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柯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幸得恩师启蒙，笔者结缘裕固族文学将近十年，与裕固族作家苏柯结识也近十年。前不久，笔者喜得苏柯小说集《白房子黑帐篷》。细细读来，沙漠、骆驼、人，白房子、黑帐篷，金马沟、青谷堆，狼毒花艳、驼铃阵阵，悠扬诵经声、朗朗读书声……一个个长镜头缓缓拉近：笔者看到了杀人如麻的马家军、坚强勇敢的西路军战士、善良的裕固族人民，看到了“红女人”珍藏的红军八角帽、耸立入云的西路军纪念塔，甚至也看到了那些痴情男女眼角的泪水、唇边的微笑……就这样，时代变迁中的坚守与无奈、岁月流转里的思索与期待，裹挟着作者的民族文化积淀和身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若阵阵清风徐徐吹来。

　　苏柯，又名苏柯静想，原名钟进翔，出生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绍尔塔拉草原。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他先后在《民族文学》《飞天》《西北军事文学》《甘肃日报》《驼铃》《北方文学》等国家和省、市级报刊上发表小说、诗歌近百篇（首）。

　　《白房子黑帐篷》共收入《红女人》《白骆驼》《白房子黑帐篷》《红石窝》等13篇中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驼铃、帐篷、沙漠等一系列叠加的草原意象，与流动于作品中的民歌、传说及婚嫁、丧葬等裕固族习俗，使其作品带有浓郁的民族和地域风情。这种解读本身虽未免有作为“他者”的局限，但也是不少民族文学研究入门者近似宿命般的“影响的焦虑”。再读，痴情儿女的爱恨纠葛、惊心动魄的斗争故事、裕固族人家的寻常生活都依托于这种浓郁的民族、地域风情。它既是故事展开、人物性格发展的必备底色，更具有影响甚至改变小说行文、情节推进的结构功能。

　　早在2009年末，笔者就已读过小说《红女人》初稿。作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红军西路军优秀女战士、神枪手玉莲不幸被捕后，几经周旋终于逃出敌营，并辗转流落至肃南裕固族地区，在当地民众的帮助之下，摆脱暂时的茫然与无助，再度成长为一个令马家军闻风丧胆的坚强战士……除了《红女人》，《红石窝》等也是以西路军为题材的革命历史小说。

　　裕固族民间有不少与西路军有关的传说故事，《红女人》的故事在裕固族地区广为流传。对将创作根植于裕固族文化土壤的苏柯而言，以民间故事《红女人》为前文本进行小说《红女人》的写作自在情理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红女人》虽以民间故事《红女人》为前文本进行互文写作，但小说在叙述视角、故事结构方式、故事主题等方面均有新的突破与尝试，拥有更为广阔的意义阐释空间。但结合《红石窝》等同类题材作品观之，小说《红女人》对民间故事《红女人》重述行为远比作家重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更有意义，重述行为本身就是苏柯政治认同的文学表现。

　　这种认同在《红石窝》中也比比皆是，其影响了小说主人公的成长与人生道路的选择。银本草原本是一个对红军一无所知的草原小女孩儿，经历父母死于马家军之手、自己为红军所救等事件后，她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银本草却怎么也无法入眠，她身体里还是充斥着一种莫名的冲动或兴奋。红军——人民——救星——这些陌生而又与人们息息相关的词语，都是银本草这两天才知道和理解的。人民需要红军，红军离不开人民，银本草想给这支可亲的队伍做点事，她决定要跟上这支队伍。想到这里，银本草的心里一下子变得释然，平静了许多。”从最初单纯想为爷爷、父母报仇到积极帮助被马家军围追的红军女战士，替受伤的岳连长护送活动经费并将其交到石窝顶徐总指挥手上，她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战士。从这一意义上，将《红石窝》《红女人》等作品归入成长小说也未尝不可。

　　关注与再现民族历史是裕固族当代文学文本的一个突出叙事特点，诸多裕固族文学文本总是聆听着裕固族遥远的历史回响，再现着那段或近或远、亦喜亦痛的点滴与过往。苏柯小说《紫沙漠》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历史叙事，小说最主要的写作动机即“谨以此文追念在祁连山东海子事件中蒙难的裕固族人”。东海子亚拉格部族族长安尔江与西海子郭法台就成立莲花寺分校及其校址问题意见相左，不欢而散。在东海子驼户尕宝为一群装束奇特、举着明晃晃弯刀的匪人所害之后，东海子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同意建立分校。继而，东海子安尔江等二十四位不幸蒙难，东、西海子都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和超度仪式。这些事件也让东、西海子认识到了教育的价值与团结的重要性。正如西海子郭法台对东海子新任主事安尔福所言：“教育必须培植，团结才能强大……东海子之苦，就是我西海子之苦……”娓娓讲述的故事、超然物外的全知视角，无一不是作者对裕固族蒙难者的追悼，对教育、团结等系列问题的思考及其对裕固族民族未来的深切关注与殷殷期盼。

　　苏柯有着明确的文化身份意识与民族认知，他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关注、反思在其《白房子黑帐篷》所收录的《白骆驼》《紫沙漠》《青谷堆》《天边的草原》等作品中多有体现。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变迁带来的代际冲突、城乡转型交融之际的笑与痛、现代化进程中的得与失、都市体验与本土情感的冲突纠葛、生态环境问题与民族的持续发展、族群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共振皆是作者真心、真性关切之处。

　　苏柯的作品没有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即便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经历者内心伤痛的展示和揭露，作者也可超越情感的控诉，以冷静、节制的语言去讲述跌宕起伏、迂回曲折的故事。不同于先锋作家们的那种冷静、冷漠叙事，苏柯冷静叙事的背后处处有一双悲悯的眼睛，投射着理性、克制之后的柔软与温情。

　　那些或喜或乐、或悲或痛的故事在苏柯的笔端，既无“一日看尽长安花”般的酣畅，也不似祥林嫂“阿毛式”故事的麻木倾诉，而是以一种冷眼旁观、不动声色的冷静叙事娓娓道来。这种带有“苏柯”独特印记的叙事，使其作品自带一份“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理性、克制、平和之美。

　　【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甘青人口较少民族当代文学书写的文化意义研究”（项目批准号：13XZW03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资料库建设及其研究”（项目批准号：15ZDB082）子课题“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研究报告”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