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国内关于《蒙古秘史》的研究状况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7-02-08  作者:乌云高娃
0

    《蒙古秘史》是13世纪时,以畏吾儿体蒙古文书写的,记载蒙古族古代历史的珍贵文献史料,原名为《忙豁·仑·纽察·脱察安》(蒙古的秘史之意)。明洪武十五(1382)年始,译成汉文,改名为《元朝秘史》。今其畏吾儿体蒙古文原文早已佚失,流传下来的只有明代以汉字音写蒙古语的《元朝秘史》。 
     国内学者研究《蒙古秘史》,已有悠久的历史。学术界也有人认为《蒙古秘史》研究始于明朝。白·特木尔巴根就曾在《明代史乘著录〈元朝秘史〉考略》(《内蒙古师大学报》, 1990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了我国学者对《元朝秘史》的研究不是始于清代,其时间上限应推至明洪武年间。认为明代学者开创了《元朝秘史》研究的先河。明代,将《元朝秘史》十二卷本录入黄虞稷所撰《千顷堂书目》。明永乐年间,并将十五卷本《元朝秘史》编入《永乐大典》(此版本迄今不见)。另外,明朝翰林院编修,对畏吾儿体蒙古文《蒙古秘史》进行了汉字音译,并附录了汉译(分为旁译和总译)部分。清代学者,对《元朝秘史》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出现了《蒙古秘史》诸多抄本。自十二卷本版本产生了顾广圻的《元朝秘史》(1805年)校勘本(被称为顾校本)。自顾校本又派生出《四部丛刊》三编本(以下简称四部丛刊本)和叶氏观古堂刻本。1885年,文廷式复抄顾校本,出现了文廷式抄本。1908年,叶德辉复抄文廷式抄本,成木刻版十二卷本《元朝秘史》,即所谓的叶氏观古堂刻本。 
   清代学者钱大昕(1728-1804年),将汉字音译蒙古语和汉译对照的《元朝秘史》从《永乐大典》中抄出来,成为元史学上的一大发现。而永乐大典所收为十五卷本《元朝秘史》。其后,1896年,李文田(1834-1895年)参考六七种典籍为《蒙古秘史》作注,有《元朝秘史注》十五卷刻本(第一、二、三册,商务印书馆,上海,民国二十五年,1931年),属于最早的译注本。 
     这一时期,除各种版本广泛流传之外,还出现了许多考证文章。阮惟和的《元秘史地理今释》和施世杰的《元秘史山川地名考》,为这一时期代表性著作。 
    民国时期,1927年,王国维在《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载《王国维遗书》第三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观堂集林》卷16)一文中,考证了《元朝秘史》中的主因亦儿坚就是金朝后期的札军。并有《蒙文元朝秘史跋》(《观堂集林》卷16)。陈彬和在其选注的《元朝秘史》新序(商务印书馆,上海, 1929年)中,对《蒙古秘史》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作了探讨。1934年,陈垣在《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版)中,探索了《元朝秘史》译音用字规律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后,谢再善以叶德辉观古阁刻本汉字音写原文为底本,出版了最早的《蒙古秘史》(开明书店,北京,1951年版)汉译本。
 1978年以后,国内学者对《蒙古秘史》的研究,有了快速的发展。出现了《蒙古秘史》不同版本的译注本和蒙文还原本,研究论文数量也惊人之多。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的《〈蒙古秘史〉校勘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是以四部丛刊本《元朝秘史》12卷本为底本,参照叶德辉观古堂刻本及苏联的藩克福的15卷本,是对照三种版本《元朝秘史》的最早的校勘本。此外,这一时期的译注本,还有满昌的《蒙古秘史》简译本(蒙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道润梯步的新译  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同时,国内学者对《蒙古秘史》也进行了畏吾儿体蒙文还原工作,亦邻真和巴雅尔的《蒙古秘史》还原本,是最具参考价值的还原本。此两种还原本的出现,不仅象征着国内《蒙古秘史》畏吾儿体蒙古文还原工作,取得了最辉煌的成果,而且,与各国学者对《蒙古秘史》所进行的畏吾儿体蒙古文还原情况相比,两位学者的还原本,也是属于世界一流的。不仅在国内《蒙古秘史》研究史上,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在世界《蒙古秘史》研究中,也具有极大影响。为各国学者研究《蒙古秘史》提供了方便。
    亦邻真的《蒙古秘史》畏吾儿体蒙古文还原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就《蒙古秘史》的书名和作者、成书年代、汉译年代、以及版本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是从历史学角度对《蒙古秘史》所进行的研究著作。巴雅尔的还原本《蒙古秘史》(上,中,下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属于有关《蒙古秘史》作者、音译者、意译者而撰写的学术论文;第二部分是根据《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原文和旁译、总译,而对其所进行的罗马字转写和畏吾儿体蒙文还原文等;第三部分是附录的《注音字典》,共收入了《蒙古秘史》音译过程中所用的五百多个汉字。这将对《蒙古秘史》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蒙古秘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专著,有甄金的《蒙古秘史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还有论文集《蒙古秘史研究》(蒙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1990年版)。收入了1990年,在乌兰巴托召开的“纪念《蒙古秘史》诞辰7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国内学者所提交的二十多篇论文。
    前者,是国内唯一以专著形式出现的有关《蒙古秘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著作,由代序及正文十二章构成。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就《蒙古秘史》与《圣武亲征录》、《史集》、罗卜桑丹津的《黄金史》等其它史料的关系问题;《蒙古秘史》的成书年代、书名和作者、以及汉字音写年代、及汉译底本等谜多问题;《蒙古秘史》的版本源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后者,是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蒙古秘史》所进行的研究成果的总括。就《蒙古秘史》的作者、版本、写作年代等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考究。
    方龄贵在《记所见阮惟和〈元秘史地理今释〉抄本》(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1979年)一文中,考证了上海复旦大学善本书目中所见《元秘史地理今释》抄本为阮惟和书。他在《我和蒙元史研究》(张世林编《学林春秋》初编,朝华出版社,1999年,下册)中,讲到对《蒙古秘史》的研究时,也提到了当时对此抄本的考证情况。俞宏标《施世杰〈元秘史山川地名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一文,对施世杰及其著作进行了介绍。
     关于《蒙古秘史》版本问题,国内学者也有深入研究。《蒙古秘史》有两种不同版本。十二卷本抄本和十五卷本抄本。这两种版本在内容方面,没有差别。前者,将《蒙古秘史》的内容分为十二部分,后者,将《蒙古秘史》的内容分为十五部分。十二卷本为明洪武十五年所译《元朝秘史》,称为明洪武刻本,由正文十卷和续集二卷组成。学术界研究、译注《蒙古秘史》,通常是以十二卷本为底本,这一版本错误少一些。《蒙古秘史》十二卷本,普遍以《四部丛刊》本和叶德辉本为底本。
     陈彬和在《元朝秘史》(学生国学丛书,商务印书馆,上海,民国二十二年,1929年,《新序》第52页)新序中对诸种版本进行了介绍。共列举了三十二种版本,属于中国的有二十四种版本《元朝秘史》。1951年,洪业撰《〈蒙古秘史〉源流考》(洪业撰,黄时鉴译,《中国元史研究通讯》,元史研究会编,1982年,第2期。英文发表在《哈佛亚洲学志》第十四卷第三、四期合刊)一文,就《元朝秘史》永乐大典原文本和明刻原文本诸抄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甄金在《蒙古秘史学概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中专设一章,介绍了《蒙古秘史》版本流传情况。制表分别介绍了明洪武刻本和永乐大典本的流传、派生出的复抄本情况。又有《〈蒙古秘史〉源流研究概述》(载《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一文。白·特木尔巴根《清代藏书家著录〈元朝秘史〉考略》(内蒙古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就清代藏书家所藏《元朝秘史》的流传状况进行了研究。他的《喀喇沁亲王府所藏〈元朝秘史〉抄本及其学术价值》(内蒙古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一文,披露了一部鲜为人知的蒙古王府藏本,认为这部喀喇沁亲王府所藏《元朝秘史》抄本,是唯一的内廷抄本。另两篇《马玉堂十五卷本〈元朝秘史〉抄本》(蒙文)(《蒙古秘史研究》,1990年)和《十五卷本〈元朝秘史〉和清代蒙古学者博明》(蒙文)(《内蒙古师大学报》, 1987年,第2期),就十五卷本《元朝秘史》进行了研究。

 

     国内学者,在研究《蒙古秘史》版本问题的同时,也对《蒙古秘史》进行了文献学方面的研究。  
   《蒙古秘史》文献学研究方面,一直以来存在着诸多的谜。例如《蒙古秘史》的书名及作者、成书年代、汉字音写本底本及汉译年代等。
     关于《蒙古秘史》的书名问题,有几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此书开头的《元朝秘史》卷一之下以小字所记:“忙豁仑纽察脱察安”(即“元朝秘史”)为原书名。这一观点,已成为世界各国学者公认的观点。顾广圻误将“忙豁仑纽察脱察安”为撰书者名字。这一观点,又被李文田、丁谦等学者沿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书第二行的“成吉思合汗纳忽札兀儿”(成吉思皇帝的根源)为原书名。亦邻真则指出,认为“成吉思汗纳忽札兀儿”为《蒙古秘史》原书名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在《元朝秘史》蒙文还原本(1987年版)中指出,此书原来没有书名,“忙豁仑纽察脱察安”是后来译者所加。
     关于《蒙古秘史》的作者问题,学术界有不同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蒙古秘史》是由一人撰写的,有些学者则认为《蒙古秘史》不是由一人撰写的,是由若干人撰写的。这种观点首先是由内蒙古大学学者亦邻真提出,他认为《蒙古秘史》的作者不是一人,寻找《蒙古秘史》的作者是徒劳之事,这是有难度的问题。巴雅尔在《关于〈蒙古秘史〉的作者和译者》(卢明辉  余大钧  高文德编《蒙古史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页。另见巴雅尔的《蒙古秘史》前言).一文中,反驳德国学者海涅士早已提出的《蒙古秘史》作者为“失吉忽秃忽”的观点,指出《蒙古秘史》的作者为右丞相镇海、必阇赤长怯烈哥、必阇赤薛彻兀儿等人。  
     关于《蒙古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争议最大。根据《蒙古秘史》书末所记载的:“召开大忽里勒台,在鼠儿年七月,在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勒的朵罗安勃勒答黑、失勒斤扯克两地之间驻扎行宫时修撰完了” ,根据这鼠儿年七月,提出了几种观点。
     首先,1240年说,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最早认为《蒙古秘史》成书于1240年的,是清代学者徐松、李文田等人,屠寄和陈彬和也持这一观点。李文田在其《元朝秘史注》(光绪丙申年(1896年)渐西村舍刻本,第15卷,第十叶正面。或商务印书馆,上海,1931年版)中指出,“按太宗崩于十三年辛丑十一月,其鼠儿年则十二年庚子也”。这里所谓“太宗崩于十三年辛丑”即指元太宗窝哥台死于1241年之事,“其鼠儿年则十二年庚子也”即指《蒙古秘史》成书的鼠儿年1240年。
     其次,有1228年说,首先提出《蒙古秘史》的成书年代应是1228年的,是清末学者丁谦。1901年,丁谦在《元秘史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上下册,《元秘史作者人名考》,第2叶正面)中指出,“按《秘史》末条,明大聚会著,鼠儿年写毕。鼠儿年,戌子也。元太祖殁于丁亥,次年大会诸王公,议立新君,书即成于是年”。这里所谓的“元太祖殁于丁亥”是指成吉思汗死于1227年,“次年大会诸王公,议立新君,书即成于是年”即指1228年。1927年,陈彬和在其选注的《元朝秘书》新序中,对于丁谦的1228年说,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1228年,太宗窝哥台还没有即位(1229年即位),《蒙古秘史》1228年成书的话,怎能记载太宗当国之事呢?并对《蒙古秘史》成书于1240年说进行辩护。内蒙古学者甄金在《试析〈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蒙古秘史研究》,1990年版,第198页)一文中,指出《蒙古秘史》是由序文、正文、续文、结束语四部分组成,《蒙古秘史》序文、正文、和结束语三个部分,成书于1228年的说法。
     国内学者,在研究《蒙古秘史》版本问题的同时,也对《蒙古秘史》进行了文献学方面的研究。  
   《蒙古秘史》文献学研究方面,一直以来存在着诸多的谜。例如《蒙古秘史》的书名及作者、成书年代、汉字音写本底本及汉译年代等。
     关于《蒙古秘史》的书名问题,有几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此书开头的《元朝秘史》卷一之下以小字所记:“忙豁仑纽察脱察安”(即“元朝秘史”)为原书名。这一观点,已成为世界各国学者公认的观点。顾广圻误将“忙豁仑纽察脱察安”为撰书者名字。这一观点,又被李文田、丁谦等学者沿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书第二行的“成吉思合汗纳忽札兀儿”(成吉思皇帝的根源)为原书名。亦邻真则指出,认为“成吉思汗纳忽札兀儿”为《蒙古秘史》原书名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在《元朝秘史》蒙文还原本(1987年版)中指出,此书原来没有书名,“忙豁仑纽察脱察安”是后来译者所加。
     关于《蒙古秘史》的作者问题,学术界有不同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蒙古秘史》是由一人撰写的,有些学者则认为《蒙古秘史》不是由一人撰写的,是由若干人撰写的。这种观点首先是由内蒙古大学学者亦邻真提出,他认为《蒙古秘史》的作者不是一人,寻找《蒙古秘史》的作者是徒劳之事,这是有难度的问题。巴雅尔在《关于〈蒙古秘史〉的作者和译者》(卢明辉  余大钧  高文德编《蒙古史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页。另见巴雅尔的《蒙古秘史》前言).一文中,反驳德国学者海涅士早已提出的《蒙古秘史》作者为“失吉忽秃忽”的观点,指出《蒙古秘史》的作者为右丞相镇海、必阇赤长怯烈哥、必阇赤薛彻兀儿等人。  
     关于《蒙古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争议最大。根据《蒙古秘史》书末所记载的:“召开大忽里勒台,在鼠儿年七月,在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勒的朵罗安勃勒答黑、失勒斤扯克两地之间驻扎行宫时修撰完了” ,根据这鼠儿年七月,提出了几种观点。
     首先,1240年说,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最早认为《蒙古秘史》成书于1240年的,是清代学者徐松、李文田等人,屠寄和陈彬和也持这一观点。李文田在其《元朝秘史注》(光绪丙申年(1896年)渐西村舍刻本,第15卷,第十叶正面。或商务印书馆,上海,1931年版)中指出,“按太宗崩于十三年辛丑十一月,其鼠儿年则十二年庚子也”。这里所谓“太宗崩于十三年辛丑”即指元太宗窝哥台死于1241年之事,“其鼠儿年则十二年庚子也”即指《蒙古秘史》成书的鼠儿年1240年。
     其次,有1228年说,首先提出《蒙古秘史》的成书年代应是1228年的,是清末学者丁谦。1901年,丁谦在《元秘史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上下册,《元秘史作者人名考》,第2叶正面)中指出,“按《秘史》末条,明大聚会著,鼠儿年写毕。鼠儿年,戌子也。元太祖殁于丁亥,次年大会诸王公,议立新君,书即成于是年”。这里所谓的“元太祖殁于丁亥”是指成吉思汗死于1227年,“次年大会诸王公,议立新君,书即成于是年”即指1228年。1927年,陈彬和在其选注的《元朝秘书》新序中,对于丁谦的1228年说,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1228年,太宗窝哥台还没有即位(1229年即位),《蒙古秘史》1228年成书的话,怎能记载太宗当国之事呢?并对《蒙古秘史》成书于1240年说进行辩护。内蒙古学者甄金在《试析〈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蒙古秘史研究》,1990年版,第198页)一文中,指出《蒙古秘史》是由序文、正文、续文、结束语四部分组成,《蒙古秘史》序文、正文、和结束语三个部分,成书于1228年的说法。
     国内王国维、陈彬和、巴雅尔等学者,认为《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早于《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据《明实录》记载的“复取元秘史参考” 几字,王国维在《蒙文元朝秘史跋》中指出,《元朝秘史》于洪武二年所译,因此,洪武十五年撰《华夷译语》时得取以参考。陈彬和在《元朝秘史》新序中指出:《元朝秘史》是明初洪武十五年着手译的,总译部分是洪武二十三年之后,对《元朝秘史》进行修订所加。巴雅尔在《关于〈蒙古秘史〉作者和译者》一文中,断定《元朝秘史》的汉字音译年代为元仁宗朝,这是第一次音译时间(1312到1320年)。第二次汉译是自明朝洪武元 年(1368年)到永乐初年之前。关于这一问题,陈垣则认为《元朝秘史》的汉译年代在《华夷译语》成书年代之后。他在《〈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一文中指出《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要早于《蒙古秘史》的汉译年代。
     总之,国内学者对《蒙古秘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大多局限于对《蒙古秘史》作者、成书年代、汉译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就《蒙古秘史》旁译、元代白话硬译文体与《蒙古秘史》汉译关系、《蒙古秘史》汉译与《华夷译语》的比较研究等问题,是研究《蒙古秘史》学者值得关注的问题,并有待于进行深入研究。

文章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网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cel.css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