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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北京报纸与京旗小说的格局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1-05-03  作者:刘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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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出处】满族研究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20082

  【原刊页号】103~111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810

  【作 者】刘大先

  【作者简介】刘大先,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北京 100732)

  【关 键 词】清末民初/北京小报/京旗小说

  【责任编辑】张佳生

  清末民初在北京有一批平民旗人,在时代与社会的“飞地”中创办了一批小报,并且撰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通过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可以发现他们及其作品的数量、题材、思想观念的种种态势。他们既没有前卫先锋的革命姿态,也并非全然以保守遗民自居,而是体现了底层普通民众的一般知识、思想和生存状况。这一个案,不仅显示了满族文化对于整个中华文化的融合互动过程,也体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国民整体的状况。京旗小说处于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交通碰撞的风口浪尖,它们在语言上所做的探索,它们在将北京地方性的民俗文化与特色语言融化入文学描写当中,其创作群体又是作为清朝统治民族后裔的特殊群体,他们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微妙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思想似乎同“遗民文学”有着似有若无的精神联系,这更是个意味深长且对于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也不无现实意义的话题。

  近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08)02-0103-09

  因为历史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清末民初的北京旗人经历了由统治民族沦为“排满”旗帜下人人喊打的异类——当然,孙中山等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在革命成功后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改成了“五族共和”,但是因为辛亥革命之前民族主义宣传的后续影响以及辛亥革命本身迅速的溃败,导致民族共和的理想局面并未出现,而充满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排满”思想与行动却保留了下来——其中的心理创伤、时代烙印、现实困境难以尽述。更主要的,民国建立之后,尤为严重的是殖民主义的外患呈现咄咄逼人的态势,内乱也是积重难返,在这种情形下张扬民族主义以凝聚民众和发动民众是势所必行,因为“民族主义的构成来自一个聚落社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遗存,然而只有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并与其他民族国家相比较之后,才具有积极的实际意义。所以,民族主义的深层含义是一个族群感到生存受到威胁并产生文化危机感时出现的强烈反映。”①也就是说,即使辛亥革命没有迅速失败,在进行民族主义动员的时候,作为前朝统治阶层又是“非我族类”的满族依然还是会遭遇被排斥的命运。

  原先八旗制度性遗留的生计问题,民国开始的丧失政治地位,加上弥漫于社会上的或隐或显的歧视情绪,平民旗人的境遇可想而知。社会普遍的生存危机中,大部分平民旗人后裔因为缺乏必要的生产技能和生产资料,沦为人力车夫、妓女、戏子,少量的文化人跻身报界,在清末民初的政府、党派、商业、民间同人办报的热潮中谋得一席生存之地。在后面的具体分析中,我们将会发现,这些旗籍报人及其作品既没有前卫先锋的革命姿态,也并非全然以保守遗民自居,而是体现了底层普通民众的一般知识、思想和生存状况。他们居于北京这个浸透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帝国古都中,北京其时作为中华王朝帝国文明的象征与最后的帝都,实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因而,京旗小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普通民众对于现实处境的看法。其中体现出来的知识、思想系统、伦理规范、价值体系代表了清末民初这个大转型时期中国广泛大众的现实情形。

  晚近几十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出现了一个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转型,即由关注上层精英文化转而关注底层更多的平民的文化,那种包含宏大野心的体系性建构也被视为不切实际、没有实际意义的本质主义。赵世瑜在研究民俗学时提出“眼光向下的革命”,葛兆光在思想史的写作中提出“一般思想史”的写法,都可以视作这种转型的中国回应。文学史的书写中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也出现了关注往期经典文学史撰写中往往被忽视的那些在当时影响公众较大、而难以成为“经典”的诸如鸳鸯蝴蝶派、武侠小说等通俗小说的倾向。事实上,知识考古学与学术史的考察已经逐渐改变人们习焉不察的观点,“经典”尤其是现代文学经典其实是被建构出来的,其背后隐藏的权力与利益的规训与惩罚:一般现代文学史中的精英与经典往往在当时未必取得今日书写中取得的那么大的效果,往往是后世史家追加的结果。因为按照知识类型的分类,人类的“知识”生产一般要经过先知的个人新知、精英的小众共识、大众的一般常识以及永恒迷信三个阶段。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型,具体的知识产生与运转过程要复杂得多,但是就普遍而言,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应用者、接受者、消费者分为三个层级:先知、精英与大众,普通大众在惯性驱使下往往接受的并非他们那个时代是处于最前沿的思想与文学。而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因为溯源的需要、价值的追认、意义的强调等原因,择取的却是从整个文学发展历史进程中那些被认为是体现了“先锋”与“进步”的人物与作品。这样一来,反而遮蔽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仿佛只有那些进入主流文学史叙述的作家与作品才是那个时代的主流。事实的情况是,最广泛的公众可能并没有接受或者只是部分接受“先进”的文学,更多的是延续着休闲、教益、娱乐、认识的日常阅读状态,这其实是个普泛的现象,正是我展开对于京旗小说考察的缘起。

  一个时代的标志与其说是那些招致非议的思想,倒不如说是那些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思想,那些不需要为之辩护的思想。我们反观清末民初那段历史,一般历史叙述、文学史记载总是侧重于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人物和他们的思想,但是在这些先行者背后是无数被遮蔽的大众。通过京旗文学的个案接近清末民初北京普通民众的阅读现状、文学趣味、认识观点,可能更接近历史的原貌。如果说到其意义与价值,清末民初京旗小说这个个案不仅是满族文化对于整个中华文化的融合互动过程,也体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国民整体的状况。另外,京旗小说处于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交通碰撞的风口浪尖,它们在语言上所作的探索,它们在将北京地方性的民俗文化与特色语言融化入文学描写当中,从而逐渐形成了后世影响直至当下的“京味儿”风格上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也是值得重笔一书。第三,京旗小说由于所处特殊的时间段落,其创作群体又是作为清朝统治民族后裔的特殊群体,他们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微妙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思想似乎同“遗民文学”有着似有若无的精神联系,这更是个意味深长且对于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也不无现实意义的话题。

  19世纪末,甲午之战、庚子之变等等事件标志着中国已然面临最严重的危机,割地赔款,古都沦陷,主权几乎丧失殆尽,这一切对国人心理上的震撼是空前的。即使已经陷入残灯破庙境地的清朝政府也在各方压力之下感到需要适当地进行改革。作为首善之区,向来一潭死水的北京涌现出鼓吹改良变革的思潮,朝廷对报纸的禁锢亦稍放松。同时,晚清以来的洋务运动、时务维新、革命立宪促使大量的民办报刊的产生,这类报刊或者以追求商业利润为旨归,如《申报》、《新闻报》;或者由同仁组成为宣传维新与革命服务的政治化报刊,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办的《强学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刊》,同盟会主办的《民报》、《民立报》,国民党办的《民国日报》等等。前者商业化的报纸其实占少数,到民初才逐渐多起来,并且为了迎合时人的阅读风气,也会刊登、传播一些时尚的西方理论和革命信息,后者则一直居于多数。而清末民初的文化中心实际上在北京与上海之间一直处于移动不定的状态。北京则一直是政治中心,直到1930年代日寇侵占为止,它的报刊从总体数量上来说没有上海多,但是颇具古都的特有风味。中国的第一份民办报纸1873年出版于汉口,北京的第一家民办报纸《京话日报》则在1904年才问世。再一方面,北京在清末民初时,各类学校诚然不算多,因为市民的贫困化,无力供养,普通北京市民的文盲与半文盲比例还是比较大。1912年至1928年迁都南京之前,全北京小学毕业生累计才49708人,占全部人口的5.5%,中学毕业生更少。②但是客观而言,北京已经有着700多年的建都历史,是政治与文化的名城,在全国城市的格局中算是文化素质与水平较高的,民国成立以后,“当时统计全国(报纸)达五百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可谓盛矣”③。

  就是在这样的总体社会背景之下,清末民初一些旗籍知识分子进入到新闻史乃至小说中来。他们创办了一批白话报,关注现实,希望以笔参与到救国启蒙的事业中去,主要面向广大普通民众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一条谋生的道路。他们办报和写作的时候正值各种各样西来的政治、文化、文学思潮在中国开始兴起,诸如易卜生、托尔斯泰、莫泊桑、克鲁泡特金和萧伯纳等的作品在一些活跃的学生中间已经产生影响,强烈的使命感和怀疑精神滋生的时候。但是,如同一位史家所言,“在‘五四事件’以前,大多数出版物依然是旧式的,内容陈腐。就在1919年4月以前,中国的期刊(除了少数例外,多数是文言文的)可分为4类:最公式化的刊物是政府每月或每周出版一次的五花八门的官方公报。第二类是那个时期大量出现的中学和大学当局或学生发行的期刊,内容通常是课堂作业和陈腐的学究式题目,例如《汉高祖鲜项伯斩丁公论》这样的论文及神鬼故事等。第三类包括的一般读者为对象的杂志,这些杂志通常无所不谈而又不持任何定见,很少有什么文学价值。第四类是评论性杂志。它们常常发表支持旧传统提倡“国粹”的评论文章,诸如宣扬以古代伦理原则“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代表的旧传统。只有很少的杂志关心当时的社会和科学问题,这类杂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由具有现代眼光的编者编辑的《太平洋》、《新青年》、《每周评论》、《科学》等杂志。”

  本文所论的京旗作家们显然不属于最新潮的那些人,尽管新思潮或多或少地辐射到他们身上,比如穆儒丐这样留过学的旗人,但是就总体而言京旗作家活动的阵地,还是在辛亥革命后兴起的办报热潮中开创的一般性报纸,其宗旨多受康、梁等维新思想影响,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维持原有社会的道德理想不变,以纲常名教维持人心世道。二、以循序渐进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改变现状。本次宗旨,首要的任务就是开民智,改变民众愚昧无知的现状。最早的旗人报纸之一《进化报》主办者言“势日蹙而风俗日偷,国愈危而人心愈坏,将何以与列强相颉颃?报社以辅助政府为天职,开通民智为宗旨……欲引人心之趋向,启教育之萌芽,破迷信之根株,跻进化之方域”④。《燕都报》宣称要“与汪浊社会为敌,与困苦人民为友”,“一维持道德;二改良社会;三提倡实业”。都可视为这种思想的反映。他们不认为激进的变革方法,例如暴力革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途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并非都坚决反对革命。过去人们多认为这些旗族报人服务于赞同君主立宪的报纸,对他们的观点未免有所误会。他们对于袁世凯的复辟君主制,是极其蔑视的。这自然也是对于袁氏当国时期的舆论压制的反弹,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也已经意识到帝制的不合时宜。他们并不属于反对革命的死硬派,只是并不推崇激进的做法而已——道德与文化上的保守要强于政治与制度上的态度。

  阿英概括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有三条:第一,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尤其是石印和铅印技术的引进,没有以前那样刻书难的问题,加上新闻事业的发达,报刊需要广载小说,在应用上需要多量生产;第二,是由于当时智识阶级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创作热情空前高涨;第三,是由于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上又极窳败,大众知道政府不足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此是就一般而言,于京旗小说,其实第一个因素最为关键。因为旗人在清末民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语境中处境颇为尴尬,另一方面,旗人的生计问题往往迫在眉睫,高于抽象的、高蹈的革命与启蒙的论调,尽管他们的宣言不无夸大其词,客观上也可能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终究还是额外的效果。

  彼时京城旗人文学几乎全赖报刊为阵地,因而鸟瞰一下清末民初北京报刊的布局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京旗文学尤其是京旗小说在其中所处的位置。

  首先,上面的表格,主要集中在小报,也即以娱乐为主,具有休闲消遣功能的、四开或四开以下的小型报纸,包括部分影响很大的大报,如《京报》。从表中可以看出,旗人主持的报纸并不占多数,但是从业的旗人作家编辑却不少,他们的创作大多以白话为主,可以说是早期京味小说的开创者。据于润琦《清末民初北京的报馆与早期京味小说的版本》注释介绍,首都图书馆藏有剪报本京味小说近百种。据内部资料,前紫禁城出版社社长刘北祀讲,故宫文华殿藏有这类小说七八十种之多,于润琦本人十年来也收藏有若干种。

  其次,从上述资料也可以看出,清末民初的报馆主要设置在前门、崇文门、宣武门一带较多,这同“宣南士乡”的遗风也不无关系。顺治5年(1648年),清朝廷颁布谕旨,京师实行“满、汉分城居住”。历经了一个多世纪,宣武门外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族朝官、京官以及士子为主要人口的社区,即宣南士乡。士民聚居区主要在宣武门外大街两侧,以及菜市口南部地区。按清代的行政区划,这一社区包括北城的西部和西城的东部,即宣南坊和日南坊的大部。因为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麇集,加之传统的儒风文韵,这一代的士人往往领思潮之先。在戊戌变法时期,宣武门外各省会馆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舆论中心和活动基地。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这里创办了我国第一份民办报纸《万国公报》(后改《中外纪闻》);成立了第一个学会组织“强学会”。“自此以往,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全国各地纷纷仿效京师,组学会,建学堂,办报馆……至1898年全国共有学会78个,仅北京就有14个。⑥变法维新运动可以说是由此推向全国的,因此维新变革的思想在这一带有着较为深厚的底蕴。另一方面,一般老北京有所谓“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说法,这种城市地理区隔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文化上的。由于南城一带一般为底层民众所居之处,由此办报的风格不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记者编辑对于底层的疾苦、社会的弊病往往能得到第一手的资料,有切身的体会。有的记者编辑本人就是出身下层,因而更容易倾向于站在普通下层民众的立场写作发言。

  第三,在表中罗列的主要京旗小说作家及其代表性作品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蔡友梅,又名松友梅,笔名损公,《进化报》社长、《公益报》编辑。著小说《小额》,载于《进化日报》,另有《新鲜滋味》数十种,分刊于《顺天时报》、《京话日报》,主要包括《瞎松子》、《赛刘海》、《曹二更》、《双料义务》、《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理学周》、《非慈论》、《方圆头》、《忠孝全》、《连环套》、《鬼吹灯》、《赵三黑》等。蔡友梅当时在北京小报界颇有一定声名,于润琦曾引当时另外一位小说家铁庵在“奇情小说《意外缘》”结尾的一段话:“现在因本报销路飞涨,唯恐不足以飨阅报诸君,特约请报界著名巨子小说大家蔡友梅先生,别号损公,担任本栏小说,自明天起改登‘社会小说’《烂肉面》其中滋味深奥,足为阅者一快。”认为以此可以见出蔡友梅在当时小说界中的地位。“著名巨子小说大家”的头衔虽有溢美之嫌,但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穆儒丐,名穆都哩,字辰公、六田,《国华报》编辑,著小说《梅兰芳》连载于《国华报》、《群强报》、《盛京时报》。民国十二年(1923年)作《北京》连载于《盛京时报》。从1918年1月12日至1944年4月1日,穆儒丐一直主持《盛京时报》副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评论、杂谈、翻译作品。⑦小说分为社会小说《女优》、《笑里啼痕录》、战争小说《情魔地狱》、警世小说《落溷记》、哀情小说《同命鸳鸯》、《鸾凤离魂录》等。

  冷佛,名王咏湘,《公益报》、《爱国白话报》编辑。宣统三年(1911年),据文实权的日记可知,王冷佛曾著《春阿氏谋夫案》,连载于《爱国白话报》,另著有长篇小说《半生缘》,《爱国白话报》出过单行本。1911年京师公报馆铅印过其十回小说《未了缘》。此外,还有《续水浒传》等作品。

  徐剑胆,笔名剑胆,从他小说的只言片语中,可知他曾任职《京话日报》,并在《京话日报》、《北京小公报》上发表的小说30多种,如连载于《京话日报》的《妓中侠》、《文字狱》、《王来保》、《黑籍魂》、《新黄粱梦》、《贾孝廉》、《杨结实》,连载于《北京小公报》的《白狼》、《七妻之议员》、《文艳王》、《刘二爷》、《玉碎珠沉记》、《石宝龟》、《自由潮》、《血金刀》、《如是观》、《李五奶奶》、《花鞋成老》、《姐妹易嫁》、《卖国奴》、《金三多》、《宦海大冤狱》、《冒官始末记》、《皇帝祸》、《恶魔记》、《张古董》、《钟德祥》、《淫毒奇案》、《杨翠喜》《错中错》、《衢州案》等。1914年,在《爱国白话报》连载小说《赛金花》,1930年代曾于《实报》连载小说《阔太监》,此外尚有小说《义合拳》等。

  文实权,名耀,笔名市隐,又名燕市酒徒,曾为崇文门内方巾巷崇实中学校长。辛亥后在北京创办《燕都报》,报纸注重探讨满族人的生计问题,又以登载通俗小说名于一时。《公益报》、《京师公报》、《燕都报》社长,还办过《白话学报》、《国民公报》等。在《公益报》连载小说《米虎》,还在《爱国白话报》、《燕都报》载有《西太后外传》、《梅福结婚记》、《武圣传》、《闺中宝》、《毒饼案》等,颇受读者青睐。

  李仲梯,本名志恺,笔名啸天,《官话政报》社长,《平报》、《实事白话报》小说编辑,以《京尘影》最著称。

  勋荩臣,《群强报》编辑,著《白话聊斋》刊于《群强报》。

  这其中尤以蔡友梅、穆儒丐、王冷佛、徐剑胆为代表,他们不仅作品数量较多,流传较广,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这批作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蔡友梅可谓京味文学在由古典向现代转化中的中间人物,他的作品形成了以北京方言为特色的流畅轻快、诙谐风趣的风格,对于北京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多有涉及。王冷佛则采实事入小说,积极推动报刊传媒文本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显示了那个时代旗族报人作家改造社会、舆论监督、改良群治的思想。穆儒丐的作品内容广博,对于清末民初的时代转折、民情百态、人心嬗变、文化的碰撞和民族意识的回归都有所反映,加之他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后半生又在伪满洲国的首都盛京(今沈阳)着力于办报写作和扶植新文学,所以更值得注意。这三人可以说是清末民初京旗小说的主要代表,他们带动清末民初旗族报人的作家群体,研读他们的作品,考察时代与社会背景,结合个人遭际,探讨这批报人作家及其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满族文学史以及文化史上的价值和地位是极具意义的事情。之前的研究者关注不多,其实这些不太被重视的史料中包含着许多正史所匮乏的历史细节与微妙心态,本文聊作开端,以引起同道者更多的思考与讨论。

  注释:

  ①郭洪纪:《文化民族主义》,台北:扬智文化,1997年9月,第3页。

  ②参考林颁河:《统计数字下的北京》,《社会科学杂志》第二卷,第三期。见吴建雍、王岗、姜纬堂、袁熹、于光度、李宝臣:《北京城市生活史》,开明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10页。

  ③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118页。

  ④德洵:《小额·序》,太田辰夫、竹内诚编,松龄著《小额》,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所引之言即蔡友梅和杨曼青的对话。杨曼青最后的结论和梁启超提倡的如出一辙:小说是启蒙的最好工具。

  ⑤本表参考资料包括蔡乐苏:《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报刊》,载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82-1986,4册,管翼贤的《北京报纸小史》,收入《新闻学集成》,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第279-335页。徐琴心;《三十年来北京小报》,载《实报半月刊》第5期,1935年11月至12月。于润琦:《清末民初北京的报馆与早期京味小说的版本》。李楠:《迥然相异的面目:京海格局中的北京(平)小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119-128页,及笔者本人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所查资料总结而成。

  ⑥参见李文海:《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学会组织》,见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⑦据北海道大学言语文化部长井裕子的研究成果报告书第18-61页的统计数字显示,多达千计。

文章来源:《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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