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本是中国大陆上的一个少数民族，然因种种历史因素，一个多世纪以来，其后裔流布到香港、台湾地区乃至于亚洲以外各国家的，也不是很少。下面，就来谈一谈在中国大陆之外的满族文学家们。 

　　赵淑侠（1932－ ）与赵淑敏（1935－ ）姊妹俩，都是在国际华文创作界闻名许久的文学家。二人祖籍黑龙江省肇东县，青少年时期随家庭迁居台湾。之后赵淑侠赴欧洲留学，定居入籍于瑞士；赵淑敏则在台湾就任教授。他们的母系为满洲叶赫氏族，自幼受过良好的满族家教，且成年后皆愿以满人身份自视。[①] 

　　赵淑侠，是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创始人曁多届会长，并担任世界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等职，长期活跃于海外华文文学界与文化界。自40岁方才投身文学创作，却已有《我们的歌》、《落第》、《春江》、《赛纳河畔》、《凄情纳兰》、《赛金花》等长篇小说, 《西窗一夜雨》、《当我们年轻时》等短篇小说集，《故土与家园》、《文学女人的情关》、《紫枫园随笔》、《异乡情怀》等散文集，不断面世。她的书写，以“浪漫写实”著称，在题旨选取、意向表达、境界营构和文化涵盖诸方面，不但有着传统的承继，更有独特的建树。 

　　唱啊，我的同胞/唱我们的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开出鲜丽的花朵/孕育出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曲调，自己的歌/……我们的歌，是我们灵魂的呼号/是我们民族的标记/是我们的骄傲和光荣/我们的歌，让我们记住我们是母亲的孩子/让我们不忘是中华儿女/让我们愿做炎黄子孙/我们的歌，让我们勇敢的承受，千百年来的内忧外患/让我们认识欢乐和苦难/让我们挺起了背脊，在狂潮逆流中屹立如山…… 

　　上面这段文字，是《我们的歌》中由女主人公心底唱出的歌。“追寻民族根, 寄托游子魂”，是赵淑侠笔端表述最为集中的思想主题。深深的故国怀思和高扬的民族忧患意识，于其代表作中俯拾皆是。小说《我们的歌》塑造了余织云、江啸风等一批负笈海外，在欧风美雨强烈冲刷下，克服多重艰辛，满怀振兴民族憧憬，终致学业有成的华人青年形象。 

　　赵淑侠还从自身遭遇跟心灵积累出发，痛切摹述了20世纪后期华人“新移民”在西方社会身处无根、文化无着的飘零情态。长篇小说《春江》和《赛纳河畔》，展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崎岖苦闷的精神之旅，以及他们相近的来历和多向的去路。赵淑侠更以许多散文，凸显了去国离乡的海外赤子们，心头萦绕毕生的“中国情结”。“无根一代”的殷殷乡愁，是她这类作品中最能拨动读者心弦的地方。通过这类作品人物的精神和言行，也分明地诠释着“中华一家，血浓于水”的不二理念。 

　　《凄情纳兰》，是写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长篇传记小说。赵淑侠说：“我本人有一半满族血统，母亲出身于松花江流域的叶赫族正黄旗。满族出了纳兰容若和曹雪芹这两位中国文学史上光彩夺目、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满族后裔引以为荣。我虽没受过母亲那样的满族高贵人家的文化教育，没有琴棋书画方面的造诣， 但也读过一些满族的历史，对纳兰容若的名字绝不陌生……”[②]她对之前读到的几部有关纳兰的著述不甚满意，便找来大量有关清初社会、政治、皇室生活，以及与纳兰经历有关的资料，足足看了八个月。作品主人公特别的人生际遇和他凄清的性格持有，在女作家那里都得到了深入刻画。 

　　《赛金花》是她推出的另一部历史题材长篇。对赛金花这一饱受社会争议的清末女性，赵淑侠重点挖掘她特殊时代下面复杂性格生成中间，刚强、坚毅，不向命运让步的心理定势。其书写倾向上亦透视出女作家的精神站位。 

　　常年生存在西方社会氛围中间，赵淑侠的笔下扩充着中、西文化的张力。她热爱中华，依恋故园，却又乐于辩思、包容多重文化的优长。她认为，在这不同文化的联系与迥异中, 使之互容互谅、取长补短、去芜存精, 可能产生一种新的精神。“这种新的精神, 正是我们这些居住在欧洲的华文作家们, 写作灵感和题材的源泉。”[③] 

　　赵淑敏，比起姐姐赵淑侠，倒可以说是早慧的作家，15岁就发表了处女作——散文《落叶》。她是历史专业的教授，撰写过《中国海关史》、《厘金和关税自由》、《清代的新制海关》等学术著作。然而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仍不输姐姐半分，迄已发表的各类作品已经超过20部，包括散文集《属于我的音符》、《乘着歌声的翅膀》、《多情树》、《采菊东篱下》、《水调歌头》、《短歌行》、《生命的新章》，短篇小说集《高处不胜寒》、《惊梦》,长篇小说《松花江的浪》、《恋歌》，以及与赵淑侠合作的长篇小说《寻根》，等等。 

　　她的散文很有读者缘分，其中的情感色彩异常丰富，亲情、友情、民族情、祖国情，无不被她刻绘得真挚宛然、淋漓尽致。她的集子当中，写到父女、母女、姐妹、夫妻情感的篇什颇夥。 

　　有时候想，很多年了，一种习惯总是不改，很多年了，某种喜好也总是不改。延续着这种习惯或喜好，生命是没有界限的，时间的痕迹被悄然弥合。我会在模糊中看见已经逝去的亲人或朋友，我会在音乐和雨的和声中感受到一种臆想的场景。它如此美妙而又温情，像久远的恋情又回到你的身边，生活的美到底在那里，我总在自己无边的激动中发出感慨。[④] 

　　爱国情操，是赵淑敏作品流淌不尽的精神泉源。《心桥》、《重庆精神》、《我是中国人》、《明天的希望》一类单篇，真切记录了作者毕生不移的爱国志、中华情，读到令人动容。《我是中国人》讲述过往海外旅行的感受，每到一地总被误认为是日本人，教她郁闷与愤慨，她想做个光荣的中国人，却不能不正视唐人街上那一张张漫不经心、恓恓惶惶、风霜满面、麻木不仁乃至愁苦沉肃的同胞面孔，“踏踏那里的土地，吸吸那里的空气，仿佛会感到血液激荡脉脉相通的震动。令人沉重不快，可是就有那样的感觉……”文章结尾她说：“在异域巡行数万里，十一万九千六百分钟，没有一分钟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要做个不带一星霉气困色的体面中国人！”[⑤] 

　　赵淑敏的短篇小说，两性婚恋题材居多。作家的女性社会立场和反对男性霸权的价值表述，是十分明朗的，对于台湾的传统宗法文化的反思及揭露，也是切中要害的。 

　　长篇小说《松花江的浪》，是赵淑敏对中华民族抗战文学的奉献，在女作家的写作生涯中占重要位置。东北沦陷之际，赵氏家族已漂泊关内，且作者年纪尚小。但她对故乡热土松花江畔当年那场民族灾难，以及中华儿女愤击外寇的历史风云，却须臾不曾忘怀。当她终于在文学和历史学两个领域均扎下根基之后，便启动了这次特殊的书写。故事发生在“九· 一八”事变前夜，到抗战胜利在望的十多年间，以小说人物金生之经历为线索，铺展了从东北到内地广阔的抗日场景，为了重点体现所要讴歌的中华意志和“东北精神”，尤其加强了对人们心理与情感的描摹，使作品平添了浓重的“心史”蕴味。值得注意的还有，小说塑造出中华民族“文化人”的代表性人物高铁屏，其忧思天下、勇于承当的献身精神，给中国抗战文学加入了一笔不该缺少的书写。 

　　纪刚（1920－ ），在台湾和海外华文读者中间，也是广受爱戴的作家。他本名赵岳山，祖籍东北辽阳，早年学医并一生行医。1969年，年甫半百，蓦然出手一部长篇小说《滚滚辽河》，立时于海峡对岸引起轰动效应[⑥]。 

　　抗战初期，纪刚年仅17岁，便慨然献身民族救亡洪流，加入“重庆系”地下秘密组织“觉觉团”，与日伪统治进行了8年的殊死斗争，甚而被捕系狱犹不减斗志。《滚滚辽河》即是以作家本人当年从事的斗争生活为蓝本，完成的一项抗战文学大型叙事。“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记录下当年种种铁的生活，火的情感，血的工作，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乃至我们的世世代代，不能忘记那个充满屈辱的时代，那段淌着血和泪的历史；不能忘记在那个时代、那段历史中为民族献身，为国家流血，为信仰牺牲的一代热血青年。”[⑦]纪刚曾经如此用情地谈到自己的这一创作。 

　　“颈上头颅任君取，冲霄壮志万古存。”当日寇铁蹄肆意蹂躏中华河山之际，东北大地上的不屈儿女们是如何决死抗争的？《滚滚辽河》以其最生动饱满的故事，向人们做出最真实客观的交代[⑧]。纪刚、罗雷、伊正、仲直、宛如、诗彦、心竹……民族危亡关头一群挺身而出、纵横出没的热血青年，通过作品描写，神态坚毅地向读者走来。其实，这批可爱的青年人，也同任何时代的青年人一样，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情感依恋、个性追求、生活情趣、人生志向，然而在作家笔下，他们却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放弃了一切个人意念，甘愿牺牲，九死不悔。 

　　《滚滚辽河》具有作者自传体的文学性质，其主人公与作家笔名相同，连书中那么真情宛然写出的青年主人公与两位女友——宛如、诗彦——先后产生的情感纠葛，都有十足的现实原型。一方面，是民族利益高过一切，另一面则是血性男子及性情中人，为了效忠的崇高事业，而不得不舍弃一己情感。“生命写史血写诗，革命误我我误卿”，小说反映了一代民族骄子，痛别昔日纯真爱情的悲悼心绪。 

　　小说文笔流畅，结构严谨，叙事从容，情节富有戏剧性和惊险度，却丝毫不见一处流俗之墨。作品异常厚重的创作主题，皆借助于丝丝入扣的人物刻画和事件讲述来达成。 

　　20世纪末，台海两岸的政治封禁渐见冰释，《滚滚辽河》及其作者重返故乡，大陆读者也便得以读到这部现实主义力作。1995年，东北地区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滚滚辽河》长篇小说的大陆版：《葬故人——鲜血上飘来一群人》。 

　　纪刚晚年移居美国。尚撰有《诸神退位》和《原来如此》等文化随笔著作。 

　　林佩芬（1956－ ），女，为台湾历史文学写作名家，有《努尔哈赤》、《天问——明末春秋》、《两朝天子》、《辽宫春秋》、《西迁之歌》和《故梦》等多部长篇小说，先后在海峡两岸出版。 

　　努尔哈赤，无疑是满洲史册上最光辉的名字之一。他是垂范后世的民族英雄，是激励民族来者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遍访今日域内，满族人对努尔哈赤的景仰崇拜，依然如故。20世纪80年代，当历史题材电视剧形式刚登上大陆荧屏，便有满族剧作家俞智先领衔创编了16集的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颇为观众喜好。无独有偶，在海峡对面，女作家林佩芬，也开始了长篇《努尔哈赤》“马拉松式的”撰写工程。 

　　林版《努尔哈赤》全书共六卷，依次为《上天的儿子》、《不死的战神》、《苍鹰之翔》、《巍峨家邦》、《天命皇帝》、《气吞万里》，凡120余万字，创意于1981年，初命笔在1985年，总体完成于1999年，历时18年。它是一部框架恢宏的制作，选取明万历十一年到天启六年（1583－1626）前后43年的历史，以广阔社会生活为场景，以错综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为依托，大开大阖，浓墨重彩地描绘出女真族天才的民族英雄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事，逐步成长壮大，经连年征战配合实施政治策略，统一女真各部，建立新生的“后金”政权，进而以“七大恨”告天出师伐明，进取中央政权，这个遍布艰辛与辉煌的历史过程。努尔哈赤是全书中心人物，小说以其青年时代风雪夜奔、举旗复仇开篇，以其英雄迟暮壮志未酬、报憾辞世收尾，显现了他壮怀激烈的斗争生涯，勾勒出他刚强的个性、非凡的胆识、缜密的思维、超人的耐力和博大的胸襟。 

　　在长期斗争中，努尔哈赤置生死于度外，身先士卒蹀血博杀，在非常关头展示了军事指挥和政治运筹的天赋。在扭转全局力量对比的“萨尔浒大战”中，面对十倍于己的明军四路包抄，他冷静地制定“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宗旨，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军的战略战术，短时间风卷残云地聚歼强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为统一女真进取大明，他用汉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哲理自勉，将数十年跟随自己南北征战的“五大臣”视为股肱手足，在刚刚称帝领受万民欢呼时，也对臣下的忠谏从善如流，对可以感化为己所用的人才，哪怕是射伤过自己的俘虏，要暗杀自己的刺客，均宽容义释……他以穿越历史的远见，创建、完善“八旗制度”，倡导满文创制，刚柔相济地安抚蒙古诸部，招徕各族人口强大自我，为未竟事业日后加速走向成功奠定基石。小说刻画了英雄的内心世界与所作所为，对人们了解这位在中华历史上产生划时代影响的人物，很有裨益。 

　　《努尔哈赤》不是单线条描述英雄人物斗争道路，作品通过观察努尔哈赤时代缜密交织的社会经纬，印证和阐发其历史性思辩。作品投入大量篇幅刻画发生于明王朝内部，乃至蒙古诸部落，以及朝、日之间的各种事件。非努尔哈赤身边的故事，不再作为张扬主人公业绩的副线而无关宏旨地存在，而是通过彼此对应展示，使人读出，在同一时代背景中，各方政治力量因因相袭、此消彼长，从而揭开潜伏于社会演变深层的历史殷鉴——兴替由来岂瞬间。正如唐人杜牧《阿房宫赋》所言，当日强秦实非他人所灭，而是亡于自身的不检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林佩芬期许她的小说成为既往历史的文学描述与文学诠释。她所启动的是艺术的笔法与样式，相当重要的行为目的则在于要以当代人富于哲思的眼光，重新审视明清之际动荡年代，做出与史实对位的检讨，为人类不断续写的历史，留存一份“忧思备忘录”。 

　　晚近发表的《故梦》是林佩芬另一部厚实的作品。小说以自己家族史料为依托，表现了一个旧时满洲贵族家庭自清政息影以来，百年间的沧桑变迁。这一家庭的祖孙三代，遭逢曲折，故事百端，时而大陆，时而台岛，“眷恋故土、中华至上”那颗永不褪色的民族心，却始终如一地坚贞可感。作家唐浩明曾指出：“其写作风格，与她的历史小说一脉相承：大气、细腻，只不过历史小说呈现的是大气中有细腻，而《故梦》则是细腻中见大气。”[⑨] 

　　唐鲁孙（1908－1985），是享誉海内外的民俗题材作家。乃清末贵族出身，是珍妃与瑾妃之堂侄孙。1946年到台湾并在那里度过后半生。他对老北京风俗、掌故及宫廷秘闻了如指掌，年轻时游遍各地，见闻宽详。1973年退休后，凭着对大陆往事的浓郁情思及超强记忆，写出许多真切表达旧日生活趣味的随笔，而其中犹以诸种“美食”详解著称。出版有《什锦拼盘》、《天下味》、《说东道西》、《老乡亲》、《故园情》、《南北看》、《中国吃》、《大杂烩》、《老古董》、《南北杂碎》等文集。 

　　老北京的宫帷市井、风土世情，在唐鲁孙笔下，无不给摹绘得模是模样是样，叫人如临其境，如触其形；而国内各地之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他也能叙讲得根柢明细、触类旁通；最是这位自称“馋人”的作者，可以如数家珍般地接连写下上百篇美文，漫谈中华古今之南北大菜、荤素珍馐、佐餐佳酿、风味小吃……直赢得一个“侠有金庸，吃有鲁孙”的美誉。 

　　台湾的资深名笔陈纪滢，谈起唐鲁孙时说：“在我未晤教以前，早已料到他是北平人无疑，是美食专家可信，是历史学者无误，而其记忆力之强，举今世同文无出其右。他涉猎之多，更非一般人可比；他足迹之广，也非写游记的朋友们可望其项背。”“鲁公不但是北平人，而且是旗人，是旗人中的‘奇人’。”[⑩] 

　　“美食家”唐鲁孙的个性化书写，甚具价值。——世间每议老式旗人，总好给个“吃喝玩乐游手好闲”的褒贬，但唐氏向非游手好闲之辈，却因一生“性馋”且有上佳记性、上佳文笔，为世间留下了太多中华餐饮文化等方面的史料。随着祖国餐饮文化和餐饮产业的日后开发，唐鲁孙此类随笔的珍贵，还会越来越获得彰显。满人的某些文化持有，在乱世则未必被人看好，乱世过后，便有可能愈益值价。 

　　关于晚年书写的作品，唐鲁孙坦言：“自从重操笔墨生涯，自己规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只谈饮食游乐，不及其他，以宦海沉浮了半个世纪，如果臧否时事人物，惹些不必要的啰唆，岂不自找麻烦。”[11]这点儿倒是很有几分满人气质。 

　　北平照一般吃食的习惯，都得按时当令，颇得孔老夫子所谓不时不食的真谛。不是三月初三，您买不着太阳糕；不到重九，想吃花糕也不太容易；抗战前不交立秋您想吃烤肉也没有卖的；至于糖炒栗子，不过白露，也没有哪一家敢提早应市！[12] 

　　饺子有蒸煮之分，所以煮的叫水饺，蒸的叫蒸饺。满洲人管水饺叫煮饽饽，黄河两岸有的地方叫扁食，最特别的是山东菜管煮水饺叫“下包”，外乡人初履斯土，听说“下包”时常被弄得莫名其妙。……包饺子又叫捏饺子，饭馆做的多半跟家庭包法不同，叫“挤”，一挤一个，手法非常之快。北方还有个老妈妈论，三十晚上包饺子、接财神的时候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包上两三只。说是包几只饺子，可以把小人嘴捏住，可免小人胡说八道，招惹些是是非非出来。财神饺子里面要包小钱，恐怕饺子捏不牢，破了会漏财，于是财神饺子都捏上花边，虽然费点事，可是绝不至于饺子咧嘴散馅儿漏财。[13] 

　　随便选出上面两段叙述，满宫满调京腔京韵的语言，加上道道地地的故园风习，敢是真的要让不少别井离乡多年的老读者，一掬怀土之泪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移居香港的女作家杨明显（1938－ ），也以“京味儿”叙事闻名。1978年她发表处女作小说《程爷爷的故事》，即被媒体誉为“纯北京风味的有趣小说”。其后，撰写了长篇小说《姚大妈》和散文集《城门与胡同》，均得到好评。年近花甲的时候，她再次乔迁到了澳洲。 

　　有次课间休息我站在校园矮矮的围墙外面，看见一个六七岁的亚裔小男孩儿，孤零零的一个人靠在树下低着头用脚尖儿踢地上的青草。试着用中国话和他打招呼，他一听高兴地跑过来。我问他为什么不和同学一块儿玩，他满脸委屈的样子说：  “我才来四个多月呀，哪里会说那么多的英文！我都说不来，不来了，他们一定要把我接过来，在上海和外公、外婆多好，还有那么多的小朋友……”  看见他快要流泪的样子，我把手伸过去和他紧紧握住……[14] 

　　身在海外的满族作家，写也写不尽的，除了乡情，还是乡情。 

　　《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夏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