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 1893年5月8日出生江苏苏州，四岁入孙氏私塾始读《四书》《论语》。六岁听《山海经》 。七岁读，《孟子》《左传》《三国演义》等。八岁读《诗经》。十岁起养成买书习惯。十二岁写成一册自述《恨不能》。十三岁考入公立高等小学。1908年转进苏州公立第一中学，读《尚书》《周易》等。1913年考进北京大学预科，开始爱好京剧。1916年转入北大文科中国哲学门，受到胡适哲学影响。1918年结发吴征兰病逝，受刘半农启发进西北搜集民歌民谣。1921奶奶春天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担任助教，任《国学期刊》编辑委员，编点《辩伪丛刊》。二十年代中期三年春发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震动学界。钱玄同以为“精当绝伦”。胡适认为是学界一大贡献。董作宾称之为“不可磨灭的著作”。1926年春《古史辨自序》面世出版。1933年初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1934年2月与谭其骧等组成“禹贡学会”，3月出版《禹贡半月刊》创刊号。1939年秋担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1940年4月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1948年春赴重庆担任《文史杂志》主编。1947年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并创办《民众周刊》。195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54年六十一岁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江苏省文 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总校《资治通鉴》。1955年任历史所第一研究所学术委员，苏州文物古迹保管委员会顾问，开始标点《史记》。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尽挨整，同时仍以近八十岁高龄支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1980年在《中国哲学》第二期发表遗著《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同年12月25日因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辞世。顾先生临终嘱托个人遗体捐献中国医学科学院做解剖研究。

 
（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学界文史方面的顶级学者拥有研究员职务的先生不多。顾颉刚，俞平伯，吕叔香等等姑苏籍前辈先生名在其中。当时顾颉刚先生是以国家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的身份供职社科学部历史所的。这会儿，历史研究一所二所负责人侯外庐先生（51岁）职级未定。历史三所领导范文澜先生（64岁）行政6级。此刻62岁的颉刚先生是少数没有洋人发放学历的中式传统学人之一。马来西亚著名学者郑良树先生在精心探研顾颉刚先生的学术历程及其贡献后，由衷讲道：“顾先生至少在四个不同学术领域内起了领导的作用并且结了丰硕的果实。第一，古史和古籍的考辨。第二，古代地理和边疆地理的提倡与研究。第三，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的提倡和研究。第四，古籍的译著和点校。一般学者只要介入任何一二项的话，恐怕都要耗费他大半辈精力。然而顾先生竟然兼四者于一身，并且样样都拥有相当惊人的成就。”
 
    然而，一个真正的学者在他的个人研究的道路上，一定伴随可以预期的寂寞和痛苦。这些苦与痛，表现在顾颉刚先生身上，除了天生携带，后天病体以及时政不遂，还有就是因为先生过份的个人敏感，心慈手软和心身单纯。现实地讲，可以称道上大师之痛者，姑苏学人顾颉刚算是一位。规律地看，他的那种痛苦，首先应当是属于地域性质的。再严格一点说，北方念书或做学问的人们，时常不会拥有顾颉刚式的门风与学品，因而也就不会患染上他的那种痛。因而顾颉刚先生的痛又往往是不被大多数人理会的一种痛。因而他的痛，是那种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痛。先生的痛，几乎追随和相伴了他的一生，先生的痛，在、大致源自这样几个方面：即他年少时代个人生活的严格家规管制，他青年时代的生不逢时以及格外的出众才华，他中年时代连接失掉恩师良友还有门生后学的不幸遭劫，还有贯穿并坑害先生此一生直至老年的神经衰弱、水土不服，历久失眠等等，诸种不好言喻的病魔和人魔。
 
    幸好，历史是公平的。1993年5月顾颉刚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先生在苏州举行的顾颉刚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上郑重发言表示：“顾颉刚先生即使在“文革”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后，仍然勤勤恳恳地从事科学工作。顾颉刚先生一生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丰富的遗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必须很好地继承这笔遗产。不重视继承顾颉刚先生以及其它类似的遗产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在此前顾先生一百年前的生命里，却有着相当心痛的坎坷经历。

 
（二）

    顾颉刚先生是一位跨世纪的读书人。从顾颉刚先生的生活经历和他现有的笔述回忆看，顾颉刚少年时代常常不怎么喜欢太过严厉的家庭管教和压抑束缚。他在《胡适来往书信选》里这样写道：我的家里有一桩很可悲的境遇，便是我的祖母是嗣祖母，我的母亲是继母，我现在的妻是两女的继母，家中的系统既不一致，自然精神上也感受到很大的痛苦。顾颉刚先生这辈子都是恋家的人，但凡是家境不善的时候，顾先生的心绪便不好起来。对此，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里这样记录道：“很不幸的，就是这一年（民国六年），先妻吴夫人得了肺病，我的心绪不好起来，也成了极度的神经衰弱，彻夜不眠。”后来在1918年，顾颉刚又写道：“民国七年，先妻病逝，我受到了剧烈的悲哀，得了很厉害的神经衰弱的病。没有一夜能够得到好好的睡眠。只好休了学在家养息。” 顾颉刚先生平日不大与人计较是非，包括同事学人对自身缺陷的开心的与嘲讽。顾先生平日有一些口吃的毛病，对此他曾经心痛地过口吃来历。先生说：自己口吃毛病是在读私塾时候落下的。在私塾先生教学戒尺严酷迫害与威逼之下，害得顾颉刚的一生永远不能在言语中自由发表思想。这种状况已经足够惨酷了吧？可是国产的文坛居然还会有人落井下石，对于顾颉刚这样的 不可改善生命残缺，每每再掷重击。比如，中国现代文坛讲究有那么一位号称“旗手”的杂学者，就总是拧着不依不饶的劲，拿顾颉刚的生理遗憾大动干戈。对这，顾颉刚也只好一昧隐忍，不与分争。就这样，顾颉刚先生做的学问，常常诞生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顾颉刚先生出生并且热爱姑苏水乡，而且还是一个地地道道了解和读得懂苏州家乡的正统前贤。顾颉刚先生一辈子都没有断了在家乡劳作和修养的缘分。顾颉刚先生一辈子八十七年岁月当中，有好多时日都是生活在身体的病痛折磨或者北方的生硬水土的不服里面。一到灾病来临，顾先生便愿意回到姑苏水乡，休养生息。这与他出身的水土有直接联系。顾先生坦诚说过：苏州人是最平和的民族，怕起风波，但求安安逸逸地过生活。提到治政，顾颉刚先生二十年代中期说过：民国以来，苏州人只有张一麟一人做过部级干部。并不是政府不让苏州人做官，而是他们守着“知足不辱”的戒而不肯做。顾颉刚先生提及的这种读有的“家族”式学风，后人能在陈寅恪治史的“门第与家族”有关论述当中窥见一斑。
 
    二三十年代顾颉刚为了专心学问而远离家乡，不料来到京城一时负债累累。顾颉刚先生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当中，如实记录了自己生活景况。后来，因为生计所迫，顾颉刚先生也做了一下所谓“卖文”事。对于这种“卖文”“，大史家许冠三先生在自己的著名篇章《始于疑终于信》当中，为顾先生打抱不平：“顾颉刚只顾一生读书，做一个科学的史学者，将全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192年他回北大研究所国门学任职，虽然明知待遇不如上海，而且经常欠薪，但为了满足学问的嗜好，也就淡泊自甘了。正因为如此，他极不愿意拿学问当商品，做生计的奴仆，所以虽困穷到了极端，卖稿的事情却始终没有做过几回。
 
    为了偿还欠债，顾颉刚不得已“转战南北”四下教书。为了偿还债务，甚至惹得同窗学友傅斯年的强烈指责，傅说顾颉刚“忘恩负义”。对此顾颉刚并不与好友分辨什么。只是在《古史辨自序》里这样解释道：“综合我一生的事实看来，学问的路很早就走上而政治的路则始终走不上去，这就是因为知识欲太强而政治欲太弱的缘故。”文人相轻，无论在当初或今日学界都是一个刻骨话题。在顾颉刚这样大气早成者身边，实在太多忌贤人等。文人相轻的通病，恐怕顾先生看得比任何人都要入骨三分。因为他的对手实在过于强悍了。但是顾颉刚先生觉得没必要学习会投机的读书人，随潮而动的骑墙者早晚自食其果。虽然顾先生有些时候不能静下心来搞自己的学问，不能尽心爱好个人所爱，不能的事情太多却努力做了。后人有理由相信，顾颉刚先生不是为了“贪生怕死”“暂且偷生”而违心说假话的人。所以他至死都没有大反思呀小忏悔的折腾。顾颉刚先生在个人的《自述》中，早已明确表白道：我是一生不做罪过的，自己既不须忏悔，上帝也无所用其赦免。至于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兴学界时髦至今的所谓“反思”与“忏悔”，其实是部分文人一种政治投机的逆向表现。

 
（三）

    与梁启超和胡适等等前辈学人奔忙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学者型党人相比，顾颉刚先生显然是以为纯粹的学者。对于治政和治学，顾颉刚先生宁可选择后者。在极端无奈的时政之下，顾颉刚违意痛心地失掉了某些师生朋友的情谊，其中包括与恩师胡适先生以及同窗挚友傅斯年的部分友情。无论当初或者今天看来，顾颉刚在失却这些学友好友关系的时候是极其痛心的。痛心，倒不是因为顾颉刚深懂师道尊严或是“执子之手”。不过，也正因为顾颉刚太重学门之风，才致使后来顾颉刚的弟子因时政而背离颉刚先生时，他痛彻了心扉。然而，顾颉刚先生与师长、与门徒的关系，绝对不同于中国学术界风气使然的师生相背，文人相轻，同行成仇之类门庭条规。对于学界种种丑陋行情，比顾颉刚先生低六岁的好友，前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和教授周予同先生早在1926年7月11日《文学周报》上批评的更加直接：“混蛋的教育家们，你们晓得吗？你们配开口吗？”
 
     今天看起来，顾颉刚先生尤其在年轻时代，走得是一条学术救国之路。可是他的这条救国路又有了几人理解他呢？就象很多气吞山河的江北人不理解江南地方的小桥流水的蒙懂含混。顾颉刚先生之痛的地域性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史有据的。据《苏州史志笔记》载：早在上世纪初的民国革命年间，江苏南京成为当时国家的首都之后，江苏省署想要迁回苏州之际，却在姑苏发生了告让的论争。其实这件迁移省城的事如果发生在任何地方，一定欢迎不暇。哪知道当时苏州的绅士竟然推代表前去拒绝。省城爱谁做谁做。反正我们姑苏不做。苏州人的理由是：害怕做了省城之后容易遭受动乱兵灾。于是江苏省城迁到扬州岸南的镇江去了。几十年过去了，拿今天眼光看姑苏，仍然庭堂婉约，依旧白墙黛瓦，还是吴侬软语。如果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刻意认定保护，水箱苏州如今或许会“故土化”许多，还会“正宗正古”一些。

 
    按照顾颉刚先生的说法，苏州人除了不爱政治，不善投机，厌恶专权，还深深不肯沉溺于沸沸扬扬的政治思潮。说到人际关系，苏州人的饿这些“超脱”秉性，这也是造成顾颉刚与胡适的最重要分歧之一。顾颉刚先生在87岁离世之前写就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当中，记有这样一段文字：“胡适从1929年起不疑古了，从这时起我和他在思想上已有不同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编刊通俗读物，宣传抗日主张，唤起全民族奋起抗日，他却以为“民众”是惹不得的，放了火是收不住的，劝我不要引火烧身。他的这种无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麻木不仁的态度，引起我的极大的反感。看法不同，关系也就疏远了。”这里，顾颉刚先生所讲的“关系”，显然是那种动荡社会中的政治关系，而不是学术化的。因为我们拥有太多太丰富的人文史料足够表明，顾颉刚先生在学术方面与作为文人的胡适的不一般交往。
 
    确实，师徒心心相映。1952年11月19日62岁的胡适先生从海外回到台湾受聘中央研究院院长，当日下午4点他在台大校长钱思亮寓所接受记者问当中，对于记者提出的顾先生“清算胡适思想”，讲了一段师生之间“不忍责备”的肺腑之言。胡适主要说，学人们的“相互背离”或者“彼此出卖”，首先是政治思想方面的见解不同。提到顾颉刚、朱光潜、罗尔纲等大陆学者学问，胡适是肯定的。台湾出版余英时做总序的十卷《胡适年谱长编》当中记述，胡适先生从1917年初任北大教授起至晚年，总是一再表彰和宣扬包括顾颉刚、傅斯年、毛子水等等在内的北大优异学子。胡适的这种宣扬一直保留在他学术生命的全程当中。从《胡适年谱长编》可以读出，直到胡适先生谢世前一年的1961年，我们仍能见到他对顾颉刚的学术表彰。对恩师这种一辈子的学问眷顾，知情达义的姑苏顾颉刚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只不过，顾先生身不由己罢了。
 
    1929年9月顾颉刚最早学生之一何定生发表了《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一著。但是，从后来顾先生致何定生信函中，我们见到顾颉刚先生隐痛不比一般。顾先生当时沉痛说道：“我对于适之先生感情甚好，今你出了这本书，使得爱我的人惧二人交情之分裂。我在此间更不知要中了多少明枪暗箭呢。最使我恐怖的，是我和适之先生关系的恶化。若因这本书的出版，而经旁人加以煽惑，使我失去这一个良师。如经罗常培们的挑拨而失去傅孟真（傅斯年）这一个良友一样，我真是痛心极了。”知父莫如女，顾先生女儿顾潮在《顾颉刚与傅斯年在青年时代的交往》一文中，公允描述：“两位新文化运动中的挚友终于分手了，但他们在学术界始终称颂对方的成就与才华……”读到这些文字时，我们虽然不是当事人，却仿佛也能隐约地感受到顾先生真实的别离心痛。这里我们仍然认为，顾颉刚先生与人“龃龉”，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个人学问上的事情那么“简单”。

 
（四）

    顾颉刚先生待人宽和真诚。先生爱才如命。1930年秋天19岁的谭其骧独身南下前往燕京大学报到。一到燕大，青年谭其骧就慕名跑到现在北大附近成府路蒋家胡同9号顾先生家探望。谭其骧没有想到的是，年长自己差不多二十岁的名师顾颉刚，对自己这个素昧平生的年轻后学竞那么诚恳热情，一见如故。顾先生一点不如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一些年轻学者导师那么牛气哄哄不可一世。现在学界有人编过一只段子，专门呈献现在一部分不晓天高地厚的新生代学者或师长，称他们上讲堂、带后学的人气态度，大体上属于“如入公厕”的之类架式。

 
    有其师必有其徒。顾先生对待晚生的诚心，不免让人联想到顾颉刚上一代导师胡适与弟子罗尔纲的亲情关系。1931年秋天，而立之岁的罗尔纲在先师胡适家里做文字事情，受到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与体贴罗尔纲如同侄子一般。其友爱亲情，可从胡适先生给罗尔纲的一封信中看出一般：“尔纲弟，我看了你的长信我很高兴。你觉得家乡环境不适宜做研究，我也赞成你出来住几年。你若肯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欢迎。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几个条件：“（1）你不可再向家中取钱来供你费用。（2）我每月送你40圆零用，你不可再辨。（3）你何时再来，我寄100圆给你做旅费，你不可辞。你这一年来为我做的工作，我的感谢，自不用我细说。我只能说，你的工作没有一件不是超过我的期望的。”

 
 
图：故居门前的巷子

    有良心的师徒是通心的。顾颉刚师承胡适，耳濡目染学到不少良家学门之道。1946年5月，天命之龄的顾颉刚先生从抗战大后方回迁到家乡苏州。时值兵荒马乱季节，顾先生不舍得学生们无家可归，于是将自己的后学助手童书业、白寿彝、方诗铭、刘起纡等等一班门生统统领回家中。特别还把得意高足童书业的一家5口全都接管下来，安顿在苏州顾颉刚先生顾宅花园老家，从而基本免除了学子们日常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以尽心竭力照顾各自学问。可惜的是，后来卓有名气的童书业竟在历次政运当中“人格分裂”“层层出卖”，最终因“强迫性精神病”辞世于1968年元月8日。顾先生对弟子的批判并不计较，甚至还答应有病的童书业遗志，为他的最后遗笔《春秋左传研究》做序。在序中，顾先生“仇将恩报”，从善如一，用一个传统的中国古史专家身份对童书业的天赋表达了由衷赞叹。
 
    同样，顾先生还有一位爱徒，也在运动中批判过顾颉刚先生。他即使著名史学家杨向奎先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向奎先生八十周岁时，曾在京城干面胡同寓所对我说过：一个讲良心的学问人，这辈子一定要跟着痛苦走来走去。向奎先生讲这话的时刻，正好是先师顾颉刚的辞世的十周年。我能感受到向奎先生对于恩师的真心歉疚。好在向奎老是幸运的，历史给了他释放负疚的机会。早在顾先师健在之刻，向奎先生就已着手筹办顾师88岁诞辰了。杨向奎先生是虔诚的。他发表了《师门记学》《回忆顾颉刚老师》等等十数篇文章，以示弟子孝心。那些素气无华的文字极其贴合顾先生，径直让人想到一代国学大师顾颉刚先生不朽的学术业绩，人品学风，同仁友谊，出众才华，还有顾颉刚先生因此而生发与连带的许许多多的人生之痛。

 
(五)

    顾先生国学家底深厚，他写文章爱用传统的文言文。海派十大史家之一蔡尚思先生在谈到顾先生的治学特点时讲过：顾先生的文章作法是先写成文言，再译成白话。其写作必须经过两道文言和白话手续，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先生的认真负责。众多前辈史家在回忆顾颉刚先生时，都曾提到顾老的治学态度。周予同先生在《顾著古史辨读后感》当中，这样子叹服地讲道：“顾颉刚先生这种锲而不舍的态度与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是一切学术的必需条件，也就是从事于革命工作与解放运动的必需条件。不然，一切都是口头的，一切都是浮夸的，一切都是绝望的，而我们民族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顾颉刚先生早成大器。却为自己的学屋命名“晚节堂”。如今，京城把自己叫成“开天”“教父”“先驱”或者“一儒侠”“上世智源”“东方独门仕”者，随地可见。我肃穆地朝拜过一位号称大师的学者书屋本全是因了他的响名：今世一俑斋。说真心话，面对这个斋名，当时我没看明白。联想了十几年之后，今天仍然还是不懂啥意思。
 
    顾颉刚先生一生不出国门，但他并不封闭。上至天星，下达远古，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等，早在顾颉刚少年时期，就已经治满心胸了。顾颉刚回忆：我的本生祖父和嗣祖母都是极能讲故事的，我家的几个老仆和老女仆也都擅长这种讲话，我坐在门槛上听他们讲《山海经》的趣味，到现在还是一种可眷恋的温熙。祖父带我上街或扫墓，看见了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必把它的历史讲给我听，回家后再按照看见的次序写成一个单子。我得到了很低的历史的认识，这是使我毕生受用的。
 
    顾颉刚先生国学深入，不太运用洋文。先生输读四书五经，地理民俗。顾先生对祖国的民族传统和文化精华纯熟于心。但同时顾先生又决不同于那些饲留小辨，提倡纳妾的传统前辈文人的封建遗风。顾颉刚先生不愧是恋家的水乡人。不论身居何处都不忘自己家园是水乡圣地，就连给自己的女儿们起名字，全都不离开水字边，顾潮，顾洪，顾谖。可历史却是无心无肺的。那么中国化的顾先生，时代竟然让先生辞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洋节日里——圣诞之夜，顾先生终于走完了自己痛不欲声的87度寒暑年月。顾先生走的时候把个人一生的藏书五万余册捐给工作了二十几年的社科学部。这还不算，顾先生最终连个人的遗体也不留，送给中国医学科学院做医学研究解剖。

 
(六)

    顾颉刚是一位把个人全部心血都给了中国学术界的人。曾经在文献中心工作的顾老爱女顾洪讲过：父亲平时看书作文过于专注，你要不给他沏好一杯茶搁在案头，他便永远不能起来喝一口水。父亲是个极端老师厚道的水乡人。是的，先生的医生极其朴实严谨，后半生除了埋头抓紧学问，基本上没有什么其它爱好。耳朵有些聋，眼睛有些花，口舌有些吞吐，老弱的躯体里只剩下了先生坚实的学风，正直的人品，高磊的成就，不平凡的才华。这些血液里的人性品质，不是哪个有一点学识的文人和有一点弄墨本事的人生来就会有的。

 
 
图：老友重逢（左起 顾颉刚、俞平伯、吴组湘）

    历史已然证明，国产的学者大致分了若干种——儒雅的常常伪装度世，狂气的往往叫嚣称王，软弱的不断溃退求存，有点学识的则格外恃才傲物。等等，等等。顾颉刚先生哪一个种类都不是。他在一生六十多年的学路上只有进取和隐忍，求学与承受。先生是把个人的隐忍之痛往自己的怀抱里深深咽去的人。他用自己的残舌弱体与雍荣慧智包容了所有逆来。同时先生常常不被理解。不被理解是一种深邃的痛，罩满心扉的痛，无奈的痛。是宁可痛熬自己，也绝不出卖的痛。恪守自我，隐忍苦痛，顾颉刚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顾先生一生饱经沧桑但却正视如常。先生历来从善如流，是大家却没有架子。他的一生与人无忤，漫漫生活当中受尽无端或者故意欺辱，却几乎从来没有跟谁论过短长。在《与俞平伯书》里，顾先生直言：“不屑在这辈行尸走肉中挣名。”顾先生把来自各方的所有不悦全都化成治学动力，完成的学术著述可谓比人身高。他称“勉力学问乃是满足自己欲望，完成自己的趣味。”对于顾先生从学的著述质量与数量，著名史学家杨宽先生在其论笔当中有过精当记录。杨宽指出，仅《古史辨》一项，顾先生就汇编了350篇文章，325万字，是二三十年代考辨古代史的总结集。顾先生身在读书人的圈内，恐怕只有一次对圈内的所谓知识分子进行过“品头论足”。先生这样讲道：至于一班知识分子，扩张自我，漠视国家，对于有心救国者之一举一动胥以升官发财之背景推测之，使人束缚而不敢有为，此乃至可鄙也。顾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到了天命之年。按照学术圈一些人的存在理念，顾先生当初这个年轮，应当是开讲假话的大好时光。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顾先生讲了一大堆坦诚肺腑之言。先生就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