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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国际高层论坛在京举行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5-04-23  作者:张凤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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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百年中国文论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思想资源的变化,即西方文论的滔滔涌入和巨大影响。有学者表示,西方文论的输入在对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起关键性的启动和示范作用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格局和思维方式。对此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应该如何辨识当代西方文论?它对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如何?在西方文论的强势话语下,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方向和道路何在?

  4月17—18日在京召开的“当代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国际高层论坛上,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以及国内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的问题及有效性、当代文论的建构等主题展开交流和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文学批评》主编张江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此次论坛由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同主办。

  “强制阐释”论为当代文论建构提供新视角

  “强制阐释”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这一概念是张江基于多年潜心贯注的研究而提出的,他表示,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是以此为线索,辨识历史,把握趋势,寻求共识,为当代文论的建构与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这是一个新的概念,用这个概念重新观照西方文论的历史,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判断和认识。”张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此次研讨会上,张江同与会专家分享了自己的这一理念。他提出,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各种生发于文学场外的理论或学说纷纷被征入文学阐释话语中,或以前置的立场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或以反序认识的方式强行阐释经典文本,或以词语贴附和硬性镶嵌的方式重构文本,从根本上抹煞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了文学。

  会上,多位学者对这一概念表现出极大兴趣,纷纷就具体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透过强制阐释论,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观点,即研究任何一个文本时不应持有立场。”为此有学者感到困惑,研究之前确定其立场,对文本有一个批判性的阐释和理解对人文学者来说非常重要,而没有预先设定立场的批评,可能吗?

  针对这一困惑,张江回应说,立场是为了各种政治的、社会的甚至是个人切身利益的目的而做出的明确选择,具有主动性、自觉性和进攻性,前置立场是强制阐释中主观预设的要害之一。它与加达默尔的前见理论不同。“前见是指作为一名批评家,在评论文本时为头脑中的知识背景和知识结构的无意识决定,所作出的一种非自觉的价值选择和判断。”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院士弗谢沃洛德·巴格诺表示非常赞同张江教授的意见,但他同时表示“中国古代文论是否也存在强制阐释”是他一直心存的疑问。

  “中国古代文论有很多优长,其对于文本本身感性的评述要优于西方文论纯理性方式;而西方文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比中国古代文论要好一些。”说到中国古代文论,张江如是说。他认为,从强制阐释论角度看,中国古代文论中对于诗歌小说的强制阐释现象少,对于经典文本、各种理论学说的强制阐释现象多。“强制阐释作为一种阐释方式很难避免,在某种时候可能还具有必要性,在阐释学意义上我们还可进行进一步讨论。”

  当代文论有效性面临挑战

  张江认为,当代西方文论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动能冲击、解构了历史和理论对文学的认识。一些重要思潮和流派、诸多思想家和理论家,为当代文论的发展注入了恒久动力。但回顾百年历史,我们体会到,当代西方文论的缺陷和遗憾同样很多。一些基础性、本质性的问题,给当代文论的有效性带来了致命的伤害。割断与历史传统的联系、否定相邻学派的优长、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以及轻视和脱离文学实践、方法偏执与僵化、话语强权与教条等问题,随处可见。

  中国的文艺理论建构过程同样也是喜忧共存。“以中国现实为指导,得心应手地创造性运用文论的学术或批评著作还不多,这是值得反思的现象。”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文学研究可以有多种方法,但文学最终还是要同日常生活和历史融合到一起,我们要通过阅读文学、分析文学、研究文学,更深刻地认识自己、认识其他人的文化。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周宪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任何一种理论的出现都是为了解决它那个时代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解决的是中国古代的问题,如果我们要用原来的理论解释今天的文学,就需要做一些创新。如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我们要清楚哪些需要转换,哪些概念需要同新的理论融合嫁接。谈到借鉴当代西方文论时,周宪告诉记者,今天文学研究中充满了很多西方的概念,但对这些理论本身的研究并不深入,这也会影响到外来理论的本土化及其解释的有效性。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需要契合文学存在现状,需要覆盖文学的整体风貌,否则,不是削足适履,便是隔靴搔痒,总之是流于空泛和苍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以口头文学为例表达了自己对文学批评有效性的看法。

  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布鲁斯·罗宾斯谈了世界主义这一概念,他认为世界主义作为一种抽象的美学理念,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让文学理论回归文学的阐释

  2003年,英国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出版了一部颇有争议的专著《理论之后》,为已经在西方学界响起的“理论之死”的声音进一步推波助澜。确实,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文学或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未来的文学理论将返回前历史时期的天真烂漫状态。那么文学理论究竟还有无出路?其出路何在?

  对此,张江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出一个新概念“本体阐释”,即以文本为核心的文学阐释,是让文学理论回归文学的阐释。

  此次论坛上,张江同样表达了如此的期望。他说,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必须坚持系统发育原则,在吸纳进步因素的基础上,融合20世纪各主要学派、思潮、学说、论断的主要观点,建构出新的、更加有效的能够介入文学、介入生活的新理论。“回到文本,回到文学本体,同时广泛深入借鉴西方文论的优长,相信新的文学理论、艺术理论一定会出现。”

  构建当代文学理论要回到文本、重视文本。英国桑德兰大学教授约翰·斯托里认为,为充分理解文本的含义,我们既要关注文本里所说出的,也应注意它的前提,正是这一前提预示了文本中所说出的内容。因此,对一个文本做症候性的阅读,就是施行双重阅读:首先阅读文本,然后阅读文本的难题性。

  构建当代文学理论应更加开放包容、加强交流对话。“文艺学的世界是多极的,不应存在绝对的、不可置疑的权威。唯一可能、有前途的途径,即充分意识到各种学派、各种观点之间的平起平坐和相互补充。”弗谢沃洛德·巴格诺如是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建平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学都有各自的传统,有其独立性。不同民族的人可以相互欣赏其文学,不同民族的文学理论也可以相互学习。正像“世界文学”必然会是复数的一样,世界各国的文学理论也必然是复数的。文学理论上的相互交流,多元共生,又各自保持独立性,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一个出路就在于它应该拥抱西方世界以外的理论。”在清华大学教授王宁看来,中国的文学理论应该有所作为,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应该勇于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与占据国际主流的各种西方理论进行平等的交流对话,并建构一种具有相对普适意义的理论话语。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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