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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人类学第二届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6-07-13  作者:杨昌国 晏杰雄

  由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中国社科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文艺研究》编辑部等九个单位发起,由湖南科技大学和湘潭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于 2005 年 5 月 13 日 至 17 日在湖南省湘潭市举行。自 1997 年厦门中国文学人类学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以来,时隔八年,来自全国各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五十余位学者又汇聚一堂,为文学人类学的发展倾注深情。会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议题展开讨论。
  一、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 二十世后期,随着工业文明和市场机制的全球性扩张,理性和物质变成统制人类的异已力量,人文精神全面失落,作为“人学”的文学也逐渐失去了往昔的神圣性和感召力,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文学何去何从?是与会学者首先关注的问题。中国社科院叶舒宪指出,,与知识全球化伴生的人类学为文学带来了福音,在人文科学的普遍危机中,人类学却杀出了一条生路,以其特有的核心范畴“文化”为媒介,给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学科带来广泛的影响。在这个知识全球化时代,文学与人类学的联系得到空前的加强。二者的科际嫁接或跨学科转基因杂交,在学界催生出诸如“文学人类学”、“人类学诗学”之类的新名目。近二十余年来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迅速发展,似乎清楚地预示着传统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都在面临着一种可能的变化格局。叶舒宪的观点得到与会学者的热烈回应。山东师范大学鹿国治提出“整体思维中的跨文化阐释”作为建构中国文学人类学的一个维度,认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主体应该运用整体思维的方式,借助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宽广的胸怀、宏阔的视野、多重的证据法,对文学这一研究对象进行一种整体把握和内在透视。他强调当下文学研究应具备人类整体观念和文化对话意识,把原始与现代相贯通,把人类的相关知识领域相整合,把中国和西方相比较相联系,并特别关注文学中具有有人类特性的文化因子。中国文学人类学安身立命的本体应是对自我中心主义的一个解构,是对人为对立的一种和解,是对文学对象的一种“以物观物”式的通体的透视。

  二、原始主义与原型批评。 作为文学人类学 批评的 基本思潮或方法,原始主义和原型批评是与会学者关注较多的议题。厦门大学彭兆荣把人类古老的仪式提升到文学人类学研究“原点”的高度,认为文学的叙事并不刻意于人类生命过程中生与死的自然演变,却着力于自然的生命现象之于仪式的完成。比如《哈姆雷特》中克劳迪斯杀死老国王的情节,就是原始氐族部落的“杀老仪式”在文学中的复现。四川大学王菊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来关照彝族的文学文献,分别从文献中的神话叙说、与神话对应的仪式展演、叙事中的原型母题、潜在的仪式话语四个方面,阐述了文学与仪式的种种关系。兰州大学程金城梳理了与哲学相关的哲学和人文科学现象,勾勒出荣格原型理论的线索,并把把原型从形态上区分为意象原型和意义原型,对原型概念及其理论做了个性化的理解和阐发。湖南科技大学潘年英试图在原型中寻找民族性。通过对“侗族作家丛书”的分析,发现这些作家无论以怎样的方式诉说,无论诉说怎样的故事,他们的“原型”和“意象”好象始终不变,故乡世界始终是生命存在和写作冲动的巨大背景。但同时又对民族作家民族性的保持心存忧虑,认为目前这一代作家尚可通过“故事情节”来完成“民族性”的书写,下一代作家的“民族性”书写则恐怕面临着危机。四川大学谢美英梳理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原型批评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情况,肯定了叶舒宪对原型批评中国化做出的贡献,把近十年大陆原型批评论文归纳为弗莱理论研究、理论经典解读、中西理论比较和文本分析四类,并分析了原型批评在中国传播晚、接受快的原因。

  三、文化与文本。 如果把文本看作一个宽泛的概念,许多与会学者都涉及了这一议题。吉首大学陆群、罗康隆认为,沈从文的湘西作品系列以鲜明的人类学叙事风格,对湘西社会的地域文化进行了一场民族志式的文化书写。其作品,既是一组展示文学语言之美的“艺术创作”,也是一系列有关湘西社会历史与文化事象的人类学的“深度描写”。中国社科院刘宗迪试图对伏羲女娲兄妹婚神话进行文化探源,认为它是中国上古历法中“苍龙纪时”制度的产物,伏羲的原型是春天的龙星,女娲是秋天的龙星,伏羲女娲交尾图是春秋的象征。四川大学徐新建通过对“长江故事”的人类学解读,揭示了长江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中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族群标志和国家象征的漫长历程。强调应当区分“自然的长江”和“文化的长江”,前者或可与人类无涉,后者却与人类的认知相关——随着认识者视野的开拓以及彼此间交往的展开,完整意义上的“长江”才得以产生。与徐新建类似,广西民族学院马卫华以 20 世纪 60 年代的流行革命歌曲为研究对象,发掘出引人注目的国家民族想像,这些想像可用民主中国、独立中国、团结中国、前进中国、理想中国和先进中国一系列“中国形象”来说明。清华大学皇甫晓涛以“云南符号”为个案,指出这一符号包孕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有待于深入的文化测绘。并就文化资源如何进入文化产业的资本和市场,提出非物质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技术投入、文化政策制定等切实可行的措施,为人类学的现实参与提供了一个典范。

  四、文学与性别。 与会的几位年轻的女学者对文学与性别的人类学阐释表示出特殊兴趣。陕西师范大学权雅宁从人类学视角对涉性文学进行透视,深刻揭示了人、性与文学三者的关系。涉性文学的圣洁与肮脏二重性是由于早期人类对性的公私分离,公类的性作为高媒礼典的国家行为抽象而神圣,私类的性由于和群体、国家利益的远离而肮脏。当下文学中的“性泛滥”与全球化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融汇有关,当下涉性文学并不起到解放人性促进自由的作用。湖南科技大学袁三英有感于以往性别研究对女性之间的关系关注较少,尝试在人类学的视野下,以女性关系为切入角度,由张爱玲人生的“传奇”进入其作品中“传奇”的解读,深入探讨了女性意识觉醒前女性因自发反抗而形成的“女性相煎”关系。山东师范大学葛荣玲发现《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孙悟空无性别,哪吒始终是男童,都没有真正的性别身份。通过跨文化阐释,认为这两个神灵身上体现了一种文化中的阉割情结,而这种父阉子的情结,是深深植根于封建社会父权文明中的。河南科技大学许智银分析了《聊斋》中的一个女性形象黄英,认为她不同于其它狐鬼妖魅,而是自始至终以人的形象出现的,是作者蒲松龄心目中理想的“人”,反映了作者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和理性思考。

  五、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建构。 学科建构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当务之急。湖南科技大学杨昌国认为,文学人类学学批评带有先验色彩,如原型批评的工作就是寻找一个原型而无需证实的。因此,在学科建构中如何与在中国做为主流的唯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调解,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湖北荆门大学王轻鸿认为,文学批评和人类学结合在拓展文学批评空间的同时也暴露出明显的不足,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类学范式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它在资源选择上拆解了宗教文化模式,在提炼方法上摈弃了先验论的求证方法,在价值取向上纠偏了专注原始野性的偏狭视角。最后,叶舒宪就学科建构做了总结发言,认为“学科”一词隐含规训人控制人和分门别类整合人的之意,提倡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建构上宜持开放的眼光。马克思是反学科的,真正的智慧是任何学科也限制不住的。学科永远在更新,大浪淘沙,对学生过分讲求学科不太适宜,会造成他们生命的浪费。我们应该相对把学科对人的异化程度减少到最低限度。但他同时又指出,把文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结合做学科建设还是大有工作可做的。首先,可以编写一些入门的教材,但不要定于一尊以免限制学生。最好把中外做得最好的人类学著作该翻译的翻译,该阐释的阐释,然后推荐给学生阅读。有教材比没教材好,但边界还是不要划死。再次,做学科建构工作要持他者视角和文化相对主义原则。东方作家习惯于迎合标准来创作,实际上是上了殖民的圈套,应该提倡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他者化倾向。后殖民知识和文化相对主义是相通的,不光是东方被西方遮蔽,国内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声音也被遮蔽。文学人类学就是要关注被忽视被遗忘的大多数,改变过去一家独尊的文学格局。文学要关注文化的多样性,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知识”都是人类千百万年来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下延续存活下来的,都是至宝。最后,如何重写文学史。文学人类学将把目光投向各个多声部的、少数民族的、地方的、民间的和口传的文学,写出一种鲜活的文学史来。这也将是文学人类学对中国文学研究和国际人类学研究做出的一个很有份量的贡献。

  此外,与会专家学者还就口传文化与书写文明、文化与记忆、文化与图像、艺术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的文本特征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文章来源: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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