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艺学家贾芝。 资料照片

　　开栏的话

　　理论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自信和思想成熟的表现。建立理论自信，是理论界、知识界的历史担当，也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条件。而唯有坚持实践出真知，深入实践、扎根一线，才能真正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才能让理论真正闪耀自信的光芒。本报今起推出《理论自信·学者风采》专栏，报道一批贾芝这样的专家学者，敬请读者关注。

　　2012年12月12日，一辈子只能遇到一次的数字。他迎来了自己第100个生日。

　　贾芝，成就卓著的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他不仅是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而且是我国民间文艺界唯一健在的世纪老人。他一贯注意挖掘民间文化资源，为我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草根学者”的理论自信

　　在长达80年的学术生涯中，这位自称“草根学者”的大家，始终坚守民间文艺阵地，积极致力于学者与民众的对接，书斋与田野的对接，民族与世界的对接。

　　一位基层民间文化工作者曾对贾芝说，“你们做研究的，都是把民间活泼泼的活鱼晒成鱼干再去研究”。这话强烈地刺激了贾芝。因此，贾芝的研究从来就不在书斋里，而是坚持实地调查采录。

　　贾芝说：“民间文学是民众的文学，研究首先必须做到与民众对接。不是仅仅把他们当作研究对象，而是与他们融为一体，完成心与心的交流，这样采录的作品才可能保持真正的原生态，这样升华出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而更具学术价值。”

　　他给自己定下规矩：群众来信，每信必回;群众求助，有求必应。“那时候，我们家就是全国民间文化工作者的接待站。”贾芝的夫人金茂年笑着说，“每天至少五六拨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十几拨。来的人，都管饭，有的还住在家里。”

　　“我是草根学者，用的也全是草根方法。”贾芝不喜欢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方法。他绝少涉猎深奥的纯理论探索，论文大多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正是这种从民间来到民间去的“草根”研究方式，使他的学科建设具有更加绚丽多彩的活力。

　　“半壁江山”的拓荒之路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这是共识。然而，时间倒退几十年，这却是个具有开创性的提法。

　　率先提出这个理念的，就是贾芝。

　　新中国建立之初，贾芝就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学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他说：“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宝藏是这样丰富，而我们的工作整个说来还处于拓荒阶段。”于是，在接下来的60年里，他自觉承担起拓荒的重任。

　　上世纪50年代末，贾芝起草并与何其芳一起斟酌修订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出版计划》(草案)等3个文件，下发全国。这是我国第一次对50多个民族的口头文学进行有计划的普查记录。从口头落到书面，把优秀的作品列入文化宝库，为科学研究提供大量资料，此举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具有奠基和开创性的意义。

　　结合实际工作的经验和需要，1958年7月，他提出著名的16字工作方针“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沿用至今，影响深远。

　　三大史诗的生死抢救

　　上世纪50年代，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理论和作品的文字版凤毛麟角，在许多地处偏远，尤其是没有文字的民族中，更几近于零。贾芝适时提出“抢救”的口号，以“三大史诗”为龙头，各民族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全面铺开。

　　中国三大史诗指的是《格萨尔王》(藏族、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江格尔》(蒙古族)。作为口头流传的文学，史诗内容大多存在于民间艺人的头脑中，而能演唱史诗的，多为老人。贾芝曾访问过一位扎巴老人，他能完整地说唱《格萨尔王》。可遗憾的是，在听完扎巴老人演唱《格萨尔王》不久，贾芝却得知他不幸去世的消息。

　　“抢救”，生死抢救，刻不容缓。他与3部史诗结下不解情缘。

　　“文革”期间，《格萨尔王》被打成“大毒草”，贾芝因主持其搜集抢救工作而受株连，挨过批斗，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文革”结束，1978年6月24日，《光明日报》刊发贾芝的文章，声讨“四人帮”摧残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为给它平反大声呼吁。同年11月30日，《格萨尔王》平反大会在青海召开。

　　1985年2月，贾芝带着3部史诗走出国门，参加芬兰史诗《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纪念活动。在研讨会上，他以《史诗在中国》为题，介绍了中国30多个民族的创世纪史诗和英雄史诗，尤其重点介绍了中国三大史诗，还特别介绍了民间艺人还在民间演唱这些史诗的情况。经过调查，贾芝发现在青藏高原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不少荷马式的游吟诗人在说唱传诵这些史诗。他的发言轰动一时，媒体称：“中国是一个史诗的宝库，史诗在中国还活着!”世界学者为之一振，“中国无史诗”的论调从此失去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