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颖博士发言

发言提纲： 

　　•公共民俗学关注的现象

　　•德国：走向文化分析的民俗主义

　　•美国：“伪俗”之争与“公共”概念的发展

　　•日本：“市民调查”与“适应性管理”的对策

　　•中国：“经世致用”的学问情怀与非遗保护

　　•公共民俗学者的职业工作，包括以下全部或大部分内容：

　　–通过研究和写作来描述并解释民间文化;

　　–教育学生了解、尊重并进一步研究多样化的文化形态;

　　–制作有关媒体资料并负责表现与展示传统社区或节庆，及其所面临的问题;

　　–促进公共政策与市场条件的形成，并影响那些使传统文化得以存续所必需的有形与无形的资源;

　　–与地方学者一起协助社区来整理他们的文化。

　　•端午节个案研究

　　–秭归的文人诗会、挑挠曲与招魂曲：去语境化

　　–汨罗的龙舟赛事：去地方化

　　–黄石的神舟变龙舟：非遗化

　　–苏州的画舫与假日挪借：娱乐化

　　–嘉兴的古街新貌：消费主义导向下的商业化

　　从“面对面”到“背靠背”

附：《端午节研究：传统、国家与文化表述》

　　(因院青年启动金结项报告未公开发表，特将博士论文中部分摘要内容上传供参考)

　　本论文研究的基点在于一种新的“民俗观”和“民俗学观”，即不能割裂地看待“民俗”，简单地从“民”的角度或“俗”的源头来追寻民与俗的来龙去脉，因为这样做只会使得民俗及民俗学难以脱离“旧的”、“过去的”、“传统的”、“几乎要消失的”等之类的印象和拘囿。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不能使用简单逻辑和二元对立的旧方式来考查民俗的内涵和民俗学的意义了。我们应当使用整体观来看待“民俗”，将被剥离的“民”与“俗”，被割裂的“古”与“今”揉合在一起，联系起来，进而将其置于历史的时间长河之中，系统地来把握。这样，“民俗”就可以被理解为“生活方式和生活文化”，“民俗”也就可以被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来研究，“民俗”也就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而成为我们值得关注的对象。如此，民俗学本身也就不再是边缘的、狭隘的、脱离社会实践的非主流的视角，而是有可能成为具有更广泛的研究对象和产生更有效的解释力的一门学科。

　　基于这种整体观，本论文各章主要以时间为序，以端午习俗的发展为脉络，由古及今，由宫廷到民间，由文献到生活，由个人到社会，由传统到现代，探讨了中国端午节的发展过程和文化意义。端午节在这种变化中，始终作为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而存在，它与其它中国传统节日的特点不同的是，在强大的民间活动所体现出的宗教性的观念和信仰的基础上，还体现出了颇具特色的政治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公共性。

　　在民众生活中广泛存在的端午文化现象，从各个历史时期和各种习俗事象都表现出这一节日的民间性。为了更好地理解端午节的本质和内涵，本论文引入“核心元素”和“变动元素”的概念来分析端午习俗因时间、空间、族群的变化而产生的传承和变异现象，指出端午节的核心元素是基于五月初五的节期和驱瘟禳灾的本义，其功能在于传承节日的历史记忆。而追求这本义实现的所有外在表现形式都是变动元素，包括饮食、药草、传说及各种活动，其功能主要是建构群体的文化认同。这即是端午节作为中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呈现给我们的民间叙事方式和叙事内容。

　　本论文基本舍弃了以屈原传说、食粽子、赛龙舟等事象为中国端午节的主要判断标准，这几种主要事象确实是中国端午节中重要的习俗内容，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看作是与其它民族、其它国家类似的文化现象相区别的主要标志，也是端午节学术研究的主要辨析内容。但是，本论文从“核心元素”和“变动元素”的归类入手，将这几种事象都归入了变动元素之中，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国端午节的本质和意义，也使得因地域、人群的不同而引起的文化变迁能够抛弃民族本位或文化本位的偏见，而彰显出文化多样性的既具独特性又有普遍意义的深刻价值。

　　本论文的前三章从时间、空间、族群的角度全面勾勒了中国端午节的习俗，特别关注少数民族的端午习俗，努力突破以往注重起源研究的方法，试图推进对端午事象的地方类别研究和族群间的传播研究。从绪论和第一章的学术史和端午习俗史的追溯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学科之理论的发展，学术界曾经先后使用过进化论、巫术论、图腾主义、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等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端午节，其研究成果已经是端午节学术研究史上重要的积累和经验。本论文对此前的前辈学者们及其成果颇为尊重，并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借鉴。

　　第一章梳理了端午节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阶段和程度。汉之前，端午节基本还处于形成过程中，端午与夏至并行，节期的固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避恶观念和各种避恶手段的使用才初见端倪，至少从有限的文献记载来看是这种情况。魏晋六朝时期，是端午节的确立期，节期和本义已经得以确定，角黍和竞渡等重要的习俗事象出现于记载中，同时与端午节有关的历史人物传说出现并用于解释端午节的习俗事象，端午和夏至逐渐合流。在这种交融过程中，端午逐渐取代了夏至而成为中国仲夏时分一个重大的节日。进入隋唐两宋时期，社会的物质积累和文化积累都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端午节的活动内容和庆祝规模都前所未有地空前盛大，对此，诗篇文献记载和流传下来的也非常多。尤其是辽金时期，空前的民族融合，使得辽金所特有的射柳祈雨的习俗进入端午节的活动中来，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甚至到当代也以某些变异的文化形式保留和延续下来了。祈雨的意义使得端午节中一部分活动，诸如射柳、龙舟竞渡、以及其它赛跑等竞技活动的潜在内涵明晰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清时期商业繁荣，地方志中对市井民生的记载普遍起来，大大补充了之前正史和野史、笔记等对宫廷生活的描述。端午节的活动中增加了商业往来和娱乐嬉戏的气氛。

　　第二章试图推进对端午节南北习俗现象的划分，基于端午节的活动事象，依据地方志的记载，尝试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在普遍是农业耕作方式的中国，按照地理条件，尤其是水域的多寡，对少水地区以厌胜、竞技和社会交往为主的端午习俗，以及水域地区以竞渡、送瘟和嬉游等各种形式的龙舟习俗为主的端午事象进行了探讨。尽管本论文努力进行分类，但由于端午习俗本身存在的复杂性和民众生活本身具有的变动性，各类别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着兼容并行的关系，在理论上也并非完全地相互排斥。只是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有些事象在某些特定地域是较为突出的。

　　第三章特别关注了少数民族的端午习俗，主要从文化涵化和文化误读的现象出发，辨析了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五月节日事象。那些与汉族交往较深，聚居或杂居时间较久，相互之间文化联系较多的少数民族，有的完全接受了端午节，有的接受了一部分较为重要的端午事象，并且也把端午节作为本民族较为重大的一个节日庆祝和度过，其内涵和表现都与一般所知的端午节颇为相近或相似。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保留着本民族的特色，尽管在五月也有盛大的节日，但是主要是男女交往，或具有其它文化内涵，与一般所知的端午节不大相同。这类节日以往常常被看作也过端午节，而存在着文化偏见和文化误读的现象。其中，苗族的龙船节保留着龙舟竞渡的祈雨古义，可能是与一般所知的端午竞渡相并行的另一类文化现象。

　　本论文在前三章的节日本体分析中，始终贯彻以“核心元素”和“变动元素”的概念来看待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中纷繁出现、传承、变化的各种端午事象，并指出了端午节的核心元素主要是端午的节期和本义。核心元素的功能在于传承节日的历史记忆，使得端午节在流传过程中，保持着其基本的文化意义和节日内涵;而变动元素的功能在于维系群体的文化认同，加强特定地方的人群在小范围上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构建起群体内部共享的文化符号，维持着一方社区的稳定发展。

　　综合来看，端午节作为以民间活动、民间传说为主的民间叙事，基本上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符号体系，从个人的避邪与清洁的活动起，发展到维护家人和家宅的平安洁净，再拓展到社区的健康运转，包括了社会关系的维护和礼仪性的交往。

　　在个人的生活层面上，端午节显然是具有民间性、传统性和由此表现出来的历史延续性。作为一组复杂的符号系统的端午节，其在个人生活的层面上，主要是表现为采取各种手段来保障个人、家庭成员和家宅的健康平安，特别是保护小孩，其中包括悬挂艾草、使用符咒、吃角黍、饮药酒、佩带五色丝和香囊等为数众多的方式。这些主要局限在个人和家庭之内的仪式与活动内容，体现出了端午节的民间性。端午节由此保证了其内涵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化，从而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从前三章所引述的历史文献和地方志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当传统被理解为一种古老的、有历史依据的、可以追溯、有传承的现象时，端午节风俗就不乏文献记载的资料，而且从所有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端午节作为中国传统的岁时节日之一，其特有的节期、传说、仪式以及各种活动，使得其始终传承着基本的核心理念和度过方式，尽管它的各项具体内容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群中被接受、被表现得各有差异。以往我们常常会持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态度，但是在文化的建构中，倘若我们把今置于古，把古看作今，把时间看成是一条流动的大河，则就不难认识到，端午节的文化建构始终没有停止过，其方式和方法也没有特别的不同。笔者认为，这类建构，保有着核心元素的守恒性，同时也增减着变动元素的多样化。

　　正是由于从整体观的角度出发，本论文认为，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中才被提出来的概念并得到研究的“民俗主义”现象，或者可以使用“复兴”、“传统的发明”等术语来标明和揭示的现象，其实在端午节的整个发展史上是始终存在着的，那些真的与假的、传承的与新生的、传统的与伪造的，始终交织在端午节的全部发展史上，每个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群体，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这个创造和传承的过程中来。正因为如此，端午节作为一组复杂的符号系统，其建构的过程乃是多维度、多视角、多指向的。（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