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开头处引用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话说，崇高不在对象之中而存在于超越感性有限性的理智之无限性中。“对于自然之美，我们必须在我们自身之外去寻求其存在的根据，对于崇高则要在我们自身的内部，即我们的心灵中去寻找，是我们的心灵把崇高性带进了自然之表象中的”。[1]他引用这一段话，目的在于揭示，所谓的“日本现代文学”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其建构过程是一个“风景的发现”的过程。而柄谷在这里所做的工作，便是要探询所谓“风景”是如何被发现的。这是一个关于学科起源的合法性的问题，或者说是如何将一个客体纳入某种研究范式的问题。户晓辉的《现代性与民间文学》一书有类似于柄谷的思路，作者的努力也是希望梳理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学科产生的历史，希望发现这个学科作为“风景”是如何被发现的过程。在本书第一章开篇他引用的这段话可视为其对全书思想的一个总述：“科学的研究领域不以‘事物’的‘实际’联系为依据，而是以‘问题’的‘思想’联系为依据：凡在以新方法探索新问题并且一种揭示意义重大的新观点的真理借此而被发现的地方，一门新的‘科学’就形成了。”（第1页）

    户晓辉在这本书中所要讲述的正是关于民间文学或者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如何出现、确立，如何在中国生根却携带着自身特点的命题，而对于这个学科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又是怎样在学科出现之初就埋下了“隐患”他也进行了一些初探。这一系列的讨论基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是所谓现代国家的确立过程，所借重的主要方法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全书从现象学还原与民间文学现代性问题的呈现入手，分别论述了欧美民间文学话语中的“民”与现代性问题，时间、现代性与“民”的语境分析，现代性话语中的“民”的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最后落脚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话语中的“民”，并以民间文学的方法论与精神分析的比较这一具体而微的“比较”研究作为结束。

    熟悉民俗学或者民间文学的人，或者即使只是翻阅过几本民俗学概论性质的书籍的人都不难发现，在民俗学这个学科讨论中有一个特殊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任何一本这样性质的书几乎无一不要从界定“何为民”这一问题入手。围绕“民”的多种定义和宽窄不同的范畴，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民俗学学科本身所携带的那种明晰的意识形态性，也不难发现这个学科内部概念的含混与难于统一。作者正是从这个难于辨明的“民”出发，进行对民俗学或者民间文学这一风景的发现过程的挖掘。

    讨论现代性和民间文学，我们不难将这一命题划分为几个具体问题，即何谓“现代性”；何谓“民间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就自然连带着“何谓‘民’”的讨论）；现代性是如何与民间文学（民俗学）产生关联的。作者的内在理路也便基本如此。不过在他的书中，有时候“现代性”是作为“民”“民间”“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语境出现；而另一些时候，后者则成为说明前者的最有力的工具。其实二者的关系本来就不像是黑与白那样清晰划分的，事实上，现代性正是以对他者的界定来完成自身的建构的。

一、本书的关键词

    首先我们可以从作者分章的标题中看出支持他论述的基本逻辑思路，即着眼于几个关键词展开分析。这些关键词分别是“民间文学”、“现代性”（在第二章这一概念同时涉及对“时间”的强调，而在最后一章则体现为将民间文学与精神分析理论及方法论进行比较）、“民”、“问题”和“话语”（我个人将出现在题目中的“语境”“国家意识形态”也“强行”归入这一语词涵盖之下）。

    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的问题意识产生于对“问题”的敏感。也就是他在本书开篇时候说的：“在不少人看来，把‘民间文学’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即使不算不伦不类，也有赶时髦的嫌疑。”（第1页）而他本人对这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判断是在经历了一段具体的长期的田野作业之后得出的：“如今，当我面对眼前这些‘民众’的时候，我同样感到我和他们之间有一种无形却难以逾越的距离，这种距离既然不是空间的，那可能就与时间有关；既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那就一定有精神的层面。”（第3－4页）怀疑是发现“问题”的关键环节，作者的疑惑在美国学者埃伦·迪萨纳亚克那里得到共鸣：“今天的研究不再是对其他文化实践和信仰的权威描述和分析，而常常是记录了两种信仰体系的一次特别的相遇，或者是对描述另一个生活方式不可能的反省。”（第5页）这一共鸣最终激发了作者的“问题”：是否存在着真实的或真正的“民间”？是否存在着多种“民间”或者研究对象？果真如此，我们看见和研究的究竟是哪一个“民间”呢？

    基于对“问题”的发现，作者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对象的客体实际上是一种建构起来的话语。而这一建构过程与“现代性”的建构是同步的也是同质的。作者运用现象学的方法，正是为了揭示这一“现代性”的过程，他要追问“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起源于何处？它们的对象和概念是如何起源和被建构起来的”，同时他也在对“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对象和方法如何在现代学者的意向性中自我呈现以及如何作为客观的东西被建构起来的过程”的追问中，触及了民间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并由此展开了向地域的远方（即欧美）和时间的过去（即“五四”）的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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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异之辨

    无论是从作者本身的论述还是从作者论述的对象的建构过程来看，我们都会容易地发现“同”“异”的辨明是始终贯穿的分析方法。

    对于前者我们看到了：对于同一个概念“民”（当然这一概念本身就是现代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的话语体系中一个相当复杂的“能指”，在此我只是借助这一字眼而不去详究其界定），作者就发现了中西方的现代学者相异的关照——“对于多数欧洲学者来说，‘民’是他们要摆脱的对象，是他们的对立面，而对于中国现代学者来说，‘民’是一个被认同和整合的对象。”（第149页）而其中的相同之处则是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学者都在努力界定出更具说服力的“民”，试图固定其所指。这一思路延续到了全书的最后，作者在民间文学或民俗学与精神分析这两个看似分离的学科之中找到了相通之处：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在理性与非理性、传统与现代、口头与书面、文明与野蛮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前提下出现的，它们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站在非理性的立场上来研究被划分为非理性的现象，或者是用理性的思维手段（分析概念和学术工具）来认识那些在现代性语境中显得无法理喻的东西。而且，精神分析与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在具体的或学术层面上的研究性反思活动所采取的姿态也是一致的：即返回过去。（第193页）当这一分析向深层推进的时候，作者发现的是异化了的同构，即存在于精神分析和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在方法和对象上的一个悖论：它们必然是以理性的和逻辑的方法研究被它们界定为非理性和前逻辑的现象或对象，以专家的、学科性的知识面对非专家的和非学科性的“民间”知识。（第228页）

    而对于后者，即“民间文学和现代性”这一问题本身来说，从表面看来，“民间”总是作为“现代”的对立面出现的，即如果说“现代”代表的是大都市、机械化、科学、文明的话，“民间”则显然是乡村、手工业、愚昧和野蛮的代言。可是，当我们深入挖掘这样一组概念的存在时，我们却会明白地看到：“民间”正是作为“现代”的反面被建构的。引用作者对格林兄弟在其收集的故事中所作的修辞改造的分析来说，“有助于创造资产阶级的自我身份的民的形象，是通过把它的发明者认为自己拥有的一切属性颠倒过来而产生的。”（第98页）正是在这一颠倒中我们发现了柄谷行人所说的“风景”，或者说正是“风景”帮助我们完成了颠倒。民被想象为现代性的反面，并且在它与现代性构成的否定关系中获得界定。

三、话语的权力

    作为一种学术话语而存在的现代性，本身可以被视之为一种方法论，即一种对主体性的确认方式。在时间轴上，即是通过指出“过去”以确定“现代”；在空间意义上，则是通过指认“他者”来证明“主体（自我）”。这一强硬的建构方式便体现了话语作为一种权力的所在是怎样发挥作用的。而在现代性语境之下的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同样被作为一种话语来展现其权力。这一层面上的意义，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话语中显得格外突出。

    20世纪20年代早期，中国的文学民俗学家为了文学改良而推动了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研究，自一开始，民俗研究就被用于非民俗学的目的，即中国的“民”及其文化充当了孔教和西化之外的第三种选择（第120页），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之中找寻到一个新的、可以接受的身份。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从1918年的歌谣运动开始，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话语就是以对传统文化或整个文化的“整体分化”（贵族的与平民的、上层的与下层的、官方的与民间的）为前提的，这种划分之所以带有整体的“一刀切”的特点，就在于它主要是一种渗透着情感的态度和价值判断，而不是“五四”学者自己所推崇的“理性”分析和“科学”论述的结果。这一特点也彰显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自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学科，而主要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才发展起来的这一特点。（第145－146页）这种分层也意味着在中国，民是革命的想象资源和唯一能够被调动的社会积极因素。作者引用吕微的论述指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对其核心理念——“民间”不断阐释的过程，实际上是对民间社会予以结构性重组以使之成为真正的现代性力量这个显示改造过程的一个隐喻。在这一过程中，象征现代国家力量的民间文学由此也就获得了意识形态化的学科话语权力。（第154页）

    从这一权力的建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现代性方案的特殊性，即将群体性或集体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在中国，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现代性的追求主要体现为对群体主体性的确认，即发现真正的、纯粹的民众群体的过程。

四、结语

    户晓辉应用现象学的方法，揭示了以往为研究者所忽略的学科起源问题。作者的分析明确的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学科的民间文学或民俗学是一个现代性语境下建构出来的概念而非不证自明的。借用吕微的评价来说，这本书是一部难得的学科自我反省的理论著作，不仅对于我国民间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应用研究具有推动作用和指导作用，其达到的理论深度在国际民间文学界也属难得。本书关于“民”作为现代性“他者”的理论命题会在学术界引起回应，学术影响也将扩大到其他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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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文版作者序，第1－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