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上午，打开马绍玺寄来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时，阳光从窗户外面照进来，打在簇新的书页上，让人心情宁静，就觉得这个有点虚空和庞大的书名也没有什么不妥了。每个人的写作也许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没有写过诗，不太明白一个诗人的感受，但是我能够理解和体会一个批评家的甘苦。
    马绍玺的这本书谈的是当代的少数民族诗歌，这是一个非常冷门的话题。毋庸置疑，诗歌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阑尾，已经是遭到漠视的物什，平时似乎对社会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和作用，偶然发一下炎症的话，反而会带来痛苦。所以，漠视诗歌反而好像成了它应该有的宿命。也许，就像雪莱说的：“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以美妙的声音唱歌来安慰自己的寂寞。”诗人总是寂寞的，更何况还是“少数民族”的诗人。文学在民众的社会生活中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久远的美妙的往昔记忆，诗歌又是文学中的先锋与边缘，少数民族诗歌则已经是三种边缘化的结果了。
    作为言说的主体，马绍玺本人的族别、地理与文化位置也是边缘的。他是回族，在云南边陲、栖身于一个并不出众的大学、教书为业，可以说是清静散淡的边缘人了。而如同他在书中一再强调的“文化身位”的问题，也就是作为一个回族诗人和学者，他如何面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又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来讨论这些问题。记得2006年春天的某个夜晚，他打电话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当时主要询问我，制造这个名词是否恰当，我说词都是制造出来的，完全没有问题，只要能自圆其说。现在证明他果然自圆其说了——他持有的是边缘化的少数民族立场，但是又不排斥他者文化的平等视角。
    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作为一个边缘地的边缘化学者，时时会感受到剧烈文化转型阵痛的马绍玺能够如此没有偏狭的宽容和镇定，足以表明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博大胸怀。当然，“全球化”这个词在过渡泛滥的使用中，已经被污染了，变成了一个芸芸众口中的陈词滥调，变成了追风逐潮者的kitsch（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语）。然而，我相信马绍玺不是媚俗的人，他对于少数民族诗歌在这样一个商业、信息、技术、跨国集团高歌狂进的时代所处命运的忧心忡忡是发自他那诚实谦恭的本性。所以，他所有一切的言说与其说是寻根究底的学术研究，不如说是对于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状况的一种体验、感悟与记录。
    马绍玺首先是个诗人，虽然并没有读过他的诗集《秋天要我面对它》，不过从2004年的深秋在成都第一次遇到他，在众多的学者中，我就可以感到他独有的那种忧郁气质和敏感思维。以这种忧郁和敏感，投之于诗歌评论和学术研究，倒恰恰使得他的著作具有了正襟危坐的高头讲章所不具有的体贴入微和亲切真诚。
    “全球化”的效应对于少数民族诗歌的投射效应，之于马绍玺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便是整个世界
它湮没了我们以及昆虫的叫声
我们谁也说不出更多的感慨
除了满脑子的风声和雨声
    风雨如晦，却正是鸡鸣不已的时候。纷纭的世相不以某一个体转移的意志纷至沓来，机械复制、商业思维、功利逻辑、娱乐至上、霸道倾向……气势汹汹，不可阻挡，马绍玺实际上再次重复了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eidrich Holderlin)在哀歌《面包和酒》(Brod und Wein)中的天问：“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
    这是个黑格尔所说的史诗时代终结后的“散文时代”，诗意的栖居地被殖民侵占。当然不乏华丽的各类文字产品，然而在流光溢彩的外壳底下却是空洞干枯的心灵。实用理性与合时宜的世故造成了感性体验的匮乏，这是感官愉悦的过剩，经验和痛苦的贫困。诗人就是时代的牛虻，是尼采的鞭子，是欲望铁屋子中少数清醒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少数民族诗歌”实际上只是诗歌的一个个案，只不过这个个案尤为触目惊心。少数民族诗歌在全球化的时代就像珍稀物种一样，面临绝种的危险，多年来少有专门的论著对此进行梳理论证，本书可以说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这个方面的空白。马绍玺以一个诗人的热情和学者的严谨，对当代少数民族先锋派诗人的创作了多维度的文化学阐释：文化空间的变化——“时/空压缩”、生存状态的变化——“文化流散”、心理状态的变化——“文化认同”、言说方式的变化——“文化对话”。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学所面临的冲击与挑战也是任何民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即使是地处地理边疆、身在文化边缘，处于中华文化整体格局中边角的少数民族诗歌也概莫能外。在挤压、冲击、挑战之外，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全球化体验”也给当下少数民族诗歌带来了新的审美空间。
    少数民族诗歌又是如何应对的呢？这就是马绍玺接下来讨论的问题：文化认同（Culture Identity）问题。他从那些少数民族诗人——彝族的吉狄马加、阿库乌雾，哈尼族的哥布、李克山，普米族的鲁若迪基，蒙古族的葛根图娅等——的诗歌中发现了文化认同危机中的诗歌表述，这些诗人经历了从“文化失语”到“文化自觉”的心路历程，并从文化的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域出发，探讨了文化阐释权和文化认同的问题。所讨论的问题既深入了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的现实，又对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重构提供了理论思考。
    这些当代少数民族诗人不仅身负着母族文化的集体记忆，还受到汉族强大文化的教育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更是与西方文化狭路相逢。他们的文化基因可以说是混血的，他们虽然未必属于拉什迪（Salman Rushdie）所说的是“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但显然都属于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总结的文化杂交（Hibridity）的产儿。在都市欲望的丛林中，或多或少都会有远离大地的离散（Diaspora）经验，诗歌就成为一种个人的蓝色乡愁记忆，是他们回归家园的一条途径。我非常同意马绍玺在这一点上的分析，从这里可以看到同时也是一个诗人的学者对于诗歌个人化的一种坚持。
事实上，诗歌正是如此，少数民族诗歌也无例外，它们所表达、讲述、抒发的可能更多的是作为诗人个体的思想、感情、体验与知觉。在本书开头分析文化全球化对于少数民族诗歌影响的时候，字里行间中，将诗人作为民族文化代言人的意识似乎还隐约可见，但是到后来，一种平实的、不卑不亢的、向大地和母亲低下头来的意识已经占据了上风。我从中也感受到了马绍玺思考的深入与观念的推进。
    本书还有一半的篇幅是对于少数民族诗歌文本的细绎，在文化中追忆的哥布，民间资源浇灌的干净而又纯洁的鲁若迪基，从文化流浪到最终还乡的聂勒，充满本土意识和认同感的晨宏，具有大地品质的阮殿文。他们都是南中国红土高原上的少数民族诗人，他们的书写有忧伤、悲愤、感慨、凄凉、绝望，也有新奇、信心、兴奋、昂扬、渴望，更多的是厚实、沉重、渊深、博大、尖锐。我不想说他们是以刺椎心，那太过矫情；也不能说他们是无可奈何，那不是事实；我想说的是他们是在安稳的、可靠的、坚定的写诗，这就够了。少数民族诗歌是中国文学多样性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时代的文学才没有成为刻板单一的一块平面，而马绍玺的著作也让我看到了对他们的有效梳理和有价值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