河流域的诸多森林部落采取了分封制。“人数众多，并分成许多分支，各自有某种名称，总称为秃绵（万）斡亦刺惕。”由于忽都合别乞的功勋，以忽都合别乞为首领，成吉思汗让斡亦刺惕在原牧地住牧，各部重新组合为四个千户。千户制的推行虽然取消了原有的分支，废弃了原有的名称，但仍然是原有氏族人聚居，并受到原来氏族首领“别乞”的直接管辖。在这种情况下，千户制的推行实际上促进了斡亦刺惕人的整体意识的形成。与此同时，斡亦刺惕逐渐走出森林，经济生活逐渐从森林部落经济生活过渡到草原游牧经济生活。这使斡亦刺惕更加贴近了蒙•元时期的蒙古人的文化生活。蒙•元时期，促进了斡亦刺惕与周边诸族如汉、乞儿吉斯、畏兀儿等人的联系。从中原地区迁去的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涌人斡亦刺惕居住地区，将斡亦刺惕人迁移到中原和其他地区。蒙古汗廷和元室对斡亦刺惕贵族封官赐爵。这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措施，改变了斡亦刺惕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内容和性质。另一方面，斡亦刺惕贵族与蒙•元皇室之间的世袭联姻，使斡亦刺惕贵族成为蒙•元统治集团的成员，提高了斡亦刺惕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加强了斡亦刺惕社会制度的变化与文化认同感，这体现在斡亦刺惕成为元朝的臣民、北方森林地带的代言人上。斡亦刺惕人感受到自己是蒙古汗国内自成体系的组成部分。
　　我们看到，斡亦刺惕人归附成吉思汗，迁出了“森林中百姓”的环境，而当时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已经基本步人早期封建社会。正因为如此，引发了斡亦刺惕自身多方面的发展，斡亦刺惕社会文化出现了第一次跳跃发展，融人了早期封建社会。
　　随后，斡亦刺惕贵族和部众大致被离散成三部分：一部分在元廷供职和参加元朝的军队；一部分由于参加阿里不哥和海都等宗王之乱，散居于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流；还有一部分则早在1253年随旭烈兀远徙波斯一带。留居本土的斡亦刺惕人，逐渐从叶尼塞河上游向南部草原地带发展，有的向坤桂、扎布汗河流迁徙，有的越过阿尔泰山，游牧于哈喇额尔齐斯河一带。在这个时期，斡亦刺惕人军事型迁徙导致的文化涵化，呈现了斡亦刺惕人的伊斯兰化与突厥化的重大社会文化变迁。虽然斡亦刺惕早先就已经与突厥系部落穆斯林有联系，但我们还是可以认为，斡亦刺惕人实质性地接触信仰伊斯兰教，实际上是与当时斡亦刺惕人从军而发生的地缘上的变动有着密切关联。在蒙哥汗时期，不花贴木儿率领斡亦刺惕军，跟随旭烈兀远徙波斯一带。至合赞汗时，由于发生塔儿海叛乱事件，有些斡亦刺惕部众投奔叙利亚。之后因这些人的宗教信仰与当地伊斯兰教相悖，首领被杀，部众被迁徙至叙利亚沿海，死亡甚多。叙利亚人养其子，娶其女，战士被分配于诸军，后皆成为穆斯林。在阿里不哥和海都军队里也有诸多斡亦刺惕人，组织了“斡亦刺惕军”，而且3000斡亦刺惕军均溃败。海都反叛忽必烈时，也有许多斡亦刺惕军参加。随着阿里不哥和海都的败退，从军的斡亦刺惕部众，逐渐散居到伊儿汗国及察合台汗国乃至钦察汗国、巾占木儿汗国，并随着这些汗国的伊斯兰化大都变成了穆斯林。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不排除出于联姻、贸易等不同原因的迁徙者散居四汗国的事实。在元朝直接统治下的安西王阿难答和“依附于他的十五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这其中也难免有从军的斡亦刺惕人。由此，成吉思汗时正宗的斡亦刺惕人，大部分融合于异族而被突厥化或同化，部分后裔销声匿迹，直至明初。

　　二、卫拉特蒙古人的西迁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元末明初，瓦刺部群繁衍，势力渐强，人数增至四万户以上。卫拉特蒙古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由此进人了支系分化与文化调适、整合的时期。其长期迁徙分合的历史演进，导致其移居中国西北地区，呈现了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
元势力退居塞北后，大漠东西蒙古分成三个部分：东蒙古、瓦刺（明代卫拉特蒙古人）和兀良哈三卫。明初，脱欢统一瓦刺（当时瓦刺分为分别以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为首的三个部分）。脱欢之子也先时期，瓦刺势力达到全盛，在经济、商贸方面得以迅速发展，经济形态逐渐由半猎半牧向畜牧业为主的草原游牧经济过渡，随之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住房逐渐从用白桦树皮搭建的棚屋向以毛毡为壁的帐幕包房过渡，衣食住行无一不取于牲畜身上。宗教信仰方面进一步分化，藏传佛教依然盛行，部分部众信仰伊斯兰教。脱欢、也先父子时期，他们皆非常重视藏传佛教，不仅允许喇嘛在瓦刺地区主持宗教仪式，还派遣喇嘛作为瓦刺的使臣往返于瓦刺与明廷之间，仿效元、明朝廷，以藏传佛教喇嘛为国师。虽然如此，这时的藏传佛教仍然没有广泛深入到瓦刺民间部众中，并没有给萨满教的存在带来太大的威胁。同时，有些部众伊斯兰化或突厥化的现象显而易见。瓦刺部众中有一部分伊斯兰信徒，则是人所共知的。明代史籍把这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瓦刺人称为瓦刺回回。在瓦刺上层人物中广泛流传着伊斯兰教，他们当中不仅有皈依伊斯兰教者，也难免强行推广于其部众之中。
　　也先之后，东西蒙古分离，瓦刺迫于东蒙古的压力，逐步向西迁移。瓦刺诸部“各有分地”，“部自为长”，“分牧而居”。明末清初，各部经过发展、变化、战争与迁徙，并融合与吸收了周围突厥语系及东蒙古诸族的成分，最后归并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大部以及附牧于土尔扈特的辉特部。卫拉特人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政治势力强大起来，发展成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等汗国。天山北路由准噶尔部统辖。其首领巴图尔洪台吉召集东西蒙古王公会议制定了《卫拉特法典》，并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准噶尔社会经济的措施，抵抗外辱建立了准噶尔汗国。在之后的执政者策妄阿拉布坦时期，居民人口增长，并拥有了辽阔的牧场，进人了全盛时期。和硕特部在固始汗的率领下迁居青海后，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和硕特汗廷。据载，青海和硕特有21旗，其他部落8旗，共29旗，“按户口之多寡，以百五十户为一佐领，共佐领一百［十］四个半。”由此，青海至今成为卫拉特蒙古聚居区之一。以和鄂尔勒克为首的土尔扈特部联合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部众，远徙到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土尔扈特汗国。
　　不言而喻，在卫拉特蒙古人从西迁至建立三汗国的发展过程中，卫拉特蒙古地区在经济贸易、宗教信仰、社会组织、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发生了空前的社会文化变迁。卫拉特蒙古人西迁后，面临的内外形势及其本身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使其采取了系列措施，主要是卫拉特联盟建立丘尔干制度，加强丘尔干的作用和大力提倡藏传佛教。尤其重要的是土尔扈特的西迁与和硕特的南下，是经过协商的有组织的行动，是为了更妥善地解决他们面临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措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案。在噶班沙拉勃的《四卫拉特史》和佚名的《和鄂尔勒克史》中，都提到土龙年和鄂尔勒克率众西迁时，曾通知丘尔干并得到丘尔干的同意。1640年通过丘尔干制定了《卫拉特法典》，这对卫拉特各部落之间加强团结，巩固内部封建秩序，共同抵御外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推进了卫拉特社会的法制化进程，在卫拉特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婚姻家庭、道德规范等领域被长期有效地实施，对卫拉特蒙古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据托忒文文献，虽然藏传佛教早已渗透在卫拉特社会中，但在1616年，丘尔干上卫拉特诺颜们共同商议决定引进藏传佛教，并有卫拉特法规的肯定与保护，藏传佛教在卫拉特地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由此，大批卫拉特王公子弟皈依藏传佛教，后来涌现出了两个著名的藏传佛教高僧：咱雅班第达和阿比达（内济陀音）。咱雅班第达于1648年创制了托忒蒙古文。托忒蒙古文的创制本身是卫拉特蒙古文字史上的一次革新，它又对卫拉特蒙古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咱雅班第达使用托忒蒙古文翻译了一百七十余种用藏文撰写的宗教历史、天文历算、医学的著作等；卫拉特蒙古人也用其记载了诸多文献资料。同时，由于土尔扈特的西迁与和硕特的南下，准噶尔具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诸如巴图尔珲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等几代精英人物的大力提倡与推广下有了相当规模的农牧业封建领主经济，并与清朝政府、俄国建立了经贸交往，手工业、冶金业、呢绒纺织业和兵器制造等比较发达的行业被引人卫拉特地区。土尔扈特西迁与和硕特南下等部众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又使族群语言产生了相应的流动，促使卫拉特蒙古方言土语生成和发展，更是为卫拉特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中叶以后，国内卫拉特蒙古人地理分布大致形成了现在的居住于西北地区的格局。卫拉特蒙古人在国内的大规模迁徙至此结束。此后虽有零星局部的迁移（如肃北蒙古人），但基本上据此分布，形成了当今卫拉特蒙古人分布区域—青海、新疆、内蒙古阿拉善、甘肃肃北之内。在传承卫拉特蒙古本体文化的基础上，卫拉特蒙古人与当地各族人民相安而处，他们的生活、文化息息相关，最终形成了“藏化”、“汉化”、“满化”、“西域民族特色化”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

　　三、卫拉特蒙古支系的跨国迁徙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在国外，俄国十月革命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卫拉特蒙古人以生存型移民身份，跨居美国、法国、瑞典、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哈萨克斯斯坦等国家。这些卫拉特蒙古支系的跨国迁移导致了卫拉特蒙古后裔的多国归属现象，呈现了社会文化上同源异流的发展态势。
　　众所周知，17世纪初，以和鄂尔勒克为首的土尔扈特部联合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部众，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土尔扈特汗国。汗国在和鄂尔勒克祖孙三代时创业，在阿玉奇汗时兴盛发展到鼎盛时期，人丁兴旺。后于1771年，土尔扈特人在握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等人的带领下回归故里，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土尔扈特蒙古人万里迢迢回归祖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右岸余留下来的主要是和硕特人和杜尔伯特人，他们未能像左岸以土尔扈特人为主的同胞那样迁离伏尔加河。这部分卫拉特蒙古人就是如今跨居俄罗斯的“卡尔梅克人”的前身。
　　卡尔梅克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俄国政府在卡尔梅克地区推行俄语和俄文教育，卡尔梅克人青年一代开始学习使用俄语和俄文，逐步丢弃原有的生活习俗，尤其是宗教信仰的变迁最为剧烈。由于俄国政府的政策导向以及土尔扈特汗国内部出现内江情况，一部分卡尔梅克人迁徙居住到俄国城镇去，改信了东正教。随着卡尔梅克人接受东正教洗礼而迁居城镇，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卡尔梅克人与俄国人通婚并使用俄国人的名字，在俄国军队中服役等现象多了起来。卡尔梅克人开始从游牧经济领域进入俄国渔业经济领域，从事渔业工种。这些变化在《敦罗布喇什补充法规》中有相当多的反映，法规特别重视了宗教与民族教育方面的规定。作为《卫拉特法典》的补充，它的制定本身也说明了卡尔梅克人中发生了社会文化变迁的事实。
　　在1918-1920年俄国革命爆发的内战中，那些继续滞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卡尔梅克人出于其时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原因，其人员、财物和牲畜等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逃离其时的“苏联”，取道土耳其，分散到法国、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1944年秋天到1945年春，这些难民又逃往奥地利、德国和法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在德国东部和北部的卡尔梅克人便已逃往到了美军占领区。1945年2月至4月，一个相当成功的协作计划，使成百名卡尔梅克人从欧洲各国聚集到了豪琴佛的一个难民营。在这里，来自上述国家的20年代的老流亡者及其子孙同1944年从苏联来的新流亡者第一次相汇合。在随后的七年当中，这些卡尔梅克战争难民被迫住在慕尼黑和巴伐利亚其他地方的难民营。他们曾试图移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于巴拉圭和埃塞俄比亚的努力，都由于1940年美国颁布的种族法案而失败，因为他们被认为是非白种人。1951年7月，由于里德•菜米列夫妇上诉案的判例，当时的美国代理司法部长裁决卡尔梅克人可以成为美国人，终于结束了这些卡尔梅克人在欧洲的历程。从1951年由联邦德国到美国的卡尔梅克人算起，在之后的15年中，不断有卡尔梅克人从联邦德国、比利时和法国迁入美国。
　　卡尔梅克人在美国一落脚，就紧密地居住一方以防分散。费城原本聚集的居民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地理上的分散，但留在新泽西赫威尔镇的大部分人则至今继续紧密地居住在一起。随着卡尔梅克人中大学生和受过职业训练的人数量不断增加，其地域上的流动导致了新的散居现象。在随后的10年到15年间，有一部分人在洛衫矶、圣弗兰西斯克、华盛顿特区、纽约和芝加哥等地及其附近安家落户。他们分成三个团体，一个在费城，两个在新泽西。这反映了卡尔梅克人古老部落和地域划分的情况。他们定居美国后，尽可能地抵制外族文化的渗人并保持民族文化传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卡尔梅克人中有了诸多受高等教育者，在文化经济方面得到明显提高。但文化上的被涵化和丧失现象日趋明显，尤其是生长于美国的新一代卡尔梅克人，从生活方式、语言、思想观念、婚姻家庭等方面融人了美国社会与文化中。为了抵制和转变这种局面，1954 -1956年，费城的卡尔梅克文化保护社团首先为学龄儿童建立了卡尔梅克语学校。1974-1976年，在新泽西的赫布伦斯维克和赫威尔镇以及费城，也分别建立了这样的学校。有些学校由卡尔梅克蒙古研究会主办和管理，并且于1955年、1958年、1970年和1971年相继落成了卡尔梅克佛教堂四座。1977年1月22日，又落成了卡尔梅克—西藏佛教建筑综合体的新的佛教堂。1984年12月，费城的卡尔梅克人也建成了自己的佛教堂。农历的三个主要宗教节日（新年、春节、灵光节）之际，卡尔梅克人都在这些佛教堂举行庆祝活动。显然，卡尔梅克文化保护社团及卡尔梅克蒙古研究会，以社团的形式推动新一代卡尔梅克人民族认同的过程。
　　在以上难民迁人美国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卡尔梅克人自动联络，聚集到法国巴黎定居，至今中产阶级较多，生活优裕，文化素质较高。有一部分老人、妇女、儿童逃避战争而到北欧各地流浪避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逐渐聚集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现今生活在瑞典。瑞典对他们持优惠政策，之后他们的亲友也陆续迁人瑞典。知识分子占总人数的二分之一，文化素质较高。除了美国、法国、瑞典以外，居住在其他国家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国的部分卡尔梅克人也在第一次大战后，聚居一处生活，在经济文化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另外，随着原科布多地区政局的变化，科布多地区被划归蒙古人民共和国，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卫拉特蒙古部众遂成为跨居今蒙古国的居民了。

　　四、结语

　　纵观卫拉特蒙古人的国内外迁徙历程，我们看到，卫拉特蒙古人经历了长距离、长时间的迁徙旅程，成为政治型移民、军事型移民、生存型移民，生息于祖国西北地区并跨居国外。迁徙作为重要因素之一促使卫拉特蒙古人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中，形成了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法和价值观念，也就是其文化过程造就了其多元文化形态与国际跨文化特征，并推进了卫拉特蒙古人的社会进程，使其社会组织、阶级分化、社会分层、权力结构和国家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呈现了卫拉特蒙古后裔的多国归属现象，产生了在不同国度、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同源异流发展态势，造就了其社会属性。卫拉特蒙古人历经蒙•元及明、清朝代，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支系分化。我们根据有关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在卫拉特蒙古人的长期迁徙分合的历史演进中，卫拉特蒙古的发展过程“自成吉思汗将居住在八河流域的斡亦刺惕部众分为四个千户。这是四卫拉特名称的起源。这个四千户，即早期四卫拉特。从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对外战争开始，经过阿里不哥和海都的三十年战争以及北元时期的长期内讧而发生多次演变才组成了联盟。这个联盟经历了大四卫拉特、卫拉特汗国、小四卫拉特等三个阶段。”并由于其跨国迁徙而形成了支系跨国异流发展。可以说，后来的卫拉特蒙古人已经不是纯粹的所谓早期斡亦刺惕人了。通过与不同族群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自身具有的民族性与其所属国家社会文化的交互影响下，卫拉特蒙古人含纳了不同族群成分，社会文化得到了调适和整合，变成了一个极具文化整合力的群体。显然，卫拉特蒙古人的移民及其认同，对其社会文化变迁的发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般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是：“人是文化变迁的中介，一切文化的变迁都必须经过人的传达才能得以实现。”“尽管人的认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文化的变迁，但人类文化的很多因素也可以强制性地或在人们不自觉的情况下引起文化的变迁。……但不否认人的主动性，即人们的认同对于文化变迁的影响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我们从卫拉特蒙古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脉络中，不难看出，在卫拉特蒙古人迁移的不同时期，出现了诸多卫拉特精英群体，促进了卫拉特蒙古人对新社会环境的适应与对新文化因素的选择、认同与重构。不言而喻，不同时期的卫拉特蒙古移民的认同是多元的、多层次的认同，包括对自己群体文化的认同和对异群体文化的认同，可分为国家归属感、故里认同、族群或支系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笔者认为，就卫拉特蒙古人的社会文化变迁而言，上述各种认同，皆可以归结于文化认同体现的民族性。如，卫拉特蒙古人对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世系的认同，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发生“土尔扈特蒙古人万里迢迢回归祖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卫拉特蒙古支系依据古老部落和地域划分、居住国外的不同社区等情况，说明卫拉特蒙古移民的认同是复杂的。他们的认同，是借助自然传播形式（节日、传说、婚姻等）、认同教育形式（民族文化学校教育、法规约束等）与社团推动形式（佛教堂、卡尔梅克文化保护社团及卡尔梅克蒙古研究会）来完成的。
因而，若要进一步深人研究卫拉特蒙古人的社会文化变迁，应关注、研究其民族迁徙史，从移民与文化认同视角进行历史人类学的考察与再阐释，应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