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少数民族文学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呢?“少数民族文学”显然是个统称的概念，提到它，浮现在一般人脑海中的往往是有关民族风情、传奇异域、独特景物的想象和联想。那些不触及大地和内心，很少接触地气的奥妙玄言，把“少数民族文学”归档、定型和固化了，它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用来指称那些很少有人切身体验和感悟的书写——如果需要，人们能够说上两句，但是很少能深入到细致的文本肌理之中。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由叶梅主编的五卷本《2011·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度选》，向公众清晰地展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实绩，以集束的形式展示了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真实风貌。它直观地将“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在人们面前，让关于它的种种全称判断和统称论述失去效力。这些具体的作家作品，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蕴含丰富的，因此需要我们深入到文本，体会作品中的情感，理解其中的思考，同它们进行对话。

　　按照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的分类，这套书细大不捐，有知名作家如张承志、吉狄马加、叶梅、赵玫等的作品，冯唐、石舒清、金仁顺等这些比较活跃的中青年作家也叙述在列，一些少数民族“80后”、“90后”作家也揽入其中。此外，该书还对一些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少数民族文字创作并翻译为汉文的作品给予了充分关注，对珞巴、德昂、鄂温克、普米、撒拉、毛南、锡伯等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也进行了大力推介。

　　从我阅读的直观感受来说，分为上、下两册的小说卷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多样性的风采，而诗歌卷最具有民族美学探索的成就，散文卷则文化意味最为深厚，评论卷相对较弱，与丰富多元的文学现实来说，无论从方法和意识上都有待范式的转型。

　　一

　　小说作为当代文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文类，证明了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并没有因为民族身份不同而带来想象的差异。它们对于现世人生的观照、对于故土家园的缅怀、对于超越性的追求，都在表明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就是任何一名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期盼所渴望，就是任何一名普通中国人的现实情形。小说卷中选择的作品关注现实的占很大比例，叶梅(土家族)的《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让人想起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不过显然这是个中国当下本土现实的故事。农民工马松在别墅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经历了精神的轮回和升华。“七天”是《创世纪》中上帝造人的时间，是一个带有神话原型色彩的周期。马松原本是一个内心自卑、猥琐乃至有些自暴自弃的落魄捡破烂农民，因为目睹了别墅主人米妖的生活，内心尚存的善念被简单而纯粹的美所激活，而经历了脱胎换骨般的心灵新生。然而城市这个“焖锅”并没有给他机会，就在他准备还回手表时却被保姆和保安设计的陷阱抓获，这样荒诞的结尾无疑让人留下久久的沉痛和辛酸。救赎与救赎的绝望，让这篇现实题材的小说充满了超越性的恒久意味。孙春平(满族)的《沽婚》充分地显示了作者结撰故事与编排叙事的能力，闻维坚和吕晓雯假离婚、假结婚到最后弄假成真的故事一波三折、扣人心弦，事情最终朝着当事人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小说审世观人之准确、细节把握之精当、语言描写之老到，充分体现了现实题材小说的魅力。邓一光(蒙古族)的《深圳在北纬22°27"—22°52"》精巧地将技术、资本、权力与人的肉体、精神、心灵的变异通过隐喻的形式铺陈开来。在深圳这样一个资本前沿阵地，建筑工程师发现自己原来是一匹“夜照白”骏马，梦想草原的繁盛;而女友瑜伽教练则是一只透翅长尾凤蝶，飞过沧海和苜蓿。他们究竟是“隐身的生命”还是精神分裂的产物?

　　城市化给乡土中国造成的影响毋庸讳言，石舒清(回族)的《浮世》以留守家中的妻子的视角书写了农民工马哈赛远走新疆下矿上的故事，表现了金钱和技术对于乡土情感的浸染。马哈赛受伤弄瞎了一只眼之后在金钱与生命间的辩证取舍，凸显了工具理性当仁不让地占据了当下浮世的现状。光盘(瑶族)的《孔雀》中，风景再好，年轻一代也不想在风景中生活，而竭力要保护风景的老干部余少华则被迫装神弄鬼吓走开发者，自己也被当作了“鬼”。“鬼”与“孔雀”之间的同一，其实讲述了生存权、发展权与生态保护及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与紧张。第代着冬(苗族)的《狗仗人势》中，石峡沟老社长宽嘴子的旧式思维在新经济时代变得不合时宜，这是构成小说戏剧性冲突的关键。而不露痕迹的结尾，则说明“荒诞”已成为我们时代和生活的底色。

　　在这样的现代性景观中，纯真和素朴成为稀有的品质。苏兰朵(满族)的《寻找艾薇儿》中，落魄的狗贩子设计骗钱，却落入温柔陷阱。小说的结尾非常巧妙：你以为作者心怀悲悯放了你一马，殊不知图穷匕见，兵不血刃地将真相残忍地抖露出来。这岂非时代的真相?“艾薇儿”不过是个美好的幻觉，或者从正面的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理想。周耒(壮族)的《舞场》，空间角度颇为新颖，展示了在城乡交接带生活着的许多卑微人物，他们就像洒落在尘埃中的金屑，经历时代和命运的冲刷洗礼才会焕发出耀眼的光芒。而赵玫(满族)的《流动青楼》，书写的就是一种“流动的欲望”，无论是浮浪的归国“成功人士”米墟不加节制的欲望宣泄，还是普通职员伊东、萧樯、余荩之间的情感纠缠。汽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物品”如何替代“情感”在现代情欲中成为暗通款曲的手段。拜物主义还体现在米墟交往的女性们“红色跑车”、“大提琴女孩”这样的替代性称呼，她们的“无名”状态正说明了人性在这些肉欲、物欲交换中的匮乏。而大提琴女孩最后的自戕则体现了作者的态度和立场。

　　在纷繁淆乱、生机勃然的生活中，一切都处于变动和发展的过程中。了一容(东乡族)的《一路奔跑》则描写了一个流浪汉“在路上”的状态。在生与死的终极考验中，他反思了金钱的虚幻，而亲情则成为最后的安慰。这是失乡、失业、失落、失心者的悲情、无奈和最后的守候。叶广芩(满族)的《后罩楼》说的是“幻想”的失落：王庆和与“我”对格格的想象，人们对于没落贵族的想象，如今对于“文革”心态的想象，到最后都被拆卸得七零八落，留下的则是关于历史、人心、世道之乖谬而不无苍凉的感慨和叹息。沙言(土家族)的《墓志铭》里，脱离乡土的李立夏因为家庭纠葛回乡省亲，在祖辈墓志铭前的沉思将乡土、家族、温情、传统的沦陷表露无遗。碑铭与现实的“互文”，让主人公成了一个多愁善感又冷静的旁观者。他意识到，新一代的乡土子弟已经和土地失去了最亲密的联系，这是我们社会的真相，无论如何眷念与不舍都已无能为力。阿拉旦·淖尔(裕固族)的《那一片土地》中，藏族女孩桑吉进城后遭遇了文化震惊，无法扎根下来，而在城市的一次次历险让她看清楚了原先草原的美好——虽然她再也回不去了。刚杰·索木东(藏族)的《阿玛周措》里，年轻一代藏族青年面对的是失去了温馨回忆的村庄，处于一种既不是过客也不是归人的尴尬处境。小说对藏族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如何在变动中坚守某些恒定的价值，如何在嘈杂中树立顽强的立场，这是许多作品竭力想要探讨的主题。马金莲(回族)的《扛土枪的男人》中，好色荒唐、不务正业的老瓜头一辈子扛着猎枪打兔子、勾搭妇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到老了偶然猎枪走火崩掉了卵子——另一种意味上的“枪”。这时，他才赫然发现尕老师守护女学生的苦心，猛然醒悟，接替了尕老师的位置守卫着学生们，升华成了具有高尚意义的“枪”，“枪”隐喻巧妙地成为一种精神成长和传承的象征。白崇人(回族)的《山岚》写北京公司小白领潘福泉偶遇西南山区家乡的高中同学山岚，山岚及其母亲在山间建立中学的“梦”重新让他思考自己的“城市梦”。小说有着朴实的清新气息。张远伦(苗族)的《那些细碎如荞花的爱情》无论是叙事还是人物语言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风味，而接地气的底层人物及遭际更有着天高地阔的坦荡与悲悯。

　　少数民族带有原生色彩的文化尤能体现出作为独特性存在的文化价值。黑鹤(蒙古族)的《獾》中，挖獾人在与群獾的对峙中感受到了猎物最后的尊严和愤怒，小说颇具生态警示色彩。万玛才旦(藏族)的《乌金的牙齿》里，“我”的小学同学乌金成了转世的活佛，他圆寂后，“我”的牙齿也混入到他的牙齿之中，这个即圣即凡、凡俗合一的转喻，不无智慧地对信仰做出了自己的解读。帕蒂古丽(维吾尔族)的《牧羊神鞭》中，值得关注的是有关哈萨克人语言、心理、风情的民俗书写，充满让人喜乐的生气，有着来自草原大地的天然动人之处。德纯燕(鄂温克族)的《初长成》写的是一个有惊无险的成长故事，其中充满了温暖的深情厚谊。李进祥(回族)的《换骨》是一篇具有“聊斋风格”的小说，说的是底层的温情和宽厚。王小忠(藏族)的《我的故事本》讲述的是普通生命的顽强与奋斗。

　　另有一些精彩的小说，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特色。于怀岸(回族)的《正气歌》中，环套结构为小说的叙述打上了真假莫辨的玄幻色彩。连缀情节的“正气歌”的阳刚正气与内容本身的诡谲阴森形成了和谐的搭配，使得整个小说充满了引人入胜的魅惑。吕金华(土家族)的《黑烟》也是通过环套的结构讲述了一个传奇的谍战故事。军统特工“于”与日本间谍之间的纠缠争斗，像一团黑烟将他笼罩在恩施城一辈子，最终胜利的只有时间。这种悠远的人生况味在血与火的背景下更显沉重。杨衍瑶(仫佬族)的《我们回家吧》中，一方面是对八桂集市的民俗描写，另一方面则是在这种平和日常之下冰冷的暴力，之间的比照使得小说具有剧烈的内在张力。钟二毛(瑶族)的《我们的怕与爱》是自叙传式的写作，让我们看到过去的时光是有生命的，它们没有消失，只是隐没在了暗处。

　　向本贵(苗族)的《官场父子》以漫画的形式讲述两代基层官员的故事，带着泥土的香气。关仁山(满族)的《镜子里的打碗花》以民工替富豪看家这种现实中不太可能存在的故事讲述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变异和堕落。凡一平(壮族)的《韦五宽的警察梦》中，憨厚的韦五宽被光火叔叔骗去行窃，这样一个带有传奇意味的故事中穿插了许多社会新闻可以见到的情节。

　　二

　　曾经有人用“诗性思维”来论述少数民族文学所具有的特殊优势。其实所谓诗性思维，就是指不同于被工具理性或者功利思维所异化的那种原初情感和本真词语。它们在主流认知框架中具有了“陌生化”的效果，其实就具体某个民族的诗人而言，它就是日常、自然、贴近烟火的书写。无论是从风格、意象、意境，还是从象征、隐喻、直接或间接的抒情来看，都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核心部分。

　　读年选中的诗歌卷，我的感觉可以用鲁娟(彝族)的诗句来表达：“当我暮年，仍坚持抒情/不改脾气，像个真正的孩子/躲在暗处，同样的窗口/它送来最美的礼物”(《时光》)。这些语言的金子、词语的钻石，让人靠近那些不同族群的人们和他们文化的内心。是的，正如娜仁琪琪格(蒙古族)在《十万里的山河与长空》中所说，“是水引出了水，是光亮引出了光亮”，美好的诗句召唤出读者内心的真诚、良善、美感、同情和希望。

　　北野(满族)的《思想与阴影》组诗，奇谲、大气、宏伟、诡异，充满妙不可言的想象和平实直白的语言。诗人对于语言的敏感和思想的锐利，让人在读完这些气象混沌的诗歌之后无法言说，只能说这是好诗!这样的好诗如同他在《石狮子或石头里一头奔跑的野兽》中的句子：“我胸中有丘壑花木流水和一切野蛮之物/我可以自己花开花落也可以让别人在其中奔腾”，如何面对一尊石狮子，或者说对于一尊石狮子的态度界定了外在的观者本身，而石狮子在那里不言不语。少数民族文学就像这头石狮子，它提供了各种观察、考量它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孕育了一场新的文化变革。聂勒(佤族)的《大地情歌》则是以圣经式的颂歌体抒发生与死、青春与热爱、神州与母爱，自豪地宣称“半个世纪以来，我没有再迁徙，再过流离的生活/我—是—中—国—的—阿—佤—人”(《我的族籍》)，讴歌“世界的王子”就是“青春的神州”(《世界的王子》)。这样的诗歌有着沛然莫之能御的磅礴气派。

　　而少数民族诗歌中最突出的声音是“断裂的声音”，是曹翔(普米族)的《家乡，不说忧伤》中在“逐渐刻骨铭心地陌生起来的土地上”的忧郁书写。经济开发、资本的步伐日益进入原本宁静悠远的族群故地，乌托邦的田园梦想岌岌可危。生活发生了断裂，让诗人末未(苗族)不得不哀叹“我拿什么安慰你们啊/除了一片云/一阵雨”。艾栗木诺(德昂族)感慨城市中“这么多的人来人往/这么多的路不够这么多的人走”。白涛(蒙古族)的《动感的故乡，马背闪亮》焦虑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他们中的某一个/恐怕会和我现在一样/慢慢地，就忘掉了/从前，那么好的/自己的童年”。马旦尼亚提·木哈太(哈萨克族)的《夏牧场》也忧虑，“诗歌丧失夏牧场的气息/挤压，无助与嘈杂/为正在丧失的宁静大声呼喊”。这些无奈的忧伤在现实中得不到纾解，只能在词语中抒发苦闷。

　　陈德根(布依族)的《在工业轰鸣中庄稼的疼痛》以直白、粗粝的力量展示了现实的凶悍和沉重。“工衣裹紧了青春和失眠/无所适从的面孔在流水线上反射着微光。失业，跳槽，拖欠工资，工伤/一次次天灾人祸，让这些田野里的麦芒，把乡愁和乡音都卡在嗓子眼/把回家的打算想象成油菜花的列车，让邮戳追赶着一封遥不可及的家书/打工的人在颠簸中开成一朵稻花。心中一片璀璨/如同正在经历一场阳光背面的艳遇”。“阳光背面”生存的底层，处于压力的核心，然而却能“在颠簸中开成一朵稻花。心中一片璀璨”，这是诗歌所具有的理想主义力量。

　　更多的诗歌是在艰难中，以故乡为依托，在对风土、人物、情感的描写和追溯中，提供安慰。如高照清(黎族)的《蛙声萦绕的村庄》那样的乡土写作，在少数民族诗歌写作中数量极其庞大。这些诗歌体现的主题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如费城(壮族)的组诗《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最终表达的是“走回从前”的主题：“我必将回到这里/回到我的出生、乳名和方言/回到草木炊烟、酒香萦绕/回到故乡的山川与河流/回到一棵苦楝开花的季节/在一粒种子最初的幽暗里/解读一滴雨水的深度/在一首诗里，我时常遇到/故乡的青草和落花/在一场春雨明净的恩典里/我必须回到这里/回到云水覆盖的苍茫大地/回到雨水充沛的村庄/回到一首怀乡诗恒久的故乡”。柏叶(彝族)的《故乡的月亮》中，表达的也是“我真想再次回到童年”的感想，是一种怀旧的追想和忆念。在以喷薄的气势书写入海的岷江之后，羊子(羌族)在《唤》中断然写道：“故乡唤我以漠然!”这是故乡的召唤，让日益冰冷的人复活了最初的血肉与荣光。

　　故乡代表了文化的根蒂，这样的根虽经岁月磨折、现实消损，而终究不能全然泯灭。就像梁长江(白族)的《滇西北记忆》中写下的，“时光的黑洞把一切吞没/故事却顽强地在岁月底部复活”。向迅(土家族)的《清江，人世画图》以摄影式的淡入淡出，以及蒙太奇式的意象组合，在清江一隅看到了整个人世：“是他们的一双双脚，撵着日子奔跑/是他们一双双如松皮的手/收割粮食和爱情/是他们低下如稻谷的背脊/领受了来自太阳和星群的光芒。”故乡博大精深、渊深久远，它是“高天之上，大河之下/废弃的王朝带走细节，留下人民、文字、语言/在日全食的黎明，在圣灵沉睡的深处/亘古的罗盘指东道西，打算着光阴和信仰”(回族作家单永珍的《措哇尕则山》)。背靠这样的文化，诗人在诗歌中恢复了骄傲。乌斯满江·萨乌啼(维吾尔族)的《红玫瑰花瓣抛撒我的头顶》写道：“大逆不道的骑士迷途而亡，/你渴望着窗前的鲜花怒放”。张牧笛(满族)更是直抒胸臆：“我站在旷野的中央，打开月光，歌唱爱/也为世间所有贫瘠的美，放声地，痛哭。”

　　诗人们对那些曾经被外来文化遮蔽的行为、实践乃至思维，则保持了必要的距离和否定之否定式的反思。如同花盛(藏族)的《我觉得自己陌生》中写的：“我觉得自己陌生/这么多年，我总像一个路人/与她们擦肩而过/有时候，美丽就在身边，爱就在身边/而我们却不曾发现”，对于那条无名的河流的不了解，难道不就是绝大多数人对于共同生存在这片大地上的各民族同胞的陌生一样吗?廖淮光(苗族)的《峨眉河踏春》通过农民对观光客的态度，赫然洞察：“他只一眼就看穿了我们，我们不懂春天，/不懂一朵花的慢;就算闪光灯把世界照亮，/花仍然开在花开处，翻不开春天的心事。”外来者浮光掠影，永远无法触及某种文化的灵魂深处。这样的精神底质只有通过词语的解放和文化的敞亮才能达到，倮伍拉且(彝族)的《大凉山的十二座山》就是一种尝试。这首长诗通过对神话、爱情、冰雪、云雾、神灵、祖先等的歌唱，展现了边地文化的光辉。

　　这些有了母族文化寄托的诗人神魂俱足，将故乡背在身上和心上，在浮华的世间行走也就自我饱满，不至于丧失自信。就像李贵明(傈僳族)的《我的滇西》中所说，“我要带着象达的温暖流浪人间”，“情愿在一碗暗色的酒里坐失江山/我情愿像一块沉默的石头”。“沉默的石头”是坚定的、自信的、有底气而不容轻亵的。阿卓务林(彝族)的《奢侈的一生》更是畅想，“我只要前世修来的那位/当我今生的妻子，由她给我生一个儿子/以便让祖辈历经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母语/至少在我之后尚有一个人去诉说/除此之外，我还须奢望什么呢/在这个寥廓的世界，这短暂的一生”。这是一种守候的恬然和自足。

　　如果说执守故土是一种文化上的信仰，那么从少数的文化走向共通，即立基于局域、本土、母族，又超越于地方性和狭隘性，走向一种相互尊重、彼此交流、尊重共荣才是最终的理想状态。吉狄马加(彝族)的《嘉那玛尼石上的星空》抒发的就是这样一种美妙的状态：“我就是一只遗忘了思想和自我的海螺/此时，我不是为吹走而存在/我已是另一个我，我的灵魂和思想/已经成为了这片高原的主人。”西南的彝族能够在西北的藏地有主人的感觉，正说明了各民族“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休戚关联。

　　三

　　散文卷以各种游记、乡土回忆、景物描写及其引发的思索居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那些以失去的故园为对象的文化散文，在勾稽民族历史、爬梳家族兴衰中为一个族群的精神和心灵立传。他们的态度大致可以用仲彦(土家族)的《澧水南源》的开宗明义来概括：“像不为世俗所动的人一样，我一边用柔韧的力量，同这个世界的一切苦难进行柔弱而又坚韧的抵抗，一边在自己的朗朗乾坤里，刻写下灵魂、信念、歌唱和秘密。就像流星划过天空，就像阳光照射宇宙，瞬间的光芒固执而又倔强地照亮着精神的空间和梦想的天堂。我知道，自己性格的形成，和生存的环境息息相关。准确地说，我是这个民族特有的地理环境、文化土壤和民族性格培养出来的个体的生命形式……为自己的民族活着，做民族的歌者。在这个物化的世界里，我知道这样做很傻，但我却仍然自得于自己的天真和纯粹。”

　　无论这段话多么高蹈凌虚，甚至有些偏执，但不可否认，确实有这样的人存在。世变势移，偏远地区的文化让人忧心忡忡，于是有些人做出了不得不做的选择。羌人六(羌族)在《发表了日出的群山》中写道：“群山风物是岁月流转人间的一道硬伤，更是那些走向天涯儿女共同的惆怅，那些再也没有归来的浪子是诗，辗转归来的是小说，一直不曾离开的是散文。……文字兴许是最后的故乡了，他们就像故乡的群山一样缭绕在我滚烫的额头，我不得不守住悲咽，在如此单薄又如此明亮的命运里深陷。”这大约是很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共同心声。

　　敖长福(鄂伦春族)的《嘠仙遐想》、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的《阿勒泰，天下无处寻觅》、祁建青(土族)的《大昆仑经幡山》等都是类似的文化散文，将民族的秘史和个人的经历与感喟交融一起，树立起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个体的自豪感，同时也传播了有关民族文化的种种知识，具有认知、教育、娱乐和审美等多重价值。而对于本族群文化有着深刻了解的作家，往往能够破除外来文化附加于自身民族文化上的种种迷雾，丹增(藏族)的《香格里拉》就是绝佳的例子。文章从历史、现实、学理、个人感悟不同侧面书写了“香格里拉”，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不是抓在手里的永恒金伞，而只能是为民众带来幸福、快乐、尊严的标杆。精神追求的香格里拉，世俗欲望的香格里拉，佛教理念的香格里拉，文学创新的香格里拉，现实寻到的香格里拉，都会给人平淡的生活带来平静的升腾，就像梦能激活大脑里的潜意识。”这无疑有助廓清认识，不仅仅是对“香格里拉”的态度，而且是具有可以适用于各种他者文化的通用法则。

　　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和出路的思考，也体现在一些作品之中，如阿库乌雾(彝族)的《低于大地的歌唱》就对彝族的毕摩文化、送灵仪式、诵经和文字等进行了富于诗意的阐发和探索。他的书写就有了“招魂”的意味：“我们共同祖先创制的古老的文字被狭窄、狭隘和历史性的短视所禁锢。实际上被久久地悬置于神秘而漆黑的山洞之中。于是，我们更多的族人的身体从未接受过祖先书写文明的雨露自在的沐浴，从未感受过古老文字的光芒透彻的照耀!……被悬置的文字，犹如被久久流放在野山野水之中闪光的鱼类，要自由自在地游向大海，还将有很遥远的路程……”正是有着这样的清醒认识，也许才是后发族群文化在未来有新的发展可能的契机。

　　另一些由小见大、尺幅兴波的文章，带有哲理的达观和从容。如陶丽群(壮族)的《夜色里，那些关于村庄的记忆》写了记忆中故乡“插青墙根下的父亲们”，“坐在自己生活一辈子的村庄墙根下，怀揣一生经历的世事，等待时光最后的召唤，脸上带着预知的从容安静，把死亡变成了从村庄走到坡地上那样简单的事情。”李天斌(彝族)的《旧时光》从张爱玲文本入手，而终结于博尔赫斯的思考，最终达到了思想境界上的通透：“时光最终是一张网，时光在交叉的同时，也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在这样一种终极的意义里，您或者我，都是不小心跌落在其间的一只虫子，一只微不足道的虫子，一只旧年的虫子。关于故事，所有的恩怨情仇、明月秋花，早已只剩下一句话，在幽幽的炉香中一点点漫漶，一点点呈现又一点点消失。”赵晏彪(满族)的《父亲的毒酒》以平朴质实之言，通过对父亲一生的白描式勾勒，展示了宽容和悲悯具有久远的内涵。

　　张承志以厚重渊博的行者之文，书写中国山河的文化地理学。格致(满族)的《信任》则通过女性身体上“微妙的内在联系”的同情共感，体悟到“所有的痛都是大家的”，将日常升华为带有普遍和深刻意义的凝练性思考。这些作品无疑丰富了中国当代散文的创作格局。

　　四

　　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散文写作，只不过是从另一角度切入的。虽然评论总是滞后于创作的现实，但往往能从理论上予以创作一定的启示。评论卷中所选的文章基本上涵盖2011年出现的较重要的批评和理论探索。既有马明奎有关少数民族文学意象的叙事性研究，也有欧阳可惺对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批评的介入理念的厘析;既有李长中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学“重述历史”的关注，也有马季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观照。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文化的地理写作、民间话语的视角、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都有所涉及。蒙古族、藏族、黎族、朝鲜族、哈萨克族、哈尼族、土家族、撒拉族、回族、彝族、维吾尔族……都有兼顾;西南边疆、西北边疆、凉山、鄂西、乌江流域、重庆、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都有论述。应该说，评论卷就是这套五卷本年选的缩影，是典型意义上的全面盘点。

　　当然，既然是选本，就难免有遗珠之恨，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无论是从艺术的审美价值，还是认知少数族群的知识价值，无论作为当下动态文学史料的文献价值，还是作为文学个案群像的研究价值，这个选本都是较为权威和全面的集合，提供了我们观测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这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学首次有这样群像出现的年度选集，一方面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充满活力的繁荣生态，另一方面也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文化实践和举措。假以时日，这样的年选陆续做下去，将会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留下丰厚的财产，而新的文化就萌生在这些鲜活的文本中也未可知。日后，我们谈论少数民族文学，就可以骄傲地说，我们谈论的就是这一个个生动美丽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