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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先]民族文化的历史叙述问题
从五卷本《中国回族文学通史》谈起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5-07-09  作者:刘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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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史是一种知识话语

  文学史是现代以来的产物,是应现代民族主义和国家建立的意识形态需要,对于已有文学成果及其发展脉络与过程的一种梳理、叙述和知识化,从而构成一套有头有尾的完整叙事,并成为教育国民、凝聚共同体情感的一种方式。中国文学史最初是由近代以来“新史学”的转型以及日本文学史叙事的影响而产生,经历了一个认识观念不断深化和转变的过程。从早期黄人、林传甲的较为模糊的学术与文学未分的文学史,到后来日益具有鲜明史观(阶级斗争论、人性论、文体变迁论)的各类“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出现,显示了不同话语在关于文学的观念和文学史的功能等问题上的争夺。

  中国少数民族族别文学史的动议早在1958年就被提出来,因为少数民族作为“人民”的一员,“阶级”的一分子,自然有进入历史的权力。当时是为了继承与弘扬各民族文学文化的遗产,加深国内各个民族之间的认知、理解与交流,从而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这个学术规划的背景是蓬勃展开并且依然在进行中的民族识别与民族文化调查工作。此后几年迅速出现了十几种少数民族文学史,到1959年建国10周年时,至少已经有10种少数民族文学史和14种文学概况出版。1960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截止会议前夕,有白族、纳西族、苗族、壮族、蒙古族、藏族、彝族、傣族、土家族等9个民族写出本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简史初稿,其中《苗族文学史》(讨论稿)于1959年和1960年两次内部印刷;《白族文学史》(初稿)和《纳西族文学史》(初稿)于1959年和1960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藏族文学史简编》(初稿)于1960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发行。同时,布依族、侗族、哈尼族、土族、赫哲族、畲族等6个民族也写出本民族的文学概况或调查报告。

  但这一个工作不久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激进运动而中止,直到其结束才重新开始。宁夏于1979年9月,成立了《回族文学史》编写小组,在王十仪和李树江的主持下,取得了一些阶断性的成果。先后出版了张迎胜、丁生俊编写的《回族古代文学史》、李树江编写的《回族民间文学史纲》、杨继国和何克俭编写的《当代回族文学史·上编》。现在由杨继国总编,何克俭、王根明主编“民间文学卷”,张迎胜主编“古代卷”,赵慧、拜学英、王继霞主编“近现代卷”、哈若蕙、郎伟、石彦伟主编“当代卷”,共320万字的《中国回族文学通史》五卷本终于出版了,这对于中国族别文学史的建构来说是一件持续性学术工程的又一成果。

  早期的中国族别文学史在分期上往往跟随了主流历史分期的时间模式,这种时间模式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尤其是1930年代《联共党史》所确立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进化式图式。现在看来,这种分期不免有些僵化,无视了中国具体历史情境和进程的特殊性,也较少考虑各个兄弟民族之间由于族裔、地域、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多样性文学传统和美学风貌。这当然是由于特定历史阶段人们认识的局限性所致,时至今日,在《中国回族文学通史》中则在近60年来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以从中国本土的历史朝代事实出发,搁置了某种刻意为之的分期和“发展规律”的探讨,而让作家作品自身呈现出来。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的特色

  回族是中国人口仅次于汉与壮的第三大民族,其民族共同体可以追溯到唐代。由于商品贸易、传教及战争等原因,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南亚的穆斯林来到中国,不少人在华定居下来。自唐至宋,这种迁徙绵延不绝,并有一些在华与穆斯林习俗相近的犹太人、吉卜赛人等及改信伊斯兰教的回纥、突厥等加入进来,成为回族的先民。13世纪随着成吉思汗的西征,更加速了这种民族流徙,色目人的主要部分就是回族先民。明代是回族形成的主要时期,此后日益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做出重要贡献的民族。但是关于“回族文学”却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则直接将“回族文学”归结为“回族人民群众口头和书面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将其概念和范围设定在以以作者的族属为划分标准。这是近些年来民族文学界逐渐达成的共识,虽然未必完美,却不失为一条中立稳妥的途径。

  在这种对于“回族”和“回族文学”的界定中,《中国回族文学通史》显示出三方面鲜明的特色:一是具有实事求是的客观视角,它的编纂法遵照流传下来的史料和口头传统的调研结果,努力以平实的描述呈现过去的作家与作品,较少进行过于主观化的阐释和解读,从而让读者自行进行评判。“民间文学卷”往往在一般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中几乎忽略不计,这显示了一种精英书写文学的傲慢,而本书则独立一卷,给予充分展示,这样一来,让文学史知识本身成为了主角,同时让我们反思“经典化”的文学史所可能存在的一些苴漏——“经典”在不同的视角和话语之中具有可变性,它们是历史沉淀的结果,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

  二是在地理和空间视野上的突破,因为回族散居全国各地且有移居国外的,这使得回族文学史的编写在一般文学史的历时性之外还要补充入共时性。这在“当代卷”体现的尤为明显,它将当代回族文学分为北京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港澳台及海外、中亚东干族等不同板块,从而绘制了一副完整的回族文学地图。空间视野的引入可以进一步细化对于某个具体的民族的认知,即以回族而言,它的内部也充满了多样性,虽然有着总体的一致性,但因为地缘不同也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差别。

  三是现场存照的档案性。文学历史的书写总是一个以“后见之明”回溯的叙事,古代、近代、现代的划分都是以当代的历史观念为指针对过往的文学遗产进行收集、整理、编排、叙述,经过时间淘洗逐渐经典化了的作家作品已经转化为今日文学教育的丰富资源,那些依然处于变动不已的文学现场则需要当代人立此存照。占五卷本近一半篇幅的是近现代和当代卷则努力回到历史现场,让回族文学的完整性得以展示。比如“近代卷”对于报刊媒介多所关注,同时将翻译文学也纳入进来。“当代卷”则力求全面囊括老中青、有极大影响力的著名作家作品与尚不知名的作者,存留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收入并述评的许多作家也许在时间的淘洗中,会被各种不同的文学史话语所淹没,但就回族文学自身而言却也是其生动鲜活的组成部分。因而它们一方面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存储了丰厚的历史记忆和材料,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个少数民族在“自我表述”时有别于主流话语的地方。

  重写历史是文化更新和转型时代必然现象,从1980年代以来在文学史书写领域就不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其实在那之前的历史书写的实践中,就不断地有着未曾明言的“重写”:梁启超“新史学”提出要重新反思二十四史的帝王家谱模式,五四新文化运动则重新叙述了中国的过去,社会主义中国早期和当下也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针下不断地重写过去,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不同流派的历史哲学和思潮涌入更是带动了史学界一大批的重新书写浪潮。然而,所有的一切重写其实都是围绕着现实来的,历史总是根据现实语境的变化而在进行重写。《中国回族文学通史》的重写如果发散开来,其实可以引导到我们进一步思考整个民族文化的历史叙述问题。

  民族文化历史叙述的三个维度

  诚如有人所言,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政治是头脑,经济是筋肉血脉,那么文化则是灵魂。对于文化的书写与探求关乎民族精神的塑造、民族情感的建立、民族认同的形成,进而会成为整个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建设、文化创新、文化生产的动力与源泉。那么我们如何进行文化的历史叙述呢?

  最近这段时间,我连续参加了两个相关问题的研讨。一个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唐弢文学论坛”,主要是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讨论当代文学史叙事的相对整体感是否可能,代际的断裂与共通文学史的困境,当代文学史叙事的历史观,文学史的现实感如何体现,主流文学史是否已经走向终结等问题。另一个是“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主要是古代文学学科的学者试图系统深入地清理史料,准确描述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中华各民族文学汇聚、融通的历史过程,再现中华文学的整体风貌,为构建新世纪中华文学史宏大叙事的理论体系奠定基础。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种学术动态可以看出,如何在新的形势和语境中找到一种具有生产性的文化的历史叙述方式,已经日益成为有关怀的学者的共识。

  在我看来,文化的历史叙述其关键点逐渐聚拢到三个维度:首先是整体观的关怀,即我们站在何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尺度下进行文化观照。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与创造者,显然应该走出一己个体的局部经验,而具有超越性;同时他又是一个具体的生活在特定时代与社会中的个人,受限于特定的语境。综合此二点,当代中国文化的历史叙述显然应该是具有中国气象和本土关切的,需要充分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状,从整体上进行观照。尽管在经过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理论的变迁,“总体性”已经被视为一种已然沦陷的霸权,但整体观并不是要重复某种单一的视角,而是强调文化间彼此的尊重与理解、交流与对话,在一种关系性的联结中给予差异性的文化以共享与共生的空间。

  其次,历史性的尊重,即进行任何历史叙述,严格而谨慎地将史料的真实性和认知的真实性统一起来。这并不是重复兰克史学的“客观性”俗套,或者“历史主义”那种刻板,而是既讲究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同时也要有明确的历史性担当和情感认同。以《中国回族文学通史》为例,事实上就显示了某个特定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在从被他者表述到自我言说的尝试。这种不同话语所叙述出来的历史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面貌,都具有在其主观立场下的真实性,但是却并不是唯一的真理,“历史性”需要在不同话语的碰撞和交融中产生。

  第三,现实感的参与,即无论何种历史叙述总是要介入到当代的文化实践中去,要将静态知识进一步向动态实践转化。知识如果仅仅沦为不及物的言说,那就是死去的展览物,只是无关紧要的消遣娱乐。纯粹趣味性的知识固然必不可少,但文化只有真正发挥到干预现实的作用,才是活的、具有能动性的事物。历史叙述的现实感要求文化走出历史的封闭圈,把历史转化成现实实践的动力之一。惟其如此,文化才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游戏,而是与最广大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生产力。

  诚如上面已经提到的,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进入到关于历史叙述的整体观、历史性、现实感的讨论之中,相信假以时日,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也就是在这样稳健的“范式转换”中得以实现。

文章来源: 《中国民族报》2015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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