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依汗·卡德尔是一位年青的维吾尔族学者，生干1959年，今年刚好50岁。一般说来，5 0岁正是一个学者学术成就的高峰时刻。恰好今年12月，她的又一部学术专著《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民族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出版了。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大国，我们对于各民族音乐歌舞的发掘和推广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各民族文化的研究，对其相互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对有关各族文化对“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的贡献的研究，除了少数先觉者的勤奋努力(他们的成果如《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先秦至唐宋》等)外，还缺少更广泛、更深入的探索。事实上，从中国历史来看，“多元一体”正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如果没有这个发展了几千年的“一体”，各民族文化都是孤立、互不相关的，那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文化;同样，如果没有56个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多元，那也不会有今天这个丰富多彩的“一体”。热依汗·卡德尔的《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可以说在这方面做出了极有创意的新的贡献。

　　《福乐智慧》是一部共计13290行的叙事长诗。作者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大约生于1018年。他青年时来到喀喇汗王朝的都城喀什噶尔(今喀什)，就学于皇家伊斯兰教经学院，学成又在该学院执教。1069-1070年间，他在喀什噶尔用18个月，写成《福乐智慧》，献给喀喇汗王朝副可汗哈桑·本·苏来曼·桃花石·布格拉汗。这部以维吾尔双行诗体写成的长篇对话叙事诗，如热依汗所说，不仅是一部阐述治国安邦的政治哲学著作，一部倡导养德修行的伦理学读本，而且也是一部语句优美，意境深远的杰出的艺术作品。《福乐智慧》，原意直译为“导向幸福的知识”，全书以4个人物来展示理想的社会形态和人生价值，他们各自代表“公正与法度”、“福乐和幸运”、“知识和智慧”、“来世和满足”4个方面。这部书被热依汗认为是维吾尔族“智学”的主要经典，对中亚、西亚和欧洲都有广泛影响。

　　原书以回鹘语(古维吾尔文)写成，有3个抄本;用回鹘文抄成的维也纳本，用阿拉伯字母抄成的开罗本，还有比较完整的、约抄写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纳曼干本。国外一此东方学者很早就开始对以上不同版本进行解读、标音和转写，还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些年来加紧了对《福乐智慧》的整理和研究：1979年出版了汉文节译本，1984年5月出版了由回鹘文转写而后又译成现代维吾尔语的全本，1986年10月出版了由拉丁字母标音转写的汉文全译本。对《福乐智慧》及其作者的研究，目前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一个有完整体系的“福乐智慧学”1986年和1989年曾两次在《福乐智慧》的诞生地——喀什市召开了我国《福乐智慧》学术讨论会;1989年初，在喀什又专门成立了《福乐智慧》研究学会。

　　《福乐智慧》见证了维吾尔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该书序言说：“此书极为尊贵，它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据考据，“秦”，就是当时契丹辽国控制的华北，“马秦”则是指北宋朝廷。据考证，序言大约写成于《福乐智慧》成书200年前后，也就是北宋末期，南宋初期。当时，沿着丝绸之路，喀喇汗王朝与中原的交往相当频繁。《福乐智慧》中就有这样的诗句：“他们从东到西经商，给你运来需要之物;……假若契丹商队之旗被人砍倒，你从哪里得到千万种珍宝!”虽然喀喇汗王朝受到了多方面文化的影响，但中原文化显然起着巨大作用。

　　但是《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一书的作者，并不满足于仅仅作某种文化关系的研究，也不想只是局限于探讨两种文化之间的某种相似之处。她认为仅仅是文本上的比对并不能深人到文化的内核之中;要探求深层文化意义，就“永远不能离开使人们在方方面面受到制约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的作用。”她深刻指出：“思想的活跃总是与社会的动荡不宁联系在一起。因为社会动荡，有许多社会问题集中爆发，过去潜在的问题和矛盾都浮出水面;因为社会动荡，以往的社会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受到怀疑和质疑，过去有意回避或视而不见的道德痼疾和政治弊端愈加彰显……因此各种社会问题必须有适应社会变化需要的思想体系来匡正。所以，乱世不仅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思想极为活跃的时代。”她认为当时的北宋和喀喇汗王朝都处于这样一个时代。

　　从这一点出发，热依汗研究“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首先是指出北宋王朝和喀喇汗王朝同样面临着一个动荡不安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急于确立统治者的神圣地位，建立一套具有约束力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以使君臣之间、臣民之间严格等级，明确义务，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就是宋代确立《四书》的地位和喀喇汗产生《福乐智慧》的共同社会道德哲学基础。作者认真分析了北宋王朝和喀喇汗王朝知识分子遵循的相似的文化学术思想，认为宋儒坚持积极有为，经世致用的精神，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后来发展为理学;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突破伊斯兰思想的禁锢，将古老的突厥政治理念和具有全新概念的古希腊政治哲学融汇在一起，并吸收中原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以图建立一个合理的政治模式，建立以《福乐智慧》为核心的“智学”。他们中很多人都因为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而偃蹇一生。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漂泊一世，悲叹当时的社会就是“有知者受屈辱，引身远去;有智者不开口，装作哑人”，他的颠覆性的批判和拯救平民的理想终于未能实现。和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大体同时代的北宋改革家范仲淹、王安石等“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系——<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的作者还从“遵天道以定人伦”，“存天理与灭人欲”，“格物致知和经世致用”，“师古用今与天道利国”等方面进一步将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思想与北宋诸大儒作了深入的比较研读。该书的“下编”则是在《福乐智慧》的语境中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分章解读，并有独到的解析。

　　总之，我认为《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比对》一书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作者将《福乐智慧》一书置于同时代汉文化发展的语境中，同时又将北宋儒学置于维吾尔兄弟民族的智慧中，加以打通、比照，构成一种独特的对话，使边疆地区的人民更了解中原文化，也使中原人民更能从历史上懂得兄弟民族的智慧和文化特色。这种创造性的沟通使中国多民族的同源共生更为突显，为我国文化“多元一体”的特色作出了有力的历史见证。

　　我与热依汗素不相识，但她致力于沟通维吾尔民族与汉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努力，令我感动。她在给我的一封信上说：“这样有意义的工作我非常希望做好，也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读我的书，真正了解维吾尔人的文化，也希望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是我们多民族的文化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在当下，我的这本书能出版，我太高兴了!同时也很欣慰，我希望自己做了一件对我们民族、对我们社会有意义的事。因为我爱我们的民族、更爱我们的祖国，让我们共同地为这个多民族国家多做些好事、益事，更希望民族与民族间相互信任，相互理解;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一起走向更加和谐美好的明天吧。我有点激动，请您理解。”她说得多么好!真情和热望溢于言表。我深深感动，受到内心的驱策，虽对《福乐智慧》知之甚少，但总觉得应该写一点什么。为热依汗，为我们维吾尔族的兄弟姐妹，为我们的多元一体的伟大祖国。

本文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1期(总第78期)

(乐黛云 北京大学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 1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6101( 2010 ) 01-0122-4

【专著介绍】

《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