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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纪新]老舍与北京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6-11-09  作者:关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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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几乎自从有了作家老舍起,人们就在议论他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但是,这个话题好像至今仍然没有谈透。或者我们也可以说,随着历史的推进,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伸展,“老舍与北京”这个题目是很难彻底作完的。 

  老舍与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我看来,要讨论“老舍”与“北京”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就不能忽视二者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概念——“满族”。老舍与北京的关系,并不是一般的北京人与北京城的关系,他跟北京这座城市有一种先天注定的、生死相托的不解情缘。 

    

  我们知道,老舍一家在他出生之前许多代,就早已隶属于满洲八旗之一的正红旗下。因为尚没有任何资料证实他们这一家族在清朝定鼎北京之后有过怎样的调动迁徙,所以,只能假定他们是自17世纪“从龙入关”后,始终归属在京城里的正红旗麾下。 

  1644年,由满族贵族主持的清政权,进入了中原,取明王朝的中央政权而代之。史籍记载,为了集中自身能够调动的全部力量来应对新的异常繁复的政治和军事局面,完成一统天下的大帝国梦想,他们曾经要求原来居住在从白山黑水之间到辽沈地区的几乎全部满洲人,倾巢出动。当时,对于那些“故土难离”的旗下将士,甚至于不惜动用了将旧有田园付之一炬、焚为焦土的策略,才将其所属的几十万族众悉数驱使入关。他们进入中原后的第一个落脚点,便是已经被确定为新政权首都的燕京(即北京)城。把燕京定为首都后,他们随即推行了另一项与历史上各个朝代均不同的措施:在京城内实施旗、民分城居住。大约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的官兵及其家眷居住,而将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全部迁移至京师外城——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崇文、宣武两区。内城的中心是皇城,围绕皇城,三个八旗严格地被分置于四方八隅。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这种畛域严整的格局,直到清中期以后,才逐渐有了些许的突破,因为旗人们也得过日子,不可能与外界完全隔绝,他们得随时向商贾们购买生活所需,至于旗人贵族更须观览世风、消遣娱乐,也免不了要跟外民族成员们打交道。这样,少量原先住在外城的 “民人”[①],通过种种关系,也便搬进了内城,而内城的王公贵族也有破例获准去到外城辟地设府的了;再后来,受到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②]逼迫,有一些城里的贫苦旗兵典出了自家的居舍,离开最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域,向着附近——包括各个城门之外的关厢地区——得以容身之所搬迁。不过,即便有了这种种的变化,八旗在内城的基本居住及驻防区划,却一直到清朝灭亡以前,都没有出现大的变异。在京城的八旗区划内,始终分别设立着八旗都统衙门,这些个衙门,不但掌管着京城旗人由军事到户籍的一切事务,还把随着军事与政治需要而分别派驻到全国各地几十处的驻防旗人们,也都统辖起来。从道理上讲,遍布全国各地的八旗驻防旗兵,都是从京城这个“大本营”派出去的,他们一旦战死在疆场,其遗骸都应当被送回京师“奉安”。这种方式,是与清初最高当局将本民族的中心由祖国东北地区彻底移到北京的整体部署一致的。这就像雍正皇帝说过的:“驻防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③] 

  老舍出生的时候,已是清代末年。他的家住在京师内城西北部的小羊圈胡同。这个胡同,就是由西四北大街往北走,过了护国寺街口,再往前的东边第一条胡同。老舍的父亲永寿是当时京师正红旗下的一名护军士兵,小羊圈胡同距离由正红旗所分工驻守的西直门,也就只有三五里地。看来,进关之后,舒氏家族世代始终没有离开他们驻防的这片“热土”太远。随着时光的流逝,世居京师二百多年的旗人们,对祖国东北的“发祥地”,记忆已经变得模糊起来,至多也不过是在满足忆旧情感需要的时候,才笼统地提一提祖籍“长白”的传统说法。一代又一代的旗族人氏,越来越分明地将北京认作了自己的家乡,把北京作为乡土来亲近和爱戴,“京师即故乡”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他们,已然成了北京城里地道的“土著”。老舍一家人也不例外。 

  可是,当我们去查阅清代京城的八旗区划地图,又会多少有点儿意外:老舍一家居住的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经脱离了正红旗的居住区域,它已经属于正黄旗的范围。由此可以想见,老舍的父亲永寿或者是他的前辈,也有过因故做短距离搬迁的经历。好在,他家并没有走远,也不可能走远。小羊圈胡同南面的护国寺街以南,以及出了这条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红旗的地盘。也就是说,从他们家向南或者向西,都只要经过几十米,便可以进入正红旗原先的居住地。关切这一居住地点的人们,在释去上述那点小小的意外之后,会随后接触到感兴趣的另一点,就是:正黄旗,乃是老舍的母亲——舒马氏娘家所隶属的那个旗。 

  我以为,对这个坐标点的捕捉和省视,大概暗含着两点意义: 

  第一点,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日后的老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主要是姓氏与血脉,还有他那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这很重要。而老舍从母亲那里继承的,却不但有血脉,更包括着一生用之不竭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绝不轻易改变的做人方式,这想必更为重要; 

  第二点,则应当说是可以在老舍毕生的多种成就中不难得到印证的,即他的呼吸、他的经历、他的气质、他的感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生成、放射与升华的,在这里,深扎着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舒乙先生发现:“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应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1]p87)而这个发现,支持着的,应当是如下的一种思考:这片作家一生写也写不倦的老城西北角,刚好相当于是清末(也即老舍儿时)的正红旗驻地和正黄旗驻地。清代的八旗制度对旗人们的命运和行动是有严格限制的,他们不仅一生一世要被束缚在当兵吃饷的人生轨道上,而且连日常居住和出行的自由也被剥夺了。他们只可以居住在本旗驻防地域之内,即使是因贫困等原因要典出原来的住所,也不许可离开本旗驻地太远;至于每日里的外出也只是允许按规定的路线上岗下岗,在没有获得准许的情况下假如擅离本旗驻防地较远,便会以“逃旗”的罪名,受到严厉制裁:妻小财产会被充公,本人甚至要被流放到边疆做苦役。 

  老舍成为作家的时候,清朝已经灭亡,八旗制度也早已废止。没有谁再来约束他的写作范畴必须如何。然而,我们却意外地发现,早年间对旗人世世代代产生控制作用的旧制度,此时,竟对清朝解体后若干年才问世的老舍作品,产生着某种潜在的精神制约。这不能不让人多少有点儿诧异。我们几乎很难想象,北京老城的西北角,在这片浸润着老舍父精母血的旗籍“热土”中,所萌发出来的文化心理意识,对作家的终身,居然产生了如此深刻的潜在影响! 

  老舍与北京城的不解情缘,还由于他有着一位为了保卫这座城池而壮烈捐躯的旗兵父亲永寿。永寿在八旗军队中的身份,用满语讲叫作“巴亚喇”,用汉语说就是“护军”。清代的护军,是“拱卫京师”诸兵种中的一支,它的任务,是专门负责捍卫整个京师的安宁。许多年来社会上曾经人云亦云地传布八旗子弟全都是些堕落人物的流言,其实很不确切。有清一代,满民族为我们祖国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付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虽然到了清代中晚期,官场上的腐败风气日盛,但这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个民族。直至清末,在八旗下层官兵的心间,旧日形成的为爱国护民而不惜奉献一切的精神,“不得捐躯国事死于窗下为耻”的观念,依然是相当牢固的。迟至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及其之后几十年间,八旗将士前仆后继、浴血抗敌的事迹,仍然在各类史书上记载良多。以至于远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曾撰文高度赞扬八旗官兵誓死保卫国家的壮烈之举。在当时的京师八旗营房中,贫穷尚武的旗籍士兵们,在家徒四壁的情况下,还是要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自购兵器战马,不忘国家重托,他们嘴上常常挂着的口头禅,还是那么一句掷地有声的硬话:“旗兵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浑身的疙瘩肉!”[④]他们一贯地忠勇可敬,贫苦困顿从未折损了世代相袭的拳拳报国之心。[2]p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即庚子年,为反抗八国联军的疯狂入侵,八旗军人们为护卫祖国的首都而蹀血奋战,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老舍的父亲永寿就是在这一战斗中尽忠殉国的。对于这片撒下过父兄们一腔热血的土地,作家老舍会持有怎样的情感,我们是不难想见的。 

  老舍在心理上有浓重的恋京情结。他1936年发表的《想北平》[3]p62),文章不长,拢共不到2000字,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其真挚、深沉程度,却是异乎寻常的。作者不是泛泛地历数北平(北京)历史文化或者风光习俗的诸多可供思怀之处,从一落笔,便向属于几乎是私密式的的情感深井中开凿: 

    

  ……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作一件事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青蜓一直到我梦里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个小的事件里有一个我,我的每一思念里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来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里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说而说不出”,是老舍意欲书写自己与北平之间那份特殊情感时,一再使用的说法。一位本来是多么擅长于语言表达的优秀作家,写到此处,竟然几乎到了喑哑失语的地步,足见其动情之切和伤情之彻。北平,对老舍来讲,早已不简单地是一座古城和一方一般意义上的故土,早已不是寻常人们那种“枝枝节节”的记忆,那是他一生都将叠印在心头的、亲人般亲切可感的深刻形象,那是与作家自我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上面,深深地镌刻着满民族先人们为国家和民众慷慨付出、在国家和民众的危难关头奋战到底以身相殉的事实。然而,这段依然留存着父兄们斑斑血痕的、由烈火和生命写就的历史,却在民国年间,因为到处风行着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⑤],而教作家老舍牢牢铭记心头却又只能是欲言又止!老舍一提起北平(北京),当然会本能地产生出子规泣血样的心理冲动。作家心底里深积着的这份难以言明的情感,正是他启动许多创作活动的最初燃点。 

  人们还会记得,在老舍的诸多叙事作品中,借人物思想表达这种满人恋京情结的,不胜枚举。《骆驼祥子》里面的祥子[⑥],本来只是一个来自“乡间”(有可能是清代八旗兵驻防在京郊之“外三营”的青年),却那样执著地把古城北平当成“他的唯一的朋友”,一度被抓到远郊去,仍“渴想”着这座“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的故都,认定“全个城都是他的家”。每逢在城里困厄到了极点,他也总是反复叮咛自己:“再分能在北平,还是在北平!”以至“他不能走,他愿死在这儿。”从当时故都北京旗族人们的心理和文化(虽然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太高的文化)上讲,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具有着一份命定是属于这座古城的归属感。 

  作家老舍最擅长写的是旧北京的下层市民生活。这也和他的满族出身直接相关。随着清朝的覆灭,北京城的下层旗人失去了“铁杆庄稼”,又一时难以学到较多的谋生手段,为饥寒逼迫,大批涌入城市贫民的生活行列。他们当中,洋车夫、巡警、艺人、工匠、小商贩,都大有人在,就是沦落风尘成了妓女的,也不乏其人。青少年时代的老舍,贫寒至极,与这些苦同胞们在命运上是休戚与共的;他在成了作家以后,继续一往情深地关注着这群苦同胞的遭遇。于是,这类含有北京城满族血统的生活原型,便络绎不绝地被作家引进了他那些不朽的作品中,成了我国文学画廊上一个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典型。 

  老舍自幼生活在北京的满族社区,从他的精神世界到他的艺术根基,不可避免地被打下了种种京城旗人文化的烙印。 

  清代后期,京城满族成了一个相当艺术化的群体。清初确立“八旗制度”以来,下层的旗人们从婴儿一出世,便被八旗衙门记去了姓名,统治者用少得可怜的“铁杆庄稼”(即所谓“旱涝保收”的钱粮)买走了他们的终生自由,当兵成了旗人们活在世上的唯一前程,日子过得多么惨,也不许从事任何经济活动,不许擅离驻地,人要像鸟儿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一辈子。这显然是人生的大悲剧。为了找到心灵上的平衡与慰藉,艺术成了他们调节生活的重要途径,渐渐养成了整个民族的艺术志好。旗人们在吹拉弹唱、戏曲曲艺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形成了很强的实力。全民族艺术化的倾向,后来愈演愈烈,竟一直体现到:以“撇京腔”来寻求动听的语感享受,用诙谐幽默的生活情趣来排遣光阴,甚至于还把日常的礼节礼貌都安排得充满艺术性……老舍,正是落生在这么一个艺术化了的民族。虽然他家和许多旗人家庭一样,穷困潦倒。但是,境况的贫苦和文化的“阔绰”,却是这样一类京城下层旗人们的生活现实。生计上艰难的家庭,艺术上富有的民族——是老舍出身其间的相悖相辅的社会环境。日后成了大作家的老舍,从他早年间耳濡目染的民族文化习养里面,获益匪浅。 

  北京话是老舍生来便享有的一笔文化财富。满族人自清初定都北京起近 300年间,先是基本放弃了满语,随即对京城流行的汉语,进行了极具耐心和极大程度的改造,京腔京韵是经过了一代代视语言为艺术的满人们的把玩、锤炼,才变成了后来这么清爽悦耳、富有表现力的。青少年时代的老舍,对“京腔京韵”跟旗人社区的特殊关系颇有感受。得力于这样的语言熏陶,加上后天的努力切磋,老舍终于成了现代作家中运用北京大白话写作的一代宗师。他能在创作中运斤如风地驱遣调动北京话,将北京话的内在美感准确地捕捉住,再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胡适说过:“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4]p542周作人也曾指出:“中国用白话写小说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由言文一致渐进而未纯净的语体,在清朝后半成功的两部大作可为代表,即《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现代小说的意思尽管翻新,用语有可凭藉,仍向着这一路进行,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5] 

  老舍创作风格之一是“笑中有泪,泪中有笑”。他的代表作悲剧居多,可这些悲剧又往往以独创的幽默特色著称。用幽默笔法写悲剧,是老舍的专长。老舍的这一风格,也源起于满民族的历史悲剧以及北京旗族的精神气质。清末,生活在“笼子”里的旗人们,痛苦郁闷,为了稍获解脱而不能不着意练就愁里寻欢、苦中作乐的本事,在压抑的社会阴影里彼此戏谑调侃;到了民国初年,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下滑了一大截,本已很有艺术感觉的下层满人们,更是得在插科打诨间,讨得暂时而且可怜的心理快慰。久而久之,满族人普遍养成了夹杂着几分玩事不恭的幽默天性,而这一点尤以京城旗人为甚。老舍就是在这种融汇着复杂生活情调的现实中泡大的,也被浓重地染上了倾向幽默的思维习性。这种习性,从一开始,就自然地被注入他的创作活动中,后来这条路越走越宽,从而达到了悲剧主题的严肃性与艺术风格的幽默感的水乳整合。可以说,老舍式的幽默格调,亦出于作家对京城满族文化的包容和提升。 

    

  老舍与满族与北京这座城市以及北京文化的关系,实在是说不完的。今天我们在议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也许可以将它扩展为一些更进一步的思考。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北京这座古城已经再次成为了让世界瞩目的地方。北京城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最优秀的组成部分之一,越来越被人们广泛重视。发掘北京文化的宝藏,阐释北京文化意蕴,展现北京文化的价值,弘扬北京文化的精神,都已成了今日北京文化界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应当站得更高些看得更透彻些。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文化从来就是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各个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北京城作为辽、金、元、明、清历代国都,早就叠积、浸润着不同民族多重的文化营养。现在,我们要发掘、阐释、展现和弘扬北京文化,当然应当怀着一种包容起多元文化的胸襟。就拿老舍先生出身其间的满族来说,几百年来,在与中原文化交流会通的过程中,曾经多有作为,多有贡献。今天人们在说起北京文化的时候,差不多都要提到京戏和老舍,而人们却往往不大能够注意到京戏这一项集体性的辉煌艺术成就和老舍文学这一项个人性的辉煌艺术成就,都与满族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当然,满族对北京文化的贡献还有许多,例如评书、相声、单弦、北京琴书甚至曲剧等曲艺、戏曲样式的诞生与繁荣,例如北京的建筑艺术、绘画艺术、书法艺术、餐饮文化的蓬勃发展,再例如融入了北京人血液里头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采气质、审美尺度等等,也都受到过满族传统的极大影响。 

  2008,北京将要作为缤纷中国的一面橱窗向当代世界充分敞开。届时,如若我们能够将作家老舍及其文学世界,作为北京城的一种全息的文化图像,呈现给五洲四海的宾客,定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效。当然,如果把老舍身后丰厚的民族文化背景也一同阐释出来,想必我们的客人们会更有兴趣。 

    

 

 

  


  [] 在清代,“民人”是与“旗人”相对应的称呼,指的是除旗人而外的所有人和所有民族。 

  [] 从乾隆年间起,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八旗生计”问题: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见《满族简史》第10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不断涌现,只好眼睁睁地赋闲,成为“闲散旗人”,这导致了下层旗籍人家日益贫困化。 

  [③] 参见《清世宗实录》卷121,雍正十年七月乙酉。 

  [] 参见赵书《外火器营满族乡镇杂忆》,载《文史资料选编》第42辑第194页,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 辛亥革命在发动阶段提出的“驱逐鞑虏”口号,后来留下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整个民国年间,通盘否定满族的舆论十分盛行,各类读物、教科书、报刊,出现了清一色丑化和仇视旗人的宣传。旗人们不敢在公开场所暴露自己的族籍,原来旗人是不习惯在名字前面加用姓氏的,此时为了避免受到歧视都加上了姓氏,也有一些不情愿地改用了他姓;在寻求工作时许多旗人违心地谎称汉族。“满族”人口极明显地一再下降。 

  [⑥] 关于祥子的身份应当是个当时的北平满人的考证,请参见拙著《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十章“庶民文学的现代经典――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的相关内容。另外,老舍在相当长的时期不曾写明作品中人物的满族身份,是清朝灭亡以后满族受到民族歧视所致,这一点在《老舍评传》中亦多有阐释。 

 

 

  


参考文献  

    

  [1] 舒乙.散记老舍[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 

  [2] 金启孮.北京郊区的满族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 

  [3] 老舍.老舍文集M],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4] 胡适.胡适全集M,第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5] 周作人.知堂书话M,海南出版社,http://ebook.mumayi.net/85/kwdw/ts085062.pdf 

    

    

    

  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4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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