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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靼虏”之后——谈谈民国文坛三大满族小说家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1-08-25  作者:张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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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王朝被推翻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些满族知识分子继承本民族擅长小说创作的传统,在以后复杂、痛苦的历史进程中,艰难步入民国新文坛,为失去了民族文字、语言以及民俗的满族自身,留下了抹不掉的历史记忆。本文以新文学家老舍、武侠小说家王度庐以及仅在东北文学界被人提及的报人作家穆儒丐为中心,勾勒民国文坛满族文学的多面样态,探索满族作家独特的创作心理。

  改朝换代,本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现象,每当在此种历史转折时期,也总会出现一些忠于故国、思念故土的作家、作品,史家往往予以肯定,尤其是对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遗民文学,在近百年兴起的《中国文学史》论著中,更以为是“爱国主义”文学,十分崇尚。

  整整一百年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千年的封建帝制,20世纪的中国从此开始了战乱频仍、灾难深重而又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时代不同和变革性质的差异,也因为有着对“异族”的复杂心理,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研究中,一反以往对于元末明初、明末清初遗民文学的一贯态度,对于清末民初经历历史巨变后,专写满族悲情生活的“遗民文学”,诸多学者几乎均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即使现如今盛谈“重建文学史”、“重写文学史”的时候,也极少见有倡导者从少数民族文学角度加以论述的。

  实际上,千百年来的民族融合,早已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新世纪文学史研究拓宽的领域里,正确阐述各民族的文学贡献,更应是不可或缺的。仅就民国文坛来说,就可以看到有一批满族知识分子,在国破家败之后,依靠卖文维生,艰难地走上了中国新文坛,他们继承本民族擅长小说创作的优秀传统,和着血与泪,为“驱逐鞑虏”之后,在逐渐实现民族融合中,失去了自己文字、语言以及民俗的自身民族,留下了抹不掉的历史记忆。

  本文暂且从三位作家谈起,他们是,人们最熟知的著名作家老舍,以及近年又重为读者接受的武侠小说作家王度庐,还有一位是至今仅在东北文学界提及的报人作家穆儒丐。先看一下他们的身世:穆儒丐,光绪十一年(1885)6月17日生于北京健锐营,满洲正蓝旗人。1911年辛亥革命时26岁。老舍,光绪二十五年(1899)2月3日生于北京小羊圈胡同,满洲正红旗人。辛亥革命时12岁。王度庐,宣统元年(1909)7月29日生于北京后门(地安门)里,满洲镶黄旗人。1911年辛亥革命时2岁。三位作家均可算作曾经是清朝的满洲旗人,现在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来论说,并不是非要给他们贴上“遗民”标签、硬要说他们的作品是“遗民文学”,只是,他们虽然各属不同的年龄段,各有不同的思想与经历,却均处于本身民族的重大历史转变时期,不可避免地都在自己作品中,表现出独特的民族悲情,这就是本文所要关注的文学现象。

  最先直接身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冲击的,当然是年纪最长的穆儒丐。由于19世纪末叶,清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教育改良措施,穆儒丐自幼接受传统的八旗教育,后来,进了维新学堂,并被派送日本留学,一直是沐浴着清王朝的皇恩。20世纪初,穆儒丐在早稻田大学学习了六年,他钦慕日本明治维新的政绩,面对清朝吏治腐败,力主维新改良。在东京留日学生掀起排满高潮时,他站在与革命派对立的立场,拥护君主立宪,期望自己学成归国后,能为清王朝改革新政效力。1911年,正当穆儒丐毕业回国,被钦授法政科举人,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清帝逊位,击碎了他一切政治幻想。以后,穆儒丐选择了当报纸的文艺编辑,专以卖文为生。在《我的报馆经历》一文中,他自叙道:“在民国元、二年,有朋友介绍我入党,并许给我一名议员,因我的招牌是合资格的,党里面也希望我进去。不过,我是呆子,凡事讲究理论与定义。那时的党,在我看,不过为的是升官发财,我实在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自损清白,所以我一概拒绝,慨然以卖文为活。由民国成立,以至今日,我所历的报社,已有数家,我始终不曾离开文艺版,这虽然是命运所驱使,也算是我的逻辑。”“我想我的生活,是合于逻辑的。《聊斋》上有句话说:‘自食其力不为贪,卖花为业不为俗。’我今把‘花’字改为‘文’字,也就是我的注脚了。”①他到沈阳,进入《盛京时报》后,将原来字“辰公”,改为笔名“儒丐”、“丐”,即深含自己在文坛求生不易之酸楚。

  穆儒丐一生确实只作报馆文艺编辑,不参与政治、不加入党派、不做官发财,总以报人记者“超然公正为最可贵”。但是,身处国家重大历史变革之中,绝对超然公正是不可能的。他一直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不主张革命,主张改良。从晚清时期起,面对强大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势力,他的民族意识极其强烈,与汉民族间的对立情绪很大。到了民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打着“五族共和”的旗号,其实民族间是不平等的,穆儒丐体会尤其深切。1925年8月17日、18日在《盛京时报》儒丐刊载短剧《两个讲公理的》,差不多是用记实形式,发表了当时北京政府的陆军总长与旗民代表的一次对话,其中有一段的内容是:

  旗民代表质问陆军总长道:“贵部有意要拍卖外三营旗房官产么?”“拍卖之后,这几十万旗民应当到那里住去呢?旗民为五族共和之一,理应受国家保护;如今不加保护,也就够了,怎会由万劫旗民身上又敲起骨头来。”“我们不要求你履行优待条件,只求你不要没收我们的房子。”

  陆军总长答道:“你们还想优待条件么?我们不杀你们,不剐你们,也就算天高地厚之恩了!”

  陆军总长要拍卖旗营官产,为的是能赚十几万,中饱私囊。面对旗民代表根据“五族共和”向他提出保护国民的要求,他竟然说“我们不杀你们,不剐你们,也就算天高地厚之恩了!”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民族歧视、民族不平等,政府当局不执行真正的“五族共和”政策,让北京旗民日渐陷入生活窘境,更使穆儒丐的民族情绪日益对立。

 

  以后日寇入侵,沈阳发生“九一八”事变,再后在日本扶持下,建立了“满洲国”,作为曾经是日本的老留学生,又深受皇恩的满洲旗人,穆儒丐拥护帝制、拥护独立建国,并且以日为师、以日为友。在“七七”事变爆发,中国掀起全面的抗日战争以后,他依旧未改变自己的思想态度,也一直在《盛京时报》服务,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报纸停刊。不过,他始终以卖文为业,只在《盛京时报·神皋杂俎》从事编辑工作与进行文学创作。尤其是在这二十多年里,将自己的写作重点,放在关注北京满族民众的生存状态方面,他不停地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用写实的文字,描绘出一个又一个民国年间北京满族平民悲剧生活的故事。由于现在的读者已不大能见到穆儒丐作品,这里,特对其有关此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作些简单介绍:

  1922年2月21日至1922年4月30日连载哀情小说《同命鸳鸯》。描写民国初年,时代巨变,北京香山健锐营已残破不堪,旗民难以维生之时,发生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悲剧故事。这是作者充满民族悲情、饱含热泪,在家乡一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1922年6月27日至1923年8月31日连载社会小说《徐生自传》。以自传体小说形式,详尽叙述健锐营的旗人徐生,在北京与日本读书生活的所见所闻,徐生留学归来,遇上辛亥革命,功名无望,返回香山。基本书写的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既写到清末社会动荡,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和义和团,表达作者认为急需改良的主张;还写在日本留学期间,正值留学生中革命派势力强劲,而作者则力主学习日本,保皇维新,改良社会、人心的愿望。

  1923年2月28日至1923年9月29日连载社会小说《北京》。描绘了北京旗人在民国之后的生活境遇,充溢着浓郁的感伤情调。走投无路的旗人,有些男人去拉洋车卖苦力,一些年轻女子只得被逼为娼,北京的贫民生活十分悲苦。在主人公伯雍身上,深深地打着穆儒丐于民国初期的五六年间在北京生活的烙印,与《徐生自传》是连接的。

  1934年8月4日至1935年10月30日连载社会小说《财色婚姻》。写北京一个式微的皇族家庭,父亲金岩,生于末世,守着祖上传下的虚爵,辛亥以后,忧郁而亡。独由程夫人艰辛地将一双儿女抚育长大。儿子金珠自幼与文淑良青梅竹马、相亲相爱。可是,金珠大学毕业后,去外地供职,进入官场,陷入财色包围之中,旋即另结婚姻,不久,客死他乡。在《〈财色婚姻〉脱稿述略》中,穆儒丐说自己写作此书,“可谓殚心尽力”“一连刊载五百多天”,“每日不断地写到终篇”,力图通过“一人一家的事”,提出“社会国家的问题”,写出“一个时代的历史”。基于这种创作思想,作者在叙述金珠二十余年的生活史的同时,对贤妻良母的程夫人勤苦自励的精神,十分钦佩;对金、文两家三代世交情谊,有着温馨描述,表现出他对于坚守传统道德、力行孝悌友爱的赞许,对纸醉金迷的时代社会颓风的谴责,对满洲贵族无人改变门庭,充满失落感。

  1937年7月22日至1938年8月11日连载历史小说《福昭创业记》。穆儒丐钻研了《清史稿》、《清朝实录》、《东华录》、《开国方略》以及日本、朝鲜等有关史书,用长篇历史演义形式,对自己的民族英雄——清太祖、太宗,进行了热情歌颂。他在叙述太祖、太宗统一满洲、建立帝国的历史时,加入了大段大段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评论。此种主观的过激思想,使得历史叙述中,夹着作者的褒贬,对太祖、太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为,有避恶扬善之嫌。该书获得“满洲国”1939年民生部大臣文艺赏。

  1941年7月6日至1942年1月13日连载社会小说《如梦令》。描写健锐营乡亲们,辛亥后一些人搬进城里,住在西直门、德胜门一带,发生的一段真实故事:蓝老八三十年前将家业花光,卖了亲生女儿环姑娘;三十年后,环姑娘成为贵夫人,登报寻找到亲生父母。本该是全家团圆美满,却因父母兄弟改不掉好逸恶劳的毛病,以至挥霍金钱、卖烟土、嫖私娼,致使骨肉之间发生隔膜、争吵,最终历经磨难的女儿不得已远走外国。这是穆儒丐描写满族同胞生活的最后一部小说,他从清末写到民初,写到如今辛亥三十年后,一步一步如实地写出了自己民族落入衰落的窘境。这个三十年前发生,三十年后结成意外果实的真实故事,让作者看到,沦为社会底层的旗人,受不到教育,人心变坏。他找不到答案,只能慨叹说:“社会是什么?伦理是什么?人类又是什么?真是很难解答的一个问题了。”②

  上述作品,从20年代30年代写到40年代,跟踪展示着北京满族民众生活景况,尽管作者有些与时代潮流不合的思想倾向,甚至是错误、失败的。但因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采用的是写实白描的手法,遂能在这些小说中,留下了北京普通满族民众民国以来日渐衰落生活的真实记录。同时,也因作者始终充满深切的人性关怀,遂使其强烈的民族悲情,具有一定的感染力,进而也使这一系列作品,给我们这些与之持不同见解的后人,能够从中了解到民国期间北京满族社会的变化,为这一段中华民族发展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起着一定的警醒作用。

  晚生了14年的老舍,他的经历、思想就与穆儒丐不同了。老舍的父亲是守卫北京城的护军,已经腐旧的八旗制度,让这些底层的旗人,住在破旧的大杂院里,过着贫穷的生活。义和团起义那年,老舍还不满2岁;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攻入地安门,老舍的父亲在与联军巷战时殉国。老舍自己曾做过这样的介绍:“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叙述。” “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父亲的国殇和母亲的刚强,给予这个生长于民族苦难、后来成为作家的老舍终生深刻影响,幼年“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刚懂得点事便知道愁吃愁喝”。③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是在他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老舍从未提起过,他只一再说明具有典型满族妇女坚忍性格的母亲给他的影响:“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楞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同情心。”④在旗人无奈地隐藏着自己民族身份的年代,成长了的老舍,不卑不亢,更为孤高了,他曾说过:“因为穷,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一个孤高的人或者爱独自沉思,而每每引起悲观。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个悲观者。”⑤

  14岁时,老舍考入食宿全部免费的北京师范学校,离家寄宿。不满19岁,因为穷,要养家糊口,他作事了,不久,北京发生的五四运动,他没参加,他叙述说:“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看戏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明白演戏的。”⑥23岁,他成了基督徒。27岁出国,从1924年至1929年老舍在伦敦教书。这期间,老舍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影响,又因八国联军入侵种下的国恨家仇,便使老舍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思想情绪,他说:“那时在国外读书的,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情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作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作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孝悌,都可以不管,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⑦老舍大量地阅读欧洲经典文学名著,深受影响,他认为:“假如我们只学了汉文,唐诗,宋词,元曲,而不涉及别国的文艺,我们便永远不会知道文艺的使命与效果会有多么崇高,多么远大,也不会知道表现的方法有那么多的变化。”⑧他被许多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感动,读了一本又一本,“昼夜地读小说,好像是落在小说阵里。”⑨于是,老舍自己也动笔写作小说了。比较起来,很明显,老舍与穆儒丐,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生活经历,创作的思想起点也就不同了。

 

  对于小说创作,老舍是这样认识的:“小说是人类对自己的关心,是人类社会的自觉,是人类生活的记录。”⑩他也是这样选择自己的小说创作题材的。在伦敦写的第一部小说《老张哲学》“其中的人与事,多半是真实的”,但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他必须隐去人物的“旗人”身份。他说过:“一想起幼年的生活,我的感情便掐住了我的理智……”“假如我专靠着感情,也许我能写出相当伟大的悲剧,可是我不彻底;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着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爱憎判断。这种矛盾是出于我的性格与环境。”(11)老舍最关心、最熟悉的是自己生身民族的生活,靠着他刻骨铭心的民族情感,将北京满族乡亲生活真实地记录下来,会是相当伟大的悲剧,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迫于环境,他只能管束自己的感情,压抑地将最深的隐痛,埋藏于作品的字里行间。他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打响了他作为职业作家的第一炮,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能够如次出色描写洋车夫生活的,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因为这是他自幼接触到的真实的社会与人生,“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来。”(12)细心的读者不只可以从有名无姓这一特点,看出祥子其实是个旗人;更可以从祥子艰难奋斗一生的步步足迹,折射地看到民国以后,广大满族下层人民的悲苦境遇。同样,短篇小说《月牙儿》的创作,亦是如此,它描写一家母女均为生活所迫,沦为暗娼的苦痛故事。老舍说:“它本是《大明湖》中一个片段。《大明湖》被焚之后,我把其他的情节都毫不可惜的忘弃,可是忘不了这一段。这一段是,不用说,《大明湖》中最有意思的一段。”(13)其原因,也是因了民国以后生活无着的北京满族下层妇女苦痛无奈的命运,刺痛着具有大爱精神的老舍善良的本心。民初北京八大胡同里,有些就是被逼为娼的满族女子。尽管小说中没有写出这对母女的民族标记。

  1934年,老舍曾经有过写作清末满族生活的准备,他的挚友、满族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在1944年记念老舍创作二十年时,曾经介绍说:“老舍自有他‘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地方,……十年前他就想拿拳匪乱后的北平社会作背景,写一部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当时我极力鼓励他,并且替他请当地父老讲述,替他收集义和团的材料,七年的流亡生活,遂不得不使这个计划停顿了。然而我觉得只有他配写,只有他能写,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比瞬息京华和风声鹤唳一类的玩艺儿深厚,我尤其希望文艺界能够助成他的盛业!”(14)在抗战中,老舍舍家别母,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写作历史小说的计划撂下了,抗战八年过去了,又一个八年过去了,动荡的局势,逝去的岁月,虽未能使老舍有写作自传体历史小说的条件,却让他在时代的风雨中受到磨砺,具有了更成熟的思想,对于满族的历史悲剧,有了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考。终于,在1957年写成的话剧《茶馆》中,他第一次让剧中人物常四爷在舞台上大声地说:“闹来闹去,大清国到底亡了。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公道话!……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如此掷地有声的话语,比起之前穆儒丐等满族作家,只有老舍才能写得出。在大变革时代自己民族同胞所承受的历史悲剧,始终是缠在老舍心中不解的情结,痛苦地探索半个世纪之后,作为具有巨大民族良知的作家,没有了前辈们过于偏激的民族情绪,他站在民族平等、民族自重的立场,以一种现代思想与眼光,对本民族进行冷峻而热烈的审视,用大智慧、大悲悯和大爱的人文关怀,走进了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入开掘。

  于是,60年代初,老舍开始呕心沥血地以家族为背景书写满族历史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书中通过对人物的叙述,表达了他对自己生身的民族清醒的反思,留下了含着血与泪的深刻自省:“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再没有人能像老舍这样,如此深刻地道出满族由盛而衰的历史真谛了!怀着对中华民族的无比厚爱,老舍希望将这一令他万分痛苦的历史现象,用艺术方式记录下来,作为人类生存的经验教训,留给自己、留给后人。现在能够看到的《正红旗下》仅存的几个章节,就已经有了震撼人心灵的精彩开篇,按计划完成的话,它将是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鸿篇巨制。可是,残酷的现实,又不让老舍写下去了。1966年4月末的一天,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在北京香山,老舍对身处逆境的老友王莹说:“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动笔了!……”说到这里,情绪激烈,热泪不禁夺眶而出。(15)历史的悲剧没有写成,现实的人生悲剧却又发生了:1966年8月24日,身受史无前例的批斗殴打之后,自幼刚强孤高的老舍,悲壮地自沉于太平湖,给我们后人留下的,永远是《断魂枪》里那句悲凉的“不传!不传!”。

  是的,老舍之后,无人再能倾一生的才力,和着血与泪,以现代作家觉醒的历史意识,书写这个民族兴衰的历史了!

  晚清末年出生的王度庐,贫穷使他小学毕业即辍学,靠自学、打工维生。抗战爆发,他正寄居在青岛姻亲家,成为沦陷区居民后,选择了写作武侠小说,卖文稿,混饭吃,他将自己原名葆祥改为“度庐”,意思是想靠此混一混,渡过这段困苦时期。1938年决定卖文前,在《海滨忆写》一文中,也曾自称“文丐”。1938年11月16日至1939年4月29日在《青岛新民报》连载武侠小说《宝剑金钗》,一举成名。以后不但连续发表十多种武侠小说;还同时左右开弓,又连续发表《古城新月》等社会言情小说。即使这些通俗文学作品不涉及时政,王度庐也不再如前辈作家专写清末民初旗人的苦难。可是,血液里流淌的是满洲民族精髓,悲惨的命运是逃不掉的,民族心理是与生俱来的;尽管从记事起,王度庐早已是民国的国民,贫穷的家境与谋生之艰难,使他在饱尝人生冷暖后,更加无言地体味到民族衰落的悲凉,遂也成为一个沉默寡言、内向而又具悲观性格的人,特别与杰出的民族先辈吟唱的悲凉苍伤的纳兰词,产生了强烈共鸣。所以,王度庐的创作,在武侠小说领域里独树一帜,继承晚清满族小说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之思路,打破了其他各派作家或写“江湖传奇”,或写“奇幻仙侠”,或写“武打综艺”的框框,与人们熟悉的武侠小说全然不同,专写江湖女儿的侠骨柔情,令读者动情不已,故评论者说:“惟以写情之缠绵悱恻,写义之慷慨侠烈;而又千徊百转,动人心魄者,殆无过于王度庐和以血泪之作。”(16)王度庐自己在《宝剑金钗》初版自序中也说明:“频年饥驱远游,秦楚燕赵之间,跋涉殆遍,屡经坎坷,备尝世味,益感人间侠士不可无。兼以情场爱迹,所见亦多,大都财色相欺,优柔自误。因是,又拟以任侠与爱情相并言之,庶使英雄肝胆亦有旖旎之思,儿女痴情不尽娇柔之态。”(17)他将自己的身世经历感受到的无以言说的悲凉,与受到纳兰性德悲怆情调的影响,全都融进对侠义英雄与红粉佳人故事的描绘中,王度庐擅于抒写生死缠绵的儿女情、英雄泪,情节跌宕起伏,可歌可泣,“尤其是‘纳兰性德式’的情感色调,悲怆而又孤傲,执着而又哀凉,是别人无法模仿的。”(18)于是,他形成了侠情一派,“他开拓的这条路——悲剧侠情”(19),“学术界尊王度庐为近代武侠悲情小说‘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20)。

  三位满族作家相互间并不认识,民国后期又分别住在三座不同的城市。在30年代,曾经出现过的“京派作家”,也不包括他们三位在内。与海派作家相对应的那些京派作家,基本是从外省到京客居的知识界人士,其创作内容与风格,和三位满族作家的京腔、京韵与充分反映北京最普通的平民百姓生活的小说,是不相同的。现在我们将这三位满族作家联系起来,可以明显看到,他们独具特色的作品,丰富发展了的京味文化,他们的小说中,有响亮的“京片子”,有令人痴迷的京戏艺术,有幽默生动的鼓词岔曲,更有北京人生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离合悲欢,这一切全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北京作为中国历史传承悠久的古都,其文化特色,在所有中国的古都中,最为深厚。此种具有丰富内涵的京味文化,是与近三百年来,满族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满族在北京世代相传地生活下来,他们热爱北京的乡土之情最为真挚,应该说,有此深情,才能有真正的京味和京味文化。此种深厚的感情,不是遗老们对故国帝京的留恋,而是发自内心深处对故乡热土的铭心刻骨的爱,其血缘的遗传基因,既是同时期京派过客们所不具备的;也是后来又一代新人,仅从语言、民俗上模仿无法学得到的。

 

  在民国这三位满族作家作品中,此种浓郁的乡情,溢于言表。穆儒丐、老舍和王度庐都因外出谋生,长期离开过北京,他们的成名作,均是在外地写成的,但他们对北京的魂牵梦萦,最为感人。1934年穆儒丐在沈阳创作小说《财色婚姻》时,写过下面极为深挚的话语:

  天下人思乡的情绪,要以北京人最为浓挚了。北京人所以容易这样思乡,也就因为北京人所需要的事物,无论精神方面、物质方面,没有一种不美备。不但生在北京的土著,一日不愿离开北京,便是在北京住有相当岁月的中外人,一样也不愿离开北京。北京的衣食住,件件惹人情思,予人以不可言喻的舒适,自然不必说了;便是赏玩游览的名胜名物,也比旁的地方多,因为这个,人们都和她亲爱着,轻易不肯和她言别。但是,人们的壮志,以及冒险精神差不多也都被她消磨了。除非是别有见地,看穿了一切,而能以四海为家的,才能把北京割爱含着眼泪和她告别。但是,乍别时的凄惶,睽离时的思慕,到底是排遣不开,永远萦绕着。(21)

  而老舍在1941年在抗战后方,深情地怀念沦陷了的北平说:

  在抗战前,我已写过八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虽然我在天津、济南、青岛和南洋都住过相当的时期,可是这一百几十万字之中,十之七八是描写北平。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写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的鱼儿来。(22)

  故乡北京深藏在三位满族作家的心中,他们笔尖流出的是发自内心里的热血,即使王度庐在编织武侠小说与通俗言情小说时,也总让故事在京城发生,人物在北京九门胡同里游走。不必再举人们经常在他作品中,见惯了的描写北京的风景、民俗,只随便找一个并非刻意描写的北京生活小场景,来看一看:

  春天北京城落着不断的细雨,把院子下得永远是湿的,我又没有一双胶皮鞋,简直我索性除了上毛房,连屋子也不出了。店门外就是一条狭窄的胡同,这一下雨,不定多么湿,多么脏了,可是,清晨早起,便有人用曼长的声音叫卖着:“榆叶梅——花来,卖花!”

  …… ……

  这榆叶梅,是一种带着碧绿的像榆树的小叶,可是又累累地挂着许多含苞欲放的红色美丽的花,它比桃花的颜色还娇艳,恐怕也更为命薄。我生平不喜欢富贵的牡丹,长爱这类的“小家子气”的东西。现在我这客舍里只有这一瓶花和一个我,寂寞相对,窗外是春雨如丝。(23)

  这里描述的是天桥附近的小胡同,不同于大宅院里“天棚、石榴、金鱼缸、胖丫头”,寂寞春雨中,小院的泥湿,让人无法出屋;却又还有着带“小家子气”的生活情调,没有牡丹花,没有丁香花,随手拈来在胡同里叫卖的榆叶梅,孤寂自赏。通过这种在春天盛开着娇艳夺目红色花朵的最普通的小花,王度庐展现出平平常常的北京人,对生活的最普通的情趣,在贫苦中得到的慰藉。这,也只有深爱北京的乡土作家,才能如此不费力地捕捉得到。

  人生逃脱不了时代历史的宿命,三位作家的道路不同,而人生结局,是一样的凄凉:

  穆儒丐,1945年以后返回北京,更名换姓成为宁裕之,不再提起曾经写过的许多小说,走进了八角鼓子弟票房,号称半亩老人,写唱单弦,自娱自乐。1953年被聘为北京文史馆馆员。1961年逝世。至今他那些大量描写北京满族人生活的小说没有再出版,他的名字也鲜为人知。

  被列为武侠小说北派四大家的王度庐,1949年以后,作品被封锁、销毁,作家本人也被遗忘了半个世纪,当80年代重新提起武侠小说时,王度庐是谁?他从哪里来?他到哪里去了?连研究通俗文学的学者也已无人知晓。幸亏通俗文学研究者徐斯年教授,偶然间想到了自己早年母校的语文老师叫王度庐。这才知道,原来,解放后,王度庐到东北,当了中学老师,再也不写、不提武侠小说,学生们谁也不知道他就是曾经闻名全国的武侠小说作家。“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到农村,1977年病逝于辽宁铁岭,寂寞无声地走完他人生最后路程。

  曾经在1949年以后的共和国,有过欢欣、享受过荣誉的老舍,竟也未能避免生命最后的悲惨结局。对于老舍之死,引起过许多研究者们不停地探索,至今无人有准确答案。重要的是,历史将证明:老舍会和他的作品一起,为他生身的民族而永存。记得朱光潜先生在80年代初曾说过:再过一、二百年,中国现代文学能够留下的,将只会是沈从文和老舍的作品。应该说,此话有理。老舍自己谈到英国伟大的悲剧作家哈代时也说:“哈代的一阵风可以是:‘一极大的悲苦的灵魂之叹息,与宇宙同阔,与历史同久。’”(24)

  现在,结束本文时,亦将这句话:“一极大的悲苦的灵魂之叹息,与宇宙同阔,与历史同久”,奉献给以老舍为代表的具有大爱精神的民国文坛的满族小说家们。

  2007年12月18日于京西蓝旗营

 

  注释:

  ①丐:《我的报馆经历·(二)》1926年4月23日《盛京时报·神皋杂俎》。

  ②儒丐:《如梦令·第一章》,1941年7月6日《盛京时报·神皋杂俎》。

  ③老舍:《吐了一口气》,1961年2月21日《光明日报》。

  ④(11)老舍:《我怎样写〈老张哲学〉》,《老舍全集》第16卷。

  ⑤老舍:《我的创作经验》,《老舍全集》第16卷。

  ⑥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老舍全集》第16卷。

  ⑦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全集》第16卷

  ⑧老舍:《如何接受文学遗产》,《老舍全集》第17卷。

  ⑨老舍:《写与读》,《老舍全集》第17卷。

  ⑩老舍:《怎样写小说》,《老舍全集》第16卷。

  (12)老舍:《我怎样写作〈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16卷。

  (13)老舍:《我怎样写短篇小说》,《老舍全集》第16卷。

  (14)罗莘田(常培):《我与老舍——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作》,1944年4月19日昆明《扫荡报》副刊。

  (15)谢和赓:《老舍最后的作品》,1984年8月《瞭望》。

  (16)叶洪生《武侠小说谈艺录·“悲剧侠情”哀以思》,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4年11月出版。

  (17)(18)转引自徐斯年:《王度庐评传·“鹤-铁五部的诞生”》,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19)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王度庐》,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20)徐斯年:《〈卧虎藏龙〉修订本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

  (21)穆儒丐:《财色婚姻·一五八》,1935年2月3日《盛京时报·神皋杂俎》。

  (22)老舍:《三年写作自述》,《老舍全集》第16卷。

  (23)王度庐:《风雨双龙剑·风尘四杰》,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24)老舍:《景物的描写》,《老舍全集》第16卷。

 

  作者简介:张菊玲,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9年第1期 第5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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