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日本风间书屋出版了吉田顺一教授等7人撰《阿勒坦汗传译注》,令蒙古史学界瞩目,成为这一古典名著的最新研究成果。
    众所熟知,1958年在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王府家庙内发现了蒙古文抄本《阿勒坦汗传》,此后20多年间抄本深藏于图书馆中,虽然有人做过介绍,但大多数人只知其名,罕睹其面。1984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珠荣嘎先生将《阿勒坦汗传》全文分为393节,加以校勘注释,并附原抄本的影印件,在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从此人们得见这一珍贵抄本的真面目。《阿勒坦汗传》以其对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的翔实准确记载,被视为足以与《元朝秘史》、《黄金史》、《蒙古源流》三部经典名著相媲美的蒙文古典名著,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日本九州大学森川哲雄教授的《阿勒坦汗传研究》,以拉丁文音写、日译、注释的形式,在珠荣嘎先生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于1987年在九州大学印行。1991年,珠荣嘎先生的汉译注释及校勘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增加了更为丰富的研究内容,有力地扩大了抄本的影响。与此同时,国内外从各种角度撰写的研究论文也不断发表出来。
    但是,对这部以诗文形式撰写的、内容极为丰富、阅读难度相当大的名著,仍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有鉴于此,吉田教授决定继续进行更新的研究,诚如他在译注本前言中所说:“在珠荣嘎和森川的成果基础上,将研究推进一步,再出版一种译注本,不一定是叠床架屋之事。”这样,从90年代初起,吉田教授同他的合作者们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一丝不苟地进行新的一轮研究,到1998年完成了《阿勒坦汗传译注》这部凝聚了最新成果的力作。
    《阿勒坦汗传译注》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详备的著作,大32开本,共计12+663页,包括前言、拉丁文音写、日译、注释,并附索引(蒙古语索引,人名、地名、集团名索引,佛教用语索引)、《阿勒坦汗传》年表、世系表、参考地图和图版、参考文献、本书与珠荣嘎和森川所出的分节对照表,以及十分清晰的《阿勒坦汗传》抄本全文影印件。
    限于篇幅,不可能对这部鸿篇巨制作详尽的述评,只能谈谈拜读之后的几点感想,亦即本书的几个特点。
    第一,充分吸收了以往的研究成果。据书末所附“参考文献一览表”,征引各种文字的史料、专著、辞书、论文多达300余种,举凡与《阿勒坦汗传》相关的材料,几乎纤细无遗。利用材料如此丰富,至今无出其右者。一方面反映了作者的渊博学识,所以能够眼界开扩,收罗宏富;另一方面表现了优良的学风,创新必立足于前人大量研究的基础上,不掠美,亦不盲从,从而能够集众人之说,成自家体系。“一览表”所列丰富材料,对于蒙古史研究者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因为每个人不一定对所有的相关材料都很熟悉,特别是限于自己不懂的文字材料甚或所知极少,那么“一览表”可成为扩大知识面的工具。
    第二,解决了许多新问题。正因为作者有广博的学识,又利用了丰富的前人成果,所以对这部艰深难读的古典作品,提出了很多精彩的见解。例如关于阿勒坦汗的生母博同哈屯(ｂｏ ｄｕｎｑａｔｕｎ),根据《蒙古源流》的记载,达延汗次子乌鲁斯博罗特被右翼封建主杀害时,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等及妻博同哈屯、子衮必里克、阿勒坦都住在蒙古勒津的火筛塔布囊处,又据《夷俗记》所载蒙古人的习俗:“既婚后,婿在妇家必俟产育男女,始归,”由此推断巴尔斯博罗特很可能是火筛的女婿,也就是说阿勒坦汗的生母博同哈屯很可能是火筛的女儿(第27节注④)。这个分析十分合理,对于日后阿勒坦汗统治蒙古勒津部等史实提供了可资进一步探索的根据。又如ｊｎｇｇｅｎ,源于汉语“中宫”(皇后居处,用以指皇后,清译为“钟金”)。本书作者根据多种辞书、蒙文和突厥文材料,以及元代译例,认为不可简单地这样去看,ｊｎｇｇｅ的实际意思是“献上品”(第96节注④)。因为著名的阿勒坦汗之妾三娘子又称“钟金哈屯”,所以对ｊｎｇｇｅ和ｊｎｇｇｅｎ再作仔细的探讨,不仅使语言方面的研究得以深入,也有助于澄清一些重要的史实。还有三娘子的本名究竟应当怎样读的问题,由于古蒙文没有识点,所以读者容易引起歧异。(俄)符拉基米尔佐夫读作ｎｏｙａｎˇｃｕ,认为可能源于汉语“娘子”;森川先生亦读作ｎｏｙａｎˇｃｕ(按清译《蒙古源流》卷七译作“诺延”,漏译ˇｃｕ);珠荣嘎先生译作“乌讷楚”(櫣ｎｅˇｃｕ)。本书作者认为不存在櫣ｎｅˇｃｕ这样的蒙古词语,而ｎｏｙａｎˇｃｕ似乎不是女性的名字,所以正确的读音应当是ｕｙａｎˇｃｕ。这对于三娘子的名字的研究很有意义。诸如此类的新见解非常多,这里不遑一一列举。总之,处处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反映了作者的深厚功力。
    《阿勒坦汗传》重点叙述了阿勒坦汗及其后继者接受藏传佛教的情况,在叙述中使用了大量的佛教用语,这些用语给阅读和理解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作者一一指出这些用语的藏语乃至梵语的原型,并做出了详细准确的解释,书末还附有丰富的佛教用语索引,将蒙古佛教词语译为简明的日语以相对照。这些工作得力于作者深厚的佛学和语言学基础,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从而成为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
    第三,对《阿勒坦汗传》原文的拉丁文音写。译注者们对《阿拉坦汗传》原文的拉丁文音写所努力的目标,不仅仅是将其原文逐句逐字音写,并以最大的精确音写出原畏吾体蒙文字母的每一个符号,而且尤为重要的是着重于用不同的符号再现其原型、形态及其发音。我们通读日本学者们的拉丁文转写后深深感到他们的努力和精确之惊人之处。
    通读原文音写后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译注者们鉴于畏吾体蒙文同一个字母存在着不同读音的事实,严格遵循了蒙古语前后元音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的基本规律。其次,基本遵循了国际蒙古学家们所利用过的基本方法和所示的音标符号。再次,音写过程中根据《阿拉坦汗传》原文书写特点及实际情况而增加的新识别符号,不仅是一个创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基本上正确反映了原文的形态学特点乃至13世纪以来蒙古书面语的基本书写特点。
    应该指出的是,《阿勒坦汗传》原文虽然不属于13世纪纯畏吾体蒙文书写形式,但它保留了大量的畏吾体蒙文书写特点。译注者们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特点,并准确掌握了其特点及其92书写规则。我们看到,音写者将　　　　　　　　　　　　　　(影印件第14ａ面)这一句的　　　这一人名音写时没有将它音写成ａｊａｉ,而音写成为ａｊｅｉ。看来,这不仅是极为准确的音写,而且也反映了音写者对畏吾体古蒙古文书写规则的深刻理解。在畏吾体蒙古文中,ａ表示ａ和ｅ,与现在的蒙文不同。在畏吾体蒙古文的早期阶段,ａ和ｅ在词首中都可以写成ａａ,而ｅ也有ｔｉｔｉｍ。这类情况最多见的是13世纪大蒙古国时期伊儿汗的信件中。然而到了17世纪时这类情况就不多见了,但不能说没有了。日本学者们在《阿勒坦汗传》中已经发现类似情况的存在,即将词首的ｅ,书写成为ａａ,并以ａ符号表示了冠有ｔｉｔｉｍ的ｅ字。这种情况,虽然在《阿勒坦汗传》原文中极少见,但它能够说明了到了17世纪时这一书写传统还没有完全消失。
    另外,在古代蒙古语中存在ｇ辅音的弱化现象,即ｇ→γ的变化,而且以ｋ写成ｈ也不少。音写者们遵循了在古代蒙古语的刚音词中,写ｈ辅音的主要功能是由ｑ执行,而在柔音词中的ｈ主要是以ｋ来记写的基本原则,基本上准确无误地音写了古蒙古语中的ｑ字的准确读音。还有在畏吾体古蒙文中,ｑ字虽然也可以加两个识点,但是不是用来表示γ的。古蒙古文中,两个识点只是为了从一连串ａ中标出ｑ,而ｑ加两个识点不是必须读γ。音写者们用¨ｑ、¨γ、γ、ｑ等符号来表示了其形态和读音。
    还需要指出的是,音写者们为了指明原文中的误字、脱字、衍字的可能性,采用了一系列记号、符号和标示等。看来,这些细心的工作,对《阿勒坦汗传》这样一部天下孤本而言更不会是多余的。我们通读其原文音写时,只要看一眼音写者们用心写出的“凡例”,就对其原文的书写特点便会一目了然。音写者们的这些认真而科学的音写方法,可以说是对古代蒙文文献进行科学音写的一次大胆的尝识和创造。此外音写部分中用方括号表示的注释也是很重要的。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畏吾体蒙文中以ｏ字记写的ｏ、ｕ、 、櫣4个元音的实际音值的区分,对理解畏吾体蒙古文的书写规则有直接关系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难点。对此,无论说母语的蒙古族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曾遇到过困难,然而日本蒙古学者(指音写者)对此进行了大胆地分辨,同时也作出了惊人的成绩。
    第四,如前所述,《阿勒坦汗传译注》的重点是拉丁文音写、日译、注释,同时有多种附录,因此是体例十分完备的作品。一册在手,便能掌握所有的相关材料和研究情况,的确使人感到功德无量。
    还应当提及的是各位作者。吉田顺一教授是著名的蒙古史专家,著述丰富,造诣深厚,以他为核心聚集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年轻学者,形成了一个大有作为的研究集体,为国际蒙古史学界所瞩目。这些年轻学者都掌握西方语言,东方语言则各有侧重,柳泽明先生精通汉、满文,石滨裕美子女士精通藏文,井上治、永井匠、冈洋树先生精通蒙文,在蒙古史领域内耕耘多年,都取得了丰厚的收获。《阿勒坦汗传译注》则是以吉田教授为首的这一研究集体的共同辛劳的结晶。他们还放眼国外,特别是从中国请去了著名的蒙古文学专家贺希格陶克陶教授,为译注的完成出力孔多。在祝贺《阿勒坦汗传译注》问世的同时,他们这种紧密合作,发挥各自专长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也给我们以许多启迪。
    《阿勒坦汗传》以其内容的丰富、重要,已引起国际蒙古史学界的广泛关注。《阿勒坦汗传译注》是这一研究的又一里程碑式的力作,我们期待着,以这个里程碑为新的起始,《阿勒坦汗传》研究将会获得更迅速而深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