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民间叙事形态学问题

主讲人：刘魁立 教授 

时  间：2004年3月16日下午2:00─4:30
地  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11层西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会议室

刘魁立教授在讲座上

 　　2004年3月16日，我所老所长、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特聘教授刘魁立先生主讲“新世纪学术前沿十讲”系列报告会第九讲。会上，刘教授就民间叙事形态学问题展开了生动地论述和阐释，与大家交流了他近年研究民间故事学和民间叙事传统的诸多心得，会场春意融融，与座者反响热烈。

　　刘教授的讲座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强调民间叙事形态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叙事的躯体、灵魂的依托，作为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值得继续深入。第二部分以狗耕田的民间故事为例，阐述民间叙事形态中的情节基干、中心母题、母题链等若干概念，勾勒出民间叙事形态枝繁叶茂的“生命树”。

　　刘教授指出，以往的民间叙事传统研究多从意识形态方面对文本进行解剖，多从分析文本的文化内涵、精神意蕴等方面着手，注重形而上的东西，强调对材料进行思想提炼。在这一领域，我国学者的成果较多。如对于“龙”的研究，从这一个象征符号里概括出了它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等的重大涵义。这是一般研究所遵循的道路。而民间叙事形态学，其研究转向事物灵魂所依附的实体，是对形而下的方面进行的探讨。形态与文本思想意识的关系就如同生物的躯体与灵魂的关系，而对于这一“躯体”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文本思想意识的理解、促进纯文本的研究，甚至有益于整个民俗学学术界。但是，我国学术界当前对于民间叙事形态的认识还不足，研究还不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对民间叙事传统的整体把握。

　　形态学研究首先要分清记录文本和演述文本。记录文本是被文字符号固定下来的文本形式，如记录下来的史诗文本、故事文本。它虽然为认识事物提供了诸多方便，但也把活生生的事物干枯化，实际上与原先事物已经产生很大差异。而演述文本才是原始状态的文本，它没有经过改造，是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文本，是我们生活中的现实存在。演述文本作为民间叙事，它又区别于日常叙事，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前因后果等一系列的交代和紧密联系，形成了一个整体。为研究演述文本，叙事的流程也十分值得关注，从讲述者当时的地位和角色、当时的受众情况、环境氛围等等具体过程的研究，将会对我们更深入理解文本、开展进一步研究大有贡献。

　　文本，无论是记录文本还是演述文本，都是复杂的有机体。文本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叙事核心、文本层次和超文本层次。一般的文本只保留了叙事核心，最多可达到文本层次；而超文本层次既不能被保留，又不能被我们阅读者所见，处理起来具有较大的困难。超文本虽然难以存留，但它对于文本仍然在起作用——甚至是很关键、很重要的作用。这种超文本层面包括当时的环境、时间、地点、演述者的身份、听众的多少等等诸多要素。

　　因此，不了解叙事的流程，不了解文本的超文本层次，就有可能对文本本身造成误读，甚至无从理解。由此来说，形态学的存在就显得十分必要，它为研究民间叙事传统的“灵魂”提供了对“躯体”的探索，而“躯体”对于“灵魂”的必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民间叙事传统的形态问题不容忽视，值得继续探索。

　　刘教授以他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类型文本的形态结构分析》为例来分析文字文本作品的形态问题。文章就浙江省当代流传和出版的“狗耕田”故事类型的全部二十八个文本，运用类型学方法，进行了共时性的比较研究，对这些文本的形态结构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并对这些文本的形态结构的规律有所总结。

　　在所有分析的文本中，故事情节发展的脉络都可视为是单线性的，即有一个端点沿着直线向另一个端点发展，一个母题接续另外一个母题。事件是单一的，事件的发展也都在一个时间轴线上进行。若用线条来绘出故事进程，那么它将会是一条笔直的单线条的直线。而如果照这样来分析，其他所有文本也无一例外地将呈现这种情形。但是，将这二十八条横绘的直线纵向地竖立起来，让它们呈现出一种向上方生长的趋势，并用共时比较的方法，将之重叠起来，于是，原来一条条像电线杆似的线条，如今则变成生长着许多枝桠的丰茂的树。由这棵“生命树”，我们还可以得到若干理论性的思考：

　　首先，最能引人注意的是构成本类型主体的情节基干。这一基干包含着两个母题链。这两个母题链分别以“狗耕田”、“狗坟上长出有神异能力的植物”作为内核，它们同时也构成这个故事类型的两个中心母题。这个情节基干是本类型中的所有故事文本所共有的。

　　其次，在这个情节基干上，还可能“生长出”其他一些母题链。这些母题链的含义和基干中的某一阶段处在一个高度上，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们是替代情节基干的这一或那一情节步骤的。由于这一类的母题链（情节段）是和情节基干中的某一个步骤等价的，所以它没有结束或发展情节的功能，这一类性质的母题链为消极母题链。在文本叙述中这些母题链必然地还要返回到情节基干上来。而那些可以推进故事情节的母题链则是积极母题链，它们是在用来作为比较的那些文本的情节的关键处（或可能成为结尾的地方）“生长”（“链接”）出来的，以构成新的文本。这些积极的母题链可以作为该文本的情节结尾，也可以再连接其他母题链，再构成新的文本，获得新的发展或新的结尾。

　　再次，新母题链的链接和新母题链的性质和内容，都是和前一母题的最终状态发生关联的，甚至可以说是由这一状态决定的。而有的肌腱链接空间相对的说比较小，由此新的母题链的性质和内容就受到一定的局限。而有的肌腱部分，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前一母题的结尾处有一个比较大的工作平台，它提供更多的机会，便利于各种各样的演练操作。

　　由此种种分析可见，刘魁立先生的民间叙事形态学研究模式为民间叙事的文本分析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将能够在民间叙事传统的研究上得到更多的收获。

　　与会专家学者、师生就刘教授提出的形态学诸问题进行了活跃的探讨与发言，表示出对“生命树”、“情节基干”、“中心母题”、“积极母题链”、“消极母题链”等创造性术语的支持和赞赏，一致认为要以形态学的研究方法打破田野与文本之间的界限，使之得到普遍的实践和推行，以促进我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发展。

（综述整理：社科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硕士研究生 李斯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