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本真，是复杂的，多元的。对历史的研究，也理应承认复杂，包容多元。 

　　上世纪那场“大革命”伊始，老舍自沉于北京一处水域。人们始终在用心“打捞”他。1982年，当中国对前一荒谬过程“拨乱反正”之际，老舍研究开始了集团式启动。学人们力图从政治诬罔中“打捞”老舍。当时甚而有种意见，认为被冤屈的老舍本是“党外布尔什维克”。虽说该意见当时及随后都未获得普遍认可，我却理解论者的善意。我们有些思考，不仅在当日，就是在今天，也难以摆脱倚赖体制元素与主流话语的尺子。 

　　老舍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现象。对老舍现象的再寻绎再梳理，恐还远未接近终点。 

　　1 

　　老舍来自底层，毕生与草根人群为伍，且甘心为他们书写。他的民本民粹倾向和亲民恤民立场，在同时代作家里，无人可与比肩。 

　　一个苦孩子，最终走上20世纪中国文学高端位置，是那段历史诸多偶然性叠加某种必然性一齐作用的结果。 

　　他来自寒门，切身体验过民众悲苦的命运。——但是，有过类似地位的人在旧日中国当数万万计，走到老舍这一步的却绝无仅有。 

　　他出身故都特殊阶层——八旗满洲社会。下层旗人世代延续的生命困境尤其是民国年间跌入更为凄楚境遇，与该阶层在文化上的丰厚积淀阔绰拥有，使日后成为大作家的老舍，得到常人无法得到的交叉合力的人文助推。 

　　童年的他，意外遇上了富有而又仁义的刘寿绵，帮他脱开既定的宿命轨道。上学读书，教他由特别的生命结点偏出，取得别种人生。此事件在其幼小心间描画出与后来习见的阶级论不同的言说。 

　　他是个忠诚良善的人，获得怎样的身份，也未有过乖离贫寒民众的念头。坚守下层社会精神底线，使他毕生做到与出身其间的人们声息相通悲欢与共。 

　　当然，没有上世纪初中国新文学大气候的形成，他，也还只能是那个旗人后代舒庆春，顶多也就是有着利他信仰的基督徒舒舍予，而不会变成白话新文学的旗帜——老舍。 

　　20世纪100年，中国狂飙激荡，风暴迭起。然而老舍，这个苦出身、热肝肠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像教科书逻辑所推定的，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阶级的斗士、激进风潮的鼓手。 

　　假定可以将1949年底回到北京之前的他称作“前期老舍”的话，那么，这一时期老舍身上，找寻不到阶级斗士、激进鼓手的影子。除却外敌入寇之际他较斗士更为斗士而外，在国内政治斗争舞台上，绝少听到他的激烈言辞。 

　　身为被侮辱被损害阶层的代言者，他把作品控诉和指斥对象，一贯设定于社会的无良与不公，很少触及阶级的对立，很少言说各个阶级拼死搏杀的必要。比起在文化批判上的敏锐甚至于激烈，他在国内政治斗争场景下，既少敏感更欠激烈。 

　　至于为什么出身贫寒、情系下层，却又在创作前期不欲做阶级斗争明确书写的问题，在1950年即共和国业已创建之时，老舍到了需要讲明白的时候。在被称为“自我检讨”[1]的文章——《〈老舍选集〉自序》当中，他有所回答。 

　　老舍说自己从不居高临下写世间苦难。“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在我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我并没有‘处心积虑’的要观察什么的念头，而只是要交朋友。”[2] 

　　老舍又谈到30年代初他由欧陆回国，“对当时的普罗文学的长短，我心中却有个数儿。”“我看见在当时的革命文学作品里，往往内容并不充实，人物并不生动，而有不少激烈的口号，像：几个拣煤核的孩子，拣着拣着煤核儿，便忽然喊起：我们必须革命。我不愿也这么写。” [3] 

　　既然是“自我检讨”，就须挖掘思想根源。老舍说：“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这是因为我未能参加革命，所以只觉得某些革命者偏激空洞。”[4]今天，重读这份“自我检讨”，能够看出作者一些表达的言不由衷。不过，“觉得某些革命者偏激空洞”一句，却是真实的前期老舍。 

　　描写人间苦情“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5]的老舍，其毫不虚浮的亲民恤民立场，与政治上艺术上的“偏激空洞”宣传，是有区别的。这点区别对老舍来说无法逾越。 

　　2 

　　前期老舍的作品（还是得将反抗外寇侵略的除外），极少出现作为正面情态加以肯定的打打杀杀。他跟国内政治斗争中常见的暴力、流血，保持距离。他不愿意从正面描写国内不同阶级、不同势力相互的征战杀伐。 

　　在《赵子曰》、《猫城记》乃至于《牛天赐传》里，他写到失却理智的学生运动引发暴力与流血，令人不忍卒读。 

　　老舍有过写“武侠小说”《二拳师》的计划，创作意图却是如此：“这篇小说，假如能够写成了的话，一方面是说武侠与大刀早该一齐埋在坟里，另一方面是说代替武侠与大刀的诸般玩艺不过是加大的杀人放火，所谓鸟枪换炮者是也，只显出人类的愚蠢。”[6] 

　　20世纪，国人熟知一则经典阐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7]这也就是说，革命与大规模的暴力乃至流血，应为同一概念。 

　　早年老舍目睹了两场大事变：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它们在社会整体记忆里，皆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成份。两场大事变对20世纪随后处理国内政治问题与文化问题，提供了“暴烈”的范式。这个世纪，中国人习惯于那种范式。而彼时彼境下老舍的“温情主义”则成为异类。 

　　通观前期老舍，有着规避暴力革命的思想与态度。 

　　前期老舍对社会的失衡与不公正予以痛切的揭露和抨击，较之现代文学史册上绝大多数类似书写都更为深入。他却从未教笔下人物离开现实生存境况，“拣着拣着煤核儿，便忽然喊起：我们必须革命”。 

　　任何历史进程中，都不会只存在惟一选择。 

　　老舍要人们看到，社会根本弊端是“出奇不公平”，必须“换个样儿”[8]。至于如何做才能“换个样儿”，怎样才能变革社会使之趋向合理，应当能从老舍的作品找到他的答案。 

　　前期老舍，不大认同暴力流血的革命方式。这一点应当是清楚的。 

　　3 

　　前期老舍并不一概反对暴力，他在反对外敌入侵的岁月，毫无保留地赞成和呼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武装反抗。 

　　1937年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主张打打杀杀的老舍，一反常态，放弃一己的书斋生活，高声呼号：“出来吧，艺术家们！……大时代不许你们‘悠然见南山’，得杀上前去啊！”[9] 

　　八年抗战全过程，在对待日本侵略的问题上，他没有丝毫的“温情主义”。 

　　抗战期间老舍描写了许多中国百姓与军人惩治侵略军和民族败类的故事。他提出“我们须暂时都变成猎人，敢冒险，敢放枪，因为面对面的我们遇见了野兽”，“宁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10]在老舍心里，暴力斗争与追求真理二者是否相接相通，须视不同形势给出不同答案。 

　　1940年，老舍与友人合作了话剧《国家至上》。“国家至上”四个字，是他抗战时期甚至是一生精神理念的重要支撑。可以从“国家至上”角度出发，窥见前期老舍一部分的核心价值理念。他对国内阶级厮杀暴力流血持有的消极保留态度，与外辱临头时刻对反侵略武装反抗的呼唤，有鲜明反差又有高度统一，皆可以由“国家至上”加以理解。 

　　抗日期间老舍自始至终七度连任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最高负责人，不仅因为他是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当时有很多），折服文艺界一切派别的，乃是他“国家至上”精神原则及其践行。他对国人的矛盾争斗不感兴趣。如果文艺有时该为时事政治服务，他只能允许它为民族生存服务。 

　　“国家至上”是他在抗战期间苦心追求的精神要义。以前，他对外辱临头而国人缺乏国民意识的现实慨叹良多，盼望着中国人都能树立“国家至上”的现代人国家观念。秉承这一观念，“国家至上”成了老舍抗战期间作品最突出最普遍的思想主题。 

　　他当时写的短篇小说《敌与友》，耐人寻味，描写了中国北方一河相隔的张村和李村，多年打冤家结下世仇，日本侵略军杀来，他们仍不愿放弃恩怨，“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为打日本鬼子而丧命。可是，这得有一个先决的问题，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之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11]人们会联想到此前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联想到抗战爆发后国内党争绵延。老舍是否在影射这种现实呢？无论怎样，老舍在民族危亡时刻坚持“国家至上”原则，心头是滚烫的。《敌与友》结尾，出身于两个村的抗战军人，放弃个人仇隙，为抵御日军互相搭救，使各自村民为之感化：“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咱们的祖坟就都保不住了！”[12]而后，两村百姓紧密团结杀向了抗击外寇的沙场。 

　　老舍说：“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13]1939年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慰劳团经过延安。延安《中国青年》杂志向征求题字，他以遒劲笔迹，写下了“以全力打击敌人！”他的心瞩望着国共两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精诚团结以御强敌。“国家至上”是老舍一以贯之的精神原则。他见不得民族内耗骨肉相残。 

　　他写过对国人内耗与自残的深切担忧。《猫城记》里最后两个猫人，没有葬身于敌手，彼此正在自相争斗，被矮兵俘获，“把他们放在一个大木笼里，他们就在笼里继续作战，直到两个人互相地咬死；这样，猫人们自己完成了他们的灭绝。”[14] 

　　4 

　　前期老舍觉得国家以及社会的弊端，不尽然出在政治上，有些严重问题在国人精神层面。面对患有精神疾病的同胞，他主张要教育挽救。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最杰出的文化启蒙作家。 

　　——他指出，我们的中华是个“老”民族，其民族劣根性，已经造成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15]染上了心理疾患的现象，遍布民族成员。 

　　——他认为，社会现实反映的不公平与非正义，是民族性精神文化缺陷的结果。“浊秽，疾病，乱七八糟，糊涂，黑暗，是这个文明的特征。”[16] 

　　——他考虑，国民精神疾患有多种，也包括强势者的自我迷狂与为所欲为。“横行是上等猫人口中最高尚的一个字”[17]，“伸手就打，是上等猫人的尊荣”。[18] 

　　——他看到，“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19]书写人间悲剧，他的切入点是城市贫民的生计，落脚点则直抵社会性精神迷乱当中人们的心灵归宿。 

　　——他提示，“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民和一片野草似的，看着绿汪汪的一片，可是打不出粮食来。”[20]必须加强国民自尊心和爱国心的养成。 

　　——他坚持，国家与民族诸多祸患的源头是人格与国格的缺损，“人类的进步是极慢的，可是退步极快，一时没人格，人便立刻返归野蛮”[21]；所设计的疗治之路，就在于“怎样救国？知识与人格。”“我相信有十年的人格教育，猫国便会变个样子。”[22]利用持续的人格教育来挽救社会，是他的抱负。 

　　——他要求，教育国民，启蒙大众，既须防止一味西化，更须防止割裂传统，尤其是不该把民族先前的伦理优长轻易放弃；劝善戒恶，扶持正义，是他构建新型民族精神及社会理想的重要环节。 

　　——他憧憬，健美的中华民族时代精神，须是虚怀若谷，广收并蓄，包容万象，兼及多元，故而要克服政治上文化上的顾盼自雄与一己独大。他说：“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谁都有缺欠，谁都有可笑的地方。”[23]他又说：“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24]《小坡的生日》、《国家至上》、《大地龙蛇》一类不同族群文化优势互补的内容，是他中华民族根性改造思想胜过旁人一筹的地方。 

　　在（暴力）革命救国，还是（启蒙）教育救国的问题上，老舍倾向后者。 

　　5 

　　综上，或可将前期老舍的精神理路，做如下几点大致解读： 

　　——坚持亲民恤民，规避偏激空谈； 

　　——倾向社会改良，疏离暴力血倂； 

　　——主张国家至上，反对民族内耗； 

　　——践行教育启蒙，疗救国民劣根。 

　　前期老舍产生如是精神理路，事出有因。他是京城旗族后代，民族出身在老舍的社会养成上存在着某种本质性制约。老舍的个性发轫于他所处的人文基地。如他所说：“有人爱黑，有人爱白，不过我的颜色是由我与我的环境而决定的。”[25] 

　　存在决定意识。辛亥鼎革前后，满洲上下与旗族内外不赞成革命而主张改良的，当是主流。革命结局，清廷选择和平逊位方式，体现出向苍生社稷负责的理智，包含着反省历史弃置暴力的意念。 

　　但辛亥前后诸种情形，却使满洲民族受到伤害：革命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宣示不承认满人为中华组成部分，易政过程在西安、南京、福州、荆州等八旗驻防城市出现的严重暴力流血，民国建立后各地满人陷入生计困境与名誉侵犯。 

　　民国初年，凡满族出身的革命者全部来自北京城之外，一座世代涌现满族杰出人物的北京城，虽然继续在文化教育方面造就着俊贤，却没有出现著名的革命者。只有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满人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志士才又激增。京城满人民国初年精神状况不好，对纷至沓来的革命浪潮保持距离，更愿意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 

　　“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26]这是满人们对辛亥事变的首要感受。而第二感受，则是来自他们长久持有的民族道德理念：他们发现革命以来世风急速衰敝，“政局不但没个好结果，人的行为心术，从此更加堕落了”，“不许贫民清清白白的活着，非逼得你一点廉耻没有了，不能有饭吃”，“现在和未来的北京，不必拿他当人的世界，是魔窟，是盗薮，是一所惨不忍闻见的地狱”，“它的灵魂早已没有了！”[27] 

　　从感情角度看世界的老舍，不讳言自己的目力长短。“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28]“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29] 

　　他所怀抱的正是彼时彼境下标准的满人－满族知识分子心态。他的“温情”，既有天性使然，也有民族人文群体的烙印。 

　　6 

　　青年时代的老舍在英国生活数年，涉猎了欧洲各国的历史演变，会对英吉利温和改良方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法兰西暴力流血方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有相应观察和本能取舍。 

　　而在老舍的温情下面，还有他对社会斗争中各种力量的精神评定。他斥责纷繁争斗的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资源攫取私利鱼肉黎民。不健康的国民道德，与不洁净的政治纷争，在作家笔下被揭露成互为因果循环往复的恶性圈圈儿。这更督促老舍要在社会争斗之外，寻找通过启蒙教育提升国民人格，来救国救民救社会。 

　　1959年，老舍在一篇《悼念罗常培先生》文章里，如实剖析了自己与挚友罗常培（满族，字莘田，著名学者）等人当年的精神面目： 

　　我俩在作人上有相同之点，我们都耻于巴结人，又不怕自己吃点亏。这样，在那浑浊的旧社会里，就能够独立不倚，不至被恶势力拉去作走狗。……我们因不关心政治，便只知恨恶反动势力而看不明白革命运动。我们武断地以为二者都是搞政治，就都不清高。[30] 

　　在国内政治上纷争连绵甚或刀兵相向的年月，老舍不愿厕身于任何党派，和他沉重的伦理负荷有关。他在国民精神的打造上加入劝善戒恶，首先便要求自我做到。 

　　7 

　　老舍在国内政治上的反战倾向，一直表现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自我淡出于国人视野，在美滞留期间发表反对苏联研制核武器谈话，等等。 

　　1949年底回归祖国，他心存些许戒备。他没法估计自己回来后的社会位置，曾对留在美国的朋友说：“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就是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31] 

　　但是，回国之后，他很快便汇入了潮流。 

　　1951年10月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有老舍文章《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讲述参加北京市民斗争当年恶霸的大会——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32] 

　　一向坚持温情主义反对暴烈行为的老舍，就这样，“成了大家中的一个”。 

　　“17年”间，老舍要求自己洗心革面。而到了1966年春，他却面对外国客人讲了以下的话： 

　　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 

　　…… 

　　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资产阶级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我们这些老人不必再为我们的行为道歉，我们能做的就是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为那些寻找自己未来的青年人扬手送行。……[33] 

　　后期老舍，试图追赶上革命的节拍，却终未做到。 

　　“我的见解总是平凡。”[34]——上世纪30年代的他，有过这句不失中肯的自我解剖。 

　　前期老舍的“平凡”，抑或是相对于某些“神圣”概念而言。这样的“平凡”，至今给研究者留下了多重思索角度与较大阐释余地。 

　　本文原载《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