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2日，第35期民文沙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文所）举行。本期活动主题是“青年学者谈古代民族文学”，民文所左杨、杜旭初、包秀兰、陈博涵等4位青年学者作主题发言。民文所汤晓青编审、杨霞研究员担任评议人。民文所领导朝戈金、李进峰、斯钦巴图与会，民文所吴刚副研究员担任主持人。民文所部分科研人员、在站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在读博士生、硕士生参与了此次沙龙。

第35期民文沙龙现场     郭翠潇 摄

　　四位发言人结合自身专业，对如何切入中国古代民族文学研究以及运用何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与大家进行交流与沟通。在互动环节中，评议人与所内老师在肯定青年学者成绩的同时，对新时代中国古代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与方式方法进行把脉，挖掘新的学术增长点，指明研究路径。

发言人：左杨     郭翠潇 摄

　　青年学者左杨、陈博涵博士发言主题着眼于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古代文学研究，他们选取“诗歌”这一打通不同族群的文体，对不同民族诗人的诗学观念、诗歌创作与诗歌交往进行精细化阅读，并以此展现元代及元明之际民族融合的宏大历史场境。左杨在题为《民族文化交融的经典文本——谈戴良＜鹤年先生诗集序＞》的发言中，以元末汉族诗人戴良与回回诗人丁鹤年的交往交流为主线，深入探讨戴良对丁鹤年的赏识与器重，以及二人相识虽短却能产生深刻共鸣的内在原因。从遗民情缘、诗学追求、儒家传统的坚守、教化四方的政治理想等方面，详细分析戴良撰写《鹤年先生诗集序》的动机以及他在序言中如何描述元代多民族诗人群体的易代心理。左杨通过对《鹤年先生诗集序》《＜皇元风雅＞序》等篇章的细读，以戴良与丁鹤年交往为切入点，深刻阐释了元明易代之际遗民诗人出处心态与诗学观念的一般性特征。

发言人：陈博涵     郭翠潇 摄

　　陈博涵在题为《元代多民族诗人之路的文学价值》的发言中，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切入元代民族文学研究，对元代两都制和巡幸制影响下的多民族诗人之路进行详细分析。同样以“诗歌”为媒介，深入讨论不同民族的诗人如何在纪行创作中回应时代关切，从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问题。他认为，多民族诗人之路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文学价值：一是各民族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自觉颂扬国家的文治武功，积极呈现本朝的盛大气象，并形成两都纪行诗创作的主流价值取向；二是各民族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对同一物象的吟咏形成了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在音与政通的文化语境下，这些文化符号常常与元代国运相关联，从而将诗人之路引向一种集体的精神层面的价值认同。

发言人：包秀兰     郭翠潇 摄

　　包秀兰《清末民初蒙古文学的地域特征》的主题发言以族别文学研究为中心，集中探讨清末民初以伊希丹津旺吉勒、贺喜格巴图、尹湛纳希、古拉兰萨为代表的蒙古族作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她指出，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作家，其创作风格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这是清末民初蒙古族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作家的创作植根于本土文化，积极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学经验并运用于创作中，既是多民族文学交流的典范，又兼顾传统性与现代性双重特点，是蒙古族文学走向现代的开端和基础。后来的蒙古族作家如赛春嘎、仁钦浩日劳、哈达、额尔德木特古斯等人，在创作上继承清末民初蒙古族作家文学的衣钵，更具有突破性，其文学精神有一脉相承之处。

发言人：杜旭初     郭翠潇 摄

　　杜旭初《唐宋西北方音研究对佛教语文学的启示——以黑水城文献所见“粗麻蘖（谒）”为中心》的主题发言对何谓语文学以及如何使用语文学方法研究学术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他指出，上世纪20年代，通过北京大学梵文教授钢和泰与陈寅恪、傅斯年、胡适、王静如、于道泉以及海外汉学家伯希和、高本汉等人的广泛合作，将欧洲19世纪人文学术主要的研究方法——语文学介绍到中国，并开创了中国的佛教语文学研究路径。语文学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汉语言文字学都产生于释读经典文献过程中，具有一致性，但在技术层面上，语文学长于多语种文本间的对勘与互证。确切地说，语文学是以文本遗存的分析与阐释为中心，利用如金石学、古文字学、训诂（解经）、文本和文学批评等学术手段，引向对作为文化复杂性和思想微妙性的一种直接表现的文献或文学的研究。杜旭初进而使用语文学方法对黑水城密教文献所见“粗麻蘖（谒）”进行阐释，他通过对西夏文献用例和宋夏西北方音的考证，构拟出其读音为*la ma gja 对应于藏文的bla-ma-rgya。

评议人：汤晓青编审    郭翠潇 摄

　　在评议环节中，汤晓青编审指出，遗民文学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关系到易代之际士人的文化立场问题。于元明易代而言，正统观很深的浙东士人表现出对非汉族王朝的忠诚与认同，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了解戴、丁二人的诗学交往与诗学观念，对认识元末明初遗民心态形成的特殊文化语境是有益的，尤其是长寿的丁鹤年对易代的感知更为深切。元代多民族诗人之路的形成，打破了长城作为区隔游牧与农耕文明之墙的意义，它在“路”的层面上，带来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她还指出，转型期作家文学的学术资源、理论资源是多渠道的，注意作家接受新思想的不同路径，在中华文学共同体语境中阐释族别文学。这是一个从里往外、从外往里的过程，要站在中华文学甚至世界文学大框架下看待族别文学，这样才能给它一个恰当的定位。另外，语文学关于文本对校对勘的方法，对民族文学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评议人：杨霞研究员      郭翠潇 摄

　　杨霞研究员在评议中指出，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是民族文学研究的双翼，不能折翼而行，完整的民族文学研究，应该是包括口头民间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的一个整体性研究。民间文学是一个隐形文本，是源头活水般的存在，影响着一个特定民族的思维方式、言说习惯、道德伦理和审美倾向。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要有互动，不能视为两极，要打破各自壁垒，关注两者的融合过程以及双向化的互动关系，这将会带来民族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她认为，分析作家作品要有一个时空维度，既要在历史坐标中确认作家、作品的位置，又要在美学和艺术领域中阐释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古代民族文学研究而言，需要具备历史的、批评的和审美的视角，在扎实的文献功夫基础上，积极开展与口头文学的对话，汲取不同领域的研究方法。

巴莫曲布嫫研究员发言     郭翠潇 摄

　　在讨论环节中，巴莫曲布嫫研究员指出，民族文学研究穿行于不同的语言文字之间，语文学和语言学是非常重要的工具。民文所有语文学研究的传统，从马学良先生的语言学到朝戈金、尹虎彬老师引进的口头诗学，其学术来源就是语文学。青年学者要善于结合语文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方法开展学术研究，有多学科支撑，才能推动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她认为，如何由古代文学研究进入民族文学研究，有一个转型的问题，研究者要区分古代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古代文学研究的差异。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是互涉领域，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书面文学的青年学者要加强对话，在学术互动中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朝戈金所长发言     郭翠潇 摄

　　朝戈金所长在讨论中说，做学问有几个境界，在某一领域有成就、有发言权的是专家之学。超越专家之学，需要跳出学科看问题，具有广博的视野，善于从不同学科和方法论中汲取灵感。因此，除了阅读作家文集，我们还要注重搜集相关的民族史料、著名人物和事件的回忆录等，全面了解作家所处的时代语境。他指出，从中国文学学科的立足点和发展方向上讲，民族文学研究有新的学术生长点，它在解决问题以及回到人类基本问题的重要性上应有其突出贡献。文学从口传到书面的转化、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能以及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等，许多问题的生长点在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上。他还鼓励青年学者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他说，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和冲击，文学研究要跟今天的社会发生关联，即学者应该有社会关切，假如没有在解决基本问题上说出有分量的话，那么学科发展将受到局限。理想的景象是，学者或做精细的文本研究，或作远程的大数据分析，或是更为宏观的研究，写出气势宏大的著作。所以，对青年人而言，阅读的速度和眼界是需要进一步提高的。

李进峰书记发言    郭翠潇 摄

　　李进峰书记在讨论中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如何展现历史的中国、全面的中国、真实的中国，坚定中国文化自信需要从古代文学研究中寻找文化基因。中国古代各民族间的文学交流与互鉴，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如果说，各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学的关系是枝叶与主干的关系，那么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因此我们要赋予民族文学研究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义。他强调，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持续加大投入，我们作为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应该感到自豪和自信。我所学者应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切实加强“三大体系”建设。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合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本次沙龙活动以中国古代民族文学研究为主题，引起与会学者的积极讨论，加强多学科、多领域的对话以及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活动的一个重要共识。古代民族文学研究是作家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问题视域与研究方法需要在多学科、多领域互动中获得灵感，还要积极回应时代关切，推动本领域的话语体系建设。