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民间说部，是指由满族民间艺人创作并传讲的、旨在反映历史上满族人民征战生活与情感世界的一种长篇散文体叙事文学。因其体式与汉族民间艺人的说书比较接近，每部书可独立讲述，故称“说部”。

     这种文体，源于古代讲古习俗，兴于有清一代，是满族文学中反映满族社会生活、历史事件最为集中，艺术上最能代表满族文学粗旷豪放艺术特点的艺术种类，但由于它产生并流传于民间，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应有重视。近20年来，随着我国学者对满族文化普查的日益深入，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这已尘封多年、具有满族民族史诗性质的民族民间文学瑰宝。

     满族民间说部往往以本民族历史上某个英雄人物的传奇性个人经历为主线，原汁原味而又浓墨重彩地向我们展示了历史上满族人民在治理北疆，保家卫国过程中所创立的丰功伟绩。这些作品均独立成篇，但若将其连缀起来，便可以从这些堪称卓越的民间说部中，窥视到从南北朝至清末民初这1500年间，满族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历史变迁，了解到满族社会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体悟到历史上满族人民自己的审美情趣，他们的世界观及其价值取向。这些长篇说部雄阔、遒劲、豪迈、壮美，透露出满族人民所独有的艺术气质，具有着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是研究满族文学及满族历史的不可多得的资料。

     满族民间说部，渊源于历史更为悠久的民间讲述形式——“讲古”。讲古，满语叫“乌尔奔”，是传说或故事的意思，即讲述本民族特别是本宗族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故事。在入主中原以前，满族几乎没有以文本形式记录本民族历史的习惯，当时人们记录历史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部落酋长或萨满来口传历史，教育子孙。有谚曰：“老的不讲古，小的失了谱”。讲古，就是利用大家最为喜闻乐见的说书形式，去追念祖先，教育后人，籍此增强民族抑或宗族的凝聚力。在这里，讲古已经不是一种单纯性的娱乐活动，而是一种进行民族教育、英雄主义教育和历史文化教育的重要手段。

     在传统满族社会中，人们经常举行讲古比赛，清中叶满族八角鼓、清音子弟书异军突起，便是这一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裂变。历史上，满族社会在部落酋长、族长、萨满的选定过程中，都要求当选人必须要有一张“金子一样的嘴”——即必须要有讲古才能。讲古习俗的倡导，客观上为满族民间故事家及具有杰出讲述才能的民间说书艺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满族民间说部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便是受汉族传统说书的影响。历史上，满族曾两次问鼎中原，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另一方面，在满族与汉族的长期交往过程中，满族也吸收了大量中原优秀文化，民间说书，就是典型的一例。

     在中国文学史上，说书这种表演形式至少可追溯到唐宋时代，此后一直常盛不衰。到了清代，随着满族入关，这种通俗易懂的表演形式，更显出勃勃生机。当时的说书，内容多取自汉族文学史上著名的讲史、公案及武侠类小说，如《三国演义》、《大八义》、《小八义》、《施公案》、《忠义水浒传》、《杨家将》等等，通过说书这种特殊传媒，这些作品不但成为当时满族社会中家喻户晓的故事，同时也为后来满族自己的民间说书艺人表演风格的养成，提供了借鉴。听过或读过满族长篇说部的人都会明显感悟到，在满族长篇说部中，无论是讲述内容的选取，还是表演风格的定位，均与汉族的民间说书暗合。如故事的主人公多为侠肝义胆、扶弱济贫、保家卫国的铁骨英雄，情节展开过程中常常采用设置悬念的手法，以及开篇及结尾处的技术处理，起承转合过程中的套话借用等等，都具有着较明显的师承关系。

     据我们调查，满族民间说部，具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这些作品人物个性鲜明，情节波澜起伏，语言气势磅礴，反映了这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征程中力顶千钧的集体意志和情怀万里的博大胸襟。只是由于满族创制文字较晚，应用时间不长，流传于本民族口耳之间的长篇说部，不可能得到科学而全面的记录。再加之有清一代辖制于带有军事性质的八旗之内，其居住区域、活动范围都受到严格限制，满族长篇说部因此而不得伸展。民国以降，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满族文化并未受到应有重视，满族民间说部也一直不为世人知晓。

     从我们已经搜集到的满族长篇说部来看，总篇幅已达16部，凡450余万字。当然，这只是我们在近20年的满族文化普查中，在满族人民居住比较集中的黑龙江、吉林、北京、河北等省市发现的满族文学遗产的一部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调查的深入，可能还会有若干作品问世。

     在满族民间说部的搜集整理过程中，有许多学者希望我们能就这些民间说部做出一种比较客观的价值判断，因为，在此之前满族毕竟有了自己的文学，作为“下里巴人”的民间说部的发现，对已有的满族文学究竟具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此前，当谈及满族文学时，我们所能注意到的多半是那几部为数不多的满族作家作品和散轶在满族民间的篇幅短小的民间故事、歌谣、传说、子弟书等等。这就是满族文学的全部吗？我们不敢相信。因为这些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无法与历史上我国满族人民所创造的其他文明事项相比拟。不用说篇幅短小的传说故事无法代表满族文学主体风格，就是后世文人创作的长篇巨制，也因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很难客观地反映出满族人民自己所特有的精神风貌。这些作品充其量只能说是满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而不是满族人民用自己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出的，反映满族社会历史、风土民情，展现满族人民自己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满族文学作品。从这个角度而言，现有的满族文学作品很难说就是满族文学的主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人数虽不算众，却曾两度入主中原，并先后建立起金、清两代皇朝的北方民族，在中国文明史上，确曾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从迄今为止的满族文学史上，我们尚看不出这恢弘的历史，在文学作品中有多少全面的反映。我们以为，民族文学之所以被称之为民族文学，就在于通过它，可探索一民族历史文化变迁的过程和民族心理嬗变的轨迹。如果一个民族作家对此没有自己的理解与诠释，其作品的民族性则将大打折扣。他的作品可能是很好的作品，但它也许很难成为“这一个”民族的文学的主流。而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我国学者在三省一市满族民间艺人那里挖掘到的这16部长篇说部，不但填补了满族文学史上没有系统反映满族历史之作品的空白，同时，也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以满族人民自己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出的，足以反映满族人民自己生活方式、历史文化、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才可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满族文学的主流。

     当然，我们这样说，也许会召来一些批评家的责难和反对。因为自从书面文学诞生以来，我们的学者们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统计与评估的过程中，往往以书面作品的多寡与优劣，作为评判一个民族文学发达程度的唯一尺度。其实，这是很不公允的。说得严重点，这乃是文字人的一种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因为它过于看重了文字在文学传承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文字是文学传承的重要载体，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文字的出现，为文学的创作、传承及保存，确实提供了极大方便，但这并不等于说，使用了这种先进传媒的文学，就一定是最优秀的文学。文字作为传媒只是一种阶段性或局部性的文化现象，而不是全部。事实上，由于各民族文明程度不同，进化快慢不一，他们的文学表述手段也会不尽相同。有的民族以书面文学为主；有的民族则以口述为主。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似乎只有被文字记录者，才是“阳春白雪”，否则就是“下里巴人”。倘若真的如此，我们又如何理解藏族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名家巨作，而是民间艺人演唱的长篇史诗《格萨尔》，傣族最优秀的不是作家作品，而是散轶民间的叙事长诗呢？社会有进化，而文学不存在进化，只存在变化。使用最先进传媒者，不一定就是最优秀的作品。判断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学，关键看它是否客观而全面地反映了本民族的历史生活，是否使用了本民族所喜闻乐见的民族艺术形式而受到当地社会的认可。

     与现有的满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相比，这16部满族民间说部，确实具有着其它满族文学作品所无法企及的特殊价值。

     首先，这16部满族民间说部，是满族人民自己创作并传承的满族文学作品（只有其中的个别作品为八旗中的汉军创作）。这些作品不但系统而全面的反映了历史上满族民众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充分而准确地表述了满族人民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他们独特的审美情趣。

     其次，这些民间说部都是民间艺人、萨满、氏族酋长作为本民族或本氏族历史，讲述给后人的，说部虽有艺术加工，但其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叙述要素，都是真实可信的。这对于基本上没有录史传统的满族来说，说部的章章节节都具有着极为特殊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满族文明史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