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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纪新]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6-11-09  作者:关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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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有过非常作为的民族。可以想象的是,假使没有厚重的包括道德能量在内的精神文化积淀,满族是不大可能突破道道险阻完成其历史作为的。可惜的是,历史界、思想界对这一点,还没有作过比较多的研究。 

  老舍出生于清末的八旗社会,世代积淀生成的满族传统伦理观念,留给他以确切的精神烙印。这里,想要将前面的讨论深入一步,以便更清晰地辨认作为文化人和文学家的老舍,他那带有民族个性特征的精神世界。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奖为荣,示甘为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终,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这是老舍1938年年届“不惑”之时,用其特有的“老舍笔法”,写下的简短“自传”。在略显幽默顽皮的笔墨下,展现的,是他饱尝坎坷人生况味而难得示人的胸中块垒。20世纪前半叶,老舍不肯在人前提及自己非同常人的民族出身,连生身父亲是清末战死于“庚子之乱”战场的八旗士兵——这一对他来说重要的事件——都不轻易提及。而这份“自传”,却不能不被看作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同时触及到了以上两件旧事的罕见叙述。“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无形中,他有保留地披露了自己身为八旗为国捐躯将士子弟的点滴讯息;而“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则证实了帝制解体,是在个人的读书求学阶段——也就是他尚未成人的少年时期。这两样终于在“不惑之年”被诉诸笔端的事件,对他的人生都不是无关轻重的:父亲战死教他的童年雪上加霜,他不仅失去了一位至亲,家人生计也由此几近崩溃;至于清廷覆亡,对被八旗制度捆绑的满族家庭和全体满人来说,更可谓命运攸关的大变故,它虽然令旗族广众就此有了人身自由,却引发了满民族在随后长时间跌入更其悲苦的深渊。一己之家的遭逢,和整个满族的际遇,借助于这寥寥数语,得以委婉的表露,让人们今天重读时会要感慨作者的心间悲凉。从“自传”开头几句,我们触摸到了老舍长期闭锁的民族心理,“无君”、“无父”的两种处境,均来自旗族社会的跌宕变迁,外民族不大可能像本民族那样,去悉心体验和咀嚼民族变故带给他们的后果。我们引述老舍“自传”,更关注的是作者表露的观念,也就是他在“无君无父”境况中道德精神的依归。照“自传”字面上含义,可以读出作者笔底暗含的一层意思:如若一直“有君有父”,则出循“君”旨、入遵“父”命,便是理所当然和不易改变的,这刚好是封建时代八旗制度下寻常满人的伦理型范与行为准则。老舍身为旗族后人,深知假如不是在童年承受“刘善人”义举去念了书,假如不是“大清朝”在自己少年时期退出历史,人生便别无选择,还会跟本民族的无数先辈和父兄在生活轨迹上一模一样。然而,时代变了,“无父无君”社会降临了,作为挣脱八旗制度的满人,老舍不必再走前人老路。按照世间习见的理解,老舍此处的“无君无父”是取一语双关的含义,撇开他本人真的“无君无父”之外,“无君无父”在传统文化语境还有另一重指向,就是“无法无天”甚至“揭竿而起”。民国初期中国社会正是一个“乱世英雄起四方”,排斥一切既有制度文化及精神信条的局面。而“躬逢其盛”的老舍,却不愿跟随世风走,他的选择——既然面临“无父无君”境况,便要在家中“特别孝爱老母”!他不做发财发迹走红运的非非之想,即便辛苦操劳“糊口四方”,也“甘为寒贱”,以至于“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老舍的这篇“自传”,很能体现当时他所葆有的满人道德观。 

  自古以来,满族人的传统理念,崇尚纯朴、忠义、豪爽、正派的品性。满人遵循的行为准则是,只要不是在战场上面对敌人,人生在世待人就要有利他精神,处世则须讲究宽厚隐忍。加之世代受到八旗制度的辖制,旗族族众还养成了上下有别、长幼有序、服从号令、重视纪律、遵守秩序、乐于礼让、不怕吃亏的性格特征。还有,为世间关注的“旗人多礼”与“满族家庭特别讲究尊祖敬老”……也都跟这些民族伦理观念相联系。从小便生活在满人中间,旗族的习性影响到老舍。既然已经“无父”,他便将全部情感用来“孝爱老母”。世间根除了主宰其命运的封建王朝和八旗制度,他却没有产生个人“机会”来了的念头,没有萌生趁着乱世火中取栗的心思,他不肯逐蹈时尚,在“自由”、“反叛”的旗号下试图变换个人在社会上的功利位置,他愿本本分分地做老实人。就是这么一篇短文,只有二百多字,作者未必有意要诉诸读者太多的什么,而我们却有可能辨析出作者心灵的宣示。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排山倒海般的狂涛巨浪席卷域内,政治巨变,社会摇曳,文化动荡,观念丕变。封建帝制退出历史,民主自由成为人心所向,资产阶级政权体系开始创建,“士农工商”的旧式模式失势,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工商经济活动合法化,封建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规范被丢弃,代之以渐趋彰显的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倾向,而社会性伦理观念也出现裂变,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抬头,意在取代封建体制下束缚人们手脚的“纲常礼法”……这一过程异常复杂,在古老的国度里面,人的“解放”首次被明确展示出来。 

  然而当时的老舍,一个与这个天地翻覆的新世纪几近同龄的年轻人,却表现出了很是冷静的心态。如果说帝制坍塌时他尚属少年,没有个人的政治倾向还情有可原,那么到五四运动爆发,他已是北京城一个获得个性人格的青年文化人了,却照样是个不动声色的“旁观者”,就有些让人们费解。从老舍自述看,直到步入“不惑之年”,20世纪30年代晚期,他还是一意笃信着自己的“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的人生信条,这也益发地教人觉出他的人文价值观念有超乎一般的守常持衡。这在当时,是一种典型的满人式的守常持衡。 

  20世纪前期,许多满人对社会现实的感受,与一般的国人不一样。从多年来严苛的封建专制和八旗体制下挣脱出来,却又跌进从生计到名誉的双重噩梦,让他们的社会判断和情感取向拐了一个陡弯儿。“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这种悖反的逻辑折磨着他们,教他们看不到社会的进步。加上帝制专权乍一退出人们生活,道德失范伦理无绪的场景到处闪现,习惯于旧秩序旧规范的满族人,更是满腹的牢骚,他们听到的是“自由”“民主”的鼓吹,见到的却是军阀、政客等新贵“暴发户”们的伪善狡诈、横征暴敛。 

  有清一代满人以尚淳朴正直为骄傲。远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忠直廉洁与舍身忘我便是最受人们敬重的品行;康、雍、乾三朝,君主们对旗下官兵道德上的规范也很严格,他们最为忧虑的就是八旗子弟与外界接近染上不良习气而迷失本性。康熙帝和雍正帝在旗人内部选取人材的标准是以德为先。乾隆帝甚至颁布御旨,凡满洲人有行为及道德不堪者一律革出旗籍。清代满族以一个人数寡少的民族打天下坐天下,精神上隐藏着如履薄冰的警惕,他们得不断调整和修正自己的形象,尤其是道德形象要经得起世间评说,对得起万民瞩目。历史学家指出,清朝的君主们就自我修身的优良程度来看,在历代中间都是数得着的。 

  清代的满洲营房里,人们日常谈论较多的是旗人们生生死死的故事,为国捐躯在他们身边世代不绝、家家皆有,议论这些就如说起一日三餐那么寻常。这些长期以达观心态面对生死的人,活在世上也都要活得“硬朗”、“有骨气”,长辈勉励后人常用的两个字,就是“要强”。传统满人眼里顶容不得的就是“一肚子坏水儿”和“假模假式”。久而久之,满族人恪守道德气节便在世间有了定评,衡量一个人“像不像满人”、“是不是满人”,甚至就直接去看他的品行端正与否,有没有足够的道德尊严。 

  自尊,主要涉及的是伦理道德层面的自持。满族传统理念格外看重人生的自尊度——无论处于盛世还是处于乱世都应有的道德自我规范。他们通过自觉的德行养成来表达对一己名誉的看护,也以个性操守来支撑对于民族声誉的守望。满族传统的道德主义风尚有时显得不合时宜,他们置身世俗,还免不了被批评为道德泛化或者严厉化。局外人早已习惯褒贬满人过分地“好面子”,其实“好面子”未必是坏事,“好面子”的人才有可能经得起睽睽众目的监督。 

  随着驻守中原年深日久,其间许多时期又属于和平年代,八旗满洲族众出现了精神蜕化。满人进入中原后受到汉族“礼教”熏陶,将原本具备珍贵价值的传统无节制地仪礼化,膨胀为不胜其烦的“礼数”;在八旗全民皆兵制度下受到兵饷“恩养”的旗人们,慢慢练会了享受生活艺术,在并不阔绰的状况下想方设法,把生活打点得“精彩”起来——会吃会喝会玩会乐,在本来有限的甚至是可怜的物质条件下找寻人生情趣。这也消磨了这个粗犷民族的尚武精神和奋斗意识。可是,即便是在非议满族最为激烈的时期,由纯粹道德层面上来否定满族的议论,也并不多见。 

  “享用生活,本身并无关乎道德的善恶。”姑且不去说满洲旗人们在享用生活中随时有所发现及创造,在吃、喝、玩、乐等文化上曾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真玩艺儿,即使就这些人享用生活本身而言,也无可厚非。他们是些活生生的生命,是时刻准备去疆场搏命的兵勇,在八旗制度下没有人身自由,用所得的微薄兵饷而非不义之财来享用生活,没有什么不可以。他们享用生活以不损害他人为尺度;失去享用生活的起码条件,他们亦做得到无怨无艾。这是他们天然的道德状态。 

  任何道德规范都有时代属性。老舍既然出身于满人的道德范畴,作为独立的人走进社会的时候,就免不了要按照习惯的或者说能够给他的心灵带来宁静的道德方式,面对生活。这就是一个年轻人能够在乱世做到“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的答案。 

    

  老舍通过一生等身般的作品,持续值守着伦理精神,显示出对国民道德衍变的关注。这在五四以来的所有文学大家那里,都很难找寻出另一位可以与之相比拟者。他的道德观念的起点带有明朗的满族古典伦理色彩,这既是值得尊重的,也存在着一定的保守性质,是可以认定的。当然,老舍又不是个固守旧有道德元点的人。20世纪的中国不乏大动荡场景,在摸索建立新时代伦理的路上,老舍不知疲倦地走着,既有执著也有迷失,既有教训也有收获。这条路他走得过于艰辛,有时甚而就是踽踽独行,他却没有顾及。他苦心孤诣地寻觅新的民族道德型范,最初的引燃点还是少年时期满族式的精神养成。自幼看重伦理情怀、注意道德修养的人,不大容易在生命的某个时期轻易叛离这种习性。 

  老舍早期自我人格塑型时期,除了母亲,还有两个满族人对他影响较大,他们是后来出家作了和尚的“宗月大师”刘寿绵和基督教宗教职业者宝广林。在这二人的影响下,老舍要牺牲自我为民众做事的情感达到了宗教的热度。因刘寿绵“以佛心引领我向善”,老舍入学读书成了文化人,体会到“帮助别人”的“乐趣与意义”,明白了人生可以做到“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老舍自幼未曾得到过太多社会温暖,对黑暗现实有切肤体验、对公平世道充满向往,愿意通过奋斗使不公正社会变得合理、平等。他“艰苦挣扎,谢绝各方面的引诱”,与龌龊势力划开界限,保持心灵的高尚和洁净。所处社会范畴局限了他的视野,他只能在左近的生活圈子发现引导自己实践的思想模式。刘寿绵的乐善好施,让他认识到在浊世间作个好人的价值,不过,刘寿绵没有使他这个年轻人在社会大变革中足以认同的思想体系。他在精神探索的路上,又遇上了基督教传播者宝广林。宝广林,北京满族人,20世纪前期由英国伦敦大学神学院毕业归来,是进步的爱国的基督教神职人员。他比老舍大几岁,在京城基督教徒中是有影响的牧师。老舍对同为满人的宝氏言行尤其关注,宝广林在了解了他的人品后,也用心引导他,传播有关基督教的观念。宝广林宣扬的基督教思想,让老舍特别感兴趣,他不仅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大同主义精神,还强调“破除国家种族之畛域”,达到不同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与和睦。他说:“是基督之光明所被,足以使撒人与犹太人之积怨,如冰雪之见日,立即消释,而同登灵界焉。”饱受歧视的满族人,期望见到各民族相安共荣、平等相待的社会。宝广林体会同胞们的心愿,着重提出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民族民主思想,搅动了青年老舍的灵魂。 

  1922年,老舍领受洗礼成了基督教徒。不久,他作过一次讲演,谈到: 

    

  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 

    

  老舍用“负起两个十字架”作比喻,阐述自己愿意担起“破”与“立”双重道义责任。他认识到旧文化包含着“像大烟瘾那样的”恶习和积弊,须在铲除旧文化的同时,“创造新的社会和文化”。在倾向于道德关注的老舍这里,社会伦理价值观念的能动扬弃,是其中的应有含义。 

  老舍正式登上文坛,是自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英国教习汉语时写下三部长篇小说开始。由老舍的这些作品,可以读出作者的道德针砭,窥视到这位满族的年轻作家当时的精神站位。 

  最早写出的《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出场人物多涂抹着道德脸谱。这两部小说对道德败坏的恶人做了毫不容情的嘲弄鞭挞。《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是罪恶的渊薮,一切悲惨结果都和他为填充一己欲壑有关。同一作品中的报馆主任蓝小山以及《赵子曰》中的大学生欧阳天风,则是更无耻的、天良丧尽的家伙。老舍最初两部长篇抨击的这几个极恶之人,查一下来路,都有其特指。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阶级关系较之先前复杂得多,地主阶级势力继续顽固存在、积蓄久远的封建意识阴魂不散,新生资产者在社会夹缝中的踊动与发迹也处处可见,老张便是应运而生的产儿。他有点儿“国学”根底,给人以“正统的十八世纪的中国文化”的幻相,骨子里早已染上了资产阶级思维理念——“老张的哲学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他经商、当兵、办学堂全都是为了钱。像所有资产者最初进行原始积累那样,他凭着压倒一切的金钱拜物观,从事泯灭人性的财富聚敛活动。这里,只用封建文化毒害来解释老张已经讲不通。作者写足了老张可恶,又说:“他却是一位循着经济原则走的,他的头脑确是科学的。他的勇敢是稳稳当当的有经济上的落脚点……”老张的“经济原则”和封建社会的经济原则已经分道扬镳,虽然还寻不到老张作为资产者典型活动的内容,他的意识可是距离资本家们不算太远。“果然他有十个银行,八个交易所,五个煤矿,你再看看他!可怜,老张没有那么好的基础!”老张是集“假道学先生”、市井无赖和新生资产者于一身的社会怪胎。20世纪初,这类人在中国社会阶级分野中还未占有决定性的份量,这种描写却是来自于年轻作家亲历的现实。作者所以对这类人物的孳生有真切洞察,跟他特别的民族身份相关。他来自于旧式的京旗贫民营垒,是个由传统道德文化中走过来的旗人子弟,当然对世道大变异中“钱本位”法则的淫威和“钱本位”人物的暴发,有本能的敏感、厌恶与蔑视。 

  蓝小山呢,却没有老张的老派“迷彩”,他欺哄青年、伪造新闻、坑蒙钱财、玩弄女性……浑身散发买办资产阶级恶少气味。“老张与蓝小山的哲学不同,所以他们对女子的态度也不同。老张买女子和买估衣一样,又要货好又要便宜;穿着不合适可以再卖出去。小山是除了自己祖母以外,是女人就可以下手,如其有机可乘!”作者一针见血:“小山所有的是二十世纪的西洋文明”。 

  欧阳天风则是风度翩翩的流氓恶少,有着比蓝小山更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卑劣灵魂。他淫荡成性,始乱终弃,贩卖人口,落井下石。他的做人法则:“钱就是名,名就是钱!卖国贼的名声不好哇,心里舒服呢,有钱!中国不要他,他上外国去,中国女子不嫁他,他娶红毛老婆!名,钱,作官,便是伟人‘三位一体’的宗教!” 

  老舍是个留意于写作机巧的文学家。他常赋予笔下人物有一定含意的姓氏。蓝小山的姓氏“蓝”姓,在中国北方居民尤其是“老北京儿”中是罕见的,冠此姓氏者均为南人。作品没有点明蓝小山来历,却给了他个“蓝”姓,描绘他“留着日本式的小胡子”和“长长的头发,直披到项部”,读者便猜得出他的经历和政治背景,可能是个民国初期由南方北上的“新派”人物,日本留学生。欧阳天风复姓“欧阳”,同样为南方人专有,小说甚至点出他先前是个上海人。 

  20世纪20年代初登文坛的老舍,偏爱旧日京师古典伦理精神,对于南来的西洋式殖民文化嘴脸及其道德行径格外不屑。将蓝小山、欧阳天风等辈与老张这个北方土壤中刚露头的新生资产者放到一起,老舍那时极度反感“时髦”资产者为所欲为、享乐无度的道德行径,一目了然。 

  在起初三部长篇里面,老舍对旧日北京城中“自己人”的道德表现,也不乏揭示,这种揭示另有分寸。《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姑母,老北京市民阶层的小人物,道德形象被刻画得很成功。老张要纳赵姑母侄女李静作妾。李静父母双亡,赵姑母曾给侄女全部的母爱。可是,这位“真对于李氏祖宗负责任”的“好妇人”,却毫不犹豫地破坏了侄女自主恋爱,“好心”地将李静送去作老张小妾。她的一定之规是:“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怎样管束我们来着?父母许咱们自己定亲吗?”“我爱我侄女和亲生的女儿一样,我就不能看着她信意把自己毁了!”后来老张纳妾不成,像慈母似的赵姑母竟跟亲侄女一刀两断,把李静送上了绝路。赵姑母的选择出于封建时代千古不变的伦理观念。老舍把赵姑母称作“中国好妇人”,他很清楚,世上会有恶鬼老张之流制造罪孽,而罪孽的兑现,则须靠这一代又一代的“好人”们的“道德作为”才能完成。小说中说:“世上不怕有蓝脸的恶鬼,只怕有黄脸的傻好人,因为他们能,也甘心,作恶鬼的奴仆,听恶鬼的指使,不自觉的给恶鬼扩充势力。”读者能从老舍这出手不凡的长篇处女作中得见进一步的伦理文化意义。挖掘和审视包括封建传统道德的“国民性”,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扣的题旨藉以彰显。作品指出:“把她(指赵姑母)放在普通中国妇人里,叫你无从分别那是她,那是别人。你可以用普通中国妇人的一切形容她,或者也可以用她代表她们。”这是注重伦理观察的年轻老舍入木三分的判断,有点儿令人不寒而栗:赵姑母这一滴“海水”标示着的,正是中国人传统道德观这片汪洋的“含盐浓度”。中国存在一个庞大的超静态市民阶层,他们最讲“道德”,而这种“道德”却代表了落后的国民性。老舍秉承五四运动倡导的精神启蒙传统,介入民族的道德重建,于此初见端倪。 

  《二马》的主旨,是比较中西国民不同的民族性格,也存有对“自己人”道德类型的摹写。书中“老马”“是一点也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生长在北京这个古国“首善之区”,心灵、做派都堪称传统体现者。命运教他在年近半百时,英国这个工商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来经商,“真像个摸不清的梦”。他看到哥哥留给他的店里一把中国产的小磁壶的定价,大惑不解:“合多少中国钱?六十来块!冤人的事,六十来块买个茶壶!在东安市场花一块二毛钱买把,准比这个大!”老马身上,虽集中了中国“老民族”多种弊病,倒还是一位让人牵挂与怜悯的同胞。他善良、大方、和气,富有正义感,都反映着中国式古朴伦理精神特有的魅力。老马的伦理道德,跟《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赵子曰》中的欧阳天风之流的恶人,有着天壤之别。在这里,老舍又往人物姓氏上打了埋伏,教主人公姓“马”。我们知道,老舍本人血管里,就流淌着“马”氏的血,他的母亲和曾祖母都姓“马”。作者创意时有着不欲明言的初衷,想暗自反省满族自身精神传统的利与弊,熟悉满族社会历史精神文化的人,都能从老马身上找到旧时旗人的影像。不过,作者迫于某种考虑,只能在小说里说老马“他是广州人,自幼生在北京。他永远告诉人他是北京人……”作者须回避当时世间还相当敏感的满族话题。老舍知道,让老马“永远告诉人他是北京人”就足够了,因为北京文化和旗族文化,早已纠缠不清。 

  青年时代写于伦敦的三部长篇,是老舍初入文坛的心理轨迹。可以发现,他二十几岁“信马由缰”写东西,心里最厌恶和最关切的是什么。国民伦理价值观念,从此时起直到其晚年,一向是他关注、守望、检视、构建的精神内容。 

  不过日后的他,再不会像年轻时那么负气,把些个顶丑陋的品行都搁到南方人身上。1933写《离婚》,又出现一个年轻恶棍——小赵。跟蓝小山、欧阳天风二人类似的,是小赵的无聊无耻和流氓成性,而不尽一致的则是小赵身上,显露浓重的京派恶少印记。老舍已不是像写蓝小山和欧阳天风那样,故意用“蓝”和“欧阳”这样典型的南方姓氏暗示道德泯灭的丑类非北平原产,掩饰对故土文化的一味偏袒;他开始正视北平传统伦理土壤上,同样可以滋生的精神毒瘤。 

  自此,老舍作品中走出来诸多的无良形象,犹如一面面镜子,照见了躲藏在各处黑暗角落的可憎嘴脸。从《柳家大院》里“混着洋事”的老王到《且屋里》的官僚买办包善卿,从《新时代的旧悲剧》里陈老先生到《阳光》中的丈夫,从《柳屯儿的》女恶霸到《善人》里的女“慈善家”,从《牺牲》中洋博士到《大悲寺外》坏小子,从《蜕》中洗桂秋到《火葬》里王举人,从《残雾》中洗局长到《四世同堂》里面大赤包、冠晓荷、蓝东阳、祁瑞丰……将这些人物的阴暗与可耻刻画得入木三分。大致把这些家伙的丑行归归类,可以发现他们的肮脏灵魂不外乎两大类,一是贪婪者的损人利己,二是伪善者的欺世盗名。传统满人眼里顶容不得的“一肚子坏水儿”和“假模假式”,是老舍式道德批判的重点。在社会发展的现实下,老舍注意到在人前高挂“道德”幌子却在背地里干尽假、恶、丑勾当的情形,越来越多。他在《歪毛儿》中借人物之口,表达对伪善世道的基本估量:“越是上等人越可恶。没受过教育的好些,也可恶,可是可恶得明显一些:上等人会遮掩。假如我没有这么一对眼,生命岂不是个大骗局!”作家知道,要挽救民族道德危机,必须在人们面前,将所有五光十色的遮羞布撕碎,让伪“道德”无以藏身。 

  老舍不懈地发掘和鞭笞弥散于国民身上的道德痈疽,准确描摹民国年间在“民主”、“自由”的幌子底下,世间“漂亮人物”背地里超出常人想象的虚假、伪善,也揭示天良泯灭者遇上国家危难,不齿行径达到的令人发指程度。 

    

  世风日下,浊浪排空,是老舍前半生面对的基本社会情状,也是他要求自己保持警惕的原因。身为一介瘦小体弱的书生,老舍骨头是硬的。在龌龊世俗下面,他与身边的满族朋友以“独立不倚”、“自食其力”相勉励,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守护着高贵的人格和洁净的操守。 

  1920年,21岁的老舍担任小学校长工作优异,被擢升为劝学员。这是个“优缺”,每月薪水达到一百几十元,远远超出作小学校长时的40元月薪,叫人极为羡慕。然而想要凭良心跟道义做事的他,遭到了冷遇和排斥。老舍毅然辞职,重新做起收入微薄的普通教员。他对重新回到贫苦阶层感到舒心,比起在尊优之下颓废堕落遭人耻笑,自食其力不但光彩得多,也大有利于个人修身。 

  老舍道德光华为外界感受,多在艰难时世之下。抗战时期长长八年时间,他那热诚、真挚、人缘特别好而且肯于为社会奉献的精神范型,获得文艺界左、中、右派一致信任。老舍写有一份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入会誓词》,说:“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劳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他在抗战时期,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担了多少不是,创建了多少功绩,和他一同坚持抗敌文艺活动的文艺家们心里都有数。老舍向中华全民抗战输送了巨大心血,却没有丝毫私心。1945年抗战一经宣告胜利,他便想宣告“文协”解散,也好重回书桌旁继续文学创作,让许多人感到惊讶。他觉得,自己身为国民在国家危亡关头该尽的一份社会义务已然尽到了。他从未想过利用自己的奉献来向社会换取什么私人权益。若将老舍的人生和创作两相比照,会有所感触:他在作品中歌赞的精神品质,正是他在现实生活中坚持的。这些精神品质,通常都能传送出满族传统观念的讯息。 

  从《老张的哲学》里面洋车夫赵四,《赵子曰》中大学生李景纯,《猫城记》中志士大鹰,《黑白李》中哥哥黑李,《大悲寺外》中黄学监,《老字号》的钱掌柜和徒弟辛德治,《一筒炮台烟》的大学讲师阚进一,到《四世同堂》的教员祁瑞宣、诗人钱默吟、平民李四爷,再到《茶馆》里旗人常四爷……老舍写出来的善良人物数以百计,他们体现着的民族传统伦理价值都是叫人不能忘怀的。 

  这些不同人物的言行作为,反映了老舍心目中“善良”与“道德”的涵义。在日常生活中,赵四的古道热肠,李景纯的固抱一诚,黄学监的仁恕为怀,钱掌柜和辛德治的诚信无欺,阚进一的重视节操,祁瑞宣的洁身自爱,常四爷淳朴刚毅,等等,都是老舍推崇的人格。而赶上人生非常时期或者社会危急关头,老舍则高声呼吁人们,去学作李景纯、大鹰、丁二、黑李、钱默吟、祁瑞全们,浑身侠肝义胆,愤然舍己济世…… 

  前半生的老舍,政治上选择了无党无派。这既是辛亥之后民国年间满族下层社会处境使然,也由老舍满族文化人“独立不倚”的社会站位所促成。而无党无派的道德主义倾向,使他对待社会矛盾与斗争,也走了一条“无党无派”的路,传统的单打独斗的义侠作为,成了老舍开出的救世药方。在许多丧失社会公正的历史局面下,下层百姓企盼的“救星”其实只有两种,一是“清官”,二是“侠客”,在连清官也无法找到的时期,也就只能呼唤那些除暴安良的侠客们问世。 

  在满族旧日精神传统当中,古典“侠义”习尚备受推崇。侠客及其侠义精神,在汉民族的古代缘起很早。满族人入关后,把本民族的执义尚武追求,与中原民族日渐衰落的“侠义”习尚结合起来,形成了“游侠”传统。据自幼生长在京城的资深满学家金启孮证实:“清初以至清末,京旗满族下层社会中有一种逞强好胜的游侠……关于这种人的记载绝少。一是他们只凌强而不欺弱,一般人对他们没有什么恶感。二是他们多在八旗人居住的内城活动,很少去外城,在他们身上没有什么民族矛盾的辫子可抓。三是他们偶然触犯了有权有势的人,但没有‘大逆不道’的证据,也不值得记入《实录》或者《事例》,因此多默默无闻。”满人的尚“侠”之风,在今天所能读到的满族作家创作的作品中,还是相当多的。例如清中期和邦额短篇文言小说《三官保》、清晚期文康的长篇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清晚期石玉昆的长篇评话小说《三侠五义》、清末民初剑胆的短篇小说《妓中侠》、民国年间王度庐的中篇小说《风尘四杰》以及他的“悲剧侠情”长篇小说系列,都留下这个民族好侠、尚侠、慕侠、效侠的心理印记。老舍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创作者,我们却有点儿意外地在他的作品里读出许多表现“侠义”思想及举动的内容,其内在答案也在于此。 

    

  始终关注和思索民族伦理建设的老舍,在他的创作中日益显现出现代启蒙主义文学宗旨,而随着启蒙主义文学思想的树立与巩固,他在发掘国民性方面的创作实践愈来愈走向纵深。我们研究老舍民族伦理观探索实践,感到特别有价值的,还在于作家对满族自身道德衍变的痛下针砭。 

  《骆驼祥子》男主人公的道德变异值得深思。了解京旗历史文化的人们,都会大致了解,祥子尽管“来自乡间”,却带着旗人青年的性格特征。小说开篇的祥子与结束的祥子,灵魂判若两人。最后那个在精神上一败涂地的祥子,是被他所处的社会推搡着、挤压着,走到了道德与心灵总崩溃。初到北平城里拉车的祥子,“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不吃烟,不喝酒,不赌钱,不容自己沾染上一丁点儿“不要强”的恶习,而“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那时他的身与心都是健康的。第一次丢掉苦熬挣来的新车,“祥子落了泪!他不但恨那些兵,而且恨世上的一切了。”他从乱兵营盘里逃脱,顺手牵回3匹骆驼,是纯净心灵第一次玷污。他的车是用血汗换的,骆驼却不是,祥子头一回由个人劳动所得之外,“和偷也差不远”地捞到些补偿。再回到城里他就变得“只看见钱……不管是和谁抢生意;他只管拉上买卖,不管别的,像一只饿疯的野兽。”产生敌视和报复整个社会的心理是他心灵下滑的头一步。继而到杨宅拉包月,祥子见识了杨先生及二位太太与仆人张妈间“雄壮”的对骂,使他这个“最忌讳随便骂街”的人,懂得了什么才是城市里人的“礼尚往来”。随后,既老且丑的虎妞趁祥子心里不痛快,诱他成奸,“把他由乡下带来的那点儿清凉劲儿毁尽了”,使他“心里也仿佛多了一个黑点儿,永远不能再洗去。”祥子悔恨自己“成了个偷娘们的人”,“仿佛是碰在蛛网上的一个小虫,想挣扎已来不及了”,却又萌生仍然“很愿试试的大胆与迷惑”,淳朴的伦理观日见丢失。到曹先生家拉包月,受到善待,教他正在下滑的心灵得到一度的扶救。不想曹先生家遭到侦探滋扰,祥子也被讹去再次攒下的买车钱。这回,祥子动了将曹家东西捎走来偿还的念头。这跟前次丢了新车却牵回骆驼,是一种逻辑的推进,他不再拥有从前的憨厚。祥子无力摆脱虎妞铺就的“绝户网”,虎妞以怀上他的孩子为借口逼他成婚。他被领进令他生厌生畏的家庭,丢失了自由人地位,丢失了健壮的体魄,也丢失了独立人格,道德精神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感到见不得人。后来,他拉车被暴雨激病元气大伤,虎妞也死了。他只好到夏宅拉包月,被暗娼出身的夏太太引诱,还把性病传给他。原先极要强极顾脸面的祥子,这会儿却把平日最觉得可耻的事情,“打着哈哈似的泄露给大家”。生活的丑恶教他看轻了羞耻。他从此吸烟、喝酒、偷懒、打架、撒无赖。当他得知一直暗恋的小福子寻了短见,更加放任作践自己,甚而堕落到出卖人命骗来金钱: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祥子的悲剧是双重的:第一重悲剧是与贫穷作战,他败得很惨;而第二重悲剧则是与自己灵魂深处逐渐滋生蔓延的卑微丑陋品质作战,他败得更惨。两重悲剧,不只是叫他个人奋斗梦想化作泡影,还把人性瓦解殆尽。祥子初来城里已有18岁,如果他真的是在小农意识占绝对地位的农民中长大,应该对都市社会种种不良精神现象有心理承受力。但是祥子缺乏这种承受力,他单纯得叫人感叹叫人揪心。假使祥子刚到北平来的时候,就能世故一些,油滑一些,也许后来的许多故事都不易发生。 

  再来对作品中的“刘四─虎妞”和“二强子─小福子”两家做些族属方面的分析。刘四,据小说中介绍,“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那时是清末,管钱粮仓库的库兵只能是旗人;虎妞是他的女儿,也出不了旗人圈儿,她那豪横、爽利的性情也是旗人女性常有的样子;二强子,从名字上看又是个没有姓氏的旗人,“在他醉了的时候,他一点情理不讲。在他清醒的时候,他顶爱体面。因为爱体面,他往往摆起臭架子,事事都有个谱儿”;而其女小福子被军人骗婚而后抛弃,在民国前期也是生活无着的旗族年轻女子典型的遭遇。 

  这么来看,便找到了祥子与刘四、虎妞、二强子们在精神上的对应关系。初来北平的祥子,是代表着原初的本色的旗人精神,重伦理、尚淳朴,葆有创造型心态,愿以劳作来开辟新生活;而刘四、虎妞、二强子们则代表着彻底市俗化了的旗人精神,基本特点是轻道德、贱创造,以没落消费型的心态建立扭曲的人生价值。祥子最初跟他们格格不入,后来则为他们的价值观念所俘获,将心灵洁净变为肮脏,将品格淳厚变为“精明”。祥子几年间完成的心灵蜕化,浓缩进去了旗人精神文化长久以来不断由本元类型向市俗类型演进的趋势。尽管祥子已有过18年纯正的心灵模塑,一旦面对强大的异己精神力量,遇到海啸般的市俗文化裹挟,也只能败下阵来。由此,可见出老舍对弥漫于都市底层的蛮悍的市俗精神力量的估计与忧虑。 

  《骆驼祥子》的思考,发端于对满族自身道德情状的观察,却不只停留于满族的道德文化变异,它具备了普遍的社会文化意义。现存民族都经历过精神上的纯真时期,也都难免要面对继起的心灵走失。忧思于此是一种成熟。老舍的非凡在于能够洞察自己民族丝丝缕缕的文化蜕变,将它清晰地投影于古国多民族的精神文化之屏,教来自任何方位的民族都能观摩到自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作家从历史的特殊性出发,通过文学书写,触及了大千民族历史的一般规律,扩充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含量。 

  老舍苦苦寻求中华民族道德重建,通过他的许多作品,留下了各式各样的道德启示录。他推崇什么,肯定什么,批判什么,抨击什么,都在著作里被勾画得相当充分。 

  短篇小说《黑白李》也许是特别需要加以品味的作品,融入对两种道德人物两种文化精神的探寻。老舍当时的站位可能偏向黑李群体,但是,对传统伦理精神落伍他已然失望,对新型的时代风习则既有憧憬也有焦虑。他后来说:“我到底看明白了,黑李该死,而且那么死最上算。”好像是在照会读者:传统美德尽管完美却已不合时宜,有必要为新生伦理的出现和成长让路——虽说这新的还远非“完美”。 

  老舍知道,时代在变化,人类在前行,旧观念总要为新观念所替代。从本性上来说,他跟满族以及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有着那么深的渊源关联,他也许比许多人都更懂得传统美德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意味什么。因而他才在自己那么多的作品中发出那么多那么强烈的道德呼唤。这虽然常常被看作不合时宜,以至受到冷遇或者挖苦,它的价值却迟迟早早会被人们认清,会被人们相当理性地重新捡拾回来。 

    

  1949年之后,一向在政治上很是游离的老舍,再难恪守“独立不倚”的处世规范;而与大众共进退的情感又督促着他,成了积极描绘社会变迁的文艺界“劳动模范”。他被安排到惹眼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忘乎所以,更不曾想过借助一时成就去折换耀目的政治资本。 

  由共和国初建到老舍辞世的十七年,文艺领域“批判”、“斗争”绵亘不绝。他不得不参加文艺界的政治斗争。在批判会上,老舍须“痛斥”批判对象,表达“与党和人民一致”的立场。他的形象被时代异化了。他没有阶级斗争思维,连“斗争”气质也不具备,更不要说批判对象还有些是他的挚友。但是,他还是“步步紧跟”了较长时间。在参与政治斗争过程中,老舍将自己的灵魂徘徊暗藏人后。别人怎样“批”,他也如法炮制,包括遭到他严厉抨击的对象,也感到“他的批判是言不由衷的,他的内心是痛苦的”。 

  曾有一度,老舍想将独善其身的人生修养丢弃掉,但是不可能,不现实。共和国不是社会发展的至美圣境,国家基础还是当初那个基础,中国人也还是当初那些中国人,社会制度变异,不可能教有价值的人生取向黯然失色。 

  20世纪60年代前期,“大抓阶级斗争”演变成为中国社会锁定一切的总主题。正在写作《正红旗下》的老舍被夺下了手中的笔,他把事情彻底看明白了。……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席卷而至。在遭受到红卫兵凌辱虐待之后,老舍毅然选择了自杀。 

  我们观察“文革”乍起率先自杀者,注意到,他们都有刚烈的性格。这也恰是老舍的个性。他的性情外圆内方,外柔内刚,在社会大义受到野蛮挑衅的时刻,他总是毫无二话挺身而出。这已为他一生中的无数事件所证实。 

  比刚烈深一层的,是带有强烈伦理色彩的气节。老舍一生,不但用作品、文章,反复阐述了他的气节观,还用落地铿锵的行动,做出强有力的注释和佐证。老舍式的气节观具有浓烈的传统道义气息,他坚信,一个人是活着还是死掉,都在其次,只要三寸气在,用来“投资于正义”的气节,就断不可丢弃,气节没了,生和死就都会变得一文不值。 

  老舍极看重人生重要关头体现出的气节,也极为看重生存过程中必须拥有的尊严。作为满族后代,他自幼形成的思维习性,总把人的尊严放在压倒别项的位置上去固守。旧时代,人世间善恶分明,壁垒清晰,老舍为了维护与大众一致的立场和感情,采取绝不趋炎附势的人生姿态,他独立不倚,信守一诚,洁身自重,赢得了高度尊严。进入晚年,社会局面出现极大变化,往日他在情感、立场上贴近的劳动群众,一跃而被称作“新中国的主人”,他为了找到一样的心理感觉,相当主动地放弃了个人的尊严要求,心悦诚服地去接近、靠拢和追随给了劳动人民以“翻身地位”的国家体制。他放下名人身份,跟进时政需要,将许多个人见解按下不表,着力攀援“活到老,改造到老”的境界,岂料,境界并未提升,生命的纯洁度和尊严感,遭到了预想不到的污染和践踏。不仅在世人面前他备感难堪,静夜扪心,他也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丢失得太多而叹息!老舍不是个孤傲迷狂之人,有了半百年纪以后,他发现自己愈来愈需要在许多场合藏起真我,曲意迎合,依着别人的指令来修正个人的形象,这种扭曲人性的等而下人生况味,无疑是太叫他感到斯文扫地、尊严扫地了。更不待说身为作家,他的自由选择写作题材的起码权利也被掠夺殆尽,那不仅是伤心,也叫他觉得丢掉了人的尊严!为了维护建立在人类良知基础上面的尊严,他愿找回当年的“义无反顾”,找回渐已失落的人的尊贵,也为毕生探索民族道德价值的实践,写下最后的同时也是最完美的一笔。 

  老舍的生,与死,是一部互为表里的大书。他通过一死,找回了久违的尊严和恬静,步入了人类文化的纵深与永恒。他,应当是快慰的。人的生命,终有一了。老舍,以其高度自觉的方式,截断了本来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生命。这一行为,为死者自我,最终铸就了文化战士和人类良知的圣洁形象。 

    

 原载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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