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对满族及中华文化的忧思与自省

　　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当中，历史作为较为突出且际遇尤其跌宕者，恐非满族莫属。其作为与际遇之造成，应当讲，都是既有客观原因，更有主观原因的。
　　就主观而言，任何民族要想有大的历史作为，必得胆识兼备。在满族崛起进程中，胆量和见识二者显现得尤为醒目。到后来，满族“运交华盖”般地衰落式微，个中也包藏着来自本身的深层次精神原因。
　　20世纪初叶的辛亥鼎革，是满族的命运转捩点。满人在最高政治舞台上面的彻底息影败落，就是由主客观因素合力使然。客观上，封建社会制度已然到了非解体不可的时刻，这是根本性的、不由分说的大道理；而不容讳言的，国内大民族对民族主义传统理念的过度阐释，在这个由小民族维持的封建国家体制最终垮台的关键时刻，也起到了大的作用。如果撇开一切外因不去提，满族自身愈来愈体现出的精神衰糜和思想落伍，则是必须严加正视的。换句话说，满族对内部酿成的沉痛教训，是回避不了的。
　　中国历史上，差不多每一个新兴王朝在初创天下的一阵子，都是赫赫炎炎如日中天过的。正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无可奈何的是，到头来往往是一派惨淡，“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始自先秦，哲人们似乎就对这一历史铁律有所洞悉，一再提醒人们：成由奋斗败由奢。历史上那如同滚滚波涛般涌来的一股股政治力量，竟然谁也未能摆脱历史迷宫的无情戏谑，各自均在所处时代的天幕上，清晰地画出了既属于自己又彼此相像的，标志着爆发、攀升、辉煌、下滑，直至完全坠落的抛物线，留待一代又一代后人去凝眸与彻悟。唐代文学家杜牧，写过一篇有名的《阿房宫赋》，认为强大的秦国，实非被他人所灭，而是亡于一己严重的不检点，他的话教人难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几千年的历史推演过来，这一回轮到的是清朝，和满族。
　　对于清朝，老舍恐怕还没有多余的情感与责任，要去寻根究底，也更谈不上哀婉徘徊。他懂得社会要进步、“大清国该亡”的总趋势；何况他并不是历史学家，没有精力去过多顾及这个政权的兴衰之谜。
　　对于满族——老舍一生下来便要承继到发肤血脉与心灵精神的母亲民族，他所持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他挚爱于自己的民族，与自己落难的民族同胞休戚与共了一辈子，同时，也出于一位优秀作家的使命和良知，久久地，久久地，在拷问着这个民族由盛及衰终遭厄运的种种缘由。
　　满族不乏聪慧，早就有自省的心肠在。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诱发的启蒙主义的新思想，火上浇油般地，促发了老舍痛下决心，在自己民族走过的道路上，倾心寻找那些走错了的路口。他的毕生，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示着在这个方向上的思索。
　　他的思索，其着眼点，自满族单一民族的精神轨迹起，后来已经贯通中华民族精神轨迹的总体，从而更加绽放出现代人文哲思的夺目光焰。

　　一

　　作为一个智商不算太低的民族，满族人打从置身中原之日，就睡得不很安稳。既小况且原本后进的民族，要管起偌大一份家业，绝非儿戏。用“寝食难安”来形容他们当时的状态，谅不为过。他们忌惮于八旗子弟本质的迷失，时时提示着大家毋忘传统及本色，注重保持自身的精神张力。可是，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十面埋伏的大民族文化无孔不入地侵淫着他们的心性，频繁战争过后是太平盛世的歌舞升平，“八旗生计”又困锁着穷旗人及“闲散”旗人们的心境，“国语”跟“骑射”这最具典型意义的两宗传统，悄没声息地渐渐乖离于它们的主人。
　　“在满族历史上，清代政治家皇太极、乾隆皇帝、嘉庆皇帝等在上谕中……都指出了满族的一些陋习和缺点，力图加以改造或督促旗人自悔自新。”1
　　清初满族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起初不少作品还是反映民族风发精神与蓬勃心性的。而值得注意的是，之后不久，一种表达忧思心理的作品便露出头来。请看下面两首：

　　唐家宫锦汉家环，上有冰纹古色寒。道是韩王孙子物，前年卖此度朝餐。
　　——康熙年间·蒙额图：《偶见》

　　开疆争捷论功多，绿酿葡萄金笸箩。自是勤劳防逸乐，西南兵甲渐消磨。
　　——康熙年间·曹寅：《冰上打毬词》（三首之三）

　　有清一代，随着事态的变异，满人作家利用文学来警醒自我以防微杜渐者，愈来愈多：

　　昔识两富翁，不欲其名传。一翁官最显，起宅东华门。庖厨摊六局，郊西有名园。身死无十载，其穷不可言。诸孙长纨绔，能富不能贫。遗金如雨散，积债若云屯。日昨有债师，迫见中堂间。空床铺破席，瓦灶倚沙盆。问胡不靧面，苦乏买水钱。何不洗于池，不惯凉水浑。但知卖老宅，广聚优伶人。一翁官太守，苏广历大藩。任满抽身归，起宅黄城根。长箫截翡翠，年老花枝新。两儿肖其为，豪华艳神仙。十年家渐落，廿载赤若焚。遣奴持一瓦，云是铜雀珍。当初万金买，今卖一万缗。市人聚观笑，粗恶如新砖。痴奴急求售，大爷待朝餐。然如两翁比，弗克一一陈。二疏古贤哲，遗子孙以安。有子不留金，陶诗亦屡云。弓矢与农工，可以保家身。文章与道德，可以活万民。金银与田宅，可以殃子孙。我今既多男，后世孙必繁。若非读书材，但当习苦辛。慎勿恃封荫，熟玩《富翁》篇。
　　——奕绘：《两富翁》

　　锦衣玉貌紫金羁，高门秀栋盘苍螭。双眉楚楚似图画，指挥出入光委蛇。暮醉红楼朝紫陌，宾从如云填履舃。岂知花月改，渐觉朱颜摧。世途荏苒易凉燠，田园废后成污莱。学书已迟学稼晚，逝水东流去不返。生逢唐虞非偶然，努力功名宜少年。
　　——德普：《少年行》

　　葫芦穿累累，咀嚼蜜满口。外视尽光华，中心隐枯朽。
　　——宝廷：《糖葫芦》

　　清代满族作家中间最富于民族文化批判意识的，还得首推曹雪芹。他在《红楼梦》里面，痛感“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的现象在旗族社会轮番上演，发出“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的感叹，敲响了“须要退步抽身早”的长鸣钟，可以说是当时运用文学进行民族自审的最强音了。小说中第七十八回“获奸馋检抄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中，面对一伙儿由凤姐儿带着的家里人来抄检自己的住处——

　　探春道：“……你们别忙，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天早起不是议论甄家，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天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蛇，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说着，不觉流下泪来。2

　　满族的自身教训是多方面的。清代的满族作家们虽然认识上有深有浅，表达方式亦有不同，然其近距离的检讨和书写，无疑都是颇有价值的。
　　勇于自我正视、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从来就是民族具备自砺自新意识的反映。当一个民族面临危险隐忧之时，上下一体的浑浑噩噩不能警醒，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尽管清代满族的有识之士不断警示着民族的危机，尽管越是临近后期满族上层的改革派越是忧心如焚地倡导和推动着自身的改良，满族还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衰败的清王朝，走向了一个命定的终点。
　　人们自然也可以一言以蔽之：这都是逃不脱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满族后人对这一沉痛历史教训的挖掘，却远未停止。

 

　　二

　　20世纪，从精神文化层面来戮力挖掘满族历史教训者，以老舍为最。
　　先放下老舍其文不谈，看看老舍其人。如前所述，老舍的文学生涯曾经极大地得力于满族传统的助推。这其实是他心间知晓的一件事。但是，从懂事的时候起，他就知道，对旧时旗人们的习性得分作两下儿去看，也就是说，那里头既有很好的东西，也有要不得的东西。对有益于自己成长的，他用心接受，对有碍于自己成长的，他也能用心防止。
　　从上小学起，老舍就喜欢结交旗族朋友。这是一种本能的心理认同，也是一种主动的“嘤其鸣矣”。他与一位足称终生莫逆的友人──出身于正黄旗满洲小官吏家庭的罗常培（字莘田，旧姓萨克达氏），就是在高小读书时结识的。罗常培后来成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界的泰斗之一，到他去世，与老舍二人维持了几十年互勉互策的诤友关系。1913年初，老舍考入京师三中。这所学校与满族历史关系甚密，其前身是八旗右翼宗学，乾隆年间满族诗人敦敏、敦诚兄弟均曾就读于该校，连曹雪芹据考也在校内担任过文书助理类的职务。1910年该校更名为八旗右翼子弟学堂，供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子弟入学。辛亥之后，又改为京师第三中学。老舍入学的时候，辛亥刚过，“同学大多数是八旗子弟”3，依然是学校的基本状况。三中同学，出身于下层旗族社会的较多，老舍注意到，一些旗人同学或多或少地带着自由散漫、盲目敷衍的性格缺陷。当时他还没有从深层社会文化背景中查找因由，但是他已提醒自己，别沾染类似的毛病。能说明这种心情的是，他在“庆春”的本名以外，给自己取了个“醒痴”的表字。刚走进中学课堂的老舍，已能认识到，假如不求黾勉、随波逐流，便会堕入“痴人”行列。21岁的时候，老舍当上了一个管理教育的小官“劝学员”。这在那时是个“优缺”，手上有权力，薪水待遇也很不错。然而工作认真的他竟遭到了周围的抵制，一时想不开，他便去吃喝玩乐、赌牌、票戏，还自我解嘲说：“这才是成了人”。可是，不乏悟性的青年老舍，很快就开始检讨自己的作为：荒嬉引灾，玩物丧志，是可悲的人生陷坑，自己怎么也敢去试呢！世间总有人笑话某些旗人的旧习，自己再滑落下去可就难收脚了。他感到后怕和愧疚，“那些嗜好必须戒除，从此要格外小心，这不是玩儿的！”4
　　终其毕生，人们再也没有见到他在为人或者做事上面的不要强或不争气。
　　亲近满族与满族同胞，却也须防范着本民族的陋习缠身，是老舍的人生一大准则。惟其如是，老舍对本民族精神传统的严肃检读，才是言行一律和大可敬畏的。
　　老舍对满族精神文化的反思，在20世纪的上半叶，是散见于他各种作品之中的。
　　在长篇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当中，老舍对满族人文精神的反思只是初见端倪。在他的笔下，已有若干人，比如赵姑母、李老人、王德、李应、龙凤，均带着满族式的精神文化特征。小说对赵姑母的批评，本书前面业已谈过，此处不赘。另外还有一个引人瞩目的人物，是洋车夫赵四。小说特意辟出一整章来讲述此人来历。“赵四在变成洋车夫以前，也是个有钱而自由的人。”“他曾架着白肚鹰，拉着黄尾犬，披着长穗羊皮袍，到北山山环内去拿小白狐狸；灰色或草黄色的，看见也不拿。”这已经能够让读者估摸出他的身份。后来他穷下来，总是遭到他帮助和周济过的人们的白眼，他闹气打了人，被加上了“土匪”徽号下过大狱。“他渐渐明白了，有钱便是好汉，没钱的便是土匪，由富而贫的便是由好汉而土匪。”“没钱不算人！”这样的感慨正好是当时典型的满人心理。再往后他入了洋教，不为别个，只是因为人家称他“先生”，“往小处说，三四年了，就没听说过一个人管他叫‘先生’。”小说里的赵四，一直保持昔日满族旗兵的急公近义性格，为了给遭人算计的年轻人排忧解难，把风风火火四出活动视为己任。“咱平生没求过人！我来看你，是我有钱的时候！”他的作人准则也别具一格，其中包含着几多自尊、几多节操。从对赵四的描绘中，我们仍能品出作家对这类人物的另一种看法：赵四式的（或者说旧日满族式的）侠肝义胆、古道热肠，这时节已经是经不起风雨吹打的明日黄花了。
　　《二马》，在老舍早期表现与批判自我民族之民族性格方面，占有重要位置。作者讲述了来自中国的马氏父子，在英国的生活经历。5作者是把老马这个“‘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设定为一个可满可汉的“准旗人”，来加以刻画的。读者也可以从这一理解出发，去品味作家为什么要在小说里，写下下面一段振聋发聩、醍醐灌顶般的文字：

　　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要是有这么四万万个出窝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吭的呜乎哀哉了！6

　　如果作家没有19世纪末的满人出身，没有成长过程中对满、汉双重文化积淀入木三分的深思，这段话怕是很难出口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二马》的针砭矛头，首先是满族文化这个子系统，也不排除中华文化的总体系。
　　1934年发表的长篇《牛天赐传》，在笔者看来，是老舍思考满族文化的一部重要作品。作品叙述的是，一名婴儿被遗弃，被本无后嗣的牛家收养，取名“牛天赐”。天赐养父是个小商人，养母出身官宦之家，且一心想把后人培养成达官显贵。天赐先后受到了父母影响、塾师传习、学校教育，他因为是个私生子，遭到市俗社会的歧视；养母养父相继辞世，家庭也很快败落了，成年了的天赐却什么本事也没有，只好摆水果摊为生……
　　作家凭借这样一个依时序推进的故事，纵向笔录了一个本来连“准家准姓准名”都没有的小生命，是怎样一步步地得到家庭和社会固有文化浸染，模制出典型“国人”性格的过程。
　　天赐进入牛宅，便是进入了古国传统的生命轨道，以养母为代表的“仕文化”即官本位的思维习性，和以养父为代表的“禄文化”即钱本位的思维习性，交替作用着他。天赐过周岁生日时，养母利用“抓周”习俗诱导他去抓具有当官“吉兆”的物件，把“近乎衙门里的印”的图章，当作“高官得作，骏马得骑的代表物”，放在“最易抓到的地方”，“其次便是一枝笔，一本小书；二者虽不如马到成功伸手抓印的那么有意思，可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笔与书也是作官的象征，不过是稍微绕一点弯儿。”“再其次是一个大铜钱……这是为敷衍牛老者，他是把钱放在官以上的人”。7养母到了临终咽气之前，还不忘把一枚天赐外祖父传下来的“小印”交到儿子手里，留下“要强，读书，作个一官半职的，我在地下喜欢”8的遗嘱。而天赐养父，“是天生的商人”，对作官一套兴趣不大，对生意经却颇为在行，他在涉及金钱财产上头寸步不让，这让天赐懂了，“钱必是顶好的东西，会使爸不马虎。”9书里养母和养父形象，象征意味很重，作者把封建时代典型的人生理想——当官与发财，浓缩到家庭中一个孩童的双亲身上，寓指中国人必然要受到的最为突出的两大类相反相成的思想诱导，以及两类诱导对濡染一代又一代人人生起着的根本作用。
　　牛天赐长大以后，远没有达到双亲期待的目标，反倒落下了一身传统人格的弱点。这和造就他的手段及环境直接有关。当他还在襁褓之中，手脚就长时期地被捆绑起来，那是出于“牛老太太的善意，唯恐他成了罗圈腿”，结果使天赐落下了终生的残疾——拐子腿。小天赐懂事以后，受到的控制更加严密：

　　生命便是拘束的积累。会的事儿越多，拘束也越多。他自己要往起长，外边老有些力量钻天觅缝的往下按。手脚口鼻都得有规矩，都要一丝不乱，像用线儿提的傀儡。天上的虹有多么好看，哼，不许指，指了烂手指头！他刚要嚷，“瞧那条大花带儿哟，”必定有个声音──“别指！”于是手指在空气中划了个半圆，放在嘴边上去：刚要往里送，又来了：“不准吃手！”于是手指虚晃一招，搭讪着去钻钻耳朵，跟着就是：“手放下去！”你说这手指该放在哪儿？10

　　在清规戒律底下长大的孩子，不可能真正学成本领，更不可能养成创造精神。天赐除事事盲从外，只是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糊弄敷衍成年人，童真心田中本该属于他的自由发展的灵性已经消失将尽。一旦离开家庭，迎接天赐的是学校里、社会上的污浊空气，同学们互相攀比谁的家庭有地位有钱，教员专凭打学生维护秩序，本来就缺乏童年正常心理养成的天赐，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道德的确立、人格的锤炼，全都成了虚枉。最叫天赐的难以承受的，是同学们在“侦探”到他家的内情后，都管他叫“私孩子”，虐待他。过份受到挫伤的天赐，心理扭曲、畸变，为满足虚荣心，给人利用一通之后，被学校开除。随着双亲辞世，家境一落千丈，他这才明白了，快20岁的人了，自己还是个“什么本事也没有，连点力气都没有”的“小废物”。11
　　世间每个人的人格与性情，无不是后天环境作用的结果。作家在这里，真实而简洁地，记录了中国芸芸众生之中极普通的一份子——牛天赐，由天蒙未启到性格心理基本定型的全过程。一个孩子的几乎所有值得珍爱的天资，在他这里都没有获得有益的开发，在他来到人间短短十几年间，层层叠叠腐朽、没落的社会文化迎面扑来，毫不容情地吞食他的灵魂，使他被动完成了自我心理向封建精神传统的靠拢。
　　阅览《牛天赐传》，读者有可能会引起些联想，找到作者设伏于故事之下的一些蕴涵。在牛天赐身上，或浓或淡，总像是寄托着作者本人的某些人生感慨。人们首先可以从天赐遭到同学们的排斥、歧视，联想到民国之初，都市旗人们普遍遭受世间偏见的情景。书中写道：“‘私孩子’在大家的嘴唇上嘶嘶的磨着，眼睛都溜着天赐，没有人再和他接近，没有人再约他到家中去玩，没有人再听他的故事。学校，对于天赐，成了一个绝大的冰窖。……他们碰他，挤他，拌他的腿，瞪他，向他吐舌头。天赐恍忽的想起先前自己在家里捏棉花的情形，没有人跟他玩。不过，那时候没有人讥诮他，现在一天天看着别人挤眼。他可以忍受孤寂，但是受不了嘲弄。”12设若把天赐此刻的感触，看成是老舍在进入社会之时受到民族歧视所产生的内心反应，不会过于牵强，因为作家本人确有过靠“在家里捏棉花”打发光阴那种孤独寂寞的童年，在作品中选取如此特别属于个人的酸楚经历来抒写主人公心绪，很容易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作家的经验世界。《牛天赐传》还有一些地方，也让读者有可能沿着这一猜测，窥见作者的别有寄托，例如，书中写道：“天赐并没有招惹着谁，名誉可是一天比一天坏。只有人是可以生下来便背着个恶名的。”13不错，在当时的社会中间，大多数的满族人都有点像“私孩子”牛天赐似的，生来便背着个甩也甩不掉的“恶名”。
　　写《牛天赐传》时候的老舍，已是一位对待创作取相当严肃态度的作家，他不可能在作品里头，无谓地填加些不大相干的内容。由小说中的种种迹象，能够推断出，这部作品，除了已经比较明朗地显现了检视中国传统文化教养弊端这一创作意图之外，老舍实际上还在默默进行一项工作，即对满族历史文化进行反思。
　　老舍与满族，存在着扯不开撕不断的内在关联。他对个人出身其间的满族传统文化，当然不可能漠然置之，何况，满族在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大浮大沉，本来就涵盖着非同一般的痛切教训。不同民族的发展，毕竟是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的，满族的历史文化检讨与汉族的历史文化检讨，也不能彼此替换。在老舍看来，对满民族历史文化的专门反省是必要的。在《牛天赐传》之前的某些创作中，他已然时不时地表达了这种意向。譬如在小说《猫城记》里，有个猫兵愤愤地控诉道：“我们不会作工，因为你们把我们的父母都变成了兵，使我们自幼就只会当兵；除了当兵我们没有法子活着！”能够显见出是从“八旗生计”特定历史现象引发的感慨。只是在一般的作品中，切近和系统地思考剖析满族自身历史文化教训的条件还不具备，作者只能对此点到为止。《牛天赐传》的构思，在老舍的写作生涯中，可说是首次营造起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以一个孩子——牛天赐——成长的经历，拟写一个民族——满族——在历史文化衍进中的教训。14
　　这种拟写很难，但也决非不可能。满族曾有过悠远的渔猎经济生活，以及原始宗教文化。入主中原之后，旧有文化就总体而言，势必难乎为继，不对民族传统文化做大规模的改造是不可能了。如同《牛天赐传》开头出现的弃儿一般，满族，起初来在中原汉族文化汪洋大海间，几乎也仅只是一条在文化传承上让人们看不出“准家准姓准名”的小生命。入关后的满族人，是如何亦步亦趋跌进中原传统文化窠臼的，这和婴儿天赐来到牛宅，继而逐步蹈入民族传统文化轨道，不是具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么。虽说满人接受中原文化的过程，远比孩提牛天赐接受家庭、社会教育的过程要复杂，但是，中原传统文化传授给满族的，与传授给牛天赐的，却是些差不多的内容。满族由往昔浑朴天然的原始文化精神中脱胎换骨，步入“熟透了”的精深文化状态，自己并不甘心，这也很像是《牛天赐传》中写到的小天赐，每见识到村野人家纯真自然的生存情状，便要流连再三，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江流去”，满族人的精神与性情，到头来，也如同小天赐一样，被中原文化自表及里地冲刷了一遍；至于本民族原有的精神特性，虽然仍有所固守，但是终归已经锐减，而且也多是与中原文化做了某种对流后的产物。
　　“天赐平地被条大蛇背了走。”这是在《牛天赐传》结尾，作者叙述主人公乘火车去北平时，写下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纵观满族文化的变迁史，这个老舍的母亲民族，何尝不是“被条大蛇背了走”的呢。不必一定要将牛天赐这一人物形象本身，从血统上鉴定成个旗人，承认他的性格之中有着相当浓重的满族文化因子，已经足够了。有意思的倒是，《牛天赐传》发表以来，尚无人说破这层关系。15
　　《牛天赐传》之后，老舍又在小说《骆驼祥子》和话剧《面子问题》中间，较为深入地展示了他对满族精神文化走向的追问。16
　　《骆驼祥子》的主人公，实则是又一个“牛天赐”，心不由己、近墨者黑——是祥子与天赐共同的人生轨道，二人的不同点，仅在于后者从一降生便落入了畸形的精神文化中，而祥子是从18岁开始，才面对强大的异己精神力量。尽管祥子已有过18年相当纯正的心灵模塑，一旦遇到汪洋般涌来的市俗文化裹挟，他也只能一筹莫展地败下阵来。由此，可见出老舍对弥漫于都市底层的蛮悍的市俗精神力量的估计与忧虑，也可以体会到作家对民族心性迷失的痛悔与自省。
　　晚年命笔的《正红旗下》，是老舍一生检讨满族历史文化的一部总诉状。它的未竟，永远是热爱着他的读者们心底里抹不去的痛楚，对等待领受老舍满族文化系统反思最终表述的民族文化界，更是永远的抱憾。不过，作者毕竟已然写出了11万字，通过这弥足珍贵的11万字，人们还是可以比以往更加确切地，了解到老舍对本民族力透纸背的审视。
　　历史学家写历史，文学家也写历史。彼此的不同点起码有二：一是历史学家须秉笔记录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文学家则可以在历史的整体真实之上编写更具典型性的故事；二是历史学家可以对历史无遮拦地阐发议论，而文学家则往往得将自己对历史的解读与思索巧妙地包容到作品的情节内里。老舍写《正红旗下》，何尝不是要表达对满族那段特殊历史遭逢的痛彻反思，可是，他毕竟有了一辈子的积累，在这里举重若轻，竟能在娓娓道来的民俗世相之类的琐事中间，就把一些偌大的历史命题给回答了。
　　故事一上手，直接要说的是八旗制度和“八旗生计”问题。可是，老舍的艺术之笔，却是从当时京城旗人门垛子上的“鸡爪子”符号来切入。“赊欠已成了一种制度”，穷旗人们赊欠是穷得无奈，富庶旗人家也靠赊欠过日子，确是因为家有铁杆庄稼，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不赊东西，白作旗人！”赊欠在旗人生活中愈演愈烈，还有第三重缘故，是因为他们无论贫富，都得活得讲究。稍有地位的旗人，必得效法汉人的样儿，于人名之外，起上个“十分风雅”的号。把生命的过程向艺术的层次推进，本来是人类文明不断提升的必然要求，但是，像当时的旗人们，自身不求进取，却要去拥抱一种畸形的文化艺术，民族的前景可就不大妙了。老舍的力笔，饱蘸沉思，写下了富有哲理的反省：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17

　　老舍这一批判，力度极强。他是深深热爱自己民族的，他敢于拿本民族的历史疮疤给人看，正是对民族的往昔痛切检讨的证明。
　　《正红旗下》是晚清京师旗族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它像一部生动异常的历史教科书，“由心儿里”剖视了清皇朝赖为基础的八旗社会，指出清政权已然是落花流水不可收拾，当时满民族的社会分化及精神危机，也已发展到了难以调整、必须重作大幅度变革的程度，而人民要冲出历史桎梏，民族要通过奋斗、通过精神再造而赢得新生，更属于历史之必然。
　　老舍，以自己一生热爱本民族、贴近本民族、审读本民族、批判本民族的耿耿忠心和真诚作为，为自我，塑成了满族赤子的完美形象。
　　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间，八旗族众将自己与北京城融为一体，他们在变革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以本民族的现时文化风尚，充分濡染和变通着京师文化；作为掌管着权力的民族的文化，在当时免不了会被当地其他民族所仿效。在这个为时不短的历史进程中，北京城的地域文化，切实承受到了满族民族文化多向度的深刻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北京文化是相当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而在传统的北京文化里面，清代京旗文化又成其为基本底色。故而，在老舍大量书写北京和北京文化的作品中，其褒贬，其毁誉，其扬弃，都是不但有着针对满族民族性的用意，也有着针对中国国民性的用意。
　　如果说老舍对满族自身文化的审视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为满族文化人对本民族命运本能地存在着的忧患意识，那么，老舍对整个中国民族性的审视批判，则显见地，是在现代启蒙主义光辉思想指引下面的自觉作为。
　　对民族大千文化的超强敏感，是生为满人的作家老舍，令同时代众多文学创作者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起步于满族，却不曾止步于满族，起步于满族文化，却不曾止步于满族文化，迎着现代文明的晨曦，老舍走上了为中华国族铸造现代精魂的道路。

　　三

　　“在现代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性质与历史命运；而拉开这场革命序幕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自身就是一场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五四新文学的根本任务正在于批判旧思想旧道德，鼓吹新思想新道德，肩负起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而且是当时与随后实践这一使命的，最为活跃也最有成绩的手段与方式。这些基本事实，在文学奠基者鲁迅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而且十分自觉。”“老舍的情况与鲁迅颇有一些相似之处：鲁迅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思考‘国民性’的课题，并从医学转向文艺的。老舍也是在旅居英国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并关注‘民族性’的革新的。他们都是作为爱国青年，切身感受到现代国家的公民与古老中国的臣民间的差异，怀着忧虑与希望，开始探索‘国民性’‘民族性’的课题，进而萌发促进人——民族的现代化的思想启蒙的使命感，并且把文艺作为自己这种深沉灼热的人文关怀的主要载体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又一位始终怀着这样的信念，自觉地履行这一历史使命的作家。”18
　　长篇小说《猫城记》，在老舍前期创作中，是最能传播其启蒙主义思想呼号的。这部文化讽喻小说，作于1932年上半年老舍刚从英伦归来之后，国家内忧外患步步加重之际。作者极尽想像地勾描了猫国文化与猫人精神的畸形状态，紧紧扭住文化批判这条主线，向人们发出了社会堕落势必导致国家灭亡的警号。“猫国有历史，两万多年的文明。”然而，这种文明推衍到最后，引起了种种的异化。猫人们纷纷抢食带麻醉性质的“迷叶”，举目可见“这么多糊涂，老实，愚笨，可怜，贫苦，随遇而安，快活的民众”；在猫国，受陈腐教育的“青年生下来便是半死的”，学者也是人格沦丧的一群，当官的无不作威作福，“横行是上等猫人口中最高尚的一个字”，“伸手就打是上等猫人的尊荣”。作品的后面，讲述着猫国、猫国文化乃至于猫人们的灭绝，既出于矮人”国军队的侵入，更因为猫国军民的畏惧和内讧。侵略军尚未杀来，猫国已经一溃千里，“一个军队，没有马鸣，没有旗帜，没有刀枪，没有行列，只有一片热沙上奔跑着无数的裸体猫人，个个似因惊惧而近乎发狂，拼命的急奔，好似吓狂了的一群，一地，一世界野人。”等到矮人军队真的将到此地，猫国军人们开始自相残杀，为的是争路，以利先去投降，“谁先到谁能把京城先交给敌人，以后自不愁没有官作。”可悲的是，矮人们并不姑息他们，采取活埋等暴刑把猫人大批杀掉。猫国最后两个人，没有葬身于敌手，他们正在自相争斗的时候，被矮兵俘获，“把他们放在一个大木笼里，他们就在笼里继续作战，直到两个人互相地咬死；这样，猫人们自己完成了他们的灭绝。”
　　《猫城记》在老舍作品当中属于一个特例。然而，如果不读《猫城记》，便很难如此深刻地体验，什么是老舍文化启蒙主义的精髓所在。鲁迅之后，像这样曾经激越而又硬韧地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作家，恐怕也是仅老舍而已。
　　不过，就老舍一生坚持启蒙主义创作思想的大多数作品来看，其国民性反思，还是与鲁迅的风格有明显不同。鲁迅对国民陈腐精神现象的抨击，大都是金刚怒目式的，视线上多取“俯视”，态度亦相当严厉，绝不妥协与容情；而老舍，除了像《猫城记》这样特别的制作显示着特别的气氛之外，其他作品却多用一种“平视”的视线，似乎他就站在国民大众之中，以一副火热的心肠，操着温婉规劝的口气，满怀善意地向人们指点——哪里有陷阱，哪里有风景，怎样走才有出路，怎样走大约是死胡同一条。我们当然难以评价老舍与鲁迅两种方式的高下，那大抵是缘于二者不同的文化背景：绍兴是中原文化腹地，汉族文化的传统是教师对学生爱得愈切便要求愈严；而老舍脚下的北京旗族土壤，则总好出落些平易、亲切或者通达的气度。19
　　北平城封建保守的市民文化，是长篇小说《离婚》注视和针砭的对象。对民族精神疾患的披示，在这部作品中，来得比老舍之前作品更集中也更生动。如此全神贯注地表现和批判北平城的市民文化，在老舍来说前所未有。它通过对民国前期北平城某财政所小科员们家庭故事的叙述，展现了市民阶层“日常生活哲学”的精细与酸腐，以及身陷其间的种种灰色人生的无奈与熬煎，也鞭挞了社会的黑暗和官僚机构的败坏。
　　老舍成功地模塑出了北平城“太稳”的市民文化中张大哥这样一个堪称典型的人物形象，折中调和、敷衍圆通和息事宁人，是张大哥从这种文化中修得的主要性格特征。张大哥的“每根毫毛都是合着社会的意思长的”，认为只要每个人都有维持得住的婚姻，社会就必定安稳太平。他具备了庸俗市民的最高才智，“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和反对离婚。” 这位市民阶层心目里的“圣手”，在“衙门”里、社会上，一向活得如鱼得水，没想到偏偏在一帆顺风的时刻摔了大跤：儿子被误认成“共产党”，让一个“全能的机关”捕了去，立刻，周围与他关系融洽的人们，绝大多数都翻脸不再认他，他丢了挺不错的职位，损失了多年攒下的房产，为了换回儿子，还险些让恶人骗走了女儿。结果他费尽周折涉险过关，张大哥赶紧主动宴请曾经翻云覆雨的同事和“朋友”，兴高彩烈地回到他们的行列，继续作他“地狱中最安份的笑脸鬼”。灰色的、热闹而全无任何意义的人生，又在他的脚下从头开始。
　　小说中科员老李，虽与张大哥性情、命运每有不同，在文化归属上，却跟后者相去不远。他有学问有资格，工作勤恳，禀性正派，不肯和同僚同流合污，故被周围的人们看成是“科员中的怪物”。他明辨是非，处世仗义，在张大哥家蒙难关头，是惟一不顾个人得失出力排解的人。老李又有小知识分子迂阔、好幻想的一面，嫌在故乡娶的小脚女人俗气，盼着离婚，找一位有“诗意”的伴侣。妻小进了北平，他试图改造妻子不成，期待能跟邻家一位弃妇结合也不成；衙门里不顺心、个人追求又不可得，他只好带着妻儿，伤感地离开北平城回老家去了。老李的命运，其实与张大哥一样，也是都市市民灰色人生的一种。他厌倦衙门里的乌烟瘴气，又得跟自己反感的人们敷衍周旋；受了坏人的欺负后想抗争，可话到嘴边又常常变软；他有着合于时代进步精神的两性追求， 又没有真的抛弃结发妻子和一双儿女的勇气。老李是旧文化的个中人，“地狱里的规矩人”——“张大哥第二”。
　　作品中，不仅老李有过离婚的想法，萎琐、无聊的科员吴先生、邱先生，也因想要纳妾或追求时髦等原因，生过离婚的念头，结果谁也没离成。邱先生对老李说：“没意思！生命入了圈，和野鸟入了笼，一样的没意思。我少年的时候是个野驴；中年，结了婚，作了事，变成个贼鬼溜滑的皮驴；将来，拉到德胜门外，大锅煮，卖驴肉。我不会再跳回圈外，谁也不能。我现在是冷一会热一会，热的时候只能发点小性，冷的时候请客陪情；发疟子的生活。没办法。我不甘心作个小官僚，我不甘心作个好丈夫，可是不作这个作什么去呢？我早看出，你比我硬，可也没硬着多少，你我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其实是一锅里的菜。”小说末尾，老李辞职而去，似乎是迈出了冲破生命之“圈”的步子，可是，比谁都更了解他的张大哥说得好：“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你们看着吧！他还能忘了北平跟衙门？”他们的悲剧正在这里，经济生活，思想文化，样样都和那“太像牛乳”、“有点发酸”的北平城，有着割舍不断的连络，还远没能获取与这一切分手的勇气和觉悟。
　　敷衍，是中国人面临黑恶势力以及毒霭文化围攻的时刻，最要不得，但又是最为习见的心态。《离婚》和老舍其他不少作品，都生动而形象地表现了国人的这一极为不堪的性格缺陷。假如说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突出发现之一，在于展示了阿Q们的“精神胜利法”，那么，老舍对国民劣根性中“敷衍”心理的准确捕捉，则是现代文学启蒙主义文笔的又一项不可小视的收获。
　　人们说到老舍，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他对“骆驼祥子”一类都市苦人儿命运的描绘。其实这只是老舍创作主体的一半。假如我们将老舍的20世纪30年代创作鼎盛阶段的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地归一归类，即不难看出，关注古国“老”民族的精神蜕变，与关注都市社会下层“苦人们”的悲惨命运，差不多是各占一半的两大主题。几乎该时期的所有中短篇小说，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服从这两大主题。
　　30年代前中期的中国，是个社会从既有混乱走向新的混乱、世道完全丧失运作章法的过程，不可救药的国家已无力实施正常管理，各色力量为追逐利益纷纷出动，尽显“神通”，不单循环往复地呈现着极度的秩序丧失，而且突出地酿就了世风日下。老舍目睹这一时代现象，从历来关怀民风涨落的思想出发，倍感痛切，不能不用作品展现他的心绪，并贯彻自己的启蒙主义文学态度。他写下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杂文、小品，例如《五九》、《柳家大院》、《且说屋里》、《哀启》、《沈二哥加了薪水》、《歪毛儿》、《毛毛虫》、《新时代的旧悲剧》、《阳光》、《柳屯的》、《善人》、《牺牲》、《裕兴池里》、《抓药》、《大悲寺外》、《铁牛与病鸭》、《邻居们》，以及《到了济南》、《记懒人》、《狗之晨》、《开市大吉》、《买彩票》、《有声电影》、《一天》、《大发议论》、《取钱》、《画像》等等，或观察国民精神溃疡面的持续蔓延及其道德心理的急剧滑降，或凸显传统文化的糟粕在特定历史场景下散出的腐臭气味，或表现国民性格中愚昧混沌、抱残守缺的习性仍在顽固维持的窘境，或揭穿某些鸡鸣狗盗之徒在大肆捞取私利时所祭起的遮羞布。

　　中华民族是好是坏，一言难尽，顶好不提。我们“老”，这说着似乎不至于有人挑眼，而且在事实上也许是正确的。科学家在中国不大容易找饭吃，科学家的话也每每招咱们头疼；……谈到民族老不老的问题，自然也不便刨根问底，最好先点头咂嘴，横打鼻梁：“我们老得多；你们是孙子！”于是，即使爷爷被孙子揍了，到底孙子是年幼无知；爽性来个宽宏大量，连忤逆也不去告。这叫“劲儿”。明白这点劲儿，莫谈国事乃更见通达。

　　以上这番话，见之于杂文《檀香扇》20，它集中回答了作家这一时期为什么要在文学创作里面坚持思考国民精神的问题。比世上许多民族都要“老得多”的中华民族，排斥科学，盲目自雄，任凭肮脏龌龊的毒菌在体内蔓延，却陶醉在“阿Ｑ”式的“劲儿”里，多少回被动挨打仍不醒悟，怎能不让这位热爱中国与中国文化，同时又具有文化启蒙思想的作家忧心如焚！
　　抗日战争时期，担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重要职务的老舍，并没有停止自己关于民族文化精神的表现与批判。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一批反映抗战历史的优秀作品。不过，这些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从敌我尖锐对垒的角度来展现民族解放斗争的。老舍创作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在选题与立意方面，跟上述创作截然不同，这是一部意在反映沦陷区平民生活场景和心理历程的作品。老舍写这部小说，是要依托自己作为一位爱国文化人的全部哲思，特立独行地，去和盘记录下中华民族在遭到外寇奴役之时的屈辱情状，去尽力发掘包藏在民族屈辱底下的文化教训。所以，它不单是一部民族屈辱史，更是一部文化殷鉴录。牢牢铭记民族曾经有过的被征服经历，与深切反思被征服状态下的国民心理弱势，是小说中彼此紧密绞结着的双重主题。
　　抗战爆发，北平陷落。古都中千千万万的中华子民困在了城内，眼见“太阳旗”当头升起，作了羞于启齿的“亡国奴”，他们连续多年在暴敌的刺刀缝隙间，低下顺目、含悲衔耻地讨生活。作品借助被征服被奴役的北平市民生活视角，再现了外侮临头的冷酷现状，将这一遭诅咒的历史变迁带给人们的损伤、摧残，秉笔直录。在小羊圈胡同，每日每时在上演惨剧，善良无辜的市民没有一家能在身陷魔掌的岁月里幸免……读者看得到，仅在城中一条顶不起眼儿的小胡同里，平民百姓就要罹临极多的灾难，就全北平来讲，侵略者对市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也就可以想见了。“征服者是狼，被征服的是一群各自逃命的羊！”占领军充分表现了他们像“吃茶与插花那么讲究”的杀人艺术，市民与死亡成了“近邻”。一条条性命，无声无息地惨别人寰，小说反复摄取的竟是为男女老幼被难者们出殡的场面。那些暂且活下来的人，只要还记得自己是中国人，便要受到永无休止的心灵煎熬，“像大家都犯了什么罪，在监狱里不期而遇的那样。”
　　从前，在北平这座数代古都和文化名城里，人们每以体面、优雅、适意而夸耀，祖辈曾经环绕在“天子脚下”，世居之地乃是举国“首善之区”，足叫他们傲视天下。到了外寇将冷冰冰的刀枪骤然架在眼前的时刻，既往的尊骄与闲适都从他们的脸上迅速飘散。“北平的人已和北平失去了往日的关系；北平已不是北平人的北平了。在苍松与金瓦的上面，悬着的是日本旗！”沉甸甸的屈辱，是市民心间挥之不去的感受。作者追踪并摹绘出北平市民较之其他地方的百姓更难平复的这份心底耻辱。小说描写了在北平陷落之后不久，由侵略者当局授意，汉奸团体强迫全市中小学生到街头游行，“庆祝保定陷落”，这是一件叫每个有荣辱感的中国人——即便是涉世不深的中小学生们——都极感痛心的事，堂堂的中国人，怎么可以“自己庆祝亡国”！
　　按照习见的写作模式，在大量列举侵略者令人发指的暴行和劣迹之后，作品是该要虎虎生风地展现被征服者的觉醒与抗争了。然而，老舍并不打算这样处理他的《四世同堂》。小说里面，从肉体到灵魂已倍受摧残的北平市民，除了只有极少数人较早投身杀敌救亡的斗争，绝大多数的城内居民，非但没有加入战斗，反倒在惨淡的现实跟前，惶惑、犹疑、徘徊，以至于退缩、苟且……这冰冷的真实，不能不教读者感到难捱的压抑。作家老舍是慧眼独具的，也是顶负责的，他通过那杆冷峻的笔，反映的是大多数被征服者的真实心理。北平人，作为中国人中最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一群，他们，无论怎样地浩劫加身，灾狱临头，也必然服从于他们固有的“国民性”。
　　从早期创作开始，老舍就锲而不舍地坚持着启蒙主义的文学原则，在写作《四世同堂》时，他再次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支起诊断精神文化的“爱克斯光”机，用心检视中华“老”民族惨遭外敌征服之际的心理堂奥。他懂得，如若不能打心灵深处探明造成“老”民族被动挨打的潜在原因，国人手脚就将长久被捆绑，中华百姓就将越来越“适合于”给他人当奴隶。
　　“启蒙”与“救亡”，这两项中国现代思想界暨文学界最基本的也是最光荣、最艰巨的任务，在老舍笔下被天衣无缝地协调起来。
　　瞧一眼《四世同堂》中的北平人吧，他们的作为令人汗颜，更令人深省。他们是酷爱和平的人，但是，对世上存在着战争危害和侵略狂人却盲然无所知。小羊圈胡同的老住户，难以从太平岁月的懵懂感觉中走出来。在“首善之区”住惯了的市民，善良到连外敌侵略到底是咋回事都摸不到答案，又惶论奋起反击的意识。他们幻想着“别把事情闹大了”。消极避祸，息事宁人，是出自古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中国的老祖宗们几千年来就是这么窝囊地活下来了。人们求稳畏乱，到祸患猛然出现，也不具备辨认其根源与本质的能力。
　　在侵略者轻易得手后，百姓有如一盘散沙，被强敌所囊控在所难免。对性命的一味眷恋，导致了许多人不惜一切代价躲避死亡，平日标榜的“士可杀，不可辱”，只有个别的刚烈者才肯实践，芸芸之众，则不免要争先恐后遁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低质量生存状态。小羊圈胡同的居民，有几个不是将“忍”字死死地挂在嘴边的，“惶惑”和“偷生”，这《四世同堂》三部曲中前两部的书名，恰切地对应着北平多数市民在城池陷落后的心理轨迹。曾经那么在乎面子的北平人，太平时节当“顺民”不算，外族入侵还要甘当“顺民”，而且是更“够格”的“顺民”。在中华文化体系中极具典范意义的北平文化，照老舍看来，美且美矣，却是一种“熟到了稀烂”的文化。就因为它“过熟”，才丧失了原本应有的的阳刚气质，空留下了一派凄清柔丽的，使人骨酥志短的“美”。
　　老舍对故土北平的爱戴毋庸怀疑。而今，他居然写出了如此冷酷的事实——“北平人倒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抵抗的”，当中的忧伤与愤懑，岂能不引发读者细细回味？作者大约是噙着泪水，在诉说，在发问：“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会引来灭亡的，不论是什么东西或道理，总是该及时矫正的。北平已经亡了，矫正是否来得及呢？”21
　　老舍了解北平的底细，即使是这座城已然亡于敌手，也照旧摸得准北平人的脉像。别看北平城做过几百年的“帝王之都”，“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但认真寻访一下就会知道，他们中好多人连一点“国民意识”也谈不上。小羊圈胡同里的高龄长者、“四世同堂”之家的祁老人，城教敌人给占了，邻里屡遭劫难，他都不往心里去，独独“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孙子媳妇韵梅能得其“真传”，她告诉丈夫祁瑞宣：“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国家，这个所有现代民族都特别珍视的神圣概念，在“老”民族的男女老少心中还远未占得应有的位置，这亦不能不说是泱泱中华的大悲哀。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可是出奇地强烈。古国文化历来强调家庭这一社会基本组织的特殊地位。在这片土地上，个人的全部选择都须以家庭利益为转移；而比家庭要庞大得多的社会，只能以无数个散在的家庭做它的支撑点，将社会的每一缕根须都顺势埋入家庭需求的土壤。具体国民的个性也罢，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也罢，都被溶释于家庭的欲望之下。恋家护家，成了在家庭宗法制度束缚下人们最突出的观念情结。《四世同堂》对这种中国独有的社会文化，做了大开大阖的形象性展示，视其意义，已不在于一般反映国民的生活图像和心理积淀，而是为了凸现传统的家庭观念，给被征服状态下的中华带来了怎样的消极影响。
　　祁家“四世同堂”的“光荣”中止于国破城残的岁月，是必然的。在祁老人脑子里，守望一生血汗换回的这个家庭，是他惟一的念想，国将不国，在他来说犹在其次。他调动自己全副的老精神，敷衍外来力量对家庭的挑衅，到了任何敷衍都无济于事，家庭的存亡迫在眉睫的关头，他也会被激怒，也敢挺出胸膛，迎向敌人的枪口。他的所有表现，都是受“家本位”意识驱遣着的，即或是奋起一争，也与国家利益无涉。千难万难，终于盼来抗战结束，祁老人登时泛起的新梦想，还是“四世同堂”，这个光荣的梦没能在他的眼前落实下来，他又把实现它的希望寄托到了重孙小顺子那一辈人的身上！
　　祁家人就总体上讲，是以家庭观念压抑着国家观念。北平城中的广大市民，也相类似。谁能不厌恶和憎恨侵略者，可是，平头百姓个个担着沉重的家庭责任，都不得不把维持家庭的苟安，放到记挂国事的前头，他们瞻前顾后，缩头保家，“好像墙阴里的一根小草似的，不管环境如何，也要努力吐个穗儿，结几个子粒。”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决定了绝大多数市民群众在被征服状态下，必取因循、退让、怯懦、敷衍的守势。
　　民族的文化劣根性中，也不断滋生着一些更为可怕的毒菌，教世间平添龌龊。侵略者每占领中国一处城乡，都会不期然地得到中华民族中间的渣滓——汉奸们的配合，使敌人更加张狂，也使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四世同堂》里，就有为数不少的汉奸身影：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祁瑞丰、胖菊子、冠招弟、李空山、高亦陀、牛教授……像冠晓荷那样，“在相貌，言谈举止，嗜好，志愿，心理，各项中”，都是那么天然地“成熟，得体”的汉奸坯子，几年里不懈地追求卖身投靠，居然怎么也实现不了宿愿，可见，类似人物在当时的北平，会有多少！老舍还写出了会有这样多的汉奸、败类的原因。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升官而后发财，始终是引来广泛羡慕和效仿的，人们盲目俯首于官服加身的掌权者，而无心注意他们的权柄是否来自不正当的攀援和交易。于是，也就少不了不惜一切代价的趋炎附势；赶上改朝换代，以道德的沦丧换取身份抬升，更成了时尚。即使是外寇入主，这种丑剧，也会累演不衰。
　　小说里，志在铲奸除害、去旧布新的老诗人钱默吟，对祁瑞宣讲过一席寓意透辟的话：

　　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像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的蹭；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发明与贡献。及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像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溃烂到底。22

　　这席话，应视为老舍的心音，它来自数年思考，定型于全民抗战的烽火硝烟之中。作家多么希望，通过伟大的抗日战争，为“老”民族的心态和精神，做一次深入的检讨，再做一次庄重的洗礼，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掀开崭新的一页，把一切保守的、愚弱的、可鄙的民族性格，荡涤干净，建立起足以引导每个国民的灵魂走向刚健、壮美境界的精神文化系统。
　　《四世同堂》在老舍的创作中，呈现出空前的文化批判的广度和力度。作家犹未止步，他把自己全新的文化思辩，也注入作品。小说明确反映了人民虽缓慢却扎实的觉醒趋势。小羊圈胡同的住户，除了诗人钱默吟和大学生祁瑞全较早告别被动捱打的“亡国奴”生活，用自己的方式主动对敌宣战，多数的人，都是经过了痛苦的退避和抉择之后，才挺直了腰杆的。从忍气吞声，到暗自愤懑，再到认清不抵抗只有死路一条，最终到将仇恨化作复仇行动，在亡城绝大多数平民们那里，均有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叠映出了亡城北平的“平民心史”，它会让耐心阅读它的人们，从殷切的反思间领取教训，从长久的期冀里望见晨曦。
　　写《四世同堂》的老舍，由于在作品中刻画了人民的觉悟和反抗，比起写《猫城记》时的老舍，显见地前进了一步。作家在民族的解放斗争中，首先是自己获得了教育。他坚持用文化的眼光看中华，也确确实实，找寻到了包藏在中华传统里面的精神生长点。
　　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将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旧有的文人文化，在老舍看来，优劣参差良莠互见，到了必须做出严格辨别和扬弃的时候。钱默吟和祁瑞宣们一向坚持的操守与骨气，固然应当大加提倡，但是，大敌当前，又一定得将他们独善其身的方式加以能动改造，使之嬗更为彻底服从于民族大义的新风骨、新姿态；文化人，应当勇于告别书斋里的静谧生活，将一己的拒不附逆，熔铸到全民的血火抗争中，才能迎来中华新型文化人至美至义的远大前程。为了让过于成熟的文人文化重新塑造起刚劲的性格，老舍提出了“我们须暂时都变成猎人，敢冒险，敢放枪”的改造途径，他借书中钱默吟的话语，说出来：“诗人与猎户合并一处，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23为了更直观地展示“猎人”文化的实质，作者也具体地勾画了钱仲石、金四爷、常二爷、大牛儿等代表人物。从他们身上，读者可以看出，老舍所指的“猎人”文化，就是一种中华民族的初民精神，处在这种精神状态里的人们，未必要念过多少书、识得多少字，但是，他们一定是顶具备正义感，顶具备孔武气质，也顶擅长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惩治恶人、维护自我权益的。当然，作家并不是一味地希望我们的民族，都退回到原始的“猎人”时代，他呼唤着的是高级的“诗人”文化和原始的“猎人”精神的重新组构与合谐化一；书中提示，只有像钱默吟一样，由传统的善良、正直的文化人，一跃而蜕变成为民族的时代的斗士，才算是真的完成了一代文化人的使命，“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24。在一整个民族被侵略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作家感到，无须隐瞒他该当提醒人们的主要一点，宁肯暂时放弃儒雅，也不可长久地远离反抗。小说中李四爷说过：“咱们要是都像人家钱二少（指钱仲石，——引者注），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们刺毛啊！”祁瑞宣也想到了：“在战时，血就是花，壮烈的牺牲便是美！”
　　《四世同堂》作品的优势，在于它的文化审视。当我们的人民听惯了“经济落后，一个民族就要被动挨打”的道理时，也别忘了，文化的保守，精神的羸弱，同样是要让一个民族被动挨打的！老舍的这部长篇小说，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在这方面提供了足够的殷鉴。
　　老舍认为：“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25他希望以抗战为机遇，给民族文化照一照“爱克斯光”。

　　四

　　1949年以后，受到“文艺要大写工农兵”和“艺术家要想作人民的先生则必须先作他们的学生”等理念的挟制，擅长表现和批判国民精神文化的作家老舍，没有再得到太多的自由写作空间。尽管他仍像一条“文牛”那样大批产出作品，实际上，除了话剧《茶馆》和一开头就撂笔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而外，老舍的此项专长差不多再无发挥。
　　《茶馆》，是一朵偶然获得机遇，从时代巨石的夹缝间冒出的奇葩。26
　　《茶馆》一剧，从写作命题的内在严肃性上看，是意在展示旧中国的黑暗，展示身处黑暗社会中的大众，为了求生存、求正义、求发展而难以逃避的痛苦抉择、惨淡挣扎和无奈结局。老舍没有把这一沉重的题旨，寄放到某个饱蘸苦情的具体故事上面，他决定，用社会现实中间各式各样“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个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27，借以表达自己批判、鞭挞和唾弃整个旧时代的思想倾向。
　　病态的社会，畸型的文化，怪异的人生……组成了《茶馆》作品中光怪陆离的时代画幅。作者的笔，好似医生手上的一枚探针，每挑破腐朽社会的一块疮痂，都教人们看到一股污浊的脓血即刻涌出，社会由表及里的溃疡已发展到了这般怵目惊心的地步，用大变革的手段来使它脱胎换骨，便是最合情理的要求了。似这样，老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再次回到阔别多年的轻车熟路上来，借批判旧时代的机会，继续营造起一个发掘中国民族精神疾患的大工程。
　　旧中国，一个彻底抛弃了社会公正的世道，必然要将正常社会之下人们完全无法理喻的咄咄怪事，层出不穷地翻铸出来。正如同《红楼梦》中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茶馆》里面所有令人“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叫观众每一思忖，都不免要唏嘘中生。庞太监、刘麻子（和小刘麻子）、唐铁嘴（和小唐铁嘴）、二德子（和小二德子）、宋恩子与吴祥子（和小宋恩子与小吴祥子）、庞四奶奶、沈处长……无不是那个该当诅咒时代的“文化”特产，又无不是我们国民中间异常令人信服的人物典型。《茶馆》囊括了半个世纪的社会蜕变场景，表现了一蟹不如一蟹的世风凋敝情状。照小唐铁嘴的话说：“我跟小刘麻子……我们是应运而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如鱼得水！”能在那么混浊的世界里“如鱼得水”，也是所谓“适者生存”，恰恰证明了民族败类们在自己的无耻文化道路上，可以走多远。这伙儿卑劣的家伙，完全是从旧时代脓水般的社会培养液里孽生出来的痈疽，然而，他们又令人汗颜地，个个带有我们这个民族最糟糕的性格基因。
　　《茶馆》不是典范意义上的启蒙主义作品，它并不想要去作民族精神的启蒙和疏导；然而，它却与老舍昔日的启蒙主义书写一脉相承，同样表达了对中华文化以及满族文化的深切忧虑与严格自省。
　　旧时代的文化危机，是社会政治状况的曲折反映，而人们的精神危机，则是整个时代文化危机的组成部分。《茶馆》对旧时代大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是借助于剧中 3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的形象来完成的。
　　“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父亲死得早，才二十多岁，就接过了独立应对生活的担子，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处处按着父亲遗留下来的老办法，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开茶馆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每天必须满脸堆笑地曲意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等方面的压榨和滋扰，他心地虽然不坏，却因为经济地位比赤贫阶层要高出一截，对穷人们的苦难早已见多不惊，所以很少愿做帮助他们的事情。他有本份买卖人的起码良知，希望社会安定，自己的生意也跟着顺遂一点儿，可社会的变迁总跟他的愿望满扭着劲儿，他不能拿社会怎么样，只好要求自己当“顺民”，也奉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世间兵荒马乱，其他的城区大茶馆全都破产停业了，他还勉为其难地苦撑着，并且想出些个“改良”的小招数，抵挡街市商业普遍走背运的潮流，到了晚年，眼瞅着茶馆完全支持不下来了，他还是不嫌丢人地准备添用女招待。但是，社会的魔掌越来越紧地掐住了他的咽喉，国民党党棍创办的“三皇道”，公开扬言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上门威逼勒索，要他交出他根本拿不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的人贩子公司，更在当局怂恿下，计划着霸占他的茶馆地盘……王利发无可奈何地走到了人生尽头，他这才明白了，自己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是白饶，迎着死的诱惑，他发出了从来没敢说出口的质问：“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指三皇道的头子们——引者注）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的心理危机，有着相当广泛的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甘愿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企盼，是中国平民阶层最普遍的处世心态。王利发走到人生最后一站发出的质问，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的疑惑与愤懑。
　　秦仲义，是一位教人同情的民族资本家。第一幕他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微、哀鸿遍地，他凭着报国之心，毅然变卖祖业创建工厂，走上实业救国之路。他倾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总觉得这是可以“富国裕民”的。他认错了国情和时代，抗战结束，他的产业被政府算作“逆产”没收，当局非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反而把机器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秦二爷痛心疾首，牢骚冲天。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可悲：“……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告诉他们哪，秦某人七十多岁了才明白了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下来的笨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固有的精神软骨病，在秦仲义身上十分突出。
　　常四爷，是由旧京旗族营垒中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老舍毕生写了不知有多少带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可是，直到年近花甲（写《茶馆》这一年，作者已经57周岁），他才头一回如此理直气壮地写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人！须知，老舍并不是想要一举改变世间对旗族的既成看法，在《茶馆》里，他也如实地记录了清末某些老派旗人（像第 1幕里有的茶客那样），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咒骂诋毁变法维新运动的守旧言行，也描绘了旗人中确实存在着的，像松二爷那样，虽说不乏善良本性却又毫无生存技能的“多余之人”。作者刻画常四爷形象，既要说明旗人下层的忠贞爱国传统，又要写出旗族精神文化存有的有价值内容，更要反映经过辛亥的满族人，是勇于主宰自己命运的。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刚强正直的秉性，不信命，不信邪，在民国初期到处排斥满人的环境下（就像松二爷说的：“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又要咱们旗人呢！”），即便是小本经营，也活得不服软。可是，这条硬汉子也摆脱不了邪恶年头的横蛮欺凌。古稀之年，他已走投无路，才道出心底里最大的愤懑：“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预感到，自己这么下去，也会像老朋友们似的，“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他“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顽强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美好前途的中国人，其悲剧不是来自性格上的疏懒怯懦，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古典主义行为模式，从属于旧时代的，也是从属于他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导引着他，总以为凭着一股凛然正气和绝不服输的个人拼博，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阴霾间闯出生路，这样天真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黑暗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怜惜地吞嗜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和不肯屈服也罢。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占了极重要的份量之外，也缘于他自己所持的人生哲学毕竟不合时宜。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秦仲义，是殊途同归。
　　《茶馆》作品刚发表的时候，就有论者批评过：“这个戏的根本之点，在于作者悼念的心情太重。他对旧时代是痛恨的，但对旧时代的某些旧人却有过多的低徊凭吊之情。”28这一批评，虽然不属于后来出现的极“左”批判言论，也还是显而易见地，带有对所谓“低徊凭吊之情”“过多”现象的不满。《茶馆》融入了老舍的“低徊凭吊之情”是事实，问题是，这种情感是否多余，或者不健康。剧作家“凭吊”了不能见容于丑恶时代的优秀传统文化，“凭吊”了在这片国土上奋争过又失败了的若干善良人物，这种“凭吊”，在作家这里，也是动了感情的。只要站到尊重历史的位置上，是不难体察出老舍对这些凭吊对象的价值认定和科学把握的。优秀的民族传统被丑陋的劣质文化环境无情剿杀，当然是需要凭吊甚至于鸣不平的；即便是像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这类可悲的旧人物，他们身上所体现着的我们民族的善良、质朴、奋发、隐忍、刚强、正直等等美好的性情和德行，难道不值得珍惜和爱怜么。老舍很善于靠拢和理解旧时代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心灵，也肯于将他们心灵挣扎过程中真、善、美的一面如实地绘写出来，这没有什么不应该的。如果说作者先前某些作品里，还存有片面肯定旧时代小人物精神全貌的瑕疵的话，那么，写作《茶馆》的时候，老舍对笔下诸如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等旧人物，已经不再是一味同情、赞叹、哀惋，他已做到了，颇具分寸地写出这些历史角色的社会局限性和精神局限性，使观众们得以品味出作家在“低徊凭吊”之外的思想针砭。这样，旧人物的形象也就被注入了新的文化意义。历史终归是历史，对滞留在往昔岁月中的标识着我们民族精神文化沉浮的教训，如不竭力检摘，又怎么对得起现世与后人呢。
　　1949年以后的二三十年间，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启蒙主义创作原则被彻底排斥，老舍的文化启蒙主义精神，也再未获得放射光焰的机会。并非启蒙主义典范性作品的话剧《茶馆》，和当时就遭到扼杀的小说《正红旗下》，是身怀绝思绝技的老舍在“十七年”间的“天鹅绝唱”。
　　批判了大半辈子愚昧国民性的老舍，被1966年“文革”初期恶性发展、异常强悍的国民性逼上了绝路。
　　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昆明湖自沉而亡。陈寅恪在检拾王国维死因的时候，异常中肯地指出：“凡一种文化价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29
　　老舍毕生批判民族文化，恰恰是因为他比所有人都珍爱此种文化。虽不能说他是已经全然地似王国维那样为传统文化所化，但是，他不能允许自己苟活在一个绝对没有民族优秀文化的世界上，这点决断，差可与王国维相比拟。
　　这一回，在“文革”的大风暴里，中国民族文化尤其是民族心理的衍变，也许会为老舍这样的文学巨匠，提供较之任何历史阶段都更难得的观察、诊断机会。
　　老舍却已然不再需要，也不再可能利用这个机会了。他走了，像“断魂枪法”的守护神沙子龙一样，要带着他的全副“绝活儿”，悄无声息地，走了。大概是我们这个歇斯底里地去拥抱“文化革命”的民族，不配得到老舍再多一些的文学指点……

　　五

　　这里，笔者想就本书第二章结束时留下的话绪，再作一点延伸。
　　满人老舍，是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当中，少有的少数民族成员之一。他的民族，曾经有过罕见的辉煌，也有过惨痛的跌落。满族在近现代的大浮沉大跌荡，老舍感同身受。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我认知的满族人，老舍在社会上风行民族歧视的特殊过程中，民族心理民族情感，备受压抑。在青年时代步入人生道路之后，他有一项真切的心愿，就是企盼世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群一律平等，“谁也不要欺负谁”。
　　当青年老舍成为一名基督徒的时候，他所倾心的社会理想，就包括着他的朋友、牧师宝广林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大同主义精神，以及“破除国家种族之畛域”，达到不同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与和睦的追求。宝广林说：“是基督之光明所被，足以使撒人与犹太人之积怨，如冰雪之见日，立即消释，而同登灵界焉。”这位与老舍一样出身于满族的宝广林牧师，理解同胞们在民国初期悲苦无告的遭遇和寻求社会平等的诉求，在宗教宣传中提出了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民族民主思想，得到了当时的满族同胞，尤其是青年老舍的拥护，他们真心希望能够见到不同民族相安共荣、人与人平等相待的社会现实。
　　待到老舍只身去到西方，他的眼睛也一直盯着英国社会对于不同种族的态度。历史为老舍设定的社会文化位置，帮助他出色地完成了《二马》。他的少数民族出身、旗人文化素质，以及对种族、民族问题特有的敏感度，都使他在此次创作中有了挥洒表达的可能。当然，同样的原因，也使老舍至此仍旧专注于在政治领域里民族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上。《二马》开篇，曾对伦敦街头工人们举行政治集会做了漫不经心的描写，这是作者在国内就不十分关心政治的惯性立场在起作用，而在故事进展之间，老舍却通过温都太太之口，说出了“种族比阶级更厉害！”这样显然带有特殊意味的话语。《二马》写到英人，老舍首先特别指出他们对东方人浓烈的民族偏见情绪。伦敦的英国市民，差不多都相信，来自中国的“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分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他们认为“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人呢？狗！”像小说中的伊牧师，在中国传过20年的教，对华人虽非全持恶意，却“在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泪告诉上帝：中国人如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他的太太、儿子和太太的哥哥，都怀着愚顽不化的民族沙文主义态度，“伊太太的教育原理是：小孩们一开口就学下等言语——如中国话，印度话等等。——以后绝对不能有高尚的思想。……她不许她的儿女同中国小孩子们一块儿玩，只许他们对中国人说必不可少的那几句话，像是：‘拿茶来！’‘去！’‘一只小鸡！’……每句话后面带着个‘！’。”当马氏父子将要来到伦敦时，未来的房东温都太太，也是“心里一个劲儿颠算：到底是多租几个钱好呢，还是一定不伺候杀人放火吃老鼠的中国人好呢？”《二马》对充斥于英国社会的种族歧视语境，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挞伐，这反映了自幼坚持民族自尊精神的老舍，在国内外多次相关遭遇下所激发起来的愤懑情绪。
　　1929年下半年，返回祖国途中，老舍在新加坡有过一个时期的逗留。他一边工作，一边写作反映新加坡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这部题为《小坡的生日》的作品，作者是想要“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这是个理想。”30小说里意蕴深致地讲了小坡手中一块红绸子的妙用，把它或裹在头上，或围在腰间，或戴上头顶，就可以立即分别活现出印度人、马来人和阿拉伯人的服饰特征，让读者看到，在新加坡这里，东方各民族的人们是怎样地亲密生存和彼此了解。新年到了，他们更是不分人种、不计肤色地共同欢度：

　　小坡过年的时候，这“各色人等”也都过年；所以显得分外的热闹。那里有穿红绣鞋的老太太，也有穿西服露着胳臂的大姑娘。那里有梳小辫，结红绳的老头儿；也有穿花裙，光着脚的青年小伙子。有的妇女鼻子上安着很亮的珠子，有的妇女就戴着大草帽和男人一样的作工。可是，到了新年，大家全笑着唱着过年，好像天下真的是一家了。谁也不怒视谁一眼，谁也不错说一句话；大家都穿上新衣，吃些酒肉，忘记了旧的困苦，迎接新的希望。31

　　与其说这是老舍对星岛年节喜庆场景的忠实记录，毋宁说是作家对心目中一帧理想图画的纵情点染更确切些。他由幼及长，从东方到西方，见惯了民族和种族间的不和谐，更为切身承受过这样那样的民族与种族偏见而嗟叹。此刻的新加坡，还构不成一切民族共同繁荣的乐园，老舍在《小坡的生日》里也存心地不写一个白人，甚至连当地的日本人也予以回避，就是为了能够舒心地展示这么一帧理想的图画。尽管作品中也略微地点到了不同祖籍的华侨之间尚存在着某些芥蒂，又对当地的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愚昧散漫做了含蓄的批评，但是，作者还是借助于华裔儿童们的体验，将各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友谊和睦，置放在超越一切的地位上大加礼赞。这也就在读者面前，坦露了作家殷切向往有朝一日世界上的各民族跨越社会与文化藩离，彼此尊重、友好相处的心迹。
　　《国家至上》，是老舍写于抗战期间的一部话剧。她的朋友、回族教授马宗融，代表回教救国协会，嘱他写一出表现回教群众抗日报国的戏。老舍没迟疑就应允了，他很高兴有机会写这种题材的戏。他约请剧作家宋之的合作，二人一致的愿望，是要写出一部宣传回民爱国、宣传中华全民团结抗战的好戏。
　　回族，是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个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他们的居住地，遍布于由北到南的国内许多地方。老舍生在旧北京的下层，那里的满族与回族，有着长期密切的民间往来。老舍从来就对回族同胞，有着深情的关注，并在彼此同情和理解的基础上，与一些回族人士交上了亲密的朋友。老舍明了，因为信仰、心理和习俗上的多种原因，回、汉两个民族之间，一向有些隔阂，即便是到了抗战爆发之后，他们各自虽都存有崇高的爱国救国之志，却常常奈于既往的芥蒂，妨碍了精诚一致地抗击外侮。为此，要写一部激励回、汉群众同心御敌的剧，无疑是必要的。老舍也知道，国内的民族关系问题，是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写作时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适得其反，造成相互间新的不愉快。老舍与他的合作者宋之的，为设计剧情，煞费苦心，终于找到了以写回族内部团结过程为主、写回、汉之间团结过程为辅的故事布局方式。
　　《国家至上》的主人公张老师，是生活在北方乡镇里的一位回族老拳师。他正直、刚毅、倔强，有一身过人的武功，也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出于历史的缘故，他对汉族人戒心颇重，自己的结拜兄弟、教育家黄子清兼收了回、汉两族学生，他便执意用气，造成兄弟间失和多年。日本军队节节逼近了他的家乡，他听信小人金四把的挑唆，不但依然故我，拒绝与黄子清和好，而且不愿意跟汉族乡亲们一道筹划御敌之策。结果，残酷的事实摆在了他的眼前：敌寇滥炸清真寺，回族老幼到处遭到杀戮，他自己也被炸伤。在他苦闷之时，老兄弟黄子清主动捐弃前嫌，为他送来极珍贵的医伤良药，汉族的县长和民众也向他敞开热诚的胸怀，欢迎他联手破敌。日军迫近，张老师慷慨请缨，冲向沙场，喋血作战，在最危急的关头，他得到了汉族同胞的及时救助，大家合力一处，御敌成功。战斗过后，身负重伤的张老师猛然醒悟，原来一直煽动他不要跟汉人来往的金四把，竟是日军的一名奸细。他在临终时，亲手击毙了金四把，用最后的气力，道出了金石般掷地有声的话语：“我快死了，我明白了！回汉得合作……”
　　这部话剧，准确把握了回族同胞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歌颂了他们憎爱分明、勇于为国为民壮烈捐躯的精神风范。作品上演伊始，就得到了回教群众的普遍首肯和赞誉。剧作反复张扬“国家至上”、“我们都是中国人”的国民意识，更引发了各族广大观众的情感共振。这部戏，直面现实，不回避题材“禁区”，是一部在国家危急关头，真切反映国内不同民族间打通心理隔膜、共图中华生存的戏剧佳作。即便是检阅于中华文学史的漫漫长编，这样疾呼着民族团结的积极作品，也是向无先例的。——老舍能写出这样的好作品，当然不是偶然的，他历来倾心关切中国各族人民的关系，他是借回、汉团结抗敌的故事，一抒心底郁积多年的情感！老舍从切身的体验出发，深深懂得中华各民族必须平等、团结、和谐、互重的道理，深深懂得“国家至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他的进步的民族理念，就此得以初步的阐释。
　　此后，他更逐渐向比较明确地表现满族与兄弟民族关系的题材靠拢。
　　也是在抗战期间，东方文化协会来恳请老舍以“东方文化”为题作一本话剧。“东方文化”四个字勾起了老舍的累累遐思，他二话没说，就接过来了这个题目。从打迈上文坛即特别关心民族精神文化走势的作家，认为：“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可是，毕竟这个“东方文化”的题目，过于地大而虚幻了，它害得老舍几经苦苦捉摸，也捕捉不到能够形象地包容得下这个题目的故事。全仗着老舍太偏爱于这个题目，他到底还是将这个戏吃力地写了出来。这出演示和剖析“东方文化”的话剧，取了一个书香门第的赵姓家庭为背景，写出了这一家人在抗战期间及胜利之后若干年间的生活和思想。剧中的主要人物，父亲赵庠琛、母亲赵老太太、大儿子赵立真、二儿子赵兴邦、小女儿赵素渊，以及小女儿起先的男友封海云，在戏刚开场时，分别代表着某种抽象的文化观念：赵庠琛体现着中国传统的“耕读文化”，他重气节、爱和平，主张作人“应当由修身齐家起首”，不太愿意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奋起投身积极的社会斗争；赵老太太是典型的东方妇女，一心督促两个儿子早日成家，好叫全家过上和和美美的小康生活；赵立真身为动物学家，坚信“科学昌明了，世界上就根本不会有炸弹”，立志从科学的道路上，“给这个不明不白不清醒的人类找出真理来”；赵兴邦，是一位有理想肯实践的爱国青年，他勇于迎着抗战的炮火硝烟冲向前方，不仅是为了救国，也是为了将民族的传统文化“更改善一些，更提高一些”，使之成为“刚性的”新文化；赵素渊天真、浪漫，想要追求个性的抒发，又缺乏辨明生活道路及世间真伪的头脑；封海云，则是个“漂亮，空洞，什么也会，什么也不会”的浪荡种儿。随着剧情发展，赵兴邦的道路，得到了家里人们的认同，父亲不顾年迈出门为抗战作事去了，哥哥一肩双担，边坚持科研边照顾老母，妹妹在认清人生意义之后，切断了与无聊男友的交往，投入了抗战服务工作；只有封海云执迷不悟，落了个破败潦倒的下场。《大地龙蛇》究其实质，是要呼唤古老的东方民族，在非常的战争时期，通过自我的批判和矫正，寻求精神文化的递嬗与新生。作者的动机是真诚的、合理的。但是，戏剧终归是戏剧，而不是文化论文，让剧中人物都充当理念的化身，并不能帮助欣赏者们达到对各种理念有效的辨察和抉择，反而会削弱戏剧的内在魅力。因而《大地龙蛇》从艺术上看来并不成功。
　　老舍在创作之初已预感到《大地龙蛇》的先天不足是要带给作品较大损伤的，而他仍愿勉为其难地去完成它，其中别有因由。剧中，赵兴邦曾赴祖国北方的绥远抗日战场参战，他向家人回忆起自己与战友们协力夺得的胜利时，特意点到了：“我可以教你们看清楚，我们的百姓，而且是汉满蒙回藏各处的百姓，怎样万众一心地打败了敌人！”剧作者老舍在此处，精心安排了一个倒叙的场次，真的让各民族的抗日勇士悉数登场，其中有汉族战士李汉雄、蒙古兵巴颜图、回教兵穆沙、藏族高僧罗桑旺赞、朝鲜义勇兵朴继周，甚至还有印度医生竺法救、日本籍的国际主义者马志远、华侨记者林祖荣……作者让这些抗日志士，齐声高唱他们豪迈的战歌，其中也有“为中华打仗，／不分汉满蒙回藏！／为中华复兴，／大家永远携手行”32的歌词。这里，会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老舍一再提到了“汉满蒙回藏”，怎么独独没有让他自己所隶属的民族——满族人的代表，出现在舞台上呢？这个问题一经想到，答案也就呼之欲出：赵兴邦，这个戏里的中心人物，就是老舍想提示人们注意到的那个“满”人的代表了。你看，他姓赵，恰合满族主要姓氏之一（满人用汉字姓的赵姓，满姓旧谱称“伊尔根觉罗”，若直译为汉语，是“民众姓氏”之义，亦含有满人“最常见之姓氏”的寓意）；而且，老舍在这里，还留下了一些相应的暗示：一，剧中证实，赵家祖籍在北方沦陷区，赵庠琛是在“宦游二十年”后隐退到重庆来的；二，在该剧本《序》中，作者曾不无用意地写道：“就以我们的服装说吧，旗袍是旗人的袍式，可是大家今天都穿它。”说者有意，听者不应当无心，老舍如此留恋这个话剧题材，不单是“文化”，还因为有“民族”的因素潜在其中，也教他份外挂心！既然写的是“东方文化”，老舍自然不会像世间有些人那样茫然地忘却了中国文化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也不会忘了华侨、印度人、朝鲜人乃至于日本人，都是“东方文化”的创造者。在《大地龙蛇》末尾一幕，老舍启用幻想，写了抗战胜利后的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亮丽明媚的海滨城市青岛，爱好和平的国内国际诸民族代表，欢聚一起庆祝“和平节”，人们齐声欢唱：“……从印度接来佛法，／放大了爱的光明，／从西域传来可兰，／发扬了清真洁净；／无为的老庄，／济世的孔孟，／多一分真理，／便多一分人生，／多一份慈善，／便多一分和平；／道理相融，／渗入人生，／善为至宝，／何必相争？／我们的心地和平，／我们建造了和平，／和平！和平！和平！”33可见，老舍在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时期，所时时魂牵梦萦、祝祷祈盼的，正是各个兄弟民族之间沟通良善、和平相依的“东方文化”胜景。
　　作为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和文化人，老舍利用创作《国家至上》和《大地龙蛇》的机会，委婉然而恳切地，宣示了自己渴望在中华国度之内，不同民族多元依存、繁荣与共的民族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老舍不再有理由掩饰个人的民族出身和民族心理，他成了最令人们熟知的满族代表人物。他是个每得到任何一份社会认定，总要以十倍的成绩来加以回报的人。作为作家，他知道应该怎样把个人久久激荡于怀的民族情感兑现出来。
　　20世纪50年代，在新的政治体制之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出现了一个迈向繁荣的热启动时期。来自不同民族的作家，为创建各自民族的新文学，都焕发出了空前的热情。这对老舍也是一种鼓舞和鞭策。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倡议下，召开了旨在关注和推进民族文学发展的座谈会，老舍本人就是那次会议的主持者，他跟若干位不同民族的作家齐集一堂，兴奋心情溢于言表。各族作家们见到了他这么一位德高望重、本人又是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文学前辈，都非常高兴地坦露心声，大家说，中国作家协会应当下设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我们就选老舍先生来当委员长好了！老舍不无诙谐地向大家作了个揖，连说：不行，不行，我可不如你们，我把我们老祖宗的话全忘了，你们听我这一口北京腔儿，能当委员长吗？但我一定争取当个委员，把咱们全国各民族作家团结在一块儿！34
　　1956年 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老舍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的报告》，在这个中国文学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系统报告中，就诸如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的兴起、开展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民族文学的翻译和创作问题、如何在文学创作中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以及推进中国兄弟民族文学发展的具体措施等项，一一阐述了看法，他希望：“让所有的兄弟民族都以热爱祖国的精神吟唱自己的诗歌，以自己的语言与风格写出历史的今天的现实主义的故事与戏剧”。这时，老舍的民族观得到了进一步的宣示，他认为，国内各个不同民族，都具有自己的文学优长，他们的文学传统都该当得到尊重，一个具有现代文化精神的中国，就该当鼓励他们在文化艺术上发出各自的声音。
　　1957年 5月，老舍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前去乌鲁木齐，出席中国作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的成立大会。他在那里逗留了半个月，竟没能抽出空暇游览一下神往已久的吐鲁番等地，而是把时间全用在了与各民族的文艺家们交朋友上面。他在当地作了10次“座谈报告”（这是他临时自造的一个词，主人们知道他身体不好，难以应付太多的长篇报告，于是多安排“座谈会”，但每每遇到各族文学爱好者大量递条子、提问题，他“只好作大段独白，等于作报告”）。老舍实在累得不轻，却为能结识许多的朋友感到高兴，他说，各民族的“朋友比高山大川更重要。”35
　　1960年，老舍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目为《兄弟民族的诗风歌雨》的发言，提出：“以汉族文学史去代表中国文学史显然有失妥当，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兄弟民族又各有悠久的文学传统”，“今后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无疑地要把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史包括进去。”这些表述，非常清晰地展示了老舍心间业已萌生的中华多民族的文化史观。
　　同年，他在百忙中撰写发表有关新疆各民族小说创作和有关傣族民间叙事长诗的评论文章，亲自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成长和传播鸣锣开道。
　　还是这一年，他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这是一篇较1956年的报告，在内容上更为翔实和透辟的报告，报告中，在全面介绍各民族文学创作队伍的时候，有这样一句短语值得我们留意：“满族：作家有胡可、关沫南与老舍等。”老舍已把自己整个儿地摆进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发展格局之内，愿意以一位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来促进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开拓伸展。
　　直到晚年，创作《正红旗下》之际，老舍依然是不遗余力地在宣扬和倡导国家各个民族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

　　在我满月的那天，已经快到下午五点了，大家已经把关于定大爷的历史与特点说得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金四叔来到。大家并没有大吃一惊，像定大爷来到时那样。假若大家觉得定大爷是从天而降，对金四把的来到却感到理当如此，非常亲切。是的，他的口中除了有时候用几个回族特有名词，几乎跟我们的话完全一样。我们特有的名词，如牛录、甲喇、格格……他不但全懂，而且运用得极其正确。一些我们已满、汉兼用的，如“牛录”也叫“佐领”，他却偏说满语。……
　　他送了两吊钱，并祝我长命百岁。大家让座的让座，递茶的递茶。可是，他不肯喝我们的茶。他严守教规。这使我们更尊敬他。……是的，当彼此不相往来的时候，不同的规矩与习惯使彼此互相歧视。及至彼此成为朋友，严守规矩反倒受到对方的称赞。我母亲甚至建议：“四叔，我把那个有把儿的茶杯给你留起来，专为你用，不许别人动，你大概就会喝我们的茶了吧？”四叔也回答得好：“不！赶明儿我自己拿个碗来，存在这儿！”
　　……我至今还觉得怪得意的：我的满月吉日是受过回族朋友的庆祝的。36

　　1979年，冰心读到老舍的遗作《正红旗下》，感慨系之。她撰文谈到：“我自己小的时候，辛亥革命以前，因为痛恨清皇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作为汉族一分子，又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旗人’，因此我对于旗人，不论是贵族是平民，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是一律怀有反感的；这种认识，直到后来在参加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接触到一些旗人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而老舍自己，由于出身在清皇朝‘残灯末庙’时期的‘穷旗兵’的家庭，对于同受剥削压迫的汉族人王掌柜，回族人金四叔，都有着休戚与共、甘苦相关的深厚阶级感情。……多么深厚的民族之间的阶级感情呵！同受剥削、同受压迫的人民之间‘互相友好’，是‘谁也挡不住’的，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所说的‘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主要因素！”37
　　纵观老舍的创作，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老舍的民族观，闪现着跨越民族藩篱的现代人文光芒。他是非政治家和民族学家的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中，极难得的一个具备超前民族观念的人。老舍的现代民族观，是他对中国多民族共存现实的真情反馈，是他对中华民族新时代的人文建设，一份真诚的贡献。在20世纪中国文化人普遍缺乏对民族问题缜密思考，普遍不够重视现代民族观念建设的情况下，这份贡献，更显得弥足珍贵。
　　1 鲍明：《满族文化模式》，第311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2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956－9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3 参见《罗常培纪念文集》，第406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4 老舍：《小型的复活》，《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3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5 关于《二马》的民族性格反思，本书第三章第2节，曾做过较多介绍和分析。
　　6 老舍：《二马》,《老舍文集》第1卷，第4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7 老舍：《牛天赐传》，《老舍文集》第2卷，第4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8 老舍：《牛天赐传》，《老舍文集》第2卷，第4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老舍：《牛天赐传》，《老舍文集》第2卷，第4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 老舍：《牛天赐传》，《老舍文集》第2卷，第4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 老舍：《牛天赐传》，《老舍文集》第2卷，第5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2 老舍：《牛天赐传》，《老舍文集》第2卷，第467－4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3 老舍：《牛天赐传》，《老舍文集》第2卷，第3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 牛天赐之“牛”姓，也许不无含义。它恰好和满族旗人常常挂在嘴边的“牛录”之“牛”是一个音。牛录，是清代八旗编制当中的一级重要的基层组织的名称。在八旗内部，定三百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也译作栅栏），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即旗）。旧日旗人彼此初识，常在了解到对方旗籍之后，进一步问：“请问贵牛录？”因为属于哪个牛录，是一个旗人的具体身处的组织。弃儿天赐，偏偏就进了这么一个“牛氏”家族。
　　15 是从来没有人看出了这一层吗，不是，小说刚问世，老舍的朋友、出身于浙江杭县驻防旗营的满族作家赵少侯，便主动找上门来，表达愿与老舍合作，续写《牛天赐传》。据老舍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指赵少侯，——引者注）原来也是个崇拜牛天赐的，知道的事儿——关于牛天赐的——并不比我少。”二位满族作家一拍即合，在那个难以在作品中直接了当地写满族的年代，他们想要继续不事声张地写他们想写出来的故事。这部已经落笔合作的续书，连名字都被确定得有那么点神秘色彩，叫“天书代存”。《天书代存》选用了书信体形式，拟发表“牛天赐”寄给两位作者和其他朋友们的信件。老舍用如下记录实事般的口吻，写了他跟赵少侯一起构思时的情景：“可是我又想起来个问题：‘咱们替他发表，他，牛天赐，要是不答应呢？’‘管他呢！’少侯兄很有把握似的：‘咱俩揍他一个，还有什么可怕的，假如他一定找揍的话。’”（《天书代存·序》，《老舍文集》第13卷，第5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透过这两句幽默文字，今天的我们，似乎已经可以触到老舍当年留下的谜底，即“牛天赐”原本就跟他和赵少侯是莫逆之交，跟他、跟赵少侯，是一种人。很遗憾，《天书代存》的创作计划，因为二位作者的日程安排问题，只是刚着手实施，就被搁置了。
　　16 有关这两个作品对满族文化的思考和反省，请参阅本书第三章第四节的相关部分。
　　17 老舍：《正红旗下》，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8 樊骏：《认识老舍》，《文学评论》1996年第5－6期。
　　19 老舍说过：“不要幽默也成，那得有极厉害的文笔，与极聪明的脑子，一个巴掌一个红印，一个闪一个雷。我没有这样厉害的手与脑……”（《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文集》第 卷，第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版）
　　20 老舍：《檀香扇》，《老舍文集》第14卷，第5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21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4卷，第3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2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5卷，第2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3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5卷，第2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4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5卷，第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5 老舍：《大地龙蛇·序》，《老舍文集》第10卷，第2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26 在老舍个人的写作经历里边，《茶馆》的问世，多少有些教人感到意外：在此之前他写出的主要剧作是《春华秋实》（1955年）和《西望长安》（1956年），而此后紧接着发表的剧作又是《红大院》（1958年）、《女店员》（1959年）和《全家福》（1959年）……《茶馆》与这些带有“应时”性质的作品，在题材、风格乃至整个创作模式上，差异极大。《茶馆》看上去是“出了轨”——离开了这一时期作家自己的基本运作轨道，忽然抹回头去，重新写起了他写惯了的“陈年往事”。其实写《茶馆》的初衷，也缘起于配合政治宣传的思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于1954年公布，作者觉得有必要写个说明新宪法得来不易的戏，以支持宪法的宣传实施，也好用来教育青少年。1956年他开始动笔，起初拿出来的剧本，4幕6场，人物众多，自光绪年间写起，写到1948年春天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以及国民党政府推行的“选举参议员”活动，戏里的主要人物，是秦姓兄弟 3人。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读给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等人听，要听听他们的意见。曹禺等人感觉，这部作品，最精彩和打动人的，是第1幕第2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那段戏，认为应当以这场戏为基础，另起炉灶，发展成一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大戏。老舍痛痛快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拍板：我 3个月后给你们交剧本！果然，3个月期限一到，《茶馆》新作问世了。剧作因在思想内容上的独出心裁，还未到“文化革命”开始，即已引来了一些无端指责。从1959年起，陆续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认为该剧带有“怀旧”色彩，宣扬了“今不如昔”的观点，“没有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有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和远大的理想”，这些，“归根结底还是跟作家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和创作方法密切联系着的。” 到了“文革”期间，《茶馆》更是成了老舍被诬陷为“反动作家”的重要“罪证”之一。
　　27 老舍：《谈〈茶馆〉》，《老舍文集》第16卷，第4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28 张庚：《〈茶馆〉漫谈》，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
　　29 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
　　30 老舍：《还想着它》，《老舍文集》第14卷，第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31 老舍：《小坡的生日》，《老舍文集》第2卷，第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2 老舍：《大地龙蛇》，《老舍文集》第10卷，第3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33 老舍：《大地龙蛇》，《老舍文集》第10卷，第3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34 参见玛拉沁夫《“没有春天，咱们会去创造！”》，载《新港》1979年第5期。
　　35 老舍：《新疆半月记》，《老舍文集》第14卷，第3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36 老舍：《正红旗下》，第73－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37 冰心：《读老舍遗著〈正红旗下〉》，《民族团结》197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