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4年11月，本刊“蒙古学研究”栏目入选了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工程。对我们而言，这既是一种荣誉，是对本栏目过去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把它作为我们工作的新起点，力求在今后把本栏目办得更好。
    近年来，随着学科发展，蒙古学研究视野日渐拓宽，由原来的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等传统领域，逐步扩展到了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作为身处内蒙古自治区的学术刊物，继续办好“蒙古学研究”栏目，积极推进蒙古学研究，对我们来说责无旁贷。在这里，我们特邀我校几名专家、学者从语言、文学、历史和文化几方面就蒙古学研究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进行探讨。

蒙古语文研究概况及其展望

清格尔泰

    我国蒙古语文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搠思吉斡节儿的蒙古文文法《蒙文启蒙》（直译“心耳”），这是一部研究蒙古文正字法的著作。这部著作虽未能保存下来，但转述其内容并加以发挥的著作在各个时代都有涌现。西方学者系统研究蒙古语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1831年，日耳曼裔俄国学者施米特写了第一部《蒙古语语法》，后来他又编写了第一部《蒙德俄词典》（1835年）。此后在西方，在俄国、日本，先后出版了许多工具书和语法书。
    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蒙古语文研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947年在内蒙古军政大学（齐齐哈尔）建立了最早的由17名研究人员组成的蒙古语文研究室。1953年在呼和浩特成立了蒙古语文研究会。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牵头，成立了蒙古语族语言调查队。调查队员经过统一培训后，根据统一的调查大纲，统一的调查方法，分赴全国蒙古语族居民区进行了语言调查。1955年夏60余人分十几个组调查了三个月，1956年7月至年末70余人分十几个组调查了半年。这两次的调查，对了解语言、方言情况积累研究资料、培养研究人员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这两次调查的很多成员，也成了北京和各地方有关蒙古语文研究机构、大学教学科研队伍的骨干。
    随着我国文教事业的发展，蒙古语文研究也不断前进发展。学术刊物上，不断有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发表，有分量的专著也在不断出现。
    　　（一）现代蒙古语的研究
    现代蒙古语的研究是各教学和科研单位的一个重点。内蒙古大学编写的高校教材《现代蒙古语》（1964年）是第一部得到高度评价的此类书。其后出版的综合研究现代蒙古语的著作有：那顺巴雅尔等人的《现代蒙古语》（1982年），图力更等人的《现代蒙古语研究》（1988年）。其他不同篇幅、针对不同对象的语法书籍也出了十几部。在研究作为文学语言的现代蒙古语的同时，对蒙古族各方言土语的研究也在进行，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十几种。现代蒙古语工具书的编写也是广大读者迫切需要的，因而各种用途的工具书也出版了不少。其中主要的有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编的《汉蒙词典》（1964）（修订版，内蒙社科院蒙古语文研究所，1982），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的《蒙汉词典》（1977）（修订版1999），诺尔金、芒牧林等人的《蒙古语辞典》等。此外，斯钦朝克图的《蒙古语词根词典》、布林特古斯的《蒙古熟语大词典》也是众多各类词典中值得一提的。
    　　（二）蒙古语应用语言学的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提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课题。如：民族语文使用问题的研究，新词术语的创制与统一问题的研究，基础方言与标准音问题的研究，文字改进与改革问题的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研究等。这些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2004年11月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吸纳了迄今自治区内有关蒙古语文应用研究方面的已有成果，同时也提出了今后对蒙古语文的科学研究和规范化、标准化方面研究的要求。因此，从事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工作者，应根据自治区和蒙古族聚居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蒙古语文的学习、使用情况进行研究，为自治区和其他聚居区的蒙古语文工作的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提供理论根据和实践的指导。
    　　（三）在蒙古语文的研究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问题
    电子计算机的普及，计算语言学的发展，给蒙古语文研究提出挑战，同时，也创造了发展机遇。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都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以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为例，他们首先解决了把有关蒙古文的各种字母收进精密字库的问题，之后解决了录入文献的问题。把音标书写的《蒙古秘史》录入计算机后，为研究生们以《蒙古秘史》语言中的种种语法现象为题来撰写学位论文提供了方便条件。该所在建立百万字的数据库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五百万字的数据库；接着与北大方正合作又解决了多种语文的混合排版系统。该所的研究人员参加国际标准的蒙古文各种字母的编码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现在该所语音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机器翻译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今后在计算机技术与语言学结合方面大有可为。
    　　（四）蒙古语言文字历史的研究
    对蒙古文字历史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有包祥编著的《蒙古文字学》（1984年）和包力高编著的《蒙古文字简史》（1983）。专题研究八思巴字的著作有：照那斯图的《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1990），郝苏民翻译、补注的鲍培《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1986），呼格吉勒图编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2004）等。
    蒙古语文献研究方面，主要从语言文字学方面研究《蒙古秘史》的著作有：巴雅尔的三卷本《蒙古秘史》、亦邻真的复原本《元朝秘史》、双福的《“蒙古秘史”还原及研究》等。其他涉及到蒙古语文历史的还有：中古蒙古语研究、华夷译语研究，以及《白史》、《黄金史》、《阿勒坦汗传》、《蒙古源流》等著作的注释研究等多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内蒙古大学与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合作进行的契丹小字研究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受到了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并获199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其成果收进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契丹小字研究》中。
    蒙古语文历史的研究，虽已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是还存在许多空白。如我们还没有蒙古语文发展历史上重要时期的断代语法，如比较全面地反映《元朝秘史》成书时期、明末清初时期、尹湛纳希时期语言面貌的著作，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在蒙古语文历史的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
    　　（五）蒙古语族与阿尔泰语系的研究
    从深化蒙古语研究及我国学术界的分工合作的需要看，蒙古语族与阿尔泰语系的研究，都应是蒙古语文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蒙古语族语言调查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出版了我国蒙古语族各个语言的简志，包括蒙古语、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东部裕固语、保安语等，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组成部分这项工作填补了我国蒙古语族研究的空白。1980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的教师们和研究生班的学员分成七个研究组分赴蒙古语族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之后，首先油印了各组的调查报告，以此为主要资料，撰写了毕业论文。后来在这些报告的基础上每个调查组编写了三本书（语法、词汇、长篇语）。
    2004年8月由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与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共同举办了中国民族语言学会阿尔泰分会的成立大会。大会决定分会的组织机构设在内蒙古大学，选举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呼格吉勒图教授为分会会长。2005年2月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举行了由10本专著组成的第一批《阿尔泰学丛书》首发式。这套丛书是由呼格吉勒图和双龙主编，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阿尔泰语系研究工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蒙古文学学科建设之己见

格日勒图

    人们从传统认识出发，将蒙古文学、蒙古语言和蒙古历史研究统称为蒙古学。蒙古文学研究涉及到整个民族文学的方方面面，其学科学术建设内容极其广泛。在国外，自19世纪中下叶开始首先从俄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学者对蒙古文学学术研究尤其对蒙古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引起浓厚的兴趣，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在国内，蒙古文学的研究历经元明清3代到20世纪上半叶已有七八个世纪的发展进程，无论蒙古族母语文学研究还是非母语（汉、藏语）文学研究，都有过辉煌的历史积储和学业成就。
    随着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成立发展、内蒙古自治区高等教育事业的前进和国内几所民族院校的建立，蒙古文学研究和蒙古文学学科学术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研究成果的增多，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就内蒙古自治区而言，正在形成一支以高学历、高专业职务、高信誉的专业人才为核心的蒙古文学理论研究队伍，在民族文学史、民族文艺学和民族民间文学三个支撑点上，从多方位、多层次、多视角开展卓有成效的学科学术建设工作。现在离自治区成立60周年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为了迎接这一盛大节日，我们蒙古文学理论界如何加快步伐，在理论研究的深入、学术水准的提高、学术品位的加强方面纵深发展，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要把努力做出高水平、高质量、高品位的学术科研成果，作为我们新世纪蒙古文学界的历史重任来完成。
    民族文学史的建设，历来是重中之重，是整个蒙古文学学科学术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文学事业普及和发展的保障，对国内各高校相关专业课程建设起着关键作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学者编写出版了涵盖蒙古族古、近、现、当代整个文学进程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史著作和教材，既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既有研究性的，也有资料性的，成为我们蒙古文学界一大亮点。
    民族文艺学的建设，旨在探索一个富具个性的共同理论的建设问题。无论从广义上去理解还是从狭义上去理解，文艺学作为理论指导性学科对文学研究始终起着统帅作用。民族文艺学的建设应是民族文学研究的核心环节，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和本民族文学实践的结合点上去建设，在共性中存在，在个性中发展，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探索蒙古文学的发展规律，努力铸造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的诗学思想与理论个体。以往我们在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和蒙古文论、诗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编写出版了一些较好的著作。
    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在蒙古族文学学术研究领域中一向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审美志趣高，研究队伍强大，是一门潜力很大的持续发展学科。我们编写出版的民族民间文学方面的综合研究著作和个案研究著作相当可观。口头文学和民族艺术的文化寻根、审美形态的探讨，以及不同体裁民间文学的分类研究，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研究，急需我们深入展开。
    发现和肯定蒙古文学界整体实力和特色研究，是我们成功前进的现实基础和有利条件。我想，蒙古诗学研究、蒙古文论研究、蒙古史诗研究和蒙古文献研究，算是我们的强项，或者说是我们的特色研究学科领域。经过创作实践的总结和理论认识的升华，巴·布林贝赫教授相继撰写出版《心声寻觅者的札记》、《蒙古诗歌美学论纲》、《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直觉的诗学》等研究著作，在传统与现代、借鉴与创新、实践与理论的结合点上开创了一条蒙古诗歌诗学理论之先河，为世人所注目，而这一领域已形成老中青三代学者合力攻坚的喜人态势。挖掘与研究蒙古族文学理论遗产工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门新兴前沿学科，经过30余年的艰苦创业，内蒙古大学的学者们拓宽蒙古学研究领域，撰写出版蒙古文论研究著作和搜集评注文论史料，并得到其他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学者们鼎力相助，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它为促使民族文艺学的建设与发展作了积极贡献。蒙古史诗研究蔚为大观，尤以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的研究见长。目前，各种层次学术会议的陆续召开，搜集出版史诗作品的专门机构的设立，以及从多维视角较为系统全面研究的理论著作的陆续面世，使蒙古史诗研究更趋理论化和学术化。中央民族大学的学者们多年从事蒙古古代文学和文学文献学研究，编写出版了《蒙古古代文学研究》、《蒙古古典文学研究新论》等系列论文集和专著《蒙古文文献研究》，推进了蒙古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专家们在资料建设和资料研究上也相继上阵，做了很多工作。在日本、德国等地的蒙古族籍年轻学子们辑录、评注、翻译介绍蒙古族历代文献资料，获得重大成果。
    当然，我们在秘史学、江格尔学、格斯尔学、尹湛纳希学，当代作家研究、蒙古文学比较研究、非母语（即蒙古籍文人汉文和藏文）文学研究、蒙古族族群文学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不少成绩，但相比之下还有完善和深入的必要，坚持加强此类专题研究，对整个蒙古文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和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认识论是指导我们取得成绩的理论武器，忠实于历史事实，从民族文学实际出发，展示文学作品的文化内蕴和社会价值是现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论多元化的今日，我们也应当适宜接受符合蒙古文学学科本身的新兴研究方法，使蒙古文学研究更加深入、持久地向前发展。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蒙古史研究刍议

薄音湖

    关于我国蒙古史研究的状况及发展问题，仅就近年而言，已有若干文章或会议涉及。例如罗贤佑先生《20世纪中国蒙古史研究述略》（《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从汉文史料利用、域外史料翻译、民族史料挖掘整理、蒙古史研究论著、研究方法等方面，详细评介了上一个世纪的研究情况，所论皆中肯綮，堪称百年总结之佳作；2001年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召开“蒙古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众多学者就此问题发表了精到的见解，对于蒙古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兹文所论，不过集诸贤高见，略申个人体会而已。
    成吉思汗崛起朔漠，扬威中亚，建立大蒙古国，其子孙开创空前大一统的元王朝，铁骑征服亚欧，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影响甚巨，所以蒙古史研究自始即以蒙元史为重点。自明永乐中胡粹中纂《元史续编》，中经清乾嘉间钱大昕撰《元史稿》，迄民国初柯绍mín＠①、屠寄编《新元史》、《蒙兀儿史记》，数百年间的研究基本上以汉文史料“重修元史”为要归，其中惟清末洪钧《元史译文证补》首次利用国人未知的域外史料，为蒙元史研究开辟一新大陆，有其独特贡献。20世纪初新史学兴起，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诸先生继承乾嘉学风，吸收西方科学方法，以精深的论著开辟了蒙元史研究新纪元。嗣后负笈海外归来的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姚从吾诸先生以丰富的语言能力和审音勘同之学用于开创性研究，将蒙元史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新中国建立后50余年间，在老一辈学者的精心培养下，涌现了一批蒙元史专家，以年齿计约为三代，他们以持续不断的努力，在专题研究、史料整理、综合论述诸方面均取得了优异的成就，远逾前代，特别是近20余年可谓蒙元史研究的黄金时代。“移植”到台湾的蒙元史研究，以姚从吾先生为首，在这50余间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详情可参看萧启庆先生的《近五年来海峡两岸元史研究的回顾（1992～1996）》一文（载萧氏《元朝史新论》，台北1999年）。
    明清及近现代蒙古史研究的开展，远远晚于蒙元史研究。若以重要文章论，约以民国时期陈寅恪先生对《蒙古源流》的研究，韩儒林先生对《蒙古世系谱》的研究开其端。对这段时期蒙古史的广泛研究，主要是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近20多年才开始的，但成就斐然，其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论著的数量和质量，远非昔日可比。究其原因，或可有二：一是开始重视蒙古族在明代以降特别是清及近现代的发展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二是蒙元史领域耕耘已久，而其后的蒙古史研究空白尚多，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后者进行研究。这一阶段蒙古史研究的突出成就，以管见所及，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重视民族文字和域外文字材料，数量众多的蒙、满、藏文史书和档案材料得到整理和利用，注意外文材料的阅读和翻译，从而在钩汲史实、纠正谬误方面有不少重大突破；视野广阔，既研究政治史，更从经济、社会、地域、文化等角度进行研究，且方兴未艾，例如数量可观的蒙地汉族移民及其影响的论著的发表、出版，即是证明；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对历史的看法愈趋客观、公允，更好地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
    新世纪伊始，我们如何继续前进，为此罗贤佑先生的文章提出了四条设想：一是继续深入系统地发掘、整理、研究、利用蒙古史史料，包括蒙古文文献、域外史料及外国学者重要论著的译介，以及与蒙古史相关的新资料；二是加强薄弱环节，开拓新的领域，例如将蒙古历史的发展进行纵侧面分类，确立专题，就某一方面做综合性研究，又如在实证性研究的同时，进行关于游牧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等；三是改进与更新研究方法，在坚持历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同时，掌握多种语言以提高利用第一手资料的能力，吸收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及部分地引入社会统计学、模糊数学等方法；四是更广泛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罗先生的设想很全面，笔者十分赞同，不过愚以为尚有数点应引以为戒的问题需要提及。
    首先是加强理论修养。应当承认，有些学者在搜集资料、史实考证方面功力很深，成绩卓然，但将其成果放入广阔的历史中加以进一步说明时，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或者言不及义，或者牵强附会。所以必须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特别是关于游牧社会的理论。例如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56年前魏特夫和冯家升提出“征服王朝”与“渗透王朝”理论及进一步论证“文化涵化”之后，日本学界对此有过热烈的讨论，相关论著层出不穷，但我们至今尚无结合具体历史研究的有效回应。如果说20多年前我们曾回避这一问题的话，那么今天应该改变这一状况，因为它是研究游牧民族和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关系必然要触及的问题。涉及到理论修养的方面很多，这只是举例而已。
    其次是开阔视野，兼容并包。包括蒙古史在内的历史学涉及面极广，各个方面都有其重要性，任何个人不可能处处专精，“包打天下”。所以要相信“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人有各人的优势，在具体的研究上切防画地为牢，甚或以己之长击人之短；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上切莫摆出“非我莫属”的架势，甚或以为此类研究为优，彼类研究为劣。应有宽容协调的精神，发挥团队力量，共同取长补短，集体的努力毕竟比一己之力能够获得更丰硕的成果。
    第三是坚持优良的学风。虽为老生常谈，在浮躁之风日炽的今天尤需时时谈起。科研是在前人基础上前进，尊重前人毋庸置疑，万不可以一得之见而诋毁前人；同时不拘于前人成说，订讹规过，但目的只是“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钱大昕语）。等而下之者，是贪前人之功为己功，某些发明前人早已言及，却从不注出，即使注出也是遮遮掩掩，不肯充分承认，行如盗窃，尤为科研大忌。至于“炒冷饭”，制造毫无新见解的学术垃圾，就更不足为训了。
    附带提一点，学问无国界，需要放眼世界，日本相关学者始终是我国蒙古史研究的竞争对手与合作同仁，近有吉田顺一先生《蒙古研究的过去和将来》一文（《东北亚研究》第7号，2004年），介绍了近年来日本蒙古史研究的动向和若干热点问题，并加以评论，很值得一读。
    相信在新的世纪里，我国的蒙古史研究必将以勃发的英姿，更迅猛地前进。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纪之交的中国蒙古族文化研究

呼日勒沙

    蒙古族文化研究是中国蒙古学的新兴学科领域。我国的蒙古文化研究比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十多年的学科建设和研究，目前已初具规模。
    　　　　一、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圈角度的蒙古族文化研究
    文化圈的理论是威廉·施密特（Wilhelm Schimide）等学者创立的。威廉·施密特把人类社会发展区域分为原始、初级、二级、三级等四个阶段，其中初级阶段里包括畜牧阶段，也称为家长制游牧部落文化圈，其中包括了乌拉尔、阿尔泰等部落（夏建中、1997年）。他肯定了包括蒙古族在内的乌拉尔、阿尔泰等游牧部落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游牧文化圈是世界五大文化圈之一，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蒙古大帝国等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史继忠、2002年）。
    孟驰北的《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1999年）一书把人类历史中出现的文化分为6种文化形态，牧业文化是其中的一种形态，称其为草原文化。他把草原文化放到全人类文化的大环境中，同其他文化形态进行比较研究。这是把蒙古文化置于草原文化圈中，从人类文化的宏观视野进行研究的初次探索。
    刑莉、易华所著《草原文化》（1998年）一书中称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草原游牧民族创造、继承、传播和发展了草原文化。晓克研究员称“草原文化在经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元、满清、现当代几个高峰期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文化的长期碰撞、交流、融合后，今天已经演变成为以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2004年）。乌恩研究员称蒙古民族是北方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2004年）。《草原文化》（赵芳志、1997年）、《游牧文化》（刑莉、1995年）、《游牧文明史论》（李尔只斤·吉尔格勒、2002年）等著作中比较全面论述了蒙古族传统游牧文化特征。
    2004年7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草原文化研究工程》（04@ZH006）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大型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项目设立并启动，这标志着草原文化研究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作为《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子项目《蒙古族文化研究》、《草原文化史论》、《草原文化区域分布研究》等11项子项目正在继续研究中。
    　　　　二、蒙古族文化整体研究与专题研究
    从文化的整体性质出发，把蒙古民族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和有机整体来进行的研究逐步深入。乌云巴图、格根高娃的合著《蒙古族传统文化研究》（2001年）中详细论述了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渊源、基本要素、价值体系、文化变迁发展、基本精神、文化特征、文化的生态功能等。《蒙古族文化》（蔡志纯等、1993年）、《蒙古族文化史》（马世雯、2000年）等专著是蒙古族文化整体研究的力作。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蒙古文化研究丛书》之《宗教（上、下）》（宝力高、2003年）、《星相、历法》（厄鲁特·辉特·松迪、2003年）、《风俗（上）》（呼日勒沙等、2003年）等一套丛书是比较系统的研究蒙古族文化的巨大工程。
    选择民族文化的某个文化丛进行专题研究日趋增多。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在国内出版了不少蒙古文化丛书之专题著作。辽宁民族出版社在1997年开始出版的《蒙古文化丛书》之《蒙古族服饰文化》（普日莱桑布、1997年）、《蒙古族饮食文化》（散普拉敖日布、1997年）、《蒙古族科技文化》（胡格吉夫、乌云仓、1997年）等专著都论述了蒙古族文化的特定专题。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自1998年开始出版的《蒙古文化小丛书》之《多维视野中的蒙古文化》（塔·额尔敦陶克套呼、1999年）、《蒙古文印刷文化》（乌云高娃、1998年）、《蒙古语方言与蒙古文化》（白音门德、1999年）等10多种书从蒙古族文化丛中选题，介绍了蒙古族传统文化，探讨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现象。
    蒙古族学者和文化爱好者出版了《蒙古人与马：蒙古族马文化大全》（芒莱、旺其格、2002年）、《蒙古族游牧文化溯源》（扎格尔等、2001年）、《蒙古族丧葬文化》（胡尔查毕力格、2002年）、《蒙古包文化》（1996年）、《游牧经济与蒙古文化》（吴·阿克泰等、1997年）、《蒙古文化专题研究》（嘎尔迪、2004年）等20余种专著。这些著作挖掘蒙古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有些出版社组织编撰的蒙古文化丛书选题缺乏系统性。有一些专著只论述蒙古文化的物质文化的表面层，缺乏论述蒙古族文化的深层次——精神文化。
    蒙古民族文化专科词典、辞典陆续编撰出版。《蒙达汉亲属称谓词词典》（拿木四来、1988年）、《青色的灯盏·蒙古族习俗辞典》（巴·旺吉乐、1990年）、《蒙古族传统文化图鉴》（哈斯巴特尔、2002年）等词典、辞典比较系统地解释了蒙古民俗事象术语，达到了一定的实用性和深度。佛教文化研究方面出版了蒙藏对照大型辞书《明慧宝mán＠②》（拉西色楞、1998年）、蒙、满、汉、梵、藏对照大型辞书《明慧宝镜》（拉喜色楞、1998年）、《蒙古文〈甘珠尔〉佛象大全》（拉喜色楞、2002年）。大型专科辞典《蒙古族民俗百科全书·经济卷》、《蒙古族民俗百科全书·精神卷》具有实用性、系统性、完备性。
    　　　　三、蒙古族地域文化研究
    蒙古族由于分散在不同的地域环境里生活，因此民族文化既具有共同性，同时也有地域的特殊性。地域文化研究方面著作主要有《科尔沁文化研究丛书》之《科尔沁萨满教研究》（呼日勒沙等、1998年）、《科尔沁民歌人物传说与传》（呼日勒沙等、1999年）、《科尔沁蒙古史略》（胡日查等、2001年）、《科尔沁民俗文化研究》（呼日勒沙等、2003年）、《科尔沁土语与地域文化研究》（特图克等、2001年）等著作，《察哈尔文化研究丛书》之《察哈尔格什罗桑楚勒图木》（敖其、1996年），《卫拉特蒙古文化丛书》之《阿拉善的喀尔喀民歌研究》（达·巴图、2004年）、《西北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系列》之《卫拉特—西蒙古文化变迁》（文化、2002年）等。
    蒙古族地域文化民俗志文献整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先后出版了《科尔沁风俗志》（呼日乐巴特、乌仁其木格，1988年）、《鄂尔多斯风俗志》（萨·那日松、1989年）、《阿拉善风俗志》（松儒布、斯钦毕力格、1989年）、《上蒙古风俗志》（萨仁格日勒、1990年）、《卫拉特风俗志》（纳·巴生、1990年）、《苏尼特风俗志》（达·查干1991年）、《乌珠穆沁风俗志》（富荣嘎，拉·阿木尔门德、1992年）、《巴林风俗志》（纳·宝音贺喜格、1994年）、《鄂尔多斯风俗鉴》（拿木吉乐道尔吉、1992年）、《蒙古贞风俗》（马文学、吴金宝、1993年）等地域民俗志。《科尔沁文化丛书》之《科尔沁曲艺》（叁布拉诺日布、2003年）等书出版。地域民间文学的收集方面，出版了《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郝苏民、1986年）、《科尔沁民歌（上、下）》（斯琴高娃等、1987年）、《乌珠穆沁民间文化荟萃》（乌·达木林、2004年）等。地域文学史方面出版了《科尔沁文学概要》（巴·苏和等、1993年）、《卫拉特蒙古古代文学概要》（丹碧、1999年）等专著。地域宗教文化方面出版了《哲里木寺院》（呼日勒沙、1993年）、《昭乌达寺院》（嘎拉增等、1994年）、《乌兰察布寺院》（满都麦等、1998年）、《鄂托克寺庙》（阿日宾巴雅尔等、1998年）、《锡林郭勒寺院》（那·布和哈达、1999年）、《鄂尔多斯寺院》（萨·那日松等、2000年）等专著。
    在新世纪，我们应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视野出发，运用田野调查、比较研究等方法，研究内蒙古及北方民族文化现象，探讨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交流演变的规律；把蒙古族文化置于汉、满、藏及北方诸民族文化关系之中进行多方位的综合研究，揭示其内在联系；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建设和发展。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文下心
    ＠②原字上髟下曼

【作者简介】清格尔泰，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格日勒图，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薄音湖，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呼日勒沙，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