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阿来，其文其人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传奇。当年被十余家出版社拒稿的《尘埃落定》，不仅让阿来成为“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唯一的藏族作家”，也成为迄今最为畅销的几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之一。于是，30年来，关于阿来的文本、阿来的文化身份、非虚构写作、民间审美资源、对现代化的态度等等，几乎每一个与阿来有关的话题最终都变成了学术界和大众传媒共同关注的热点与焦点。2018年8月11日，他又以《蘑菇圈》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成为四川文学界首位国家级文学“双奖”获得者。可以说，阿来已成为当代文坛重要的研究对象已是不争的事实。通过对阿来的研究，不仅可以洞见阿来本身的创作实绩，还可以洞见藏区文学创作的诸多问题，对当下的四川文坛乃至全国文坛的创作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也因此，由四川大学陈思广教授主编、白浩、谢应光、杨荣副主编编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的《阿来研究资料》就有了重要的学术意义。该书集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于一体，既辑有阿来本人的重要创作言论，又辑有陈美兰、陈晓明、郜元宝、高玉、贺绍俊、梁海、南帆、王一川、谢有顺、徐新建、张学昕等诸多全国著名教授关于阿来创作颇有深度与启示的研究论文，体现了编选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深邃的学术眼光。所收论文不仅显示了国内有关阿来小说创作及译介研究方面的学术水准，还展现了有关阿来诗歌创作、电影及戏剧改编等方面的学术进展，可以说，阿来研究的重要文章尽收其中。全书既有个案分析，又有宏观探讨，既有认同，又有争鸣，点面结合，百花齐放，书末还附有阿来创作年表与阿来研究资料目录索引。一册在手，有关阿来研究的现状、问题及未来走向，尽在掌握中。所以，我们毫不夸张地说，《阿来研究资料》是对学界30年来阿来研究的整体检阅和系统梳理，具有学术里程碑的意义。

　　一、关于阿来的三部长篇及三重境界

　　一般而言，人们认为阿来的三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是其创作中的三部重要作品，这其中又以《尘埃落定》为代表。所以，《阿来研究资料》自然少不了关于《尘埃落定》研究的重头文章。该书不仅辑收了阿来本人关于《尘埃落定》的创作谈，还辑收了陈美兰在陌生化场景中诠释《尘埃落定》、徐新建从权力、族别、时间等维度分析《尘埃落定》虚构中的历史与文化、以及黄书泉鉴赏《尘埃落定》的诗性特质等重磅文章，为读者深入理解《尘埃落定》提供了参照。

　　不过，本书关于《尘埃落定》评论中最有意思的是李建军《像蝴蝶一样飞舞的绣花碎片》和王一川《旋风中的升降》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学术争鸣。

　　李建军批评大家盲目地希望将《尘埃落定》经典化，但是其选择不可靠叙述者的挑战是失败的，尽管阿来“卖了很多关子，花了很大力气”，却“把问题弄得更复杂”，显得“别扭和虚假”；语言“罗嗦，不够简洁、省净，用许多话重复说一件事”，且并不具有积极修辞效果，且“主观性太强”，“太空、太飘、太碎、太绕，缺乏抵进人物内心世界的力量”，未能建立平等的话语关系和理想的精神交流情境；并且作者和主人公对女人、底层人物关系的态度尤为“令人反感”，特别是有关“主人”对女人的侮慢和凌辱的叙写是“过度的、乏味的，缺乏丰富的人性内容和伦理价值”；作者超然冷漠，笔下人物也怪异、病态，作者对女人没有敬意，对底层的弱者和不幸者缺乏同情心和怜悯心；而且主题开掘也是失败的，傻子二少爷的怪诞想象和异常行为“缺乏‘寓言效果’，缺乏‘历史感’，缺乏‘普遍人性’”。总之，李建军在2003年认为从叙述、语言、寓言修辞以及作者对人物的态度、主题建构和普遍性追求等多方面审视《尘埃落定》，“都是一部应该进行质疑性批评的作品”，“远不是一部成熟的经典之作”[1]。

　　而与李建军几乎是全面否定《尘埃落定》截然相反的是，王一川1998年就高度肯定了《尘埃落定》的跨族别书写是“解读中国少数民族生活”和“整个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的“新的感人的美学标本”。2013年，王一川在“向经典致敬——《尘埃落定》出版15周年纪念会”上，更是几乎全面肯定了《尘埃落定》的艺术贡献和文学价值。被李建军贬斥的傻瓜形象恰恰是王一川特别看好的，并强调这一人物形象具有“杂糅而多义的特性”，“特色独具而又兴味蕴藉”，本小说的成功和经典化很大程度就源于这个形象。这个“憨而智”的艺术形象是阿来对中国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的“新的独特贡献”。王一川还通过对小说中“旋风”意象的隐喻意义的多重分析，认为旋风“代表的是全球历史兴亡大势”，“其主旋律则是革命”，认为其寓言性非常独到而高妙。被李建军诟病的主题不明，也恰恰是王一川赞赏的高明和优秀之处，因为这使得文本具有了“多重阅读兴味和可供再度回味的可能性。”王一川认为这种具有中国艺术传统的兴味蕴藉特质可能恰恰正是这部作品被读者经典化的重要原因。由此，王一川评价《尘埃落定》“堪称被迫纳入世界文学进程的地方文学即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枚硕果”，是“全球化进程在其地方化意义上的一块显眼的里程碑。”（第177—181页。）

　　有关《空山》的评论中，阿来对“空山”之“空”的夫子自道与批评家贺绍俊的解读大相径庭。阿来《有关〈空山〉的三个问题》解释了他的小说名为“空山”的本意是“一无所见，所见的就是一篇空山”。在《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中，阿来也明确表示“小说名叫《空山》与王维那两句闲适的著名诗句没有任何关联”（第29页）。但是尽管如此，贺绍俊在《三部小说，三重境界——阿来的文学世界观一瞥》还是质问，“难道就与汉文学的古典诗歌意境毫无关联吗？”（第211页）这就形成了原作者与批评家对同一文本进行完全不同阐释的有趣现象。另外，贺绍俊对《空山》的高度评价与郜元宝认为的“更加显得稀松平常”及邵燕君对其艺术之失的分析之间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学术张力场。相对于贺绍俊的溢美、郜元宝的苛责、邵燕君的酷评，南帆《美学意象与历史的幻象——读阿来的〈空山〉》则更加切中肯綮，独具慧眼地发现了《空山》的独特艺术价值。南帆看到了人们因为立场和境遇不同，面对现代性时的心情也就变得丰富而复杂。并认为文学可以表现这种复杂矛盾情绪，表现“向往、激动、欣喜”的部分表象之外，事实上大量存在着的“犹豫、迷惘乃至讥讽和贬斥”。

　　有关《格萨尔王》的评论中，卓玛《人性观念的现代重构——以阿来〈格萨尔王〉为例》，对这部重述神话的佳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学理分析。文章特别注意到了藏民族关于人性善恶并存的深刻认知，阿来的《格萨尔王》对人性兼善恶观念 “展开了富于现代性的思考”，小说对史诗进行个性化的 “引用、戏仿还有吸纳”，再度强调了“史诗所深藏的古老人性观”。王治国《双重书写：非母语再创与译入语创译——以葛浩文英译阿来〈格萨尔王〉为例》，则从文化阐释和翻译学角度给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路径。

　　另有意思的是贺绍俊在《三部小说，三重境界——阿来的文学世界观一瞥》一文中提出的“三重境界”说。贺绍俊认为，《尘埃落定》呈现了庄子所言的大智若愚的“傻的境界”；《空山》呈现了“空的境界”，“空”是汉文学古典诗歌追求的“热闹纷繁之后归于平静的心境”，“洞悉世事之后的悟性”，“清理了一切尘世污垢世俗羁绊之后的洁净心灵”；《格萨尔王》呈现的是“净的境界”（第206—212页）。虽然笔者并不一定完全赞同上述三境界的具体概括。但是，毋容置疑的是，《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的确是各有千秋，独具风貌。

　　二、阿来中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孰优孰劣

　　本书编者并不因为阿来是著名作家就偏袒和溢美之，相反，编者还客观选择了对阿来创作提出隐忧、批评、建议甚至非议的学术成果。这种包容的学术研究心态有利于读者客观、全面、辩证地认识阿来的文学创作得与失、成与败、探索与停滞。

　　比较明确提出阿来中短篇小说的艺术价值或许超过长篇的是著名学者郜元宝。他在《不够破碎——读阿来短篇近作想到的》中，一方面提醒大家高度重视阿来被忽视的短篇小说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特别指出《尘埃落定》和《空山》存在的“众人叫好而我窃以为甚可忧虑的曼妙无比却飘忽不定的调子”。郜元宝认为，与张承志《心灵史》相比，“《尘埃落定》的文化依托过于空虚含混，对灵魂和人性的开掘也颇肤浅”；《空山》的艺术价值更不容高估，“《空山》失去了《尘埃落定》那一层梦幻色彩的遮挡，更加显得稀松平常”。他强调，《尘埃落定》和《空山》这两部作品“共同的问题都是作者在尚未自觉其文化归属的情况下贸然发力，试图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对复杂的汉藏文化交界地人们几十年的生活做文化与历史的宏观把握”，而“这种把握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认真细致的比较分析，郜元宝做出了阿来长篇不如中篇，中篇不如短篇的判断。这种当头棒喝式的文学批评也许不一定令作家信服，但作为一家之言，自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邵燕君也表示对郜元宝对阿来民族文化身份的“洞见”和对《尘埃落定》、《空山》艺术之失的评判。同时，邵燕君指出，在面对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和激烈的文化冲突时，阿来 “实在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和思考能力进行剖析和整合”。

　　不过，张学昕并不这样认为。他在《朴拙的诗意——阿来短篇小说论》一文中指出，很长一段时间读者因为沉醉于《尘埃落定》、《空山》等著名长篇，不经意忽略了阿来短篇小说的独特价值。阿来“对时间的诗意阐释和发掘”中，闪烁着“佛性的光芒与深刻”，达到了一种“极高的文学境界”，具有“长篇所不可取代的更强烈的诗学力量和沉郁的魅力”。其实，在最早公开发表的两篇研究阿来的文章中，白崇人、周克芹都高度肯定了阿来短篇小说的独特价值，一是在表现时代变革进程中，敏锐地呈现到了民族心灵的震颤和命运的不可抗拒；二是其“严格写实”的作品因对民族历史、文化肯定与挚爱，对乡土的深情和对民族未来的呼唤而染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弥漫着一种诗意的光辉”。

　　三、小说之外：有关阿来的诗歌、散文、影视剧研究

　　阿来的文学创作起步于诗歌，《阿来的诗》收录了阿来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诗歌。小说创作之余，阿来还创作了不少散文，《大地的阶梯》即可看作是他散文方面的代表。本书辑录的丹珍草的《“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词”——评〈阿来的诗〉》，对阿来的诗做了深入而全面的知人论世般的解析，读之令人启发。谢有顺《灵魂的重量——关于阿来的散文》，抓住了阿来散文的特质，认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散文的轻与重的关系处理得非常恰当”，并发现其写作的秘密在于受聂鲁达、惠特曼的影响，“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也是学者论其散文的有份量之作。

　　表现出《阿来研究资料》编选者宏阔视野的还不仅在于注意到了小说家阿来在诗歌、散文方面的贡献和影响，还特别注意到学者对阿来电影剧本、《尘埃落定》川剧改编的研讨。傅东育、石川、赵宁宇、赵卫防《〈西藏天空〉四人谈》谈到了这部电影的历史地位、启蒙意义、泛普世性和“与政治有一定勾连的现代性”。丁淑梅《文述的张力与演述的阈度——小说〈尘埃落定〉与谭愫版改编川剧的一种对读》从代言与唱叙、相喻与场阈、诗性表演与戏剧性表演的对读，为受众解开了有关文体实验、故事互动的疑问，揭示了空间转换的多种可能性。徐棻《寻找登岸的绿洲——改编〈尘埃落定〉的告白》，分享了她在改编时如何处理内容取舍，如何呈现实在与虚无、隐喻和象征，如何保留原著的叙事特色与精神特质等方面的宝贵经验。杜建华《以川剧的方式解读〈尘埃落定〉》，探讨了徐棻改编版川剧《尘埃落定》如何运用川剧艺术手段深入开掘人物的内心隐秘。这些研讨文章对于不同艺术之间如何互动、互促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对于扩大阿来研究的视阈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突破与隐忧：《瞻对》、山珍三部的学者化倾向

　　阿来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作家。如果读者按照创作时间的先后顺序来阅读其作品，我们就会感到阿来一次次试图打破陈规，超越别人的习见和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长篇非虚构性小说《瞻对》与中篇小说“山珍三部”即给读者以不同的感受。特别是引述了30余种著作、外在形式上“很像学术文本”又对现实有很强投射度的《瞻对》，就引起了文学界的较大争议。高玉在《瞻对：一个历史学体式的小说文本》中，对此基本持肯定态度。他认为这是一部非常独特的小说，具有历史性和非虚构性，对阿来本人及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来说均是“一种突破”，但也客观地指出了阿来在解读《清史稿》时的书写错误和理解错误，并认为其可读性“很差”，“故事如记流水账，事件缺乏因果关联，因而缺乏基本的小说情节的连贯性。”

　　但是硬币总有两面，学者化的逻辑思维和过于急迫地想对现实发声，以及不顾文体既有规范的过激“突破”，其实对作品的文学性、可读性来说还是有些影响的。白浩在《阿来的移形换影三变与学者化隐忧——“山珍三部曲”读后》一文中指出，知识越来越多，看事情越来越透对一个成熟的大作家而言未必是好事，而“阿来的学者化倾向就日益鲜明”，《格萨尔王》理性之维已经过于明显，《瞻对》更是“学者化得厉害”，“知识堆砌中的理性大于艺术形象，学者化大于艺术化”， 要不是有“非虚构”导向的托词，那就很难拜托掉书袋的嫌疑。白浩还据此提醒大家注意那一届鲁迅文学奖《瞻对》因归类混乱而得“零票”的深层原因，可能正在于其文本过于学者化、知识化、概念化导致了可读性、艺术性的弱化。到了《蘑菇圈》、《河上柏影》主题也变得“泛、浮”。这种基于敬意的苛责式的忠言，尤其在文章发表之后，《蘑菇圈》又荣获了本届鲁迅文学奖，对于阿来及“阿粉”来说，必然逆耳。但是，如何处理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关系确实是所有作家，尤其是“成熟的大作家”们特别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五、跨族别书写与多重文学资源

　　“跨族别书写”是阿来研究的重要学术生长点。阿来在《阿来小传》“以出生、成长于边疆地带而关注边疆，表达边疆，研究边疆”表明了自己的志趣及其原因。《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详细地介绍了他如何“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从藏族民间口头文学悟到“文学所需要的方式”是“感性的丰沛与非理性的清晰”，学会了“把握时间，呈现空间”，“面对命运与激情”，而通过汉语“建立了自己的文学世界”， 沿袭和发展了“悠久深沉的伟大传统”，坦诚地告诉读者他通过汉语翻译的西方名著接受了哪些西方当代文学大师的熏陶和滋养。

　　“民间”是阿来重要的“审美资源”。他坦陈，在创作《尘埃落定》时就从质朴、直接、大气的民间文学中得到诸多启示。他与一般作家只把民间文学当作题材来源、故事框架不同的是，他还强调民间文学“在方法论、认识论上都有重要意义”，其“看待事物、看待人生的基本态度，乃至处理当下事务的方式，能帮助我们校正对文学意义的基本态度”。但是，虽然痴迷于民间文学，尤其是民间口传文学，阿来也不是亦步亦趋，缺乏自己的鉴别和判断，相反，以小说《格萨尔王》为例，他就对传统的口传史诗“展开变异与扩展”，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也因为对笔记、私人书信、地方志、地方档案、口头文学、民间传说的大量借鉴，并以此解构正史叙事，使非虚构文本《瞻对》具有了虚构成分，所以高玉将《瞻对》的文本实验称为“历史学体式的小说”。

　　在《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中，阿来明确透露了他对外国文学尤其是拉美文学的借鉴和他对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的深入思考。

　　正是以博大的胸襟兼容并包，阿来把藏地民间文学资源、汉语文学传统和域外经典名家作品均当作不可或缺的养料，这才丰富了他的文学世界。

　　六、挽歌与反思：阿来的现代性“纠结”

　　对现代性的“纠结”心态反映出阿来独到的文学反思。《阿来研究资料》中虽没有一篇文章专门论述这一个话题，但不论是阿来的自述还是众多学者的论述，都涉及到了这一方面。《阿来研究资料》将各种关于阿来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并置，便于研读者进一步深入领会阿来创作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

　　程德培在《文化和自然之镜——阿来“山珍三部”的生态、心态与世态》中认为，“《蘑菇圈》在观念上似乎是一种对进步的拒绝”。在《有关〈空山〉的三个问题》中，阿来反对因为族别而被“侵犯性”地阐释为“对进步发出抗议之声”，“愿意呆在旧世界抗拒并仇视文明”，他强调自己的回顾“并不是在为旧时代唱一曲挽歌，而是反思。而反思的目的，还是为了面向未来”。丹珍草《“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词”——评〈阿来的诗〉》认为，《阿来的诗》缺乏“现代性的批判理念”，但其长篇小说《空山》中呈现了“他历史的、形而上的使命同构于现代性的表达”。注意丹珍草此处是将“现代性”当作褒义词。而其实阿来是把“现代性”作为一个中性词，所以是客观辩证地看待现代性和现代化进程，对整体方向明了并认可，但对具体方式和措施保持审视和反思。李长中《〈河上柏影〉与阿来的景观政治学》认为，阿来《尘埃落定》《空山》等作品 “对现代性及其后果的认知尚不充分，还仅仅将现代性看作一种外来的他者的现代性”，而《河上柏影》表明“阿来变得坦然了，平和了，对现代性开始一种‘有限度的’姿态接受了”。

　　本文分析表面是自圆其说，但是忽略了引文的时间先后顺序。不过他提出的“过急现代性”，的确从进度上操之过急的方面分析出了民族地区遭遇现代性时出现系列问题，可能是由于“接纳能力和准备上不充足”。丁增武《‘消解’与‘建构’之间的二律背反——重评全球化语境中阿来与扎西达娃的‘西藏想象’》注意到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开始返观本民族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及其演变”，其《空山》中，“阿来更是将藏族乡村文化直接引入到中国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目睹他的变异、裂变和消解过程”。陈思广、张莹《阿来小说接受向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思考》中，对王一川《跨族别书写与现代性新景观——读阿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梁海《民族史诗最动人心魄的力量：阿来论》、南帆《美学意象与历史的幻象——读阿来〈空山〉》等文对阿来小说关于现代性的研读和评判做了细致梳理。邵燕君《“纯文学”方法与史诗叙事的困境——以阿来〈空山〉为例》认为，《空山》“对外来冲击采取简单的拒斥态度是其令人遗憾的地方之一”，对“新社会”的“一切都采取了拒绝姿态”，将社会制度变革、生活方式改变全部“视为对藏民无忧无虑生活的侵害”，并调侃其“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才能，将他的简单退守表现为大智若愚”。不过，在我看见，关于阿来的现代性纠结，认识得最到位，评价最为公允的是南帆的《美学意象与历史的幻象——读阿来〈空山〉》。南帆高度肯定了阿来“对现代性神话的批判性反思”，认为阿来“肯定已经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所以对“知识”的态度显得“犹豫和矛盾”，而阿来听到了历史的步伐却不愿意“毫无异议地接受一切”，所以其犹豫和矛盾“并非一个作家的缺陷——我宁可认为这可能显示了一个作家的深刻”。

　　七、阿来文学创作的接受与传播

　　截至2018年8月，据CNKI学术检索，主题“阿来”的文章1100余篇，篇名“阿来” 的文章600余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3篇，硕士学位论文55篇。另外，根据笔者统计，关于阿来研究的论文集《阿来研究》已经出了8本，胡沛萍、丹珍草等学者研究阿来的专著也已经有6本。可以说，涉及阿来研究的学术成果已经成为当代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巨大存在。陈思广、张莹在《阿来小说接受向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思考》中指出，自1988年至今，阿来小说的接受向度研究“主要体现出三个接受向度：‘诗般气质’、‘历史—现实’和‘民族—文化’”。全文不仅细致地分析了近三十年来阿来小说接受研究的实绩，也其显现的问题也予以了深入的思考，颇有启示意义。操慧的《文学与社会互动的媒体取径——以媒体报道阿来为例》指出，阿来的专业创作、媒体参与、社会活动均是互融于他的言行的新闻价值的“融媒体”，阿来出众的媒介素养使得他“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传播的边界”，“实现跨界跨域的社会交流”，而且“顺应融合传播的大势中同步提增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传播效率，从而凸显媒体取径的融合传播走向，扩展文学与社会的价值关联”。这种传播学研究方法为网络时代新媒体语境下的当代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了阿来研究新的向度和可能。

　　此外，《阿来研究资料》附录部分还辑收了梁海的《阿来创作年表》和于宏的《阿来研究论文和著作索引》，为读者深入了解阿来的创作及其研究提供了极为便利且详实的史料。

　　总之，《阿来研究资料》是对学界30年来阿来研究的整体检阅和系统梳理，具有学术里程碑的意义。

　　原文载于：《阿来研究》（第9辑）。

　　作者单位：周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