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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文《西游记》漫谈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7-01-31  作者:巴雅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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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自1721年阿日那把《西游记》译成蒙古文以来,《西游记》以汉、蒙两种版本和抄本形式广泛流传于整个蒙古地区,并逐渐产生了30多种变异本蒙古文《西游记》。本文欲从探讨阿日那的生平事迹和他的蒙译《西游记》流传及演变问题入手,以版本学研究和蒙、汉文本对照研究的方法,研究蒙译《西游记》,对其文学形式与思想内容以及在蒙、汉民族文学交流史上的积极影响进行论证。
  关键词:蒙古文;《西游记》;阿日那

    18世纪最初30年间,是蒙古族语言、文学、历史、数学和天文学异常发展的黄金时期。伴随而来的是蒙古族翻译和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开始至五十九年(1720年)完成的佛教经典《甘珠尔》之蒙文校勘与制版刻印,1708年、1714年刻印的蒙文佛教文学作品《目莲经》和《故事海》,1716年北京蒙文木刻版长篇神话小说《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自1711年开始翻译、出版的蒙文《数理精仪丛书》,1717年完成的《(御制)满蒙合璧文鉴》(即《二十一卷本辞典》),1721年由阿喇纳(以下作阿日那)翻译的蒙文《西游记》,以及1725年由额附滚布扎布撰写的蒙古族编年史著作《恒河之流》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蒙古族文化精品。而直接参加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校勘或编写工作的蒙古族学者数量之多,是令人振奋的。其中社会地位较高,而且在军事和文化领域都享有很高威望者,当数阿日那。就他的蒙译文《西游记》而言,在蒙古族古典文学发展史,尤其在蒙古族古典小说、文艺理论和蒙、汉民族文学关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对这位传奇人物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对他蒙文《西游记》的研究尚未深入开展,国内外发表的相关论著甚少。这里,笔者就阿日那及其蒙译文《西游记》做一次浅探,以求抛砖引玉,请教于同行专家。
    阿日那,蒙古正黄旗人,乌弥氏,副都统阿南达(?—1701年)长子,生年不详,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袭其祖父哈岱(1617—1680)一等子爵。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授三等侍卫,荐迁一等侍卫。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被任命为蒙古都统。五十年(1711年),任上都达布孙淖尔牧场总管。五十三年(1714年),授散秩大臣。五十五年(1716年)春,清廷初设军事大本营于新疆巴里坤地区,派绿营兵500名专事耕种。当年十月,康熙皇帝命阿日那往巴里坤,任参赞大臣,随同靖逆将军富宁安(?—1686年),率八旗、察哈尔劲卒,进剿准噶尔汗策忘阿喇布坦(1697—1727年)。六十年(1721年)六月,阿日那授副将军,驻防吐鲁番。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授镶红旗蒙古都统,继续留驻吐鲁番。同年十月,在征青海罗卜藏丹津战役期间,率满洲、蒙古、绿营兵二千驻防布隆吉尔。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卒于布隆吉尔军中,遗疏为其父阿南达请谥。雍正皇帝特旨,如所请行。又谕曰:“副将军阿喇纳,驻军布隆吉尔,宣力有年。患病溘逝,朕心深为轸恻!加恩予一等子爵外,赏给骑都尉世职。许其子并袭。于甘肃藩库内给银一千两,交与阿喇纳之弟准扎布,送榇回京。”十一月,丧还,命八旗蒙古大臣迎奠,予祭葬如典礼,谥僖恪。以其子乌米泰(亦作伍米泰)袭世爵为三等伯。十年(1732年)雍正皇帝又谕曰:“阿喇纳恪谨持躬,忠诚奉职。前者西陲用兵,宣力年久,收复吐鲁番,平定青海,俱有劳绩。其应否入祀,下九卿会议。”寻入祀贤良祠。②
    阿日那之子乌弥泰,袭三等伯,乾隆十五年(1750年)赐伯号诚毅,先后任凉州将军、正蓝旗蒙古都统,江宁将军、镶黄旗蒙古都统、正白旗蒙古都统、理藩院尚书、镶白旗汉军都统、绥远城将军、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镶白旗蒙古都统、东阁大学士等,乾隆五十一年(1785年)去世,赠太子太保,谥号文端。
    阿日那家族在清朝历史上颇有声望。阿日那和他父亲一样,在征讨蒙古准噶尔部,驻守西北边陲中立有显赫军功,曾受到康熙、雍正两朝皇帝的特别赏赐。他多才多艺,精通蒙、汉、满文,在清代文化领域,特别是在当时的翻译界颇有名气。首先,他参加了康熙年间出版的《(御制)满蒙合璧文鉴》(即《二十一卷本辞典》)的编撰工作。该辞典的编辑工作始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历时30多年,一直到1717年才大功告成,收辞12000条,共分280类。其“编后记”提到过69位翰林院掌院学士头衔以上的编辑人员名单。其中就有阿日那,他当时担任内阁笔帖式(书记官)兼蒙文学校副教官。其次,阿日那积极参与了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出版的《数理精仪丛书》蒙译工作。这是一部古代天文学重要典籍,翻译难度大,只有精通蒙、汉文,而且具有广博的天文、地理、数学和历史知识的人员才能胜任翻译工作。据有关文献记载,1711年至1712年间,曾有36位蒙古族、汉族学者和官员参加过蒙译《数理精仪丛书》的艰苦工程。此间,阿日那任郎中。另外,阿日那在康熙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1717—1720年)之间积极参与了将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同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进行校勘和制版刻印工作。据蒙文《甘珠尔》“前言”记载,负责制版、书写、校勘和写阿利噶利字的有道拉、拉锡、毕力贡达赖、僧格、阿日那、张宝、巴杂尔等129人。阿日那任理藩院郎中兼蒙文学校副教官。③根据阿日那参与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校勘工作来推测,他在康熙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1717—1720年)之间不在新疆巴里坤服役,而是在北京参加《甘珠尔》校勘工作。也可以说,阿日那服役时间较短,而从事翻译、校勘和任副教官的时间相对长一些。正因为阿日那连续参与上述三项极其重要的翻译和校勘活动,并精通佛学,积累了丰富经验,所以后来翻译《西游记》时得心应手,在年事已高又军务在身的情况下创造了古典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大奇迹。
    我们还注意到,在清朝历史记载中另外有三个阿日那(阿喇纳),也都是蒙古人。其一为满洲镶蓝旗寨桑达日汉和硕齐之孙,奇塔奈子,康熙十一年(1672年)袭父一等男。其二是哈尔努特氏,镶黄旗人,绰尔门孙,隆古子,康熙九年(1670年),袭父三等子。另外一位是土默特旗人古禄格第五子,康熙朝袭归化城都统,1696年随大将军费扬古和副将军乌弥氏阿南达,进击噶尔丹于昭莫多,1704年卒。这三人均比乌弥氏阿南达之子阿日那岁数大得多,都是康熙朝中晚期历史人物,虽然都叫作阿日那,也世袭过一等或三等男爵,有的也当过都统,甚至立有军功,但他们都不曾在吐鲁番巴里坤地区任军职。而有些学者认为蒙古土默特旗人古禄格之子阿日那当是翻译《西游记》的阿日那,并根据前者曾于1697年参加过昭莫多战役而推断他在1721年时大概有六十多岁。④其实这是错误的,这两个阿日那,名同姓不同。经过考证,我们相信在新疆巴里坤军营中仅用半年时间翻译完《西游记》的人,只能是乌弥氏阿南达之子阿日那。除了这位精通蒙文和汉文,又有多年翻译经验的大翻译家之外,其他人要在如此短时间内成就一项艰巨的翻译工作,是有很大困难的。可以说,像乌弥氏阿日那这样的翻译家,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史上也是罕见的。
    那么,是什么动机和力量驱使这位老将军在即将辞世的前三年下苦功来翻译《西游记》的呢?这也是研究蒙文《西游记》者颇感兴趣的问题。
    阿日那在其蒙译《西游记》“序言”里很清楚地写道:“慎思之,佛祖怀大慈大悲之心,为普渡众生,消除三厄,超越色界,因此才撰写《大乘经》。谁人能从心中乘上这《大乘经》,就一定会渡过尘世海洋。我观这部《西游记》,其间讥讽、戏语无不精深,合于《大乘经》之性理。因此想到如同为松布尔山增添细细尘埃那样,为佛教作些微裨益,乘驻戍巴尔库尔(巴里坤)军中之闲暇,从汉文将它译为蒙文。贤德之士,如能从中悟得一字,为利众生而传播开去,其功德之众多也会超过恒河之沙埃。因学识浅薄,所闻甚少,这译文中若有误失之处,亦请贤者更正。大清朝正黄旗一等子,副将军,内大臣,边外老叟阿日那,将这部书由汉文至蒙文,自康熙辛丑六十年孟春庚寅月初二甲子吉日始译,至是年夏末乙卯月初二辛卯日译毕(即公元1721年元月29日始译,至是年6月25日译毕)。”⑤
    细读这简短的“序言”,我们就会明白阿日那翻译《西游记》的目的和意义。这位边外老叟,武艺高强,学识渊博,且信仰佛教,精通佛理,暮年奉命离乡背井来到边陲服役,与抗清的同胞们进行殊死斗争,心里总是充满着一种难以言状的矛盾而悲凉的感受。所以,他以翻译《西游记》来消磨自己并不愉快的闲暇时光,一方面以“消除三厄,普渡众生”的佛教信念来深刻反省其仕途生活,另一方面试图通过传播《西游记》向蒙古族同胞进行虔诚的佛教宣传。因为他们祖孙三代人都忠心耿耿地为清王朝效力,在激烈的民族冲突中坚决站在清皇室一边,饱尝戍边的戎马生活之艰辛和心灵痛苦,虽然以显赫的战绩赢得了康熙和雍正皇帝的特别赏赐,但对阿日那来讲,最痛心的是他祖父战死,他父亲在边陲军营里殉职,而他自己未能改变这种命运。因而我们不难想象,阿日那翻译《西游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通过传播《西游记》来表达自己对佛教“不杀生,生死轮回,一切以普渡众生为根本”的思想之再认识,从而感化在战争和种种社会苦难中挣扎的民族同胞,以平息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而他本人亦能卸掉盔甲,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以免因杀生过多而不能“转生佛国”。从文学创作动机上讲,阿日那是想借《西游记》故事和艺术形象来讽喻现实社会,揭示其经历过的各种矛盾和斗争的。他翻译《李卓吾批评西游记》之回后“总批”和“批语”的最重要的动机,也就是要借李卓吾之妙笔而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深刻感受。
    再说,阿日那蒙译《西游记》“序言”中虽然开门见山地突出了佛理和《大乘经》(拟指《甘珠尔》经)的社会功效,但他在“序言”里一点都没有反映出其他喇嘛学者那种言必首先赞佛或向佛祖祈愿,动笔则书“、嘛、呢、叭、咪、”(六字真言)、“茫噶喇”(吉祥)等佛教念祝语的创作风格,这说明作者只是一般的佛教信仰者。他相信翻译、传播《西游记》,好比书写整部《大乘经》,对净化自己和民族同胞的心灵来讲,是最有实际意义的。而从另一方面看,作者把《西游记》比喻为《大乘经》,恰好说明他本人在康熙年间参加校勘、出版蒙文大藏经《甘珠尔》的社会活动中谙熟了佛教教义,人生观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后来进军吐鲁番,违背不杀生的信念,也只是因为康熙皇帝之命不可抗拒所致。
    关于阿日那及其蒙译《西游记》,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一是据最早研究阿日那及其文艺思想的巴·格日勒图教授考证,阿日纳生于1662年,卒于1722年。⑥对此笔者存疑。如前所述,在清朝历史文献里有记载,而且活动在康熙年间的四个阿日那中,唯有乌弥氏阿日那才是《西游记》的蒙文译者。他自称是边外老叟,又说在巴里坤翻译《西游记》仅用了半年时间,可见他当时虽然年过六旬,却健康状况良好,否则康熙皇帝不会派他去戍边。又据《清史稿》之《列传》、《诸臣封爵世袭表》等文献记载,乌弥氏阿日那于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七月在布隆吉尔病逝。所以,笔者认为巴·格日勒图教授提出阿日那卒于1722年,有可能是笔误。其次是,关于阿日那蒙译文《西游记》中附带的回后“总批”和“批语”问题,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阿日那蒙译《西游记》回后的“总批”和“批语”,不是他的独立创作,而是实实在在的翻译作品。其翻译底本中无疑有一种假托李卓吾先生批评的明版《西游记》,即《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依据齐鲁书社1991年版《西游记》(李卓吾批评)统计,原著有95则回后“总批”、“批语”和“又批”。阿日那很可能将其全部翻译过。但阿日那蒙译《西游记》原稿遗失,我们所能见到的都是转抄本,而且大部分残缺不全,以致不便确认阿日那蒙译《西游记》中到底有多少则回后“总批”、“批语”。以往研究蒙文《西游记》的学者都认为阿日那至少写过47则《西游记》回后“总批”和“批语”,甚至认为全都出自他的手笔。而首先纠正这一错误认识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扎拉嘎先生。他在《阿日那与他的蒙译本〈西游记〉》一文中明确指出:“阿日那蒙译本《西游记》回后批语,主要是从《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中择译过来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阿日那译本《西游记》的底本,是《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⑦笔者支持这一观点,同时相信阿日那译本《西游记》的底本,不限于明版《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种,他肯定使用过另一种明版二十卷一百回本《西游记》。阿日那蒙译《西游记》也是二十卷一百回,而且有回后“总批”、“批语”和“又批”,这足以证实阿日那在翻译中发挥文学再创作的灵感,很灵活地把上述两种明版《西游记》的优越之处捏合到一体,酌情删减翻译出了文本与批语相结合形式的蒙文《西游记》。在蒙汉民族古代文学关系史上虽然出现过很多天才的翻译家,但能翻译大部头纯文学作品,而且注重批评的人,在阿日那之前似乎还没有过。从一定意义上讲,阿日那最成功地继承蒙古族历史悠久的文学翻译传统,同时把蒙古族文艺理论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使我们得以知晓阿日那在蒙古族古代文化史上做出一番贡献的文献古籍,原来似乎仅有蒙译《数理精仪丛书》、《(御制)满蒙合璧文鉴》和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序言”等三种,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从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发现察哈尔抄本蒙文《西游记》之后,有关阿日那从事民族文化活动的史料得到了印证。遗憾的是当时发现的察哈尔抄本蒙文《西游记》原文残缺不全,后来虽然由有关整理人员根据当时内蒙古图书馆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的其它几部蒙文手抄本《西游记》,对这一察哈尔抄本蒙文《西游记》内容做过补充,但由于当时参考使用的那几部蒙文《西游记》也都不是完整的转抄本,而且有的是比较晚期的转抄本,其中有的抄本里有回后“总批”和“批语”,有的抄本里一则都没有,因而有关整理人员未弄清察哈尔手抄本蒙文《西游记》里究竟有多少则回后“总批”和“批语”,于是在铅印出版察哈尔抄本蒙文《西游记》时索性舍掉了该抄本所有的回后“总批”和“批语”。
    经过对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察哈尔抄本蒙文《西游记》和内蒙古图书馆收藏的经卷式抄本蒙文《西游记》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我们确信二者都不是直接从阿日那译文原本转抄的。其中内蒙古图书馆的抄本也不是一次性誊写的经卷式抄本,而是把两部几乎是同一时期誊写的蒙文《西游记》之不完整部分收集到一起的搜集性文本。
    根据笔者的统计,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察哈尔抄本蒙文《西游记》原来至少有过52则“总批”和“批语”,但被保留下来的仅有47则;内蒙古图书馆收藏的那部残缺的经卷式抄本蒙文《西游记》里有22则“总批”和“批语”;内蒙古图书馆收藏的另外一种编号为1-13-1-5的线装本蒙文《西游记》里却有58则“总批”和“批语”。而蒙古国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两卷本经卷式蒙文《西游记》里有43则“总批”和“批语”。以此推测,阿日那蒙译《西游记》在将近三个世纪的流传过程中经过后人多次转抄、增补或改编,产生了多种变异本,其中保留的回后“总批”和“批语”之数量则不尽相同。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察哈尔抄本蒙文《西游记》的“后记”里,转载了阿日那翻译《西游记》所写的“序言”,并说明了转抄者对《西游记》的总体认识和转抄的时间、地点以及几位抄写人的姓氏、身份。但这是经过几个人分工完成的转抄本,遗漏或写错的地方甚多,被发现时就缺少第十至十一卷之14-15回、第十二卷之48-55回和第十三卷之60-65回,另外第三卷第12回、第六卷第28回、第十卷第47回都缺少结尾部分。正因为该转抄本残缺不全,我们目前还不能肯定阿日那蒙译《西游记》中究竟有多少则回后“总批”和“批语”,也不晓得原“序言”中还提供过哪些信息。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阿日那蒙译《西游记》时采用的两种明版《西游记》都没有作者姓氏,所以译者在“序言”里只说明是根据“汉人的小说”(hitad-yincudar)翻译而成。这对我们深入研究《西游记》的作者问题亦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总体上讲,察哈尔抄本蒙文《西游记》基本上保留了阿日那蒙译《西游记》的内容和语言特色,是以最接近阿日那原稿的抄本为底本的再度转抄本。其“后记”中提到的誊写者是:镶黄旗一等宗正(Jergeˇcel-yint櫣fimel?)阿喇布坦、正白旗笔帖式(书记官)巴雅斯呼楞、正黄旗上驷院侍卫(adu:naidarug)杭萨、梅林·班第和镶白旗保硕嘎(bofog差役)伊拉古桑等五人。其它多种抄本蒙文《西游记》里不见这一条重要信息。根据这几位誊写人的籍贯、职务或官衔来推断,他们很可能是阿日那亲近的老兵。《清史稿》之《列传》六十八记载,阿日那曾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奉命“选八旗察哈尔劲卒及尝从阿南达出塞者,得四百人”,赴遥远的边陲重地巴里坤,以防犯和进击策旺阿喇布坦。现在我们虽然无法知晓这四百名老兵的姓名及身世,但可以想到其中也包括为阿日那誊写蒙译《西游记》的那几位察哈尔人。该抄本“后记”中又提到,抄写第二十卷的是一位名叫达喜策楞的人,当时是察哈尔地区佛灵阿苏木(佐领)的士卒(huyag)。显然,他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五名察哈尔老兵之后出现的誊写蒙译《西游记》的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察哈尔抄本蒙文《西游记》“后记”中还有一段引人注意的说明:“……此传记(指《西游记》)虽与乌珠穆沁公·滚布扎布(即额附滚布扎布)用藏文翻译的有关唐僧和尚在很久以前赴印度,学成后返回汉地,广泛传播佛教的传记内容不大吻合,但确有那样一位贤者,将厄缘比做妖魔,又将佛心和贤智喻为唐僧、行者而创作了此作品。所以(我们)不妨以‘取其寓意作书,将其语词视为故事’的态度来读一读。于是为了有助于爱好其语词,或是引用其寓意者,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即辛亥年,在查干乌拉庙(使人)以经卷形式誊写完毕。祈愿拯救者喇嘛三宝大慈大悲,所有生灵获得聪慧之心,以神圣正道治其身,普天下幸福安详!”⑧依据这一简短的说明,我们推断组织有关人员誊写阿日那蒙译《西游记》并准备木刻出版的人,正是著名的蒙古族喇嘛学者察哈尔格西·罗布桑楚勒图木(1740—1810)。
    察哈尔蒙古文手抄本《西游记》的被发现,可谓是蒙、汉民族古代文学交流史研究中的一大幸事。最早接触到这部译著,并且进行科学鉴定的是蒙古族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史研究家巴·格日勒图教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70年代中期,内蒙古大学图书馆馆长伊敬文先生曾用吉普车从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公安局拉来了两麻袋古旧经卷。后来巴·格日勒图教授应邀到该图书馆整理这些经卷时,意外地发现了一部用两块木制经文护板加以保护,且拿棕黑色经文包装布整齐地包裹着的经卷式蒙文《西游记》。经整理鉴定,确认这是阿日那翻译的《西游记》抄本,于1791年在察哈尔地区查干乌拉庙由几个人用竹笔和毛笔抄写,内分二十卷,一百回,附有47则回后“总批”、“批语”和一篇“序言”。值得庆幸的是,这部珍贵的民族文学遗产以寺庙文化的传统包装形式被保存了下来,否则不会免遭“文化大革命”年代“红卫兵”的焚烧。为了使这部在寺庙文化神秘环境里沉睡了二百来年的蒙文《西游记》死而复生,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于1976年请在该系任教的贾金海先生进行校勘和整理之后交付当时隶属辽宁人民出版社的昭乌达盟蒙文出版翻译部,分三册铅印出版,但没有收入底本里的回后“总批”和“批语”。
    198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又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西游记》,翻译出版了四卷本蒙文《西游记》。由于1955年版《西游记》是根据明刊本金陵世德堂《新刻出象官版大字西游记》,并参考清代六种《西游记》刻本校订整理而成的⑨,里面没有回后“总批”、“批语”,因此这一新版蒙文《西游记》中也没有回后“总批”、“批语”。而为了补救以上相继出版的两种蒙文《西游记》之缺憾,蒙古国学者胡思乐(女)于1996年将蒙古国国立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部两大卷附有43则回后“总批”、“批语”和一篇“后记”的经卷式蒙文《西游记》转写成蒙古国通用的斯拉夫蒙古文,分作两册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再度引起了蒙古国学者们的研究兴趣。
    在此之前,为弥补1976年新版蒙文《西游记》之美中不足,巴·格日勒图教授于1981年编著出版《蒙古族文论选》(1721年—1945年)时,首次选载察哈尔抄本蒙文《西游记》中的21则回后“总批”、“批语”以及“后记”之大部分内容,并加注了27条注释。这成了蒙文《西游记》研究在我国兴起的良好契机。1998年,巴·格日勒图教授又在专著《蒙古文论史研究》中高度评价阿日那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方法,从三个方面探讨他翻译《西游记》及其回后“总批”、“批语”所持的民族文艺审美观和表现出的文学批评水平。⑩
    阿日那主张的文学再创作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序言”里,而他所持的朴素的民族文艺审美观和文学批评原则,是融于他翻译《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回后“总批”、“批语”的技巧之中的。1791年察哈尔抄本蒙文《西游记》充分体现了阿日那的文学翻译思想。然而在后来反复转抄过程中人们把阿日那翻译《西游记》所写的“序言”改成了抄写《西游记》的“后记”,既保留阿日那“序言”之主要内容,又补叙了自己抄写《西游记》的种种缘由。所以我们研究各种蒙文手抄本《西游记》时,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其中附有“序言”,还是附有“后记”。阿日那实际上提倡了“鉴赏文学,贵在深悟其旨”、“文学的功能在于唤醒读者”和“为人岂能怕鬼”等文艺思想。可以说,咱雅班第达·罗桑普仁赖(1642—1715年)、乌珠穆沁公·衮布扎布(?—1746年—?)、松巴·堪布·益希巴拉珠尔(1704—1788年)、察哈尔格西·罗布桑楚勒图、哈斯宝(?—1833年—?)、尹湛纳希(1837—1892年)、罗布桑却丹(1875年—?)等著名蒙古族翻译家、文艺理论家的思想和创作,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阿日那文艺思想的影响。阿日那的蒙译《西游记》问世之后对蒙古族民间说唱艺术和舞台戏剧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蒙古国达·呈都教授回忆,在蒙古国大库仑(即乌兰巴托市)和奥布苏省汗呼辉地区曾经表演过有关唐僧取经戏剧。另外在蒙古地区,能以蒙文《西游记》为底本,拉胡琴(四胡)演唱唐僧取经故事的蒙古族民间说书艺人也大有人在。他们大部分是拜老艺人为师,经过长期严格训练而成才的懂蒙文和汉文的专业艺人,既会演唱蒙古族传统英雄史诗(即蟒古斯故事),又擅长演唱诸如《说唐》、《东周列国》、《水浒传》、《三国演义》和《五传》等根据汉文历史、文学作品内容而创作的蒙古“本子故事”。据著名的艺人金巴扎木苏(1934年—)说,已故著名艺人毛依汗曾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登口县“说书厅”里说唱过“唐僧取经故事”中的“过火焰山”一回。
    至此,笔者欲将蒙文《西游记》漫谈暂告一段落,而以简短的结束语来突出己见:
    一、在18世纪初,阿日那蒙译《西游记》的问世,标志着蒙、汉民族古代文学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此间,随着汉民族古典长篇小说的发展及其对兄弟民族文学的积极影响,蒙古族古典小说的形式与内容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阿日那等辈热衷翻译大部头汉文经典小说,不仅满足了广大蒙古族读者欣赏和批评汉文经典小说的需求,而且为传统蒙古小说的发展演变开辟新径,提供了多方面学习和借鉴的机会。
    二、阿日那翻译《西游记》的实践证明,文学翻译对于不同民族文学的同步发展有积极的作用。《西游记》问世一百多年,就被翻译成了蒙文,而且翻译的速度之快和译文的精练、优雅程度都是令人赞叹不已的。阿日那的底本是附有批评的明版百回本《西游记》。这说明蒙译者既注重《西游记》内容的完整性,又推崇以回后“批语”或“总批”形式揭示小说思想旨趣的创作手法,充分体现了蒙古古典文学,特别是小说发展的新趋向。所以说,阿日那是蒙古族古代翻译家兼蒙古文学批评家的典范,他生活和创作的年代要比蒙古族大翻译家兼蒙古文学批评家哈斯宝、著名小说家尹湛纳希等早一个世纪。
注释:
①②参见《满汉名臣传》,第64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参见《蒙古古典文学研究新论》(蒙文),第400页,策·贺希格陶克陶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④参见1976年版《西游记》(蒙文)“前言”,辽宁人民出版社
⑤参见扎拉嘎论文,《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社版,汉文),第31页,1997年第1期。
⑥巴·格日勒图著《蒙古文论史研究》(蒙文),第237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⑦参见扎拉嘎论文,《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社版,汉文),第35页,1997年第1期。
⑧参见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察哈尔抄本《西游记》“后记”(蒙文)。
 参见1980年版《西游记》“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
⑩巴·格日勒图著《蒙古文论史研究》(蒙文),第237-242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参见《蒙古文学》(斯拉夫蒙文),第318页,1993年乌兰巴托版,达·呈都、德·乌云巴达拉呼等编。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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