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旗族的家庭出身对老舍的人文模塑

　　老舍是个满族人。这一点，在各类文学读本中均有交代。那么，“满族”二字，对于作家老舍来说，是否只是意味着他在户口簿一个具体栏目的填写上跟我们身边的大多数人有所不同？这个问题，恐怕很少有人认真想过。
　　满族作为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差不多的人都是知道的。[1]但这个民族除去建立过清王朝而外还做过一些什么，人们却不甚了了。按说，不很了解我们国内某个具体的少数民族，在今天的现实情况下也还是个相当常见的现象，算不得什么。然而，当我们面对着杰出作家老舍并且希望对他有些深入把握之际，假使不了解满族，却肯定得说是一重障碍。当下，对老舍其人其文颇感兴趣的人非常之多，笔者常与他们说起，若不能比较系统地了解满族的历史与文化，而又想切实地走近老舍、认识老舍，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断非危言耸听之语，因为老舍及其艺术之功，委实是与他所出身的那个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此言不妄。因为它所阐释的，正是生存环境对人的精神养成所具有的潜在规定性。老舍出身于清代末年京师内城一个满洲下层旗兵的家庭，父亲战死于反侵略的战场而使他幼年失怙，母亲在千辛万苦中把他抚养成人，并且把民族的价值观传授与他，满人的精神血脉自幼便流灌于他的头脑与肌体，从而完成了其基础人格的模塑与定型。

　　一

　　需要首先在这儿为大家勾画的，是老舍所隶属的民族——满族的基本背景与轮廓。
　　满族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先民是东北亚地区最古老的土著民中的一部分。远在我国中原地区的舜、禹时代，满族的初民肃慎人就以其独特的文化形态，生活在祖国东北松花江以东至牡丹江流域。
　　满族的先民，以自然经济为生存途径，捕鱼业、狩猎业和采集业，是历史上长久维系的主要生产方式。这样的生产方式，既是其物质生活基础，成为使该民族得以世代繁衍生息之保障，也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基础，使该民族成员获得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形态与行为准则。据民族心理学的一项研究结论证实，较之于传统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渔猎民族成员们更少保守观念、更多创造精神与自主意识。[2]况且，东北亚地区山岭纵横、地广人稀，冬季长期高寒，夏天日照强烈，满族先人世代生活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便同时铸就了耐受严寒酷暑、不惧艰险、粗犷剽悍勇猛奔放的民族性格。
　　千百年间，满族初民主要依赖自然物产为衣食之源，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压倒一切的要务。因为生产力低下，人们不可以去与自然力抗衡，便在民族心理的深处生就了敬畏大自然、崇尚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特有心态。他们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认定世间万物有灵，就是由此而获取的精神依托。民族先人们在长期从事艰险的渔猎经济生产实践中，笃信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为基本内容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体现这一宗教观念、讲述世间万千神灵故事的口承文化系统，便特别地丰富发达与瑰丽多姿。这一情景，不仅养成了该民族异乎寻常的对于文化艺术的想象力，也使他们世代葆有着创编及接受带有奇思异想的民间叙事文学的嗜好。
　　成书于春秋时期的汉文典籍《左传》中，曾有关于“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记载，证实了满族初民很早就与中原地区有着联系。随后的肃慎后裔、满族先民，又曾以挹娄（秦汉时期）、勿吉（南北朝时期）、靺鞨（隋唐时期）和女真（宋金元明时期）等称谓见知于世。在公元6世纪末至11世纪初，靺鞨族的粟末部融白山部及高丽遗民，曾经在今吉林一带建立国力颇强的“海东盛国”渤海国，经济文化直追中原同时代的盛唐。到了公元12世纪初，由女真贵族完颜阿骨打创建的金朝，又曾立国一百二十余年，与南宋、西夏在中国版图上鼎足而三，其疆域东北至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及外兴安岭，西北到今蒙古国，西以河套、陕西横山和甘肃东部与西夏接壤，南边以秦岭、淮河与南宋画界；在金世宗和金章宗在位时期，其辖域内还呈现过为史乘所夸赞的盛世景象。
　　作为肃慎后裔和满族先民的民族成份，其历史性展开不是单线条的。“渤海国”解体后,粟末靺鞨人失散开来,有些进入朝鲜半岛,离开了女真群体。靺鞨人的另一支——经济文化原来不太发达的黑水靺鞨，则成了后来金代女真群体的基本先民。至金代被元朝灭亡后，金代的女真人也多数散落于关内的冀鲁豫地区，融合到当地的汉族中间；金代女真成份真正返回东北故乡的并不多。而明代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又是后来重新再由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成长壮大的先前发展比较滞后的女真群体，他们才是满族的直系祖先。虽说“渤海国”的靺鞨人和金代的女真人都未成为满族直系祖先，但是“渤海国”和金代由肃慎的不同后裔成份所留下的令人瞩目的经济文化史实，却每每说明白山黑水间肃慎古族的流脉具备高度的精神创造力和文化爆发力。如果我们说，肃慎后裔在“渤海国”时期和金代的两度崛起与兴盛，已经为肃慎古族的另一流脉即明末女真族—满族，在中华封建历史的末叶横空出世，再造出一段历史的辉煌，埋下了前定的伏笔，也许并不为过。因为，这一东北亚地区的古老族群，总是富有创造力和自立精神，勇敢粗犷不畏艰险，又特别具有文化想象力和实践精神，他们在相似历史境况下一次又一次的卷土重来，进取并且获得成功，存在着某种客观的必然。
　　明代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是由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新崛起的原本在发展中处于后进状态的女真人，他们是满族的直系祖先。这些女真人分批先后南下，形成了包括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的女真三大部。万历年间女真各部蜂起，战乱不已彼此残杀，民众蒙受极大痛苦。1683年，建州女真部的年轻首领努尔哈赤，兴兵举事，顺应历史趋势及民心所向，肩负起了统一女真各部的重任。此后，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的率领下，经过长达数十年的艰苦斗争，不但统一了女真各部，而且征服了邻近的蒙古和朝鲜，击溃明王朝用以围剿的强大兵力，为夺取中央政权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努尔哈赤创立了使本民族兵民一体的“八旗制度”；皇太极则宣布更改女真旧族称为“满洲”，还将所用国号“金”也变更为“清”。
　　之所以要为本民族重新命名，是出于目的与策略相结合的选择。随着政治军事的推进，其民族成员结构发生了变化，新的民族共同体出现已成定势。于是，皇太极便以女真民族为主体，吸收周边一些追随其政权较久的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民族成份，建构起来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在努尔哈赤时期，曾沿用历史上的“女真”民族和“金”政权的称谓，而这两个称谓在中原人们的记忆中是敏感的，为了消解夺取中央政权的阻力，更多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必要修正本民族形象以适应形势需求。当然，更改族称之举，也体现出了实施者对他民族文化的包容和认同倾向。自此，满族人不再一味强调自己与金朝以及女真人的历史渊源关系，表现出一种比以往更加贴近中原文化的姿态。
　　“满洲”，是一个满语单词的音译，并不是地名。而“满族”只是“满洲族”在20世纪才出现的一种简称。“满洲”一词据说是有着梵文“妙吉祥”之意（更名“满洲”之际该民族已经出现了佛教信仰）。
　　公元1644年，由满洲贵族执掌的清政权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并迅即向全国推进，开始了中华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中国267年的历史。
　　清代的满人常常被世间称为“旗人”。其实，所谓“旗人”是个大于满人的称谓，在有清一代，“旗人”是对被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兵民一体化组织中人口的总称。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在筹划进取中原的时候，将满洲民族的全体青壮年男性，都收进了军队之中，把他们分别划入以八种不同旗帜为标识的八个方面军。这八个方面军，即被称为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镶白旗、镶红旗、正红旗、镶蓝旗、正蓝旗。[3]后来，随着政治军事需要，又仿照满洲八旗的编制和识别方式，建立起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三个八旗的军事组织，自建立起的二三百年间，曾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祖国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初，八旗兵民一体的组织创建时，正值该民族的精神上升期，发愤自强、争立功业，成了整个民族的追求。八旗将士人人勇武争先，共襄进取大业，出现过许多令后人惊讶、羡佩的历史场景。清初满族诗人佛伦写过一首《从军行》，体现的正是当时意气风发的民族气概：“神龙得云雨，铁柱焉能锁！壮士闻点兵，猛气怒掀簸。赤土试剑锋，白羽装箭笴。矫首视天狼，奋欲吞幺麽。鲸牙如可拔，马革何妨裹？行色方匆匆，妻孥无琐琐。送复送何为？别不别亦可。亲朋劳祖饯，且立道之左。请看跃骅骝，扬鞭追伴伙。长天碧四垂，乱山青一抹。大旆高飞扬，万马迅雷火。一鸟掠地飞，先驱者即我！”[4]在这种上下一心、万难不辞的精神作用下，17世纪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个洋溢着蓬勃生机的清王朝，它内成一统，外拒强寇，使本已急剧滑落的中华封建末世，又奇迹般地出现了长达一百几十年的“康雍乾盛世”，给民众以在安定富足中繁衍生息的一个较长时间，中国人口迅速地从大约7000万猛增至 40000万。如果没有满族杰出人物和八旗劲旅在清前期的戮力经营，从而达成清中期国富民盛、各族一体的大局面，后来的中国，是难以渡过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灭亡我文明古国这一道险关的。
　　随着清初百年左右的平息反清势力、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反击沙俄入侵、扫荡准噶尔叛乱等战争的需要，八旗将士被一批批地派往国内各地，作战与驻防。至乾隆后期，全国各地八旗驻防已有130多处。满族人因此而广泛地分布于全国广大区域，除了北京作为八旗军的大本营之外，在西安、太原、银川、乌鲁木齐、伊犁、成都、广州、福州、杭州、德州、青州、荆州、库伦、西宁和西藏等地，都设有八旗驻防。清代乃中国有史以来有效管辖版图最为广阔的历史时期。[5]中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在清代确定下来的。[6]清初百年间，我国幅员辽阔，北至外兴安岭，南达南沙群岛，东起库页岛，西临葱岭，都被切实地管理起来，国土面积达到了1250万平方公里。
　　在有清一代近300年间，满族将士为维护国家利益前赴后继英勇参战，付出了极大的民族牺牲。除上述清代初年的战事以外，中期尚有扫平准噶尔叛乱、平息回部叛乱、抗击廓尔喀贵族入侵西藏等战事；后期又有两次反抗西方列强入侵的鸦片战争和反抗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满族官兵壮烈殉国的事迹比比皆是，史书上多有记载。在入关之后，满族又出现了一批杰出人物，早期的多尔衮、孝庄皇太后，和稍后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都在清代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战国策》中有《触詟说赵太后》文，认为历史上一向就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铁定规律，而满族的领袖人物从努尔哈赤、皇太极肇始，连续数代奋发图强，成功地逸出了这一规律的制约，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奇迹。此外，由八旗满洲中间涌现出来的良将、贤官以及其他方面的优秀人物，也是不胜枚举的。[7]
　　八旗制度是伴随着满族的崛起而出现的，这种制度曾经铸造了一个磅礴向上的民族，推出了一个辉煌的时代，维系了一个虽属于封建末世却空前统一繁荣的大中华。然而，其制度自身却孕育着难以排解的潜在危机。八旗制度是清代始终贯彻的制度，对旗人们的约束是相当严苛的，它把世代的旗人严格地圈定在当兵吃粮饷的惟一人生轨道里，禁止他们从事除当兵之外的一切职业，不许他们做工、务农、经商以及从事一切其他职业，这虽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防止了旗人与民争利，但是，也造成了创建此制度的人始料不及的社会难题。从雍正年间起，“八旗生计”问题就见出端倪，其后愈演愈烈，统治者煞费苦心力图解决它，却终告不治：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额，饷有定数，既不能无限制地增饷，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参加生产劳动的限制”[8]，于是，补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来越多，只好眼睁睁地失业赋闲，成为既没有营生也没有收入的“闲散旗人”（满语叫作“苏拉”），这就不仅导致了许多下层旗人家庭日益明显地走向贫困化[9]，还使入关之初异常精锐剽悍的八旗劲旅，失却了农商技能，滋生了惰于劳作、荒于嬉戏的积习。因此，正是八旗制度，后来给坚持这一制度的满族带来了灾难。八旗下层人口在贫困线上的苦熬与挣扎，上演了一代又一代。而最为悲哀的是，到了辛亥之后，世代远离农桑工贸等谋生技能的满族人，陡然间断绝了作为世袭军人所得的报酬——钱粮，又逢全社会的舆论和环境都对他们极为不利，八旗制度制约下的末代旗族百姓，便比他们的先人严重许多倍地承担了这种历史制度产生的惩罚与报应。所以，说满族是“成也八旗制，亡也八旗制”，不无道理。

　　二

　　以上，我们用极粗略的线条，勾勒出了满族大致的背景和轮廓。
　　老舍，就是出身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民族当中。在笔者看来，满族历史、社会以及文化传统的几乎各个侧面，都曾经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地，对老舍的人格模塑以及精神世界的形成，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
　　公元1899年2月3日（农历戊戌年腊月二十三），在北京城（当时又称为“京师”）内西北部一条叫作“小羊圈”的胡同，一户贫苦的下层旗兵家庭里，出生了一名羸弱的男婴。他就是老舍。[10]
　　老舍的家族姓舒。[11]父亲名永寿[12]，是正红旗满洲[13]属下的一名“巴亚剌”（用汉语说就是“护军”）。清代的护军，是“拱卫京师”诸兵种中的一支，它的任务是专门负责皇城、王府以及整个京师的日常安全。如果皇上外出巡幸，也要由京师护军抽调一部分兵力护驾。其责任不可谓不大。如果从具体的分工来说，被称为“上三旗”的镶黄、正黄、正白旗护军，是紫禁城的卫戍部队，被称为“下五旗”的镶白、镶红、正红、镶蓝、正蓝旗护军，则分别负责保卫京师全城的安定。永寿是正红旗下的一名护军甲兵（也可以简称为“护军”），他的岗位，常常是在京师城门的周近。
　　清末时节，由京师八旗贵族、军官、士兵、“苏拉”、家眷等组成的人们共同体，总人数已多达60万左右，世人久已习惯以“旗族”[14]来称呼他们。在京城“旗族”人丁日趋繁盛的总态势之下，“八旗生计”的阴影，笼罩着走投无路的穷旗人们，也已经历经了好多代。永寿的家庭，不知是从那一辈人起始，也跌进了这个可怕的的命运圈子。
　　“舒家曾经是个大家族，在一次内讧之后，舒永寿这一支分出单过，而且亲戚之间不再来往。到老舍这一辈，来往走动的只有住在城外的老舍母亲的娘家。”[15]按理说，满人的传统，是注重保存和续写家谱的，可是，永寿家的家谱却未被发现，是因为那回家族内讧之后没能带出来，还是因为永寿一家后来经历了太多磨难而遗失了呢？这看来已经是说不清楚的事情。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是一份由老舍遗属经过反复钩沉而汇得的舒氏四代人的名单。[16]舒氏家谱既已佚失，这份后来拼成的名单，便可聊补家谱佚失之憾。名单中，如果以永寿作为基准，则向上，可追溯到他的祖父与父亲两代人，往下，可涉及到他的儿女这一代：乃祖父关保、祖母马氏，父亲克勤、母亲孟氏，本人永寿（？－1900）、妻马氏（1857-1942）， 长女佟舒氏（名静守，1878-1953）、次女傅舒氏（1880-1958）、三女赵舒氏（1887-1967）、长子庆瑞（号子祥，1892-1962）、次子庆春（1899-1966）。[17]由此，关切老舍家史的我们，确能得到了较家谱彻底丢失要多一些的信息。永寿的祖父、庆春的曾祖，名曰关保，这个名字在清代中期的满人中是个常见用名，那时的满洲男子习惯以“×保”来命名，据说这跟他们作为旗兵随时可能投入战争，常面临生命危险有关，故而习惯于在名字的后头缀上个“保”字来祈福纳祥；而永寿的父亲、庆春的祖父，名为克勤，则已经是纯粹的汉族式的命名了。由这儿，我们似乎已窥得老舍家族原持满习渐变情景之一斑。当然，永寿以上，本来也许并不是“一线单传”，只是这份名单的汇辑者，实在是难以进一步了解到其一家几代的旁支近亲了。
　　永寿和他的一家作为八旗社会中间的普通成员，既具体又真切地体现出了那个时代满人们精神文化的规定性。
　　在当初全民族奋力创建新政权的时候，满族人的精神是异常充实的。建功立业，名垂青史，是他们精神追求的全部。在清初百年间南征北战、固筑金瓯之际，八旗军人们精力紧张而专注，气质也是单纯而粗砺的。不过，他们毕竟是一步而蹈入了异民族的重重包围之下，来自各个方向的物质及精神文化诱惑，总要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他们，渐渐出现精神上的变异趋势已是在所难免；何况，随着政局日趋稳定，战事减少了，局势缓和了，人们的神经不能不有所松弛。在此情景之下，一部分旗籍子弟在不经意之间，愈来愈偏离了本民族长久养成的纯正质朴的精神传统，较多地沉溺于声色享乐，以至于到后来出现大幅度地迷失自我精神追求的不良倾向，也是有的。依据后世相当常见的看法，似乎凡是清代的八旗子弟，都毫无例外地属于“堕落的一类”。那其实只是一种偏见。偏见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
　　清代八旗子弟们在风习性情上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在历史坐标图上“崛起——上升——滑降”的抛物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促使旗族由光辉顶点转向下滑态势的原因，有许多种，其中，作为隶属于少数民族的最高统治者，其所面临的诸多历史局囿，是不言而喻的；原本汇聚着蓬勃战斗力的八旗制度本身，自建立之日起，就已暗藏着无可排解的“八旗生计”危机，则是又一口陷阱；当然，也还有别的一些原因，例如进入京城和各地都会后的八旗子弟们，身陷中原文化的汪洋大海，在“渐染汉习”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生活过份地“艺术化”……于是，阔的走向骄奢、闲的走向无聊、穷的走向窘迫，昔日极富锐气的八旗劲旅，无可奈何地向自身的反面转化。
　　八旗子弟们渐渐地绕进了历史老人设下的“迷宫怪圈”，他们原来冲力十足的民族精神被显著销蚀。然而，在这个渐变的过程中，当初那种果敢、淳朴、急公近义的传统美德，并没有在较短时期内消磨殆尽。尤其是在八旗下层官兵的心间，旧日形成的为爱国护民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不得捐躯国事死于窗下为耻”[18]的观念，依然是相当牢固的。即便是迟至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及其之后几十年间，八旗将士前仆后继、浴血抗敌的事迹，仍然在各类史书上多有证实。譬如：在中英鸦片战争的乍浦战役中，八旗爱国官兵“在佐领隆福（满族）的率领下，狙击敌人，连续打退英军组织的五次进攻。……守卫在这里的 276名满族官兵中，除43人突围而出，其余全部壮烈殉国。”[19]在镇江战役中，“英军集中全部兵力围攻镇江城，副都统海龄（满族）领导满洲八旗坚守阵地。从敌我双方军事力量来看，守城旗兵全部1500人（一说只有1200人），只有英军兵力的十分之一；火力配备上，旗兵是刀剑矛戟和弓箭，远比英军拥有的来福枪和大炮等近代武器差得多。虽然处在敌强我弱的劣势下，但旗兵仍能拼死力战，节节抵抗。”“英军乃集中炮火向城中轰击……方才闯入城内。满洲八旗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进行更加猛烈的巷战。”“在守城的旗兵大部分牺牲后，战局已无法挽回，海龄遂举火自焚，壮烈殉国。……当时，仍有少数八旗官兵继续战斗。”[20]他们“血积刀柄，滑不可持，尚大呼‘杀贼’！”[21]这后一场血战，曾经引起了远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密切关注，他在当时撰写的《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详细描述了镇江战役的过程，肯定了清朝八旗军队在彼此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他说：“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个人。”并且做出结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22]此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满族旗兵奋勇杀敌、为国捐躯的事例，也所在多有。
　　到了19世纪末，八旗子弟的精神分化继续加剧。然而，这时的京师八旗营房中，贫穷尚武的旗籍士兵们，在家徒四壁的情况下，还是按照八旗制度的规定，自购兵器战马，不忘国家重托，他们嘴上常常挂着的口头禅，还是那句硬话：“旗兵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浑身的疙瘩肉！”[23]他们依然是那样忠勇可敬，贫苦困顿，并没能折损了拳拳报国之心。
　　老舍的父亲、正红旗护军永寿，便是这类爱国旗兵中的一个代表。
　　1900年8月，由西方列强组成的“八国联军”，借口“义和团”运动侵害了其在华利益，悍然发动了以中国首都为目标的侵略战争。15日，在联军由东部攻入京师的炮火声中，主持朝政的西太后挟光绪帝仓皇西逃。留在京城内的八旗将士，对最高统治者的临战脱逃并不知晓。他们守卫在各自岗位上，与义和团民一道，展开了捍卫京师的激烈战斗。“守城的八旗官兵用猛烈的炮火进行阻击，并用传统的滚木、石块、白灰阻止敌军登城。破城之后，清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展开了巷战。”“守卫紫禁城的亲军营，在破城之后依然坚守岗位。美军攻破午门之后，护军进行了逐门逐殿的抵抗，迫使美军暂时退出了紫禁城。”[24]在内城北部的鼓楼上，一位没有留下名姓的旗兵战士，在众战友纷纷伤亡的情况下，据守楼门与敌肉搏，终在亲刃数名贼寇之后中弹而亡，成了后来京城父老引为骄傲的“鼓楼烈士”。
　　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永寿所在的队伍，阵地在正阳门。那里是天安门及紫禁城正面之门户要冲，八旗将士的抵抗异常顽强。因为彼此的武器实力过于悬殊，战事有败无胜的结局，却是注定了的。八旗护军士兵使用老式的抬枪，随放随装火药，不少火药就撒落在地上。侵略军发射烧夷弹，正阳门箭楼一角被炸掉了，并引发大火，引燃了旗兵们撒落的火药，引燃了他们随身携带的弹药……战士们在浑身烧伤失掉战斗力之后，被迫撤离火光冲天的正阳门阵地。身负重伤的永寿，强忍巨痛，艰难地爬向自己家的方向，结果牺牲在了途中。
　　整个清代，旗族将士为国为民浴血鏖兵，早已难以数计。而永寿壮烈捐躯的这一仗，则正是清代八旗军人们为祖国而蹀血奋战的最后一役。
　　父亲永寿殉国之时，身为孩提的老舍刚满一岁半。幼小失怙，是老舍毕生所遭遇的许多不幸事件中最早出现的突出一件，也是他一生一世都无法从个人的深刻记忆中稍许淡忘的大事。[25]
　　父亲阵亡了，京师沦陷了，老舍一家，以及整座城市所蒙受的灾难，却没有结束。侵略军付出了数百人的伤亡之后，占领了京城。这帮杀红了眼的野兽，获令公开抢劫3天。紫禁城、中南海和颐和园首当其冲，仅颐和园的珍宝就用骆驼队向外运了几个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侵略者掠剩的《永乐大典》以及其他珍贵图书，也被哄强一空。
　　强盗们向所有街巷民宅的掠夺同时开始，“他们有高度盗窃技巧。他们耐心地、细致地挨家挨户去搜索，剔刮，像姑娘篦发那么从容，细腻。”[26]不止一批洋兵闯入老舍家。他们捅死了院子里的大黄狗，把家中破箱子里的东西倒在炕上，挑捡衣物。幼小的老舍正熟睡在炕上，没有醒，否则很可能也会挨一刺刀。
　　强盗们抢劫，继而屠城。城中成年男子多被怀疑是八旗兵或义和团，当即杀掉，致使京师九城“尸骸枕藉”。奸淫妇女也随时随处地发生，平日里讲究清洁的京城妇女，有许多人被迫把粪便涂抹到脸上身上，以防遭到强暴。
　　这场发生在东方古国首善之区的“庚子之乱”，让每一个亲睹亲历的京城市民刻骨铭心。这一年又是清光绪二十六年，旗族群众在以后很长时期均称之为“二十六年”。
　　热爱国家与仇视外寇，是世世代代作为“国之干城”的满族将士及其族属特别看重并且全力保持的精神品格。那时虽然还没有“爱国主义”这样的概念，相应的观念形态却早已扎根在八旗族众的心灵深处。“庚子之乱”的劫难刚过，旗兵永寿的孀妇舒马氏便带领一家，在城北的舒氏墓地，葬下了一方木匣，其中放入了永寿的名姓和生辰八字，以及他生前用过的袜子、绑腿……尽管死者的尸骸已经无法找回来归葬，参加葬仪的人们却都相信，那里葬下的，是一位报效国家至死不渝的八旗兵的忠魂。
　　老舍是个精神早熟的孩子。自童稚时代起，他就对这样一些事情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象：
　　—— 每年都要跟随母亲去城外的舒氏茔地，为父亲上坟。母亲自会告诉他：咱们是旗人，“二十六年”上，你那父亲为抵抗洋兵入侵阵亡了，他原本是正红旗下的一名“巴亚剌”！
　　—— 见到过家里保存的一块小木牌，上面有父亲的名字，还有描述父亲长相特点的“面黄无须”四个字，那是阵亡了的父亲当京师护军时的一只腰牌，是他上下岗时所持的一枚通行证。
　　—— 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向他讲述他为什么会失去父亲和怎样地失去了父亲。“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27]，是直接与庆春一家命运攸关的事实。
　　随着那些有关父亲的故事在心底扎下根，少年老舍深深地憋下了一口气，这口气一憋就是几十年。他体会到了父辈八旗战士们的爱国情操，明白了：作为旗兵永寿的儿子，“爱咱们的国”，乃是身为中国人一生中的头等大事。还有，他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便对置国运和京城军民性命于不顾、落荒出逃的西太后那拉氏们，产生了抹不去的厌恶感，品出了“旗人可跟旗人不一样”的道理。对于“二十六年”，他这个旗籍儿童，和当时所有的京城旗族人一样地刻骨铭心。
　　当人们放眼老舍一生的精神走向与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所作所为之际，赠与他“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美誉，应该说是最为确当的。其一生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都带有异常突出的爱国色彩。从他的最早作品之一《小铃儿》起，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创作的《大明湖》、《猫城记》，《四世同堂》，再到50年代和60年代创作的《茶馆》、《神拳》、《正红旗下》……都一以贯之地埋设下了反帝爱国的思想题旨。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他已经是名满中华的大作家，不仅有《二马》、《离婚》、《骆驼祥子》等多部佳作蜚声文坛，还有数项宏大的创作计划提上了日程；事变一经爆发，老舍一反素日回避时政的常态，毅然决然地撇家舍业，投身救亡洪流。他当时在给友人的信里斩钉截铁地表示：“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儿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28]一介书生的老舍，之所以有这份“兵”的意识并且能够迅速进入了“兵”角色，用兵一样的标准（亦即父辈榜样的标准）在要求着自己和家人，可以想象，是与他从小造就的传统旗人式的爱国主义情结分不开的。抗战初期，他完全放下名人身段，甚至于牺牲了自己多年来坚持的艺术追求，反复写作与纯文学拉开档次然而却是有力地鼓动着全民抗战的曲艺和戏曲作品。他说：

　　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设若能鼓励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假如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伤心。是的，伟大作品的感动力强，收效必大，我知道。可是，在今日的抗战军民中，只略识之无，而想念书看报的正不知有多少万；能注意到他们，也不算错误。[29]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老舍被公推担任协会的总务组长一职。由于他的忘我精神和出色实绩，此后七年间，他在逐年举行的理事会上，连选连任，一直到抗战胜利，整整干了7届的总务组长（后改称总务部主任）[30]！在这个以团结全国文艺家共同参与抗日斗争为最高宗旨的社会团体里，老舍始终高擎“国家至上”的大旗，殚精竭虑，恪尽职守，全身心地为民族为国家奔走呼号，为抗敌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曾一再毫不含糊地地宣告：“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31]
　　1944年，日军向大后方进攻加剧，弄得陪都重庆人心不稳，有些人准备再度逃难。人们问老舍作何打算，他坚定地回答：“我早已下定决心，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那里有嘉陵江，滔滔江水便是我的归宿！我决不落在日寇手里，宁死不屈！”[32]这引来朋友们的关切，老舍告诉他们：“跳江之计是句实谈，也是句实话。假如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法可跑呢？……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33]老舍是抱定了自己的主意，一旦强敌临头，便舍身取义，凛然赴死。一个堂堂中国人的民族气节，比生命要紧得多，这一点，在老舍心头的价值天平上，从未有过丝毫动摇。
　　老舍一向仇视帝国主义的决绝心态，他的始终不泯的爱国激情和硬韧的民族气节，都是自幼萌生于旗族家庭环境和旗族社会环境的。他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的，是父亲——一位因抗击外辱而慷慨殉国的旗兵烈士的忠贞碧血，“自幼儿就受着帝国主义的迫害：父亲被鬼子杀死，我自己也几乎绕上命”[34]，是他一辈子须臾未曾释怀的事情。正如一位研究专家谈到的一样：“实事求是地说，老舍反帝爱国意识的生成并非源于五四运动，其创作中的反帝爱国主题也不完全受五四文学影响，因为反对帝国主义几乎是他与生俱来的情绪。老舍父亲死在抵抗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血战中，他自己也险些丧命于侵略者的屠刀之下。”[35]

　　三

　　在老舍的人生记忆中间，关于母亲的记忆无疑是最为深刻的部分。1943年，母亲舒马氏在沦陷区北京去世的时候，他身在重庆而无法奔丧，遂发表了《我的母亲》[36]一文，满怀深情地忆起家史中那段最令他难以忘怀的往事：“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老舍继续写道：“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和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正像我的母亲。”
　　人的一生步履，常常很像是对他有根本性影响的已故前人生命的延续，即便是杰出的人物也是如此。老舍的上述话语确切地证实，其生命中展示的性格图式，在相当的程度上乃是母亲人格性情的翻版。
　　老舍是由寡母舒马氏一手带大的。舒马氏和早年间许多穷人家庭的寡母相似，也是在长久的含辛茹苦之中，咬紧牙关，终于把几个孩子抚养成人。舒马氏又和许多其他家庭的寡母不大一样，她是个旗籍女人，家中生活总和“八旗生计”挂着钩，她的身上也总是体现着满族女性的独特气质。
　　父亲永寿活着的时候，一家5口全指着他每月领来的3两饷银和一些老米度日。当时朝廷财政已见不支，加上衙门的克扣，往往银子领到手，成色、份量都不足，老米更是发了上回没下回的。母亲须在捉襟见肘中，应对着全家的冻饿。母亲生下老舍，就没有奶，只好熬点浆糊喂他，也就仅能让他弱小的生命不致于断气。……两三岁了，严重营养不良的他，还没学会走。
　　“二十六年”上，永寿阵亡。这对苦熬了半辈子的舒马氏来说，不啻雪上加霜。但是，既然生为旗兵的妻子，就不能避免这种命运的降临——她，早已听惯了历代旗兵遗孀们如何承受这种打击的故事；何况，眼下的京旗之内，又添了多少新寡与她为伍！旧日的老北京人，多半都爱说旗人家的女人不大好惹，殊不知，在这一民俗事相中，搅拌了几多的血和泪。旗籍女性以刚强、尊严、豪横著称，本是颇可思议的事情，她们是战士的家眷。世代命定的严酷现实，教会了她们怎么样来塑造自我。
　　照清代八旗制度的规定，阵亡旗兵的孀妇，可拿到原来“钱粮”的半数，作为抚恤赡养费。舒马氏在丈夫死后，每月也能得到饷银一两五。母子4人（包括老舍和他的哥哥及三姐），生活没有保障。自从向列强交付了巨额“庚子赔款”以来，国库严重空虚，下发的“钱粮”因而时断时续。同时衙门口里愈来愈明目张胆地克扣穷旗人，也是常事了。每到衙门放“钱粮”的日子口，一旦饷银数额不足，便常常先尽着正身旗人来发，孀妇们就难免要遭到冷遇。
　　舒马氏虽是出身于正黄旗，却是在郊外乡间长大的。父母去世得早，她自幼练就了结实的身板和勤劳的习性。舒马氏吃苦耐劳的习性，确使一家人在蒙难之后获得了一定的补救。为了维持一家人的活命，舒马氏终日给店铺伙计或者屠夫们浆洗、缝补又脏又破的衣裳，她的手一年四季泡在洗衣盆里，不洗东西的时候，也是燥裂、鲜红并且微肿着。在她的带动下，三姐和哥哥也都学会了通过苦干来糊口。
　　舒马氏的身上，有着许多为当时旗人们所推崇的品德和所标榜的习性。老舍是母亲带大的，母亲待人处事的方方面面，在童年的他看来，都是那么地值得捉摸、令人尊重，都是应当做为生活规范来遵循的。
　　母亲像许多八旗妇女一样，干练、勤快、手巧，而且还继承了满人旧有的急公好义的品行，她特别乐于助人，能伸手帮别人一把的时候，从不推脱，哪怕是为人家的婴儿“洗三”，给周围的孩子剃头，为邻里少妇们“绞脸儿”，她都是有求必应，实心实意地去做；
　　母亲最肯吃亏，不仅从不跟旁人为点儿小事斗气，甚至心甘情愿地伺候了自己那孀居的大姑子好多年，到这位一向脾气不济的大姑子寿终正寝，她还把大姑子的所有遗物，爽快地交给了突然冒出来的大姑子的“侄儿”[37]；
　　母亲坚忍、要强，把尊严看得很重，在一切大悲大难底下，她都“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38]，眼泪只往心里落，平时她一想起见官就紧张，可到了非找衙门办交涉不可的地步，她又能毫不示弱地挺身而往，这和满族妇女的自我认定有关系，她们时时记挂着：我可是旗人的妻子，是兵的妻子；
　　母亲爱清洁与整齐，老是把小院扫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叫旧桌面上不存一星儿尘土，连破柜门上的铜活儿也叫它永远闪着光，既是旗人，什么时候都得活得硬硬朗朗的——这也是一种必有的生活信条；
　　母亲爱树木花草，家里人都快断了吃食的时候，她也不让亡夫留下的石榴树和夹竹桃短了水。到了夏天，枝头开出好多的花，那是她最快活的时刻。这类亲近自然景物的习性，追其本源，是和满族先民久久地生活在白山黑水自然怀抱、信奉于崇尚自然的萨满教相关的，进入中原城市后，他们世代没有放弃这点儿情趣；
　　母亲好客，顾面子，“有客人来，无论手里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遇上亲友家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39]老派满人们特别“讲礼儿”，时刻把“体面”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这种“穷讲究”在他们的观念里，是人生在世的一样原则、一种享受，老舍的母亲也不例外；
　　母亲在贫困之中一向乐观，家里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过年了，包顿饺子也搁不起多少肉，但是，她总是充满自信地告诉儿女们：咱们的饺子肉少菜多，但是最好吃！苦中寻乐，是下层旗人们非常普遍的特点，他们不这样做，就很难饱聚生气地渡过一道道难关。
　　老舍后来在谈到自己毕生的第一位真正教师——母亲的时候，这样说：“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40]
　　老舍一生，经受了比母亲要复杂得多的生存环境，更应对过许许多多预想不到的关坎与磨难，但是，只要是知情者，便不难发现，他待人处事的习性、方式、原则、风度，常常与其母如出一辙。正是从老舍的童年时代起，旗人出身的母亲就或有意或无意地，把一种带有满民族特征的生命模式，传给了他。
　　抗战期间，老舍担任“文协”负责人。当时包括老舍及各个组（部）的正、副组长（部主任），工作全都属于义务性质，不拿会里一分一厘的回报。老舍由于分管的工作线头最多、任务最重，所以自掏腰包的情形也就司空见惯，连日常与各地分会以及作家们通信，也总是由他自费购买信封和邮票。人们从未发现老舍对此说过什么。
　　同样是在在抗战时期，他始终坚持自己舍己从众、行侠执义的风格，不仅多次率先垂范地组织和参与为抗日将士和贫病作家募捐，积极介入对遭受缉捕陷害作家的营救活动，还在日常生活里，一再地以“多余”为借口，把自己的各种生活用品，被毯、大衣、毛衣、毛裤、脸盆、毛巾，大撒手地送给需要它的人们，至于他个人，则常年身着一套“斯文扫地”的灰布衣裳，过着“一身之外无长物”的日子。你说他生性就能凑合吧，并不是，他与许多满族人一样，“自幼就好洁净，虽在病中也不肯不洗手洗脸，衣服不怕破烂，只怕脏。”他曾显露过自己的一点不情愿：“抗战中，我连好清洁的习惯也不能保持了，很难过。”[41]在衣食皆忧的抗战时期，他把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满人爱好自然、喜欢花草的习性，因地制宜地保持下来，有人注意到，在他写作的破书桌上面，常有个不拘档次的小瓶子，里头总要插着点儿小花儿、小草儿，或者小片竹叶儿。
　　20世纪50年代，老舍的生活安定下来，在北京市东城的一条胡同里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院落。他把那横竖没几步就能走到边的小院，满满当当地种上了花草。满族人爱好植物的嗜好，伴随了他一辈子，此时更是把这项嗜好，推向了极致。他的院里、屋里，到处都是花，有昙花、银星海棠、柱顶红、兰花、腊梅、山影、枸杞、令箭荷花、仙客来、太平花，还有出自一百多个品种的三百多棵菊花！一生之中离了朋友们就活不下去的老舍，晚年更加好客，更加看重友情。逢年过节，或是小院里百花盛开的时节，他的家会变成一处欢乐之海，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友人们济济一堂，赏花赏画，品茗品酒，主人与宾客们全都惬意极了，欢畅之时，赵树理扯着嗓子“吼”过他拿手的上党梆子，曹禺酩酊大醉滑到了桌子底下……
　　老舍的各种生活情趣都带有从老母亲那里继承来的满人特点。然而诚如老舍本人所言，母亲作为他的生命的“真正的教师”，传授给他的，首先还是那种“软而硬”的性格和对待任何事情都“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的基本准则。外圆内方，外柔内刚，是老舍所有的朋友们对他的一致认识，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他只身滞留美国写作的阶段，以及共和国创建之初的17年里，他的这一特点都得到了展示。而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他的最终一死。
　　人生在世，遇到极度困厄而想到要自我捐弃，是很正常的，但是，真能面向死亡的大门凛然前行，推门而入，则是需要一份超常勇气作动力的。与老舍遭际相仿佛的人在历史的那一刻并不很少，“文革”大灾伊始，就理智地选择了自杀及其具体方式，并且在需要自杀的关头，按预先设想坦然地付诸于行动的，却相当地少见。老舍的自杀，既是被迫的，也是“主动”的，既是形势使然，也是性情使然。这是他自杀的一大特点。
　　老舍长期致力于倡导和重建这样一种超越利害、跨越生死的气节观，到了历史真的将那张极严峻的考卷在关键时刻摆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已无须再踯躅思忖，就知道标准的答案该是什么。
　　1966年8月23日的惨剧，是促使老舍将他的气节观和尊严需求一并实施于自杀选择的导火线。他的一生跃过了无其数的关坎、波折，却从未遭遇过这等奇耻大辱。知耻近乎勇。当他在批斗会上，竭尽气力将“黑帮”大木牌摔向侮辱他的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誓死不再低下高贵头颅的决心。
　　“……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这是20世纪40年代前期老舍已向世间公开声明过的，这些尽可被视作其最终自杀答案的话语，如前所述，出自《我的母亲》一文。老舍在那篇文章中，把他坚持绝对不可超越“界限”的原则态度，归结为母亲所给予的“生命的教育”。他将了却生命之地，选定在距昔日老母亲辞世之地仅咫尺之遥，也包含着这样的蕴意：他要向人生“真正的教师”——母亲——的在天之灵，禀报自己是怎样兑现了那无比宝贵的“生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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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认定的少数民族有55个，满族是其中之一。相对于其他某些少数民族来说，满族的“知名度”要高一些。这主要是因为该民族的统治者建立过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缘故。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主体民族汉族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0％以上。在国内汉族人口居多的许多地区，主体民族成员有时会在不经意之间忽略了兄弟民族的现实存在。在笔者看来，尚有待于在国民中间进一步开展中华民族是由56个兄弟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56个民族都对缔造祖国的灿烂文化做出了贡献的思想教育。
　　[2] 张世富主编的《民族心理学》中谈到：“著名人类心理学家卡丁纳（A.Kardiner）认为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有一个产生于某种共享的文化经验的基本人格。社会上成年人的人格应该是由共同的文化经验塑造的，这种共同的人格倾向产生于社会的基本制度，而基本制度与传统的谋生方式，传统的家庭组成及育儿习惯有关。基本的人格结构又反过来产生文化的诸方面，现在经常运用的‘基本个性’、‘国民性’、‘民族性’等概念均是指某一社会中存在着的一套典型的个性特征。卡丁纳提出的这些观点被许多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通过田野工作得到了证实。如巴里（H.Barry）和培根（M.Bacon）提出，在畜牧和农业社会里，未来食物最可靠的保证是坚持既定的放牧和耕作常规，因为一旦失误就会影响一年的食物来源。但是在大多数渔猎社会中，一时失误只会影响一天的食物来源，因此墨守成规就不是那么必要了，就有可能鼓励人们的创造活动。跨文化研究也表明，农业社会培养的儿童往往强调顺从与责任，而渔猎社会往往强调独立与自力更生。”（张世富主编《民族心理学》，第4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 起初只有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标志的四种旗帜和四个方面军，后来随着军队的扩充，四个方面军演变为八个方面军。新出现的四个方面军，便在原有的黄、白、红、蓝四色旗帜上分别镶缀上其他颜色的边，作为各自的标识。这样，先前分别以黄、白、红、蓝四种单一颜色旗帜为标识的四个方面军便被称为整黄旗、整白旗、整红旗、整蓝旗，而以后来加上了镶边的四色旗帜为标识的四个方面军，则分别称为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满人初学汉文书写时，嫌“整”字笔画繁琐，往往将它简写作“正”，不了解原委的人们后来经常把整黄旗、整白旗的“整”字由汉语“zheng”音的第三声误读成第四声；更有甚者，后来书写时也有嫌“镶”字繁琐而写作“厢”的（至今京郊一些地名即如是），更造成了又一层的误解：以为“正黄旗”必是高于“厢黄旗”（因为“正中”该居于“两厢”之上）……其实，八旗顺序以镶黄旗为首，之下才是整黄旗等。
　　[4] 不妨将这首诗与在中原世代流传的诸如“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妻子儿女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一类的诗句两相比照，即可以看出民族精神在不同时代不同族群间的反映，是何等地不同。
　　[5] 元朝的蒙古军团曾经在其鼎盛时代横扫欧亚大陆，但是并没有在占领过的大多数地方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构，所以元代的中国在国家版图上并没有太多地增加。清代则不然，其前期在征讨周边地域的过程中，贯彻了步步为营的方针，每得一地，必建立地方管理机构，使版图所有有效化。
　　[6]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都对此有过肯定的表述。
　　[7] 可参阅《清代八旗贤官》（滕绍箴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史学著作。
　　[8] 《满族简史》，第10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9] 清军入关之际，因军事需要，满人男性16至60岁（或者身高5尺以上）者，均须应征入伍，成为甲兵。按照八旗制度规定，被挑为甲兵的旗人可按月领饷。饷分为两种，一种是银，一种是米，统称为“钱粮”。而钱粮是只发放给甲兵的，未经挑甲的闲散旗人以及妇女是没有饷的，他们只能靠家中被挑上甲丁的旗兵的钱粮来养活。而愈到清代的中后期，下层旗人家庭中不能被挑上甲丁的闲散旗人愈多，这些家庭的生计问题便愈发地严重。
　　[10] 老舍出生那天，正值农历戊戌年的腊月二十三，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小年”，按照本家族排辈份的用字，他这一代的男孩子应是“庆”字辈，他生在春节临近的时候，父亲于是给他起名“庆春”。后来在读书期间，他又为自己确定了字“舍予”。而“老舍”则是他后来登上文坛期间所使用的笔名。
　　[11] 因为迄今没有任何老舍一家历史上的满族姓氏究竟是什么的确切材料，笔者认为，老舍家族先前的满族旧姓氏尚待考证。满族先民的姓氏，大约有六百余个。就像汉族人的多用姓氏张、王、李、刘、陈等一样，满族也有几个传统的姓氏，使用的人很多，这就是所谓的“满族八大姓”。这八大姓氏是哪 8个似无定论，其中一种说法，是指瓜尔佳氏、钮祜禄氏、舒穆禄氏、董鄂氏、马佳氏、纳剌氏、索绰罗氏和伊尔根觉罗氏。到了清代晚期，原来用汉字记录满语多音节译音的满人姓氏，多简化为用一个汉字来替代，比如前述“八大姓”，便大致改用了汉字的关、郎、舒、董、马、那、索、赵。——也许正是因为排在这中间第3位的舒姓，恰好就是老舍一家这时业已冠用的汉字姓氏，故而产生了他们家的满族旧姓是舒穆禄氏的猜测。其实，这种猜测尚难以确证。满族姓氏的演化规律，既有原来冠同一满姓的人们改用几种汉字姓的情形（例如各地各家族的舒穆禄氏，后来分别改用了汉字舒、徐、米、宿、孙、郑、萧、万等为姓），还存在后来虽改用同一汉字姓的满人，却来自满族不同姓氏的情形；在后一种情形中间，也包括了这个后来改为单个汉字的“舒”姓：不仅从前“八大姓”中的舒穆禄氏的一部分改姓了舒，另有舒舒觉罗氏和舒佳氏，也改姓了舒。可见，老舍一家的旧时满姓，尚有舒穆禄氏、舒舒觉罗氏、舒佳氏等不少于3种的可能性。因为舒穆禄氏以前是个大姓氏，所以他家出自其中的可能性，也许要更大一些。不过，出身于北京满族的文史大家启功先生，却在他的相关著述中认定老舍家族原来的满族姓氏为舒舒觉罗。在《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他说：“‘觉罗’是根据满语gioro的音译，它原来有独立的意思。……清朝，把这个‘觉罗’当作语尾，加在某一姓上，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来姓‘舒舒’氏，后来加上‘觉罗’，就叫‘舒舒觉罗’，而老舍又从‘舒舒’中取第一个‘舒’字做自己的姓，又把第二个舒字拆成‘舍’字和‘予’字，做自己的名字，就叫舒舍予。”不过，启功并未详细说明他认为老舍家族原来是姓舒舒觉罗进一步的根据。
　　[12] 满人在历史上是用满语命名的。从清中期起，沾染了汉族文化习气的满人在渐渐改操汉语的同时，也试着为自己用汉文汉字命名。至清末，满人以汉名出现颇为普遍，他们甚至还学会了在起名时以汉字标示辈份的形式。不过，在使用名字时有一样，到终清之际，满人还是跟汉人差别明朗：他们虽都知道自己家族姓什么，却没有把姓氏挂在名字前面一起称呼的习惯，“称名不举姓”的满俗，不单在满洲旗人中间保持着，也传给了“满化”的汉军旗人和蒙古旗人。因为有这样的民族习惯，在目前尚能发掘到的有限的几宗清末有关公文里，凡是记录着老舍父亲名字的地方，都是只有“永寿”二字，而并非后人想象的“舒永寿”。关于旗人“称名不举姓”的习俗，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有所说明：“满、蒙两族的姓氏，不著于世，辄以其名之第一字相呼为姓。流俗不察，遂以为其祖、父、子、孙不同姓矣。汉军本为汉人，有汉姓，其欲依附丰沛，以旗籍自炫者，亦效满、蒙。”（见徐珂《清稗类钞》，第214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13] 清代对于相关旗籍的习惯写法是“正红旗满洲”、“镶白旗蒙古”或者“镶蓝旗汉军”，而不是“满洲正红旗”、“蒙古镶白旗”或者“汉军镶蓝旗”。
　　[14] 有清一代，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因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及生活习俗、文化观念等方面日益融会，彼此越来越浑然一体，世间长期流传着在分辨不同人社会位置时“只问旗民，不分满汉”之说，“旗人”和“民人”成了较为重要的社会分野，而一个人是出身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还是“汉军八旗”，则相对来说不很重要。以至于到了清代的中后期，社会上出现了将三个八旗的所有人员统称为“旗族”的称谓（当时并没有“满族”的概念而只有“满洲”的概念）。辛亥鼎革之后，“旗族”概念才渐渐为世间淡忘，除了原来的“满洲”人后来被指认为“满族”而外，蒙古旗人多回归于蒙古族，汉军旗人则听其自决，有些自称满族，有些回归汉族。
　　[15] 舒乙：《老舍的关坎和爱好》，第121页，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年版。
　　[16] 这份舒氏四代人的名单见诸舒济、舒乙、金宏编著的大型摄影画册《老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据老舍长女、画册编著者舒济女士称，有关老舍曾祖父至父辈的名单来自老舍结婚时的婚书，老舍同辈哥姊们的名单则来自家人记忆。
　　[17] 又据舒乙《老舍早年年谱》载：“他（指老舍——引者注）上面有三个哥哥和四个姐姐，真正活下来的一共是五位：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和老舍。”
　　[18] 《清高宗实录》，卷1300，第19175页。
　　[19] 《满族简史》，第12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20] 《满族简史》，第12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21] 《钞刻江苏镇江府建立青州驻防忠烈祠碑文》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89页─第190页。
　　[23] 参见赵书：《外火器营满族乡镇杂忆》，载《文史资料选编》第42辑第 194页，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24] 方彪：《北京简史》，第13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
　　[25] 老舍后来在《小型的复活》一文中说：“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敬老母。”（《老舍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这里所说的年龄是指虚岁，实足年龄应为一周岁半。
　　[26] 老舍：《神拳·后记》，《老舍文集》第12卷，第1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27] 老舍：《神拳·后记》，《老舍文集》第182－1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28] 老舍：《一封信》，《老舍文集》第14卷，第1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29] 老舍：《又一封信》，《老舍文集》第14卷，第1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30]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实际上相当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文联”或者“中国作协”。“文协”不设理事长或主席之类的最高职务，由理事会确定的总务组、组织组、研究组、出版组，来分头负责实施相关工作。就实质而言，老舍所担任的总务组长（后改称总务部主任）便是协会对外联络的总负责人，和理事长差不多。老舍身为该组织的最主要最关键的负责人，其身份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31] 转引自马小弥：《试论老舍对抗战文艺的贡献》；载《老舍研究论文集》，第6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2] 转引自萧伯青：《老舍在武汉、重庆、北碚》，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33] 出自老舍致王冶秋的信。载《老舍自传》, 第 26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34] 老舍：《挑起新担子》，《老舍全集》第14卷，第4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35] 石兴泽：《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第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6] 老舍：《我的母亲》，《老舍文集》第14卷，第2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37] 在满人的传统习俗中，一向有女性终生在娘家享有较高位置的情况，据说，这种习俗的形成，既和早期该民族妇女未受过“三从四德”观念灌输有关，同时，也因为旗人女儿在出阁前均有被选为“秀女”的机会，故从小即受到另眼看待。老舍母亲长年以礼奉养大姑子，在这样的民俗中，是典型的一例。
　　[38] 老舍：《我的母亲》，《老舍文集》第14卷，第248－2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39] 老舍：《我的母亲》，《老舍文集》第14卷，第2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40] 老舍：《我的母亲》，《老舍文集》第14卷，第2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41] 老舍：《自述》，《老舍文集》第14卷，第1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