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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古诗译萃与散论》与读者见面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8-07-03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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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族古诗译萃与散论》近日正式与读者见面。这部书共52万字,荟萃翻译了古代蒙古文诗歌的经典作品。在诗译和诗论的结合上,填补了蒙古族文学史研究上的一项空白。

  该书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永铣多年的心血之作。全书由“古诗译萃篇”及“散论篇”两部分组成。该书翻译精准,对仗工整,既有音韵和谐的格律诗,又有粗犷质朴、奔放不羁的民歌风,是一次译诗如何更贴近原作、更符合科学研究要求的突破性创造。

  该书最大特点是与一般介绍性蒙古族历代文学作品选普及读物不同,它改变了以往这类读物面面俱到、蜻蜓点水的做法,采取了重点突破,精品全译的尝试。其中,有从元代流传下来从未翻译过的古叙事诗,有流传了800多年一直被当作修身课本和少年读物的格言集,还有古婚礼词及古、尹四兄弟的全部格律诗等等,全部是历代的佳作名篇。该书的出版,对于需要深入了解蒙古族文化的人来说,提供了较为精细准确的古、近代人文信息及宝贵精神文化之贮存,也为内蒙古文化史的配套工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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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族古诗译萃与散论》序言

  《蒙古族古诗译萃与散论》是一部好书。它出自一位多年从事蒙古族古、近代文学研究、主笔并主编过蒙古族文学简史、详史的老学者之手,其译著和论著凝聚着作者近半个世纪的汗水和心血,实为难能可贵。

  作者赵永铣先生,是我多年交往过的熟人,是一位一心扑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上的可敬的老人。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他调入内蒙古历史语文研究所(今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身)时,迎接他的是与其他同事一起编写蒙古族文学史这样陌生而棘手的工作。一个湖北人,刚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来内蒙古,又不懂蒙文蒙语便接手编写蒙古族文学史的任务,对他来说不是件容易事。1958年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一直下大力气狠抓少数民族文学资料的搜集和相关文学史的编撰工作。它关系到中国各民族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体现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全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这一历史事实。因此,赵永铣先生欣然接受这项任务,与所内齐木道吉、色道尔吉、道荣尕等学者一起在老所长额尔敦陶格陶先生的领导和指挥下投入编写蒙古族文学史的具体工作。

  文学史原始资料基本上都是蒙古文,即使有汉文翻译的,也为数不多,靠非原文作为研究对象是万万达不到预期目的的。于是赵先生下定决心学习蒙文蒙语。他上蒙古语培训班,请老师指教,找同事辅导,背课文、记单词、查字典,掌握蒙古文拼写规律和造句句型,一步一步坚持下来。同时,他又敢于实践,边学习边翻译,从简单到复杂,一遍又一遍,修改了又修改,既了解了翻译规律又掌握了研究资料。所以,赵先生说这次出版的《蒙古族古诗译萃与散论》是他“多年从事蒙古族文学史研究积累起来的成果”。有了付出,就有所得。比较熟练的蒙古族书面语给他带来了很多方便,资料上的丰富资源,对他的研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赵先生先同齐木道吉、梁一儒先生合著一部《蒙古族文学简史》(1981),填补了国内汉文蒙古族文学史的空白;后来又同荣苏赫等先生合作承担并主持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八五”重点科研项目蒙古族文学史的编纂工作。2000年12月,四卷本《蒙古族文学史》出齐发行。这是一部文学通史、详史,在资料的占有、体例的宏大、内容的丰富和规律的探讨等方面,都有突破。

  赵永铣先生这次汇集出版的蒙古族古诗译萃计3大类共19(项)篇作品,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第一类包括蒙古族古代训谕诗、叙事诗和婚礼词,第二类为古、近代文人诗章,第三类是民间民俗祝颂韵文。把握译文资料的准确性是这本古诗译萃的显著特点。蒙古族古代文学包括书面文学在内很大程度上是与民间口头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正式版本很少,大都留存于各种体裁的著作中流传下来。赵先生在长期的研究中悟出蒙古古代文学的这个特点,在着手翻译的时候,注重准确性,查阅文献,逐一考证鉴别。例如在翻译《成吉思汗箴言》时,为确保所译古诗的准确可靠,他在参阅一些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主要依据《蒙古秘史》和《罗·黄金史》为翻译范本,拟定条目,并将每一诗篇条目后都注明所依据的范本的页码和章节,以求文本的科学性。选择诗作文本时以蒙元以来的书面文献为起点,择取有定论的历代首肯的名篇着手翻译,这是译萃篇较为明智的决策。

  译者是蒙古文学史家,深知训谕诗、叙事诗和婚礼词在古代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特点及文学价值。译者认为,蒙古族的古代训谕诗是一种说理性的韵文,是蒙元以后发展起来的诗文形式,在蒙文诗歌发展史上带有关键性、转折性的作用;蒙古族的古代叙事诗植根于民间诗歌沃壤,通过情趣盎然的传说故事,寄寓人们对朴素哲理认识的追求和企盼,实际上它的发生与发展是对蒙元以后开拓创新精神的进一步升华和发挥;而蒙古族的古代婚礼词,其辨析说理的诗章,眼界更为开阔,对自然、社会人生有着缜密的分析认识,对宇宙世界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展望。即使对文人诗章和民间民俗祝颂韵文的翻译,赵先生也始终从一个文学史家的视角和思考去择录和反映的。他的译文,不但保留着诗文原貌、形式特点,而且体现了译者对蒙古族古、近代文学的整体考察和具体研究之感悟。

  本书第二部分,即“散论篇”,是作者围绕蒙古族民俗、民族、宗教、文学及北方民族史方面展开讨论的文章。尤其论述蒙元、明清时期的蒙古族文学的艺术特征及其流变等问题的论文,很有学术见地。《论古拉兰萨诗歌及其诗派在蒙汉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对了解蒙汉文化交流之历史渊源,对研究古拉兰萨、尹湛纳希兄弟四人受汉族古典文学影响之具体途径及其诗歌创作特点,都有极深的现实意义。

  古人说,名由实生,故久而益大。赵先生谦谨戒骄,努力掌握蒙文蒙语,能基本利用非汉文资料从事学术研究,在蒙古族文学领域做出特殊贡献。他著书甚丰,除文学史、论译著集外,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诸多蒙古族文学词条的撰写工作,还收集汇总编选蒙古族民间故事集三本,在筛选编录中所涉资料不下百万字之多。我想付出如此巨大劳动的成果,它对提高蒙古族文学在全国的影响力、丰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格日勒图)(本文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文章来源:北方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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