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文所）民文沙龙第39期“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满族说部·口头传统·口头诗学”在民文所会议室举行，腾讯会议室同步开放。本期沙龙由民文所高荷红研究员主讲，吴刚副研究员主持。民文所部分科研人员、在站博士后，以及来自各个学校的老师、同学等百余人参加了此次民文沙龙活动。

第39期民文沙龙现场   郭翠潇/摄

　　本次讲座的开题，首先引用了1999年钟敬文先生对满族说部的评价和期许： “满族说部都是大部头的作品，我想，你们不要往三套集成上靠，要单独申请国家科研项目，我给你们写满族说部的推荐信。” 认为，满族说部出现较早，但在20世纪80年代前，因篇幅等问题遗憾错过了三套集成的编纂时期。21世纪初，经过多方努力，满族说部借非遗东风发展起来，并在2006年进入国务院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世人知晓。

　　讲座分为“从ulabun到满族说部（术语之争）”、“从满族说部走向口头传统”、“从口头传统走向口头诗学”及“满族说部往何处去”四部分。

　　满族说部第一次进入学人视野源于1986年，富育光先生在中芬两国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上提到乌勒本（ulabun）这一特定文类。除却乌勒本这一音译称呼外，还有如德布达理（debtelin）、说部、讲古、讲祖、满朱衣德布达林等相关术语。学术界将满族说部按内容、形式先后分为三类、四类和两类，我们将其对应为三分法、四分法和二分法。三分法将其分为“窝车库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四分法在三分法的基础上加入“给孙乌春乌勒本”；二分法将满族说部分为说唱形式和非说唱形式两种。在“中国知网”数据平台，当我们以“满族说部”或“乌勒本”为关键词检索时，文章数量为246篇或几数篇。满族说部定义不一，学者更多关注其具体内容与分类。2008年，在这些术语的基础上，高荷红重新界定了满族说部的定义，此处不赘述。总体来看，满族说部沿袭了满族“讲祖”习俗，是“乌勒本”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它既保留了“乌勒本”的核心内容，又有现代的变异。

　　满族说部无法单纯定义为传统的某一民间文学文类，其研究需从史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多个学科入手。口头传统因其本身的包容性使得满族说部更宜纳入这一学术体系之中，“广义的口头传统指口头交流的一切形式，狭义的口头传统则特指传统社会的沟通模式和口头艺术（Verbal Arts）。”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专著及论文也将口头传统纳入到满族说部的研究视野，如周惠泉主持的“满族说部口头传统研究”及其遗著《满族说部口头传统研究》。总的来说，满族说部研究尚处于文本对象化层面体验和记录研究口头传统，如何汇入当下研究热潮值得学者反思。

第39期民文沙龙主讲人高荷红研究员    郭翠潇/摄

　　高荷红从满族说部的特殊传承方式入手，重点解答了为何其文本传承书写性的特质。历经“学者型传承人”—“知识型传承人”（2007）—“书写型传承人”（2008）的酝酿，最后根据媒介传媒理论，依据口承与书写这一大分野，将其确定为“书写型传承人”。通过对富育光、傅英仁、关墨卿、赵东升等传承人的研究，发现他们文化水平较高，多掌握书写能力。高荷红认为“书写型传承人”的出现并非偶然，东北少数民族多重视族内子弟的教育，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他们主动选择用书写记录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等宝贵财富。

　　满族说部经历了从口语时代到书面时代的变化，实现了从双向交通到单线交通，在印刷术时代、电子媒介时代，满族说部以多种媒介形式拥有了N次生命。“全观诗学”为满族说部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满族说部不仅诉诸于口头，也通过民间音乐、舞蹈、萨满跳神仪式、绘画、剪纸等多种形式得以呈现，其讲唱方式也是多元化的。劳里·航柯（Lauri Honko）经过田野调查研究提出“传统池”（pool of tradition）概念，“杰出演述人的存取自如的活动，就能吐故纳新，就保持了传统池的生机。”满族说部第二批、第三批多部文本受到学界质疑，“传统池”将是解答满族说部“传统”问题的关键钥匙。

　　满族说部文本有多种形式，包括口述记录本、录音整理本、手抄本、异文综合本、印刷本、写定本或手写本的再整理，还有光盘、录音介质。满族说部具有复杂性，收集、整理多种文本经历了重重困难。满族说部文本从创编到接受不仅是从口头到书面，更是根源于传统、以传统为取向。

　　目前，满族说部现状如下：文本方面，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委员会的出版任务已圆满完成，作为传承人的整理还在继续，富育光将几部文本交给安紫波整理，《萨哈连船王》以《亦失哈秘传》为名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其他说部多为某些零散的片段整理；学术研究方面，2011到2020年的学术繁荣基于多学科学者的多方努力，现在多位学者转向其他领域；传承方面，富育光从搜集整理者转变为传承人的路径几乎无法重现。

　　“富育光现象”不可复制，面对后富育光时代满族说部“往何处去”的问题，高荷红认为口头传统理论一直在前行，满族说部研究尚未跟上理论的脚步，满族说部是特定又特殊的口头文类，先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术研究难度。满族说部研究不仅要依托本土的学术传统（如“金子一样的嘴”“嘴茬子和笔头子”“笔述”等），也要有开阔的、国际的学术视野。

　　沙龙研讨环节，会议现场与线上参会的听众与主讲人展开讨论。吴刚副研究员总结本次讲座从研究问题、研究视角、思考的广阔度方面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思考；纳钦研究员从满族说部联系到蒙古族的“乌力格尔”进行交流；丁国旗书记从叙事学角度、民族关系两方面与主讲人深入交流。

　　刘经俏，中国社科院大学少数民族文学系硕士研究生

　　田小旭，中国社科院大学少数民族文学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