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大学是新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这里不仅体细胞克隆技术达到国际前沿水平，同时还在蒙古学研究上有较高的国际地位，对蒙古文献和文物的收集整理工作更孜孜不倦地追求。在这些收藏中有蒙古文「四大名著」、《御制蒙文甘珠尔》经、元代巴斯八文圣旨金牌等鲜为人知的无价之宝。

　　今天，记者走近这些宝藏，揭去她神秘面纱，似乎回到那个横跨亚欧大陆金戈铁马的年代。

　　《甘珠尔》经：蒙古学「大百科全书」陈列在内蒙古大学图书馆的1720年北京木刻朱印本蒙古文《御制蒙文甘珠尔》经，全书共七大类108卷，约2000多万字，是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历来被蒙藏高僧、喇嘛视为珍宝，是国内除西藏布达拉宫外罕见的珍品。它包含哲学、医学、文化、艺术、天文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蒙文版的「大百科全书」。

　　据内蒙古大学蒙古学文献专家德力格尔介绍，「甘珠尔」意为佛祖释迦牟尼的全文集；「御制」是指皇帝亲令学者翻译。记者在新建的蒙古学古籍文献展阅室看到这108卷重要文献都被珍藏在特制的书柜中加以保护。

　　内大图书馆创办者伊锦文为了请到这部经卷，不辞劳苦，千里迢迢赶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反复给喇嘛做工作，才把《甘珠尔》经按照宗教仪式请回来。

　　在蒙古族历史上曾多次组织最多几百名学者翻译过《甘珠尔》经，其中有真金粉手抄本、彩色手抄本、木刻彩色版等多种类型。

　　近些年内蒙古大学正在进行《甘珠尔》经的数码化保护，数码化后的《甘珠尔》经将在互联网上提供三种检索形式，蒙古文、蒙古文拉丁转写和繁体汉文形式，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使用。

　　「四大名著」：在兼容并蓄中传承

　　「历史上蒙古民族就对语言文字产生崇拜，对一些重要文化经典都曾翻译成蒙古文，但蒙古族毕竟是游牧民族，在文化沉淀和保护方面做的还不好，能够很全面地收集到如此众多的蒙古文献是很不易的事情。」德力格尔介绍说。蒙古文「四大名著」版本包括：托忒蒙古文清代竹笔手抄本《西游记》、清代哈斯宝译着蒙古文手抄本《红楼梦》，清代毛笔写本《水浒传》、石印本《三国演义》。

　　清代哈斯宝译着蒙古文手抄本《红楼梦》是现代「红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据了解，译者哈斯宝不只单纯翻译《红楼梦》，而且还在每一章节后加有自己的评论，这对当今「红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托忒蒙古文清代竹笔手抄《西游记》，是由新疆的蒙古人翻译的。「托忒」是蒙古文的一种，「竹笔」就是用竹代笔，醮上墨书写而成的，其中插图色彩鲜?。提到《西游记》插图德力格尔笑笑说：「仔细看就能发现插图中有趣的破绽。唐僧本是唐朝人，但这部《西游记》插图中唐僧穿的是清朝的衣服，可见当时作画者完全根据自己意愿去配图的。」

　　蒙古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版本很多。很多英雄故事情节通过蒙古族说唱曲艺「乌力格尔」在蒙古族中广为流传。在这不能不提的就是蒙古民族仿效《三国演义》编写成了《清史演义》，这是一部讲述蒙古族战争故事的章回体小说。

　　《江格尔》：草原游牧民族史诗

　　众所周知，史诗具有反映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多元信息的特征，因为史诗所反映和表现的历史真实是由创造历史的人民的集体智慧加以过滤和艺术化的，是人民曾亲身经历、感受并认同的历史足迹。特别是没有文字前的历史，人民是通过神话、传说、史诗等形式记录和流传，作为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集体记忆而保留下来宝贵的文化遗产。「江格尔」一词，在蒙语中可理解为「主宰者」「征服者」，这个词来源于古波斯语「jahangur」，意为「世界主宰者」或「世界征服者」。史诗《江格尔》应该是在公元前二世纪冒顿单于时代或稍晚些时候所创造的口头作品，经历代代民间艺人润色加工的内容在原有的固定模式上加以完善和丰富，从而被世界公认是草原游牧民族奉献给人类文化宝库的厚礼。

　　在蒙古族专门有说唱「江格尔」的曲艺形式。传说蒙古族小孩从孩童时就听大人们演唱「江格尔」。神奇的是有时候小孩一觉醒来，就能拿起马头琴绘声绘色地演唱这部长篇史诗。

　　《蒙古秘史》：人类文化遗产

　　蒙古族文献史悠久，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到元朝建立前后，蒙古族经济得以空前发展。国内各民族以至欧亚各国之间加强了经济文化联系，《蒙古秘史》记载了蒙古民族五百多年盛衰成败的的生活场景、历史画面和人物性格，更是其它游牧民族所不可能具有的。

　　目前，《蒙古秘史》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名著。《蒙古秘史》是十三世纪时，以畏吾儿体蒙古文书写的，记载蒙古族古代历史的珍贵文献史料。其畏吾儿体蒙古文原文早已佚失，流传下来的只有明代以汉字音写蒙古语的《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从研究蒙古族历史文献学角度来讲，《蒙古秘史》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专门研究《蒙古秘史》的「蒙古秘史学」。

　　刻有神秘文字的圣旨金牌

　　在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珍藏着镇馆之宝─元代巴思八字蒙古文圣旨金牌（以下简称圣旨金牌）。因金牌两面因镌刻元代五行双勾体巴思八字而得名。虽经历700多年的风雨磨难，今日看起来依然光鲜亮丽。最令人费解的是金牌上面的文字有何寓意，很长一段时间留给人们太多想象的空间。

　　记者采访了原内蒙古大学副校长、蒙古学院教授包祥，就是他慧眼识真金，把如此宝贵的金牌保留下来。至于这块金牌，包祥教授认为它应该是元朝某位高官的「工作证」。

　　2000年，长期致力蒙古学研究的包祥教授初次见到金牌，就读出了金牌上面的巴思八文，他用音标标注蒙古文，并且用汉语进行了翻译：「靠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名号是神圣的。谁若不从，问罪，至死」。

　　一直困扰人们的神秘文字终于随着包祥教授的解释，变得明朗起来。最后包祥教授买下了金牌。同时，他义无返顾地把金牌捐赠给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

　　据了解有观点称，在元朝巴思八文是一种只有少数朝廷官员才能学习的文字，因此能认识并能流利朗读它的人极其有限。元朝最高行政机构正看到了巴思八文这种独有的特性，把它巧妙地应用在了军事保密方面。在当时，如果朝廷要向一支蒙古部队传递军事命令，那么就会让一个不懂蒙古文，但能流利朗读巴思八文的汉族官员，将写有巴思八文的调兵圣旨和金牌令带到那支军队驻地。汉族官员会在驻军最高统帅面前大声朗读写有巴思八文的调兵圣旨。蒙古族的驻军统帅很快就会明白圣旨的内容。但是即使这位汉族官员读完全部内容，他也不会明白调兵圣旨上的意思。这样一来，朝廷下达的军事命令在传递过程中就具有了相当高的保密性，这是一个令今天的军事学家们都惊叹不已的事情。　然而包祥教授对此提出了质疑，巴思八文并不神秘，它是忽必烈为了统一中国的文字特命帝师巴思八创立的，准备用它译写所有的文字。1271年，忽必烈为了推广巴思八文，发布诏书规定，大小官员限百日内学会，学好的官员可酌情升迁，学会的庶民可免去一生的差役，今后只许称「国字」不许叫巴思八文。在这种推广环境下，巴思八文并没有神秘可言，用于传递保密军事命令的说法，也就无从谈起了。而且，巴思八文今天也不神秘，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在「文革」前后，曾经把巴思八文作为学生的选修课，能读懂巴思八文的人并不在少数。

　　「元朝按锻造的质地不同把圣牌分金、银、铜、铁四种；形状也各不相同。」包祥教授说。最早发现的是银质金字长牌是1846年发现于俄国叶尼塞州米奴辛斯克，所以一般称为「米奴辛斯克」牌子，现收藏于俄罗斯远东国家博物馆。

　　上个世纪90年代，在内蒙古清水河县出土了一块极为珍贵的纯银质圣旨牌，现收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是国内发现的第一块银牌。这块银牌填补了国内长方形圣牌一直未发现的空白。蒙古学是研究蒙古民族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十三世纪蒙古族的振兴，使当时欧洲、亚洲的许多学者、传教士、商人与使臣记载了有关蒙古族的历史文化，留下珍贵的史料。十八世纪后半叶开始，德、法、英、俄及日本等国对蒙古族的历史、语言、文学及风俗习惯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蒙古学迅速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蒙古学专家还倡议建立了国际蒙古学学者协会，参加的会员遍布世界上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当记者将要结束内蒙古大学之行时，在蒙古学古籍文献展阅室偶遇德国著名蒙古学家夏嘉斯，他对记者说：「研究蒙古族历史是研究人类历史不可缺失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