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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文化”的视野理解差异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8-01-14  作者:周志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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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何故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

  作者:[德]李峻石

  译者:吴秀杰 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3月

 

  “从地表上的一颗种子开始,同时向上和向下生长。比如一棵树,在成长过程中将其根须扎进土地深处,而这棵树本身并不是从地层深处的根须中生长出来的。”

  “历史的根基”亦如此。它是被从“目前”拉回到“过去”里,而“目前”却并非源于那个“过去”。李峻石在著作《何故为敌》里,用这个比喻来解释民族性、民族主义和民族冲突之间的关系:每一种民族主义都倾向于唤起古老的对立和区别;一个重要特征是设定一个族群有特定的尊严,并总是断言这尊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正是这种对历史性的断言,才使得一个族群卷入历史叙事当中。所以,某族和某族之间有历史性宿怨,以至于彼此难以和平共处——这可能只是人们的主观臆断。不同群体是否存在长久以来的敌意,与它们之间冲突的强度无关,更不是引发当代冲突的原因。

  然而,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大众媒体的报道,却倾向于把诸如哈布斯堡王朝的灭亡、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以及当代非洲索马里的混乱局面归因于不同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先入为主地认为冲突的原因在于“族群性”。人们相信,族群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先天属性,每个人都归属于某一族群且不能改变自己的族群归属;族群有共同的祖先和一定的地域性,不同族群间的文化差异是根深蒂固的;由于族群最终都要争取独立主权,所以民族主义是冲突之源。

  南斯拉夫常常被认为是“历史性的族群因素引发冲突”的典型案例——南斯拉夫出现的各种对立自中世纪时就已经存在,现在只是再度爆发而已。但李峻石却认为,从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乃至微观民族主义思潮就存在于巴尔干地区,但其仅仅是存在而已,没有政治抬头的必然。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那些生活在德国的南斯拉夫移民后裔,几乎完全失去了族群认同和语言使用的意识,很多青少年根本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民族群体。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如果还认为是族群性导致了冲突,就颠倒了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

  族群性是一种文化建构,其建构材料自然也具有文化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国家也具有建构性。这些建构都不是随意的发明,而要遵循一定的构建规则。

  当然,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略有不同的是,李峻石为这种文化的建构增加了更多政治经济学维度的当代考量。在南斯拉夫的案例中,如果我们抛开对“族群性”的偏见,从地形因素入手来分析冲突出现的原因,就会发现南斯拉夫的解体始于西北,随后向东南推进,第一个脱离南联盟的国家是斯洛文尼亚,其地处经济最发达区域,有充分的理由把资源留给自己而不与他人共享。李峻石认为,冲突的本质是对资源的争夺,对族群性的重新强调是族群冲突的结果,而不是族群冲突的原因;把族群性归结为冲突的原因,只是某种政治性修辞。

  所以,如果用这种视角来反观族群的自我认同、语言使用、历史记忆、教义阐释等“文化现象”,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群体对成员的选择、美德的界定可能都是策略性的,无论容括还是排斥,其出发点都是对获得利益的计算以及对保住利益所需成本的权衡。

  既然族群性往往是在冲突进程中体现,那么过分强调族群性为冲突根源的理论就忽略了微观层面上的身份认同转变和其历史范畴。差异性往往和冲突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会使通过整合文化差异达到和平共生的努力陷入停滞。文化多元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内在动因,强行同化的策略已经被历史证明不可行。因此,《何故为敌》一书中指出,以往的研究或聚焦于身份认同过程中的成本—利益计算,或聚焦于社会结构与认知表象的分析,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当将“如何做出决定”的经济理性和“无法做出决定”的文化因素相结合,寻找通过接受差异来达到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这一可能性。“尽管某一象征符号在族群内部的含义不可能被完全传送到跨族群的背景下,但是在共同的‘大文化’内可以形成一个理解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各个文化得以沟通”。

  从巴特的“族群边界”理论中,我们看到人们在界定彼此边界的时候,往往通过对“他们”进行定位以认识“我们”。族群性的研究者也不应该只盯住某个族群,而应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以区域为单位分析问题。这一点对于思考我国的民族工作也具有实践意义。我国的民族工作体系独具特色,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这取决于中华民族从“自在”的实体向“自觉”的实体之发展,并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以斯大林“四个共同”的客观文化标准为指导依据,但随着理论水平的提升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学者们也意识到“自认为”和“被认为”同等重要,民族的自我认同、社会定义和国家话语三者间的关系是解读当代民族关系的有效途径;如何在区域自治的基础上协同共治成为学界讨论的话题。在政策制定和具体工作中,曾经一度被认定是客观静态的文化符号,其背后的政治经济诉求逐渐受到重视。尽管仍然存在民族身份与公民权利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必然张力,但随着理论的发展,相信我们会走出一条顺应趋势且符合国情的发展之路,并最终走向“美美与共”的大同境地。

  (作者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8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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